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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阎真长篇新作《因为女人》
杨柳
这是世纪性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向知识女性提出的。作者是一位男性，他说见到了太多的实例，不得不写一部小说，来讨论现代知识女性所面临的情感和生存困境。
这个问题不是来自心灵思辨，而来自我们的时代语境和生存状态。的确，正如每一个女性所感受到的那样，我们生活的时代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市场经济以其看不见的手在召唤财富，也召唤欲望，它就是以对欲望的承认为原初出发点的。这种价值观念以水银泻地的力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两性关系方面，欲望得到承认，道德趋向宽容，自由失去边界，身体大幅升值，电视、广告、网络、杂志、报纸……一切传媒所传递的价值信息难以抗拒，女人“非美不可”，美就是最高的价值。与之相对应的，是精神价值的贬值，“爱情”在许多人那里几乎灰飞烟灭，成了一个说不出口的词汇，被“感觉”所取代，而“感觉”无需深刻性与神圣性，它流动着，也引领“身体”流动着。这种状态日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景象。但是，流动着的心灵和身体又到哪里去寻求纯情？爱作为女性生命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主题，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爱情是不是已经只是身体的感觉，已不再意味着责任、忠诚、永恒，而如小说主人公所说的那样，需要重新定义？
也许，我们不必站在特定的伦理立场来评判这种生活景象，人类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以悖论的形式存在。我所关心的，是由此而来的女性生存问题。在“非美不可”的生存竞争中，不是美女怎么办？是美女青春不再又怎么办？女性的价值和幸福感日益倚重“身体”，可“身体”又是一个最缺乏稳定性的生存资源。当下有无数的文学作品在写身体，可谁又把青春不再的身体当作“身体”呢？当许多女性作家也把“身体”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时，其中不就暗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吗？欲望化的社会氛围使女性生存环境日渐险恶，身体至上的观念难道不是对女性的最大伤害？
还有上天对女性的不公。有多少夫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男人获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成功而步入人生的佳境时，女人却失去了她最宝贵的青春。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如果说，结为夫妻在最普遍的情况下是均衡的结果，那么这种均衡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衡，由此而来的悲剧在我们生活中触目皆是，动魄惊心。在欲望化的眼光中，女性是没有前景的。现实是现实的，也具有残酷意味。那么，女性将如何自处？或者隐忍，或者作出无需依恋男人、做一个嫁给自己的女人的姿态？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能不能避免那种黯淡的前景？
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女人的前景在哪里？作者说，有的，那就是亲情。激情过去了，青春消逝了，只要亲情还在，幸福就还在。亲情是时间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这里，时间是你的优势。对女人来说，亲情，只有亲情，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幸而有许多女人在这里获得了成功，不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将会有怎样的命运？
可问题的困难性在于，在一个欲望化的社会中，亲情的建立越来越艰难了。两个走到一起的人，有过了多少激情的经历，暗怀了多少隐秘的记忆，谁是谁无可替代的唯一，谁又会为谁立地成佛？没有情感的纯净，构建亲情的基础又在哪里？在今天，有多少女人，她们的心路历程跟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从天然的理想主义者变成被迫的虚无主义？
对于这种种问题，小说作者的回答是相当悲观的，悲观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种悲观有没有充分的依据？和谐社会的理想能不能在两性关系中也得到体现？
也许你不赞同作者的描述，但却不能不理解他的忧虑，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问题：21世纪，我们怎么做女人，我们又能够怎么做女人？
（作者为《因为女人》的责任编辑）
记者：阎真老师，《沧浪之水》之后，大家盼望您的新作源源不断，没想到一盼就是6年。写小说对您很困难吗？
阎真：我对自己的协作有相当高的要求，首先要找到一个有创意的话题，自己对这个话题要有切身的感受。接下来要使这个话题得到充分的艺术展开，艺术的平庸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每当找到了那些属于自己的句子，我就感受到了创造的愉悦。正因为要求相当高，我的写作过程是非常小心的，我这里说两个事实，来表明我认真的程度。一是写《因为女人》，我做了大概两千条的笔记。二是小说的开头，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思考，重新翻阅了近百部中外名著，看到人是怎么进入叙述的。看了以后又很灰心，觉得好的开头都被别人尝试过了。现在的开头写成这个样子，不敢说有多么好，但它是我思考了四个月的结果。
记者：《因为女人》在《当代》刊发后，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它，可以说是争论，有时候是很激烈的争吵。可见小说触及到了社会敏感的神经。正如一句俗话所说：男人和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您能不能告诉本报读者，在男女关系这个最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你希望我们关注什么问题？
阎真：我有两点希望。第一是希望读者通过小说，看清楚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多么大的压力，爱作为女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因而幸福对她们来说是多么艰难。在“时代”这个思考方向，我的小说是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欲望化的社会现实造成女性的的生存困境，因为她们的青春不会永久。以前有道德的压力作为保护的屏障，现在失去了。第二我希望女性读者原谅我把年龄的压力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三年前我在与一个女性朋友谈及小说构想时，她很敏感地说，希望小说不要触及年龄问题，不要在她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但是，小说不讨论就能够逃避生存的真相吗？压力不是我的小说带来的。作为一个男人，我愿意坦诚地说，他们对女性年龄的敏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普遍心态。这也许就象女性对男性是否成功非常敏感。小说中那种种关于女性年龄“说法”，全部来自生活，没有一处是我杜撰的。还有更极端更残忍的话，我都不忍写出来。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不无悲伤地看到，失败的女性很多，而且，我预言，会越来越多。因此，在这个时代，一个女性要追求完美的人生，需要更高的智慧。
