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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课间恶作剧有三种：一种是把笤帚放在虚掩着的门上，让推门而入的同学挨砸；也有胆大的孩子，刻意在响上课铃前来这一手，目的在看老师的热闹，这种孩子差不多都属于“傻坏”的一类，因为明摆着，会有“好学生”让老师知道是谁干的，不愁没地方秋后算账。另一种是暗地里在别人的椅子上放摁钉，它的效果是能把这把椅子的主人从座位上弹起来。还有一种是课间上厕所时干的，名“刹闸”，即对着正在撒尿的同学的屁股猛拍一巴掌，使其“断流”。这几招都不新鲜，有点“老三篇”的意思。
有些恶作剧是专对老师的，“创意”极损。我的朋友李乔是东方红中学（后来的167中）70届学生，他们班有个善弹唾沫的孩子，记录在十几米开外，既远且准。所谓弹唾沫，是先储存尽可能多的口水，然后将舌尖缩卷，再与上牙床相撞，将口水弹出去。这本是一种孩子之间脸对脸时，互相“攻击”的恶作剧游戏，但该孩子将目标对准了远处的老师。他坐在最后一排，有一回趁老师背对同学，正往黑板上写字，他“呵啷” 一口，唾沫“飞”了出去，“啪”的一声，贴在了黑板上老师粉笔刚落的地方，一时教室哗然，前几排的同学甚至不知是谁干的。
我们班有个同学，是经常被军宣队李政委在各种场合点名批判的“坏学生”，但据说他字写得不坏，也能画上两笔，还爱看点小说，偶尔和班上的“好学生”切磋硬笔书法，论成绩则不能提。有一次语文考试，他答不出题，便在卷子上给老师画了一个小人，索性用文言文作了一个注：“此乃张铁生之弟也。”
有位大学同学提起，她上中学时，有一回几个同学课间把老师带到学校玩的还没上小学的儿子藏在了教室里桌子底下。上课铃响，老师进来，全班肃立，老师先说：“同学们好！”同学齐声回答：“老师好—”话音未落，老师的“请坐下”尚未出口，书本还没有搁到讲台上，就听“ 爸—”的一声，他儿子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
有的孩子挖空心思折腾老师。如把图钉尖朝上，固定在讲桌上，老师倘趴在上面翻课本或讲义，稍不留神，“呲—”地一声，袖子就出了麻烦。我们年级十班的同学玩过这种损招，一帮孩子凑了三毛钱，买了一罐头瓶子臭豆腐，派一人起早到校，挨茬抹，讲台上、黑板上、板擦上、门窗上、桌子椅子上，面面俱到。上课时都正襟危坐。老师进来后，觉着不对劲，四下寻摸，一时也没发现破绽，老觉着不对味，免不了走神。孩子则窃喜。这个班后来由于太能折腾，被学校拆了，把学生分散到各班。当年很多学校都这么干，把管不胜管的乱班拆了，学生分流。
类似这样的真实的恶作剧故事，留在同学记忆里的，不知有多少。当然，作为受捉弄者的老师，更忘不掉。那时，女老师被气哭了的，气晕了的，男老师气急败坏，与学生厮打起来的……都是家常便饭。无论哪一个学校，能镇住学生的老师，没有几个。
整个“文革”时期，对一个中学老师来说，好过的日子是有限的两段。一段是“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1973年间，被称为“修正主义回潮” 的时期；另一段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期。剩下的大部分时段，很多老师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因为学校已经不可能守住多少学习的本分了。即使是日子好过的那两段短暂的时光，也是相对的，远到不了老师可以把自己学生的成绩引为骄傲或当作享受的地步。
我们上初一时，正赶上评法批儒，又是在黄帅“反潮流”事发不久，“右倾翻案风”还没有刮来，那是“文革”后期北京中学课堂一派混乱的一个时期。有的老师，为了稳住课堂，不得已想出了“邪行”的主意。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老师取消了常规的按讲义授课的方式，他找来一本《商鞅的故事》，每堂课给学生念一段，不管怎么说，讲故事总比讲课吸引孩子，就安定课堂秩序而言，这个办法是管用的。其他课的老师还真来不了这一手。后来，一个教政治课的年级组长也在课堂上给我们念过小说《难忘的战斗》。
当然，这不等于说，再优秀的老师也会被埋没，没那么严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北京孩子，对自己遇见过的好老师及他们的言谈举止、课堂风采乃至身世，至今也是常挂在嘴边，有一种散布的欲望。我们的学校不行，一二级教师一个都没有，能拿出来说说的老师也接近于零。有个部队转业军人竟被派来教数学，行伍出身的人解方程式，天天在黑板上“现眼”，出简单的常识性错误。不夸张地说，听他的课，常能出听相声的效果。有一次闹了笑话后，教室哗然，这位老师盯着黑板看了半晌，好不容易发现了错在何处，回过头来，故意反问大家：“谁知道这道题毛病在哪儿？”好学校则大不一样。35中有位叫路科铭的数学一级老师，老山大肄业。他上课从不带书本讲义圆规三角板，也从不半截擦黑板，用一根粉笔写板书、画图，把一块黑板写满的时候，下课铃准响，堂堂精准到如此程度。路先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在那个年代上他的数学课，学生能听得津津有味，视为享受。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老师您好
