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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63岁生日，他在蒋经国陪同下来到台湾宜南县小憩，亲作《六三自箴》云：
虚度六三，受耻遭败，勿恼勿怒，莫矜英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他在该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之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⑤
从上述日记看，蒋介石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的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的努力。他对白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自我激励，自我打气，奔波各地，部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的行动，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⑥。应该说，他心目中的“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执着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辛苦皆为徒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陆江山易手，蒋介石不得不退避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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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牵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677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上〕，第60页。
③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匆稿》卷五（下），第669页。
⑤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0页；另见《蒋经国自述》，第299—300页。
⑥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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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被毛泽东驱赶到台湾岛的，他们是真正的局中之人，而蒋介石与毛泽东都认为．决定胜败的最终原因是军事，当然，他们也都提及军事背后的政治等因素。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①蒋介石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却尽量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错误，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帅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②但为时已晚矣。次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第四十五师拉夫抢劫，应解散彻办。③然而在大陆时代，却未见他对此类问题的严令制止。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④
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有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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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94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4、405页。
③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九，合北：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印行，第141页。
④ 余英时：《序》，《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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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闻。①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②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20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③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④。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如果把蒋介石放在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着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蒋介石是从帝制时代向宪政民主时代过渡的人物，他出生在1887年，在清朝皇帝制下生活了20多年，伴随他一生的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多少都和这种经历有关。蒋介石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蒋介石一生尊奉曾国落，走的也是“理学经世”（理学行动派）的路线。在中年之前，蒋介石暴戾之气很重，他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以后又杀邓演达等。而被他“逼上梁山”的共产党，也被迫拿起了刀，逐渐成为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大无畏的唯物论者”。从中年起，蒋介石开始自我道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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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06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第364一365页。
③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41页。
④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403一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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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反复阅读《中庸》，以后甚至还自撰有“五箴”（曰养天自乐；曰知天自得；曰畏天自修；曰事天自强；日希天自复），以儒家信条自律自奉。①抗战后，蒋介石受到内外因素的强大的制约，许多事，如消灭共产党，他想做而做不成。而中共的军力在八年抗战中已发展壮大成势，解放军早已不是江西瑞金时代和万里长征时代的弱势，尤其在战争中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短短几年中，就转弱为强，吃掉了对手。
蒋介石比北洋军阀高明的地方是他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复兴”国家，但是他远逊于他的对手中共，他实际上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方面，他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蒋介石在几十年间，说来说去都是“礼义廉耻” ； “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既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以后还用于“戡乱”，完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1949年8月15日，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陷人灭顶之灾，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自强自立之道，莫急于兴学、养廉，而兴学之要，在于穷理致知，实践笃行；养廉首务，在节约勤俭，敦厚朴素；戒浪费，祛消耗；明礼义，重廉耻。”②如此这般，只能称得上是迂腐了。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他的军事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等的作用呢？
国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位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洽的、极具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蒋介石就非常羡慕中共干部没有私产，军队不用发工资，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很难战胜超凡脱俗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共和解放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失败乃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丢掉大陆，对于他和国民党而言，确是失败了，从那以后．60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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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第773页。