记者：您的新作在充分表现了女性的困境的时候，一再批判男性，难道您也和贾宝玉一样，认为男人是泥做的？
阎真：小说表现了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对女性我予以了最大的理解。对男性我是有批判的，自私、欲望化，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主流选择，而这种选择需要女性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对他们也不是一味的批判，如果那样，我的小说就失去了水准。在这里，生活以悖论的形式展开，并不以非黑即白的形态存在。作为男性，我对他们也很理解。如果他们的选择给予女性以巨大的伤害，那这种伤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上帝。女性一味地骂男人不道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种“原罪”的先天性，我个人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记者：您在小说中一再抨击说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很不公平，似乎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您是吗？
阎真：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男权社会。第一，社会资源更多地掌握在男人手中。第二，在时间进程中，男人在情感方面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这是上帝对女性的不公。但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认为女权主义会给女性带来幸福可能性。女权主义意味着把男性当作潜在对手，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有，在现实中我也看到，有女权倾向的女人，在感情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我因此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它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
记者：一个自称对女权主义很不感冒的男作家在小说中一再替女性说话，这本身就很让人惊奇。遗憾的是很多女性并不一定感谢您替他们“伸冤”。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同时也说女人是水做的。可在您笔下，男人是泥做的，女人却不是水做的，甚至比泥还不如，他们眼里除了金钱就是欲望。这是您的本意吗？
阎真：我相信在性心理的差异性方面，女性比男性对爱更加看重，也更加执着。女人需要男人爱她，没有爱就没有幸福。现在有些女性在对爱绝望之后也活得很潇洒，只是这种潇洒经不起时间的摧残，她们不知爱为何物，前景非常黯淡。个别特别有本钱又特别机智的女性除外。但我还没有把女性写得那么糟糕吧？你对柳依依印象很差吗？无选择啊！理解和同情是我的基本态度。
记者：小说中，女主人公是漂亮的知识女性，但似乎除了给别人当二奶就没有别的出路，当了二奶又更没出路，知识女性的处境真这么绝望吗？
阎真：作为小说，我要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问题，肯定是朝着表现问题的方向写，何况这种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生活中的确还有一些聪明的女孩，她们以自身的智慧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并用认真和执着巩固了这种选择的成果。激情总是会消失的，亲情培养起来了，就是幸福的空间。这需要认真，需要智慧，需要执着，需要韧性和耐心，不容易。这个自由的欲望化时代给男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幸福对一个女性来说，不容易，很艰难。
记者：你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怎么看得？
阎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五大冲突：民族的、阶级的、人与环境的……那么，两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列入其中，这也是小说所表现的话题具有的普遍意义。我觉得两性之间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因此，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比较悲观。爱，这个在女人一生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价值，会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副产品？
记者：你的小说，扉页上写的很明白，把波伏娃和你的两个女性论断放在一起，让人很明显地意识到你对波伏娃论断的不同。简单说，你们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阎真：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女性的社会形象是文明决定的。我则认为女性的社会形象既是文明决定的，同时也是生就的。应该说，首先是生就的。生理事实在其展开过程中成为了文明的必然构成，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波伏娃的“文明决定论”回避了女性先在的生理因素，因而是片面的。
记者：我能不能这样总结：女人基于她的生理性实事，她的最大追求是感情。而这个感情，在社会现实中的几乎是很困难的，所以，女人的出路在于，用真情去建立一份亲情，用亲情在维护家庭？
阎真：这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来谈。现在的社会是相当欲望化的，欲望化社会挤压了情感空间，这对女性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也是她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挑战。因为，在欲望的视野中，女性是没有光明前景的，她不可能永远年轻。这是这部小说提出的问题。女性的前景在于建立一份亲情，但如果她以前有了很多的情感和身体的经历，她还会有爱的信念和力量吗？又如果没有起码的心灵纯洁性，建立亲情的基础又在哪里？这也是小说提出的问题。
记者：爱情，是女性追求的全部吗？我前一段读到同样是男性的张承志给侄女的一封信，第一句话就这样说，“你必须找到除了爱情之外，能够使你用双脚坚强地站在大地上的东西。”这个“爱情之外”你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女性，我现在的理解是独立（经济的和思想的）、自由（不依附）以及对于生活前程的信念，在女性自己个男女两性之中的作用是什么？