自1971年起，北京市恢复高中，但由于是试办，升学比例很低，当年初中毕业生里10％的优秀分子有幸成为“文革”以来的第一拨高中生。那时被拔上高中的感觉，与粉碎“四人帮”后考上大学时的感觉，大体差不多。祝东平那年初中毕业，他自幼爱好美术，本来已被分配到北京市新华书店从事和爱好靠谱的宣传工作，他很满意，但他的父亲不满意，逼着他报名参加选拔，上了高中。1973年毕业后就被发往延庆插队。尽管他现在如愿已偿，当了一家名牌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但至今提到当年，还有点后悔的意思。不过，这10％毕竟是挑出来的，都是好学生，加上那两年正处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氛围很不错，比起一般的初中，要好出去不知多少。今年恰值他们班毕业三十周年，全班同学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四十来人到场，有个叫孙小白的女同学写了篇押韵的纪念文章，照录如下：
三十年后的记忆
和平街一中七三届高二（1）班2004年4月17日同学大聚会
孙小白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们告别了母校、老师、同学，踏上了奔赴“广阔天地”的征程。正是从这天起，和平街一中七三届高二（1）班五十余名同学分道扬镳，开始了漫长的各不相同的人生旅途。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中生，我们感到自豪与光荣。当时学校配备了强劲的师资力量，齐国民老师重点负责我们这届试办的高中。三十二年前1971年的12月，大家初次见面，来自六所学校的50名同学走到一起，班委们都是指定的优秀学生。还记得第一堂语文课上，卢老师让大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当我升入高中》。老师挑选了几篇范文在班上朗诵，魏建国在作文中批判修教路线引用了小学课文中的内容：“资产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却谈什么‘房前屋后栽瓜点豆’，什么‘小蜜蜂嗡嗡嗡，飞到西、飞到东’……”坐在我后面的刘毅娃当即说道：“合辙压韵还挺顺通。”另外一次语文课，卢老师布置了背诵鲁迅一首“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叫起几位同学都背不下来，最后还是冯春栓磕磕吧吧地完成。被称之为“怪才”的孟兆禄，自称与“哥德巴赫猜想只差一步”，他写文章不用白话，满篇的“者、也、之、乎”，一次政治课上，李颖琴老师宣传中国人自己的产品胜于外国货，坐在第一排的孟兆禄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地说：“老师，您手上戴的是外国表，为何乎？”多年以后，李老师笑谈此事还说：“孟兆禄一句话把我将住！”记得拉练到立水桥农场学农劳动，住的房子透气漏风，白天干农活汗洒田中，晚上洗漱用井水冲，条件虽说比较艰苦，但是大家其乐融融，每天都是谈笑风生。如果没有记错，朱洪义自吹自擂硬说“人拉犁”是他发明—— 把自己的作用看得挺重！收工回来以后，李惠兰、杨守燕、裴福珍三位“厨师”准备好的饭菜热气腾腾还挺可口。李惠兰琢磨了一种加热饲料喂猪能长膘的方法，最后还写到了经验介绍中。我的同桌好友周小思个性鲜明，讲起话来眉飞色舞，作为化学课代表的她是杜老师的得意门生；我的入团介绍人李桂芳和杨小洲执著、认真、善良、真诚；我上学的同路人李梅芬、薛福华、白玉香、张素秋、俞敏，她们总是那么谦和、与世无争；陈万里、钱颖一用学到的理论联系现状，咬定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决不放松，讨论会上与周小思争得面红耳赤，其结果是双方都“ 雷打不动！”纪会民、黄首征、成艺丁、石苏平、冯春栓、任爱荣写着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们各具特色的字体至今还保存在大家的记忆当中。负责宣传的杨守燕和祝东平，总是牺牲课余时间写写画画，把黑板报和专栏布置得齐齐整整……
