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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兴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也陪你坐会儿。”
张庆国望着夜空，“哥，你说咱们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吗？”
“能，凭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凭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
张庆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给我们上课的瓦西里教官，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
张永兴知道张庆国说的是情报四科的无线电教官瓦西里上尉。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热情、开朗。后来，被苏联远东内务部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出卖军事情报”。其实，他只不过有个亲戚住在英国，通过几次信罢了。
“克兴，”张永兴缓缓地说，“干我们这行的风险极大，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经受住自己人的误解，你明白吗？”
“不明白。”张庆国愤然说，“自己人凭什么误解我，我就是想不通。”
张永兴拍了拍张庆国，“克兴，以后你会明白的。天快亮了，我们回去睡一会儿吧！”
8月，张永兴接到上级的指示，让他回情报科汇报工作。张永兴带上最新搜集的情报和胶卷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当然，回苏联的途径，仍是从三道沟偷越国境。
几天以后，张永兴和蔡秀林来到了瑗珲村的三道沟。在吴奎群的杂货铺里住了下来。离上级规定的日子还差两天，张永兴便在蔡秀林的陪同下在三道沟附近转了转。
张永兴站在山梁上遥望波涛滚滚的黑龙江不禁想起了苏联的同志们，在那里有他的领导、老师和同志，在那里可以宁静的生活，不必担心日伪特务的骚扰，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啪！”蔡秀林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
阳光下蔡秀林的打火机发出耀眼的亮光。
“噢？打火机很漂亮嘛！”张永兴说道。
“瞧，纯银的。真正的东洋货。”蔡秀林卖弄着，将打火机在手中掂了掂。
“一定很贵吧，要花很多钱的！”张永兴问。
“谁知道呢。相好送的。”蔡秀林一脸得意。
“秀林，”张永兴严肃地说，“你是有家室的人，可不能胡搞，再说，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允许你接触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这是什么话？”蔡秀林不满地说，“她有情我有义，两情相悦，哪来的不三不四。”
张永兴突然感到对蔡秀林缺乏了解，两人认识了十多年，竟没发现他有这种癖好。
张永兴望着蔡秀林，“秀林，我们在安东一起搞工运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别提安东那段”，蔡秀林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想想那时，真是个傻狍子！”
“傻狍子！”张永兴吃惊地说，“你难道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发生了动摇？”
“嗨，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活一天算一天吧。”蔡秀林一屁股坐在了山梁的一块石头上。
“秀林，你的思想不对头，”张永兴严肃地说，“我建议，你暂时停止工作。”
蔡秀林回头看了看张永兴，“那倒不必，你这摊工作好容易才开展起来，我总不能半道撂挑子。那多不仁义。”
蔡秀林这几句活，说得张永兴心里暖乎乎的，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蔡秀林。
“秀林，”张永兴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说，“坚强些。我们是正义的一方，真理在我们手里，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蔡秀林苦笑了一下，“但愿我能赶上那一天！”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张永兴在鄂伦春青年铁山的帮助下，乘坐桦树皮筏子悄悄渡过黑龙江，来到了苏联对岸。
早就等候在岸边的情报四科少尉伊万诺夫，将张永兴领到一辆吉普车上，立即发动，直奔十里以外的布拉格维申斯克火车站。凌晨，张永兴登上了开往东古比雪夫的列车。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疾速行驶着。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张永兴恍如隔世。“我终于踏上了这片自由的土地了！”
张永兴到达伯力后的第二天，在瓦林少将的带领下，张永兴见到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桑古鲁斯中将。
