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龆薄⒆橹裰诘墓ぷ鳎股缁岬淖橹⒕禄潭炔欢显銮俊�
3．构成了一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尤其
——————————
① 《内部事考》第91号，1953年4月22日，第469页。
② 《内部参考》第220期，1955年10月15日，第70页。
322
———————————————————————————————————————
是通过政治运动加紧完成和不断完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类别分类，建立起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效果明显，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贯通的新结构，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专政、革命意识形态鼓动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分配，形成激励和惩戒机制，从而很快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
4．它的正面价值是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改变了近代以来民气衰落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5．但是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当时是处在冷战大环境下，又是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领导层强烈的敌情思维和战争思维，而纠错机制长期缺位。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盲目信仰和依赖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较低，或存有浓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结，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会，打击报复，伤害无辜，使大批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统合的牺牲品，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严重的损失。
6．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在50年代进行的社会统合是革命党从革命夺权向建立并巩固新政权的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新政权稳固性的不断加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50年代那种法治缺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严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扩大，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势必要被后来者以温和政策加以逐步调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提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意味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323
———————————————————————————————————————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①
一、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
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
这些都是有关查阅档案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限制。
由此可知，虽然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中央级的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博士和硕士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
——————————
① 载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324
———————————————————————————————————————
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相关论述，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显而易见，原始档案对于研究者是极为重要的，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1。 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2。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是：他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
3。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80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
325
———————————————————————————————————————
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3）在中国方面没有全面开放档案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70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50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326
———————————————————————————————————————
1。 对政治人物，一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国内有些学者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30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泽东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泽东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泽东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泽东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最近20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
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
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10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地
327
———————————————————————————————————————
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近29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1949—1985年的地方卷，每省一卷。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年，1979至今。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有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有问题。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发生“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泽东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莫斯科，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328
———————————————————————————————————————
在60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有三种因素：（1）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 （2）邓小平、胡耀邦重视抢救史料；（3）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20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
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
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
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
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
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
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
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
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
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
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
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
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
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
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