那时班里的学习气氛很浓很浓，很少有不交作业的现象发生。记得物理课讲到二极管、三极管时，我们买来很便宜的半成品零件，在马老师的指导下将收音机组装调试成功。当扬声器第一次发出响声，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马老师那简洁、精练的语言，让我们很清楚地懂得了势能可以转变为动能。端庄、美丽、和蔼、大方的严老师，数学课讲得让人兴趣大增，言简意赅的逻辑推理，版书从左至右写得齐齐整整。化学课从无机讲到有机，面颊红润的杜老师在元素符号边注明正负离子的情景，至今还在记忆之中……学习，使我们知道了离子的定向移动。当时同学们集体观念很强，大家团结一致为班级争荣。体育比赛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非常出众，田径、赛跑、铅球、跳远、跳高多次集体立功。学校篮球场上闪现着李华、王慧茹、刘爱军、车淑云、赵彤、翁亦武的身影，他们常常是踩着上课铃声跑回教室中。清明前夕，全班同学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举办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记得高二第二学期，班里提出早操练队要求，许多同学住得很远，但大家都绝对服从。就是那时不知何故，站在第四位的初雪在报数时总是报“5”，几次重报，仍旧是“1、2、3、5……”错误地重复，为此引来了同学们止不住的笑声！刘爱军作为班长代表全班在全校大会上发言，一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台下练习了数遍，上台后念得还算基本通畅。当时的男女界限还很分明，男女生讲句话还会脸红。放学后的小组会开得很是费劲，尤其是张伟搬个椅子侧着身子不屑一顾把双眉皱紧，思想工作不易做通，倒是黄首征、祝东平比较善解人意，配合小组要求，为了不让讨论冷场而“顾全大局”勉强发言，即便如此，也足以令人感动。那么腼腆的张伟，怎么将漂亮的车淑云追求到手？且最终成为班里惟一一对夫妻学友，真是让人搞不懂。那时的刘小云始终一副严肃的面孔，给人感觉她总是在思考之中；马敏有些固执己见，为了一个答案争得不肯罢休，总想取胜。还记得女生中流传过一首连名诗，不知谁把全班女生的名字串在一起。看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裴福珍的名字变成了“老裴大哥”；钱京发的名字当时就被男生认为是富有的象征，“钱多多”的绰号与今天市场经济形势下的追求挺相称；石苏平是以“青岛”做代名词而在学校闻名；王奎田被叫成“龟田”，似乎在向日本人的称呼靠拢；吕锡文的名字被化学元素“铝锡”替代，她的音乐天赋在学生时代就脱颖而出，这为她的县宣传队生涯奠定了基础，后来当了区长更显示了她的与众不同；高一时转来了不善言辞的刘琦，如今却已统管着海南省的某几方面；与刘琦同桌的钱颖一，据说被列入亚洲知名经济学家的名单；高二（1）班真是人才济济，校长、处长、总经理和教授，还有区委书记与副省长—一大批人事业有成，出类拔萃之辈令人敬佩，这也是和平街一中的光荣。尖子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同学过着平常人的日子，生活得轻轻松松，这也未必是不成功，社会就是由各种人士共同组成。三十年前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我们上大学的美好愿望打入冷宫。分配前的毕业照让瞬间成为永恒，一群风华正茂热血满腔的青年，在轰轰烈烈的批“回潮” 运动中各奔西东。还记得担任毕业分配工作的唐老师，总是一身戎装看上去很庄重，是她细致的调查了解安置了我们去工作、去务农。学生时代是多么美好，今天的成功得益于那时的启蒙！三十年后再相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同学的友谊最纯，同学的情感最真，纯真酿出的美酒最浓。在这里没有时间久远的距离，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没有贫富贵贱之别，同学永远是同学，彼此印象仍然是年轻的你，真诚友谊非常值得珍重！感谢本次聚会筹备组的同学，他们付出了许多辛苦与汗水。他们是冯春栓、成艺丁、赵彤，还有石苏平、祝东平、朱洪义、朱秀兰、王慧茹、初雪、纪会民、刘毅娃、任爱荣；感谢远在海南的刘琦，千里迢迢捎来特产给大家品尝，身居要职仍把学生时代的友情看重；感谢到会的四十余名同学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这次难得的活动。纯洁的青春，难忘的青春，回忆让我们感慨人生！挂一漏万絮絮叨叨了这些，所有这一切浓缩成两个字来表达，那就是—真诚！
我的大学同学常伯工的母校是156中，他前几年赴美留学时，在异乡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和怀念中学时代一位叫程忠海的语文老师。他提到的事情虽说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但仍未出20世纪70年代。而此前几十年，程老师是一直站在讲台上的。我照录了这篇文章，读者不难从中掂出那个年代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在学生眼中的分量。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轻烟缕缕叩师魂