一见面，桑古鲁斯中将就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哈尔滨的几个工作点都遭到破坏，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没被捕，电台没被破坏？”
张永兴颇感吃惊，他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如果共产党员全被捕被害，谁还再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呢？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全部都杀光，在苏联的老党员的经历不是可以证明这一真理么。”张永兴停了一下，又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在我们内部的团结出问题，工作方法出问题，问题是应该从过去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张永兴受到了三天的盘查，结果没什么问题。于是，他又回到情报部向瓦林少将汇报情况。当然，这一次汇报，气氛要轻松多了。
两个小时后，张永兴结束了汇报。瓦林走到他面前，关切地说：“北满的情报站接连遭到破坏，现在就剩下齐齐哈尔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和你们的东线情报站，你可要格外小心。”
“瓦林同志，你放心，即使出了问题，我也决不会让组织受损的。”张永兴坚定地说。
瓦林笑了笑，“你知道么，西线情报站的中国同志由于工作出色，已经获得一枚红旗奖章；你们东线情报站的工作也不错，我已向上级为你们请功了。”
“谢谢瓦林同志的关怀。”张永兴诚恳地说。
瓦林深情地说：“你们在一线的中国同志身处险境，却发扬出了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这些无名英雄！”
“瓦林同志！”张永兴的眼睛湿润了。
第5节 战士的归宿
1938年6月，苏联远东内务部长留希科夫少将越境进入“满洲国”，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
9月20日，吴奎群和往常一样，打开杂货铺的店门，准备开张。
这时，一个穿警服的白俄走了进来。开口就嚷着要烧酒。
吴奎群抬头一看，认识此人，原来是瑗珲县警察大队外事股属官卡尔鲍夫。这家伙是个白俄，贪财好色，为日本人效命，专门负责处理边境上中苏边民纠纷和捕获苏方谍报员的工作。
吴奎群将一瓶烧酒递给了卡尔鲍夫，“这是烈性酒，悠着点喝！”
“没关系，我们俄罗斯人喝惯了烧酒，一天不喝就不痛快，”卡尔鲍夫扫了一眼货架，“再给我弄些肉来吃。”
“熟食还没做，给你打开几听牛肉罐头吧。”吴奎群边说边从货架上拿下两盒牛肉罐头。
这时，蔡秀林走了进来，“老吴，饿坏了，快弄点吃的。”说完，他抓起一把饼干嚼了起来。
“噢，你一定是老板的朋友吧，”卡尔鲍夫友好地举起酒瓶，“我们喝一杯。”
蔡秀林见吴奎群将几个咸鸭蛋放在他面前便说道：“再开几盒罐头，我要和警官先生喝一杯。”蔡秀林坐在了卡尔鲍夫的对面。
两人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
卡尔鲍夫瞪着发红的双眼说道：“还是你们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你不也很好吗？穿警服，挎洋刀，喝烧酒，我还羡慕你喽。”蔡秀林举杯说道。
“好什么好，我在这里混了十几年，始终是个流浪汉，这里不是我的家。”
“那你就回国嘛，听说那边的生活很好。”
“好，不好。布尔什维克不让我们回去。”
吴奎群觉得蔡秀林言语有失，便高声说：“卡尔鲍夫，你还有公事，可别耽误了工作。”
“什么工作，替日本人干事，还那么认真。”蔡秀林在一旁说道，“再开一盒罐头！”
吴奎群有些不满，狠狠瞪了蔡秀林一眼。
蔡秀林见吴奎群不高兴，只好站起身来，嘀咕道：“真抠门儿。”说罢走出门外。
不久，卡尔鲍尔也踉跄地走出门外。
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杂货铺门外的草丛中猫着几个人，为首的就是卡尔鲍夫。原来这个白俄异常狡猾，很早就怀疑杂货铺有问题，今天本来是想探探风声，不想从蔡秀林的言谈中发现了一些苗头。于是，卡尔鲍夫便率几名警察潜伏在杂货店附近，进行监视。
9月25日凌晨，铁山带西岗子的一名情报员准备过江。刚出杂货铺，便被潜伏了四五天的卡尔鲍夫一伙包围，经过搏斗，铁山逃脱，情报员被捕。之后，卡尔鲍夫一伙冲进杂货铺，逮捕了吴奎群，并在杂货铺起获边境地区日军兵力部署图一份、胶卷两个、苏式手枪一支。
三道沟交通点被破获，惊动了黑河宪兵队，大批宪兵、特务将杂货铺包围，接连捕获了两名前来接头的联络员。
蔡秀林成了黑河宪兵队头号通缉要犯。
9月25日晚，在三道沟附近游荡的蔡秀林被宪兵队捕获。
蔡秀林被带到宪兵队，不由分说遭到一阵毒打。然后，带到审讯室审讯。
黑河宪兵队分队长黑田敏夫大尉亲自审讯蔡秀林，卡尔鲍夫担任翻译。
黑田敏夫问道：“我想知道，你们的组织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关。”
蔡秀林此刻已全线崩溃，他点头道：“是的，我们的组织是为苏联人服务的！”
黑田敏夫趁势问道：“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蔡秀林竟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张永兴！”接着，蔡秀林又把他知道的情报组织其他成员的情况一一说了出来。
由于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均在齐齐哈尔，很快这个案件便移送到齐齐哈尔宪兵队。负责这一案件的正是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他立刻责成宪兵队“搜查班”班长土屋雄芳少尉率领宪兵、警察全力侦破此案。