② 秦孝仪总编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七〔下〕．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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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国共两党从分到合；
大陆也从“阶级论”转变到“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民主义有许多重叠的地方；
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独夫民贼”、“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之大成”变成了领导抗日和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
再看大陆最近30年的变化和发展，又可以发现，从新的“历史综合”的角度来观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两蒋父子的某些概念和作为还是被吸取了过来，例如：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扶持中小民营企业、关心民生、建立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等等，最近30年大陆差不多也是这样。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福扯，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以后也许还会更高一些，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60年后再回顾当年那场历史巨变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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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①
我听说“大学服务中心”是80年代中期的事了，当时国门初开，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的讯息开始传入内地的高校，研究生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类书，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海外赠送交换的书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个叫“大学服务中心”的图书收藏和研究机构，据说那是美国为收集大陆资讯在60年代初创办的，这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资料在介绍这个“中心”时，还多少有些意识形态的色彩，似乎“大学服务中心”不同寻常。
1993年，我对“大学服务中心”的印象突然生动具体起来了，我在南京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多次和我谈起“大学服务中心”。 李比特是法属留尼汪人，当时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在南大“中美中心”由我指导作“江苏省干部的结构和来源”的研究，他告诉我，为了完成这个题目，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许多次，在那儿的“大学服务中心”收集资料； 特别是地方志资料，每次都要待三周甚至更多的时间，于是我知道“大学服务中心”已并入香港中大。李比特只要说起“大学服务中心”，都会向我提到，他在那里得到一个叫Jean的学者的很大的帮助，她英文很好，非常了解学界的情况和学者的需要，他建议我以后如有机会去“大学服务中心”，也应认识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应邀来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学服务中心”，我发现这里没有任何神秘色彩，“中心”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一个收藏丰富，服务周到的学术交流机构。在这里，我结识了熊景明（她就是Jean）、关信基教授，还认识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唐先生、芬妮、刘小姐等 “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后，我每年都会来“中心”，或者是应“中心”之邀来做研究，或是应中大其他单位的邀请访问中大，不管什么名头，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径香港，我都要来“中心”。无因它由，就是“中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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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总第1期），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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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不仅在于它的丰富的收藏，更因为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周到，细心，使得来访的学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一块令学人流连忘返，真正属于学者的“学术家园”。
“中心”的来访学者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中心”，90年代以来，“中心”加强了和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几年前，“大学服务中心”也正式改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心”的负责人关教授、熊老师，以真诚、友善、热情的态度对待造访的每一个学者，不管是学界享有盛誉的名人，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后学，“中心”选择来访学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她）的研究是否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见，而绝非以头衔和“名头”见人待人。“中心”既邀请过秦晖、朱学勤、萧功秦、何清涟、谢泳、金雁、曹锦清、沈志华、徐晓等知名学者；也请过民间研究者胡伯威、刘宗秀；后起的李永刚、葛新斌、陈辉等也曾应邀来做研究。
以后我知道，Jean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中心”要尽量为那些在内地边远地区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正因为有了Jean这个想法，我在“中心”见到了做“青海省贫困地区能源替代研究”的朱华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贫困地区研究中心第一个有机会外出学术交流的学者；我也看到专门研究农村女童问题、来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学院的青年女教师赵慧芳，显然，如果没有“中心”的支持，她们都难有机会前来香港中大研究。因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这种现象：国外、海外的学术机构一般只会把目光投注到少数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和研究单位以及知名学者的身上，唯有Jean和关教授别具眼光，“中心”把关心和支持投向内陆，把机会慷慨提供给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潜力而资源又比较缺乏的内陆中青年学者。
“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来访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开放多元的平台，在午餐讨论会上，来自相同学科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看法。只要能抽出时间，关教授都会主持讨论会，他的谦和、善良和对学术的尊重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倍感亲切。在另一些情况下，Jean又会邀请在该领域有研究的来访的学者做讨论会的主持人，沈志华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刘擎、萧今、苏纪郎、叶汉民、郑会欣等许多教授经常来参加讨论会，香港其它大学的中外学者也会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参加讨论会，在会场，我也每次都看到来刘淳、小何等博士生。虽然与会者有时也会就某个问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但在关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话语中，争论者都会“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展学术的唯一途径就在于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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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讨论和交流并不限于午餐讨论会，Jean是“中心”讨论的灵魂，当新来访的学者到达“中心”后，她会把客人介绍给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响下，“中心”的来访学者们都会打破学科界限，自然而然的讨论起各种学术问题，先来者也会自觉给新来者各种帮助。小葛——来自华南师大的葛新斌是Jean“任命”的今年（2003）春季来访学人的“班长”，他除了热情为大家服务，没有任何“特权”，每晚小葛都率领我们一行11人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