我常想，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所能给予学生搅动灵魂深处的影响，当会伴其一生且永不磨弱。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则会以其全部生命去吸收老师的影响，同时他又有着非常的幸运，能遇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从这个角度看，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程忠海之于我，可当真正二字，虽然满怀惭愧的我，并未敢称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商品大潮高掀的十数年来，基础学科与纯文化专业已渐失世之青眼。而二十年前高考择向时，我朋辈中那些富于高瞻的学子们，如今正享受着当年智慧的阳光雨露；另一类优秀的痴儿们则咬牙坐冷板凳以度余年。我自忖既无高瞻又非优秀且痴，我之选择冷而又冷的文史专业，纯粹是受真正意义上的教师的影响。
高中末年的我，本是随了大流要报考理工专业的。但不知怎的，我忽然厌倦了整日的实验推导及计算证明，而鬼使神差地转到了文科班。这一转便决定了我的一生，因为文科班的语文课如磁石般地吸引了我。任课的便是程忠海老师，我们背后称她为“程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细细瘦瘦的，中等个，黄黑的面容，戴副旧白边眼镜，给人的印象是全部的智慧都集中在那对镜片后面。沙哑的声调，宽容的微笑，讲课时手中常夹着支香烟，抑扬而从容的声音便随着那冉冉散开的轻烟布满教室。那时，学校里还没有如今升学竞争中的严酷气氛，相当多的同学于学习二字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因此教室中时起时伏的噪音就成了任课教师及倾心向学的学生们之大忌。但在程老师未尝紧束纪律的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是延颈张目、全神贯注，生恐漏听了半个字的架式。我有时不解，到底老太太的课程中什么东西那么强烈地吸引了大家？许久后才悟出，是她那近乎自我陶醉的精神。当她沉醉于所谈诗文时，微开着双眼，旁若无人，念念有词；忽而觉来，又以热切的目光扫视大家，征询回馈；当她介绍某家某作品时，腔调抑扬，手势联翩，似乎那名家是她的知旧，又仿佛她是那作品中的角色。一个老师，如果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将自己的专业当作生命展给学生们读与看，其成功必是毋庸置疑的。
好像是转入文科班不久，迫于家庭及亲朋舆论的压力，我在痛苦盘桓多日后，又找到校方请求转回理科班。那天早晨，听了我的倾诉，教导主任表示愿意研究研究，但当天上午还要我回文科班听课，中午给我答复。而上午的课正是语文！我至今仍记得，那次课的内容是一篇古文《唐雎不辱使命》，程老师在讲授唐雎以“布衣之怒”对抗强势的“天子之怒”时的神态，我现在只要闭上双目，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因而当日中午定夺的结果自不言而喻了。
程老师的授课内容是博而杂的，并不限于课本。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敏感。一次课上谈到李、杜诗之比较，二十余年前的中国，由于某些政治思潮的影响，是将李白看得神圣于杜甫的。记得她提起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时，不以为然地讲，文学作品的优劣应因时、地、角度的不同而具体地观察，不能笼统而论。她举了李白的《古风》和杜甫的《咏怀》做比较，李诗结以“吾亦澹荡人，拂衣同此调”，杜诗则结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她说：“二首均是咏志之作，杜甫借他人身世言己志，而李则直白说出，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究竟孰高孰下，不是一目可以了然吗？”又一次，在讲授字词巧用时，她引用了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给我们展现了将红豆、骰子和入骨相思这一词语自然地衔接起来的无穷妙趣。这类看似枝枝蔓蔓的散谈，在变幻不歇的今日世界诸贤目中，也许不屑措意。但它在二十年前，对一群脑中空空、嗷嗷待哺的少年学子而言，不啻久旱后的甘露。
听程老师的课，能时时感受到宽松与有趣的气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