10月2日，土屋雄芳指挥人马包围了《民声晚报》、养鸡场、鸿发园等地，进行紧急搜捕，很快张永兴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被捕。
由于张永兴正在苏联未归，张庆国去昂昂溪串门，敌人还一时无法捕到张氏兄弟。
10月的伯力是美丽的、太阳暖照大地，林荫路旁金黄一片。桦树、杨树舒展着树枝，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整个城市一片宁静。
张永兴穿着军装，脚蹬皮靴，漫步在加宁大街上，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光。
傍晚，张永兴和瓦林一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大剧院，观看当地歌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名剧《海鸥》。据说，这是一个真正“契诃夫式”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也富有诗意和象征性。
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场景。张永兴尽管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话剧，但欣赏这样有水平的话剧还是头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情之中。
剧中梅德维兼科和特里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对话，引起了张永兴的极大兴趣。
梅德维兼科：“请问，大夫，您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都市？”
多恩：“当然是热那亚。”
梅德维兼科：“为什么是热那亚呢？”
多恩：“在那儿、街上人来人往的，真太妙啦。黄昏的时候，你从旅馆走了出来，整条街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你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东倒西歪、游来游去；你和那些人生活在一块儿了，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你几乎可以相信一种所谓世界的灵魂竟是可能的事情……”
“在心灵上已经和他们合而为一了”，张永兴反复琢磨这句话，“是啊，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和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融为一体，已不觉得是在为别国战斗，而觉得在为自己的祖国战斗。”张永兴在潜意识里已经这样认为：他们为苏联工作正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
就在话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四科副科长伊利亚钦科悄悄来到剧场，在瓦林身旁耳语了几句，瓦林便匆匆离开。
这时，张永兴有一种不祥之兆：出大事了。
话剧散场后，张永兴登上共公汽车急急忙忙向加宁大街赶去。
到了加宁大街后，张永兴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向瓦林的办公室跑去。
当张永兴出现在瓦林的面前时，瓦林的脸色非常不好。他看了一眼张永兴，示意他坐下，“你来得正好，我有件事要和你谈。”
张永兴坐了下来，神色紧张地看着瓦林。
瓦林缓缓说道：“刚刚接到的消息，三道沟交通点出事了，我们派去的联络员没有回来。”
“有人被捕吗？”张永兴急切地问。
“目前还不太清楚，”伊利亚钦科说：“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东线情报点是否也遭到破坏。”
张永兴站了起来，急切地说：“那么，请批准我立即动身，回到齐齐哈尔察看情况。”
瓦林望着张永兴，用低缓的语调说：“波波夫，你想过没有，这次回去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被捕、被杀。”
“这些我早就想过了。”张永兴正色说道：“可是我是情报站负责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我的同志们不管。”
瓦林和伊利亚钦科似乎都被感动了，两人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瓦林开口说道：“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同志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我同意你回到满洲，希望你要多加小心。”
“波波夫，”伊利亚钦科也关切地说，“这次回去不要走原来的路线，从赤塔经满洲里进入齐齐哈尔，这条线相对安全一些。”
“谢谢领导们对我的关心。”张永兴庄严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苏军军礼。
第二天，张永兴换成便装，手拎一个小皮箱，登上了开往赤塔的列车。
11月4日，张永兴秘密潜回了齐齐哈尔。早6时，他拎着皮箱慢慢向自己的住处仁惠胡同走去。由于他警惕性很高，很快就在自己的住宅周围发现了几名便衣特务。他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故意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中央路地下工作隐蔽点。
