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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亲口承认了。在不久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要是没有前边的分析，只看这句话本身，反对派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忠贞不渝啊！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2）
（2009…12…03 17：26：37）
第三点，关于李定进京一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熙宁二年时进的，可青苗法出台己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内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京广线、京郑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何况宋神宗只为一个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话，就既定这种级别的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100％支持新法的砝码。至于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梦。
由王安石进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谋确定下来的大宋国运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来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为至少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轻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不是说他的本性中夹杂着软弱，细思量，其实是种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轻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100多年以来的继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10天之内，他都另做了一件事，来拆王安石的台。
与司马光有关，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只有名誉、拟旨等特权的翰林学士，提拔到了国家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加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资格，那是能拟旨啊，有非常绝妙的好处。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也就是说，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
请大家换位到王安石的角度来想事，不说这份诏书里指责的罪名成不成立，只说司马光前后两次的要求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上一次，司马光写私人信件要王安石退位。这一次，以国家公文形式要王安石出来办工。老大，你真神仙，到底要我怎么做啊？！
请假条
（2009…12…04 16：34：1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沈阳大到暴雪，心情激动。临时决定出去玩一宿，呵呵，哪位今晚在浑河边出没，就会遇到我~~
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准时更新。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3）
（2009…12…05 17：25：53）
有人会说，王安石不该生气。两次有区别，上一次是司马光自己的意思，这一次是替皇帝说话，所以前言不达后语，也没什么奇怪。
不，细想很卑劣。
第一他可以不写，宋朝的两制官有权不写自己认为有错的诏书；第二，他写时为了泄私愤加重了语气。弄得后来神宗得替他擦屁股，请王安石出来继续变法时，得亲自道歉。
——“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堂堂一国之君，以官方文件向臣子道歉，这是两制官的奇耻大辱，换谁都得自动辞职。司马光不，他写得非常来劲，还要继续。神宗实在没办法了，派人通知他，你现在是枢密副使了，主管的是军事，这些民政条例与你无关，赶快闭嘴。
司马光仍然不，臣现在还没去上任，还是翰林学士，这是份内的事。
结果王安石出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代表政府同意了司马光的辞呈（惯例，上任前先推辞），把他的两府之梦打碎；第二件事才是向反对派大反击，以制置三司使条例司的名义驳斥这段期间反对派的种种言论，向全国显示自己的合法地位。
从这时起，到熙宁四年年底，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宋朝发生了数不尽的争吵，无数的官员浮沉升降，各种新旧法的颁布废除，总之乱得跟一大堆乱麻一样，不过经过精心梳理，还是能找出一根贯穿始终，为什么当年一定是这样发展的而不是那样形成的主线。
青苗法的成败是变法派与反对派势力消涨的一大分界点。从这时起，司马光被压制在两府高官之外，韩琦的权力萎缩到大名府一城之内，稍后一段时间，欧阳修也退休回家，彻底休闲。开封城内能叫得响的仁、英两朝名臣，只剩下了一个人。
文彦博。
这个人在仁宗朝显示了足够的强硬，在英宗朝隐忍得非常成功，刚柔两方面都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神宗朝的表现非常微妙。他再也不会喊打喊杀不可一世了，但是发挥的功能，却比韩琦这次正面攻击青苗法更加成功。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4）
（2009…12…05 17：27：58）
搞掂这些名臣，王安石的日子没有变得好过，而是突然间陷进了暴风雨一样迎面砸来的板砖里。这次的打击和名臣们用声望，用经验，用各种有风度有面子的方法，通过皇帝来打压王安石完全不一样了，这些人是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都合法的。
宋朝的台谏官们。
这一批的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的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那就是神宗朝以前的宋朝是完美的，是和谐的，是只适合微调，绝不能大动修改的，王安石你是错的！
名臣们倒了之后，他们提出各种疑问，其中最鲜明、最经典的一句是——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司马光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难道突然间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有？！
这句话对没有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是他，就连后来千百年间的历史学者们也同样被震撼了。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有？
从宏观上看，根本不可能嘛。
于是王安石的作法，新法的功能，斗争的正确与否都被画上了问号。其实这非常简单，现代知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参照物。比如你在散步，相对于静止的花园树木，你是动的。和与你同速行走的朋友，你们又都是静止的。
同样的道理，韩琦等名臣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和吕夷简等“奸邪”来说。到了神宗朝，新法变动时，他们不和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是什么？
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宋朝当时的言官们看不清，或者利益相关，懂了也不说。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不清，尤其是近现代的人还这样说，悄悄地讲，那也没什么奇怪，世界上永远有阶级存在，永远有士大夫的同族人生存，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总是会成为工具，被一代代的人所利用……
简短节说，在半年的时间里，孙觉、李常、张戬、王子韶、吕公著、程颢等台谏官被贬出京城，赵捳馕蛔非蠓缍鹊母痹紫啻侵暗胶贾莸惫伲韭砉庖脖话彰夤僦埃鋈斡佬司Ｊ紫嘣烈惨阅昀洗侵傲恕�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了。提问，在双方对立的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的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的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上面列出的人名很少，宋朝的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是官官相护懂吗？尤其是学同样的文章，考同样的题目，作同性质官员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是有一同方向的。
