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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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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而我,更如海面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主编的每句点评,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六十六)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老鼠造访我的房间,甚至发生过咬坏我稿子的恶劣事件。除了咬牙切齿之外,我无计可施。】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顺利了。自从发了第一篇稿子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了。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抄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抄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搬进了单位给我在水果湖刘家湾租的宿舍。那套房子是私人的,共三层,一二楼是我们单位的男同事住,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她俩因年龄小,合住一间,我一人一间。那套房子掩藏在一片高楼大厦间,夏天闷热男当,冬天阴冷潮湿,门都关不上,厨房里爬满蟑螂。

那是正是炎热的7月,是武汉最热的季节,如果没有电扇和空调,人坐着不动,也会像蒸桑拿一样。那时我已经没什么钱了,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子,基本上入不敷出,我花150元钱买了只简单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后,剩下的钱连床都买不起了,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而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的一台窗式空调给我拿了过来,我的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起来了。

那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的时候,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女朋友,抢地盘,打架斗殴,热闹得一塌糊涂。

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编稿子,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也打烊了,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子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老鼠正目光炯炯地看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有五秒钟,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超起床头的一根棍子(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早已经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出去了。

经此骚扰,我的思路受到严重干扰,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编稿子了。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老鼠造访我的小屋,甚至发生过咬坏我稿子的恶劣事件。除了咬牙切齿之外,我无计可施。不过,从农村出来的人,一般对生活要求都不太高的。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人家的厨房住,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是天堂了。 


第64节:老鼠每晚造访我的房


搬到刘家湾之后,我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顺便从菜场带点菜回来,炒一个菜,烧一个汤,一碗米饭就够了。有时,天太热,不想做饭,就花5元钱,在楼下的小餐馆里买一份肉丝炒干子,一盒米饭,一样可以吃得很饱。有时,我就下一碗面条,炒一盆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吃得简单而惬意。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

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的冷水冲凉。开头几天洗得伤风了,十分难受。渐渐就锻炼出体能了,再怎么洗都不伤风了。但是,冬天却不行。想着要洗冷水澡,就已经浑身打寒战,一身鸡皮疙瘩。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那两个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时,被子总是潮呼呼的。尤其是垫在下面的那一床。为了晒被子,每当晴天的时候,我要找根结实的长绳,跑到楼下很远的一块马路边,利用树来拉绳子晒被子。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但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有一次,我等到发了工资,就用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每天骑车十分钟左右可到达单位。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的时候,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慢慢枯萎的时候,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感动。

简单的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在这个陌生而平民化的城市里,我在孤独和忙乱之中慢慢地过出了温馨的生活味道。


(六十七)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定加印抗洪特刊,紧急派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会,急匆匆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决要求去。在雷总面前,我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固执。最后,大概是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和胡总他们商量后,决定还是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牌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牌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牌洲湾的当夜就病倒了,该死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现喉咙里白白的,以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四处为我找药,但也无济于事。妇联干部担心我的安危,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每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请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答应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我不由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而凄凉。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第65节:上满发条的闹钟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

我可以想象,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部队的参谋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连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肯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

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她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刹那间,亲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噩梦尽快忘却,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平安快乐!

5天后,我从牌洲湾回到了单位。同事们一看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牌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牌洲湾,英勇悲壮的牌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六十八)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

最远的一次,我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第66节:采访目中无人的名人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常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了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稿子。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紧张得晚上做梦都是稿子、稿子、稿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雷总编在下稿子的时候,没有我的,这就意味着我这期剃了〃光头〃。我急得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醒了,残酷的梦境像真的一样,害得我再也睡不着了。

出差在外,无论是和作者还是和朋友聊天,三句不离稿子。都被别人笑话得职业病了。有次我回家,跟妹妹妹夫也说,如果老家发生了什么故事,马上就告诉我,我好回来采访。

我想,所谓的敬业,就是时刻想着工作吧!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明天可能就要努力找工作了。


(六十九)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对我来说,找作者不难,找线索不难,难的是去采访那些目中无人的名人。大凡名人都有些做派(这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歌星、影星。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是这种德行。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北京,冒着漫天大雪,找到音乐家蒋大为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先生聊得十分愉快。蒋大为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上发表后,蒋大为先生十分满意,又介绍我采访腾格儿,并把腾格儿的电话给了我。

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腾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腾格儿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腾格儿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我说:〃腾格儿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腾格儿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关了。我又气又委屈,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腾格儿,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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