躺在床上，张永兴苦苦思索。看样子，三道沟的事牵连了齐齐哈尔情报点。他清楚地知道，此时家中还有数百份未及时送出的机密军事情报。如果这些情报落入敌人手中，势必暴露组织的真实身份。不行，无论如何要转移这些情报。
以后几天，他几次来到仁惠胡同，想潜入自己的住宅，无奈特务看守太紧，无法入内。
16日，张永兴来到齐齐哈尔铁路局悄悄打听谭继恕和魏世芳的情况，不料，听说二人已被宪兵队逮捕。这时，张永兴猛然意识到，情报组出事了。不用说，其他人也不能幸免于难。
回到中央路秘密隐蔽点，张永兴销毁了所有文件、材料。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潜入家中，将所有的情报销毁。
17日晚，张永兴利用特务交接班的空隙，翻墙进入院中，溜进了屋内。他不敢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电台密码本，点燃火柴将其烧掉。这时，他不慎将咸菜坛子绊倒，“咣”的一声，惊动了院外的特务。立刻，七八名特务破门而入。张永兴见情况危急，只好跳窗从后院逃走。
一口气跑了七八条街，张永兴才定下神来。此刻他挂念着弟弟张庆国。他离开齐市这段时间，张庆国一直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活动，如果这时候回来必定被捕无疑。于是，张永兴回到中央路秘密地点，向富拉尔基、昂昂溪的交通点发了两封告急信。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当天深夜，风尘仆仆的张庆国赶回齐齐哈尔。一进仁惠胡同的家门便被特务逮捕，当场在他的身上搜出军事情报一份。
由于张永兴多次往返于中央路与仁惠胡同之间，终于被路上的巡警盯上。
18日晨，几名巡警闯进了张永兴在中央路的住处。张永兴见是巡警，并没在意。
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住在这里吗？”
张永兴掏出证件，平静地说：“我是做小买卖的，是住在这里。”
警尉看了看证件，忽然问：“那你总往仁惠胡同跑什么？快说！”
这时，张永兴才意识到这伙巡警来者不善。
“我看一位朋友。”张永兴应付着说道。
“看朋友？”警尉恶狠狠地说，“仁惠胡同都快成了间谍窝，你去那儿看朋友，肯定有问题。”他回头对手下警察说，“带他去宪兵队！”
张永兴被带到宪兵队后，土屋雄芳根据照片认出了张永兴。他如获至宝，立即将张永兴收押，连夜带人搜查了张永兴在仁惠胡同的住宅。在搜查仓库时，土屋雄芳终于发现了情报组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照相机、化装用具等，还有3500元工作经费；另外还查出从日军内部搜集的军事机密文件几百件。
破获这样大的“间谍案”，自关东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还是第一次。此案上报关东军司令部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立即派遣谍报专家山本庄之助大佐前往齐齐哈尔调查此案的情况，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布了紧急命令，严令“加强防谍对策”，实施了“军事特别地区法”，对有“通苏”嫌疑的“满洲人”可以“不加地方当局批准，立行逮捕”，并有“射杀危险极大间谍”的权力。
张永兴情报小组在北满战斗了二年零七个月后，终于停止了工作。苏军远东军区在齐齐哈尔的东线情报站不复存在了。不久，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也停止了工作。
张永兴被捕后，日本特务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山本庄之助大佐一开始便极力劝降他为日军服务，做他们的“秘密工作人员”。条件是可以在日本定居，在满洲国可以担当县一级的官员。张永兴不为所动，严辞拒绝。
主审此案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深知情报组织的联系多为单线，一般组织人员不会知道更多的情况，所以他把张永兴作为突击审讯的重点对象。
坂垣自恃自己是情报战的行家，跟许多间谍打过交道，再一次对张永兴进行利诱。
坂垣很郑重地说：“我看过你的材料，你1896年3月出生于支那山东蓬莱县。在南开读的中学，进入满洲以来，一直从事赤色运动。曾用过张新生、张惠民、张裕国、王立川等名字，多次往返于赤俄军事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再次提出要求，希望你能悔悟，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
张永兴义正辞严地说：“办不到！你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我怎么能投降你们，为侵略者工作。”
坂垣见他态度坚决，便换一种口气说：“既然你不愿意为我们工作，我也不勉强。那么，你就谈谈你们的组织。尤其是在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所经历过的事情。”
张永兴冷冷地说：“我们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凡是在苏联听到的话和认识的人，不准对任何人讲起。”
坂垣恶狠狠地叫道：“我会让你开口的！”
敌人见利诱不成，就使用严刑逼供。土屋雄芳先对张永兴施以水刑。特务剥光了张永兴的衣服，将他仰天绑在凳子上，然后用水壶里的水不停地灌入他的嘴里和鼻子里。不一会儿，张永兴的肚子鼓得像个大皮球。这时，刑审特务又骑在张永兴身上，把他肚子里的水全挤出来。这样，反复地灌水，用了几个小时的刑。张永兴面对敌人的野蛮行径毫不畏惧，紧闭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