阎真：在我的经验中，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爱，因此欲望化社会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败。对欲望化的批判，是小说的一个主题，这表现在小说中男性的形象都不太好。在爱情之外她们还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否则自己的幸福很可能就没有最起码的保障。
记者：如果感情是女性的最大追求，那么你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感情是不可靠的，是有赖于男性的，是被动的。那么，女性的追求注定将是一个悲剧了？女性，在男女两性中有可以主动把握的空间吗？
阎真：感情不可靠，这正是欲望化社会的特征。问题在于，女性发生“情感第二春”的机会比男性小得多，这是生理事实（青春不再）和文化事实（男性人爱年轻）对她们的制约。在这个欲望化社会，女性发生这种悲剧的机率是大大增加了，触目皆是，这是新的社会现实，也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动因。
记者：你的书还探讨了女性的自由。当然，是借助你的小说角色之口告诉读者，所谓的自由，到最后将成为女性无法承受，无所凭依的东西。这个论调似乎是逆潮流而动啊。
阎真：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我个人对自由没有特别大的好感。这不是说男女不应自由恋爱，而是说，太多的男人在自由的旗帜下去实现妻妾成群的梦想，像小说中的夏伟凯一样，对女主人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自由对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恐怖主义。在小说中我说，自由不是谁想咬就咬一口的大苹果，这是对女性说的，也是我希望她们慎用自由的权利。如果有读者认为在两性关系上打破一切约束的自由是历史潮流，我非常愿意承认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我相信这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维护了她们的利益。
记者：女性是否拥有过权利？在这一点上，从恩格斯的母系氏族论到波伏娃，到你对于经济欲望社会的观察，有什么区别？
阎真：欲望化社会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一旦青春不再，她就不再是欲望的对象。小说中种种关于女人年龄的“说法”，都来自生活，再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男性价值观。我们看看自己周围有多少青春不再的知识女性处于困扰之中，就会明白这个问题是多么普遍多么严重。为什么特别针对知识女性？因为她们面对的男性都很优秀，也有更多情感机会，这也是风险。因此我在小说中写到，恩格斯说母系社会的终结是女性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而欲望化社会的出现是女性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我希望女性读者不要因为我写出了这种失败就对我不满，正视现实，勇敢面对是改变命运的起点。同时也要看到，我完全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表现生活的，小说就是要抗议欲望化社会对她们的不公平，但我如果不写出真实，我又怎么能传达这种抗议呢？我表现了现实，但现实不是我造成的。作家的责任在于直面真实。当然，小说把这种真实集中化了，这是艺术的存在方式。
记者：我从你的小说中没有读到知识女性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知识对女性的自我改变有什么用？
阎真：在谈积极作用之前，我想问读者，我表现的生活景象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虽然我从整体构思到个别细节都是尽最大可能贴近现实去表现生活的，但不同的人还是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我只能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也相信这种经验是能够跟读者沟通的。如果这一点得到了肯定，我的小说对知识女性就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了，小说至少让她们看到了自己的生存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这种挑战所需要的姿态和智慧。同时，我的小说也写出了女性对欲望化社会氛围的抗议之声。这种声音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贯穿始终。
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了，女性的生存困境方面，我们这个社会和波伏娃那个时代的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构成女性自我解放的新的敌人有什么变化吗？假如你认同女性解放这个词汇的话…
阎真：法国社会不了解，没资格谈。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对女性来说是太欲望化了，缺乏情感的展开空间，也就是说，女性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女性解放的最大敌人跟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家庭，不是道德，而是欲望化的社会氛围。有了男人自由表达欲望的权利，女人就丧失了爱的权利，因为，她不可能去爱一个自由表达欲望的人，那是一条绝路。连爱的权利都没有，还谈什么女性解放？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这个自由解放的时代，女性实际上是非常不自由解放的吗？我的小说我是要表达这种状态，这是小说对女性最大的积极意义。
记者：那么，男性呢？男性的生存和你对男性的观点是什么？
阎真：总的来说，男性在这个时代是相当欲望化的。每揭发出一个贪官，没包养情人的几乎没有。这就是现实。虽然我的小说对欲望化社会提出了抗议，但我对男性还是一种理解。他们的多爱化倾向造成了无数女性的悲剧，但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特定的生理现实。在这个层面上，我又觉得应该理解他们，这是悖论，也是困境。
记者：你如何看待波伏娃和萨特关系中，感情、自由等等这些因素的？你欣赏这种关系吗？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什么？
阎真：我根本不欣赏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更不认为他们的关系在中国的实践中会有任何积极意义。波伏娃一生跟随萨特，不结婚不生子，付出这么大，但萨特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找别的女人，太多了。他死了以后连遗产也没给波伏娃，波伏娃不难堪吗？波伏娃是一个特例，不是谁都可以学的，谁学谁就要准备充当悲剧主人公。至于理想的两性关系，“和谐社会”的提法就能很到位地表达，这很难，越来越难了，人人都很自我，太自我，又有这么多自由表达欲望的机会。这也是当代知识女性面临的挑战。
记者：你如何看待女权主义？
阎真：我觉得女权主义在理念上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大多生活状态不好。因此，从理念到实践，我对女权主义不敢恭维。
记者：你知道你这个意见会在当代知识女性那里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