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千百年后思量，这些王安石不见得不懂，但迫于宋朝的国情，除了贬职之外，根本别无办法。
杀了他们？疯了吧。
留在京城里闲养着？小心这些人每天说话，舆论从京城辐射全国，效果比不贬强不到哪儿。那么说来说去，只有贬出去一途。怎样，还有人羡慕宋朝这个文人的天堂吗？人类最困难的事就是勾通思想，与这些没法动一根手指，又思想超级强大的文人们勾通，想想都是个让人疯狂的事情！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5）
（2009…12…07 11：21：11）
为此，新法的推行才有了些微调。一些历来不被史学家们注意的次重要型的新法，才在这时浮出水面。还是那句话，只要静心思考，就会发现熙宁变法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它特定的意义。
为什么它的顺序排列是这样的，而不是另样的。
比如说在熙宁三年年底，先把王安石提到首相的位置，确立他百官之首的权威。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做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以及后来考生们的学习课本。
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议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个最显著的目的。
——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
一直都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太急了，他没有做最重要的一个先期工作，那就是“吏治”。不把官员们的素质普遍提高，那么哪怕新法尽善尽美，也别想执行时上下如一。
可是有两点因素制约着王安石的速度，让他不得不快。第一，周边的邻居们让宋朝危机四伏，大祸眼看就要临头，可司马光、范镇等君子们却格守着孔夫子兵家乃凶器，圣人不喜欢的总原则不放，这点不需争论，就算在神宗去世之后，宋朝和周边所有国家，除了辽国之外，掐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了，他都能王安石、宋神宗累吐血才抢回来的土地白送出去。
只为了“睦邻友好”！
可怜王安石在做事之前，必须得把那个大宗旨大秘密藏住了，不然弹劾他的力度会比现在强烈一万倍，他会成为万恶不赦，灭绝人性的战争贩子。第二，以宋朝宽松仁厚的官场风格，也不允许他什么事都没做之前，就来个空前巨大的整风运动。理智的作法是先做出来功绩，有了威望，才好下命令。
所以必须急着让新法显出效果。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6）
（2009…12…07 11：22：42）
这时不同了，借着变法派阶段大胜的局面，为了以后一劳永逸，才下达的科考改革、课本改革。这两样实施之后，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官场人员绝裂了。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型人才，新考试考出来新一代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欲望，和他怎么想怎么别劲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然如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这在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场人物里，都是不敢想像，从来没任何人敢做的事！
为的，是一个统一思想，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地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由此看来，这项一直被认为是次一等，不那么重要，甚至多此一举的科举改革、课本改革，还是那么的可有可无吗？
那么也就应该意识到，苏轼等人反对这项新法的内部意义是什么，两者间的矛盾有多深，那绝对不是坐在松树或者兰花丛中，捧着早春的新茶，讨论文章，遣词造句那么优雅！
接下来仍然不能进入增涨国库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环境的第二项支柱型新法的推行里，还有另一件事要注意。那就是社会治安状况。改革不仅触犯了某些人的特殊权益，更让整个民间都不适应，这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对者。
有用舆论造势的，更有铤而走险的。想想宋朝之前一小股或兵或匪的造反者，都得动用京城禁军出去平叛的往事，如果真的出现各地烽火，趁火打劫的事，得怎么办呢？
别急，王安石及时推出了保甲法。
简单地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500家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大、都保长）。以大保为单位，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的力量，来维持当地的治安。
这是当时最初次颁布的内容，讨论这个法令的优劣点，其实一瞬间就能看清楚。第一，中国人习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比如说用开封城里的禁军去地方上平叛，都有出工不出力，或者搂草打兔子，既当官兵也当强盗的事发生。
那么用当地人管家门口的事，是不是比较有效果呢？考虑到身边就是自己的老婆孩子，相信每一个巡逻的保丁们，都会尽心尽职的。
第二，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设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的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个必然的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
干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的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数量，这才是最根本的办法。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之后国防、国内治安更加安全作准备。
唯有保甲法。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7）
（2009…12…08 17：14：06）
有人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想出来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儿，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除了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之外，还让一惯老实听话，说什么是什么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那么提问，历史上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只要稍微知道些历史事件，答案脱口而出。
近现代流行崇拜曾国藩，他身为文人，扬名的却在武事，也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他的军队是由什么组成的？所谓湘军，就是他的湖南老乡们，清一色的乡下农民组成的。
不是农民他不要，因为打仗要的就是身强力壮、朴实忠诚的人，只要稍微有些滑头的，面临生死恶战时，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这一点百试百灵。
其它的例子还有无数个，比如最近的时代，我们新中国的开创者们，他们的军队由哪个阶级哪种人组成？谁都知道，“工农红军”，其中贫苦的农民战绝大多数。
回到宋朝，几十年之后就有个再鲜明不过的例子，岳飞。他就是个没受过任何官方培训，纯粹在民间自学成材的河南农民。
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保甲法的可行性，它的远景规划有多美妙就明白了吧。何况自从它实行以来，有一个好处立竿见影地就出现了。宋朝的治安状况。
之前大叛乱、小造反每年都有，自从有了保甲法，州县之间因为禁军太远、厢兵太烂造成的管制空白立即被填补，终神宗一朝，再没有任何叛乱发生。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88）
（2009…12…08 17：26：05）
这些做完之后，与青苗法同等重要的新法——“免役法”才出台。要了解这个法令，我们得先清楚宋朝之前一直在用什么法令。
那就是“差役法”。
“差”，顾名思义，就是当差。宋朝把所有国民按家产多少，分为九等。这里先不说家产多少随时都会变动，比如家里着火烧光了，或者突然间买卖兴隆赚大了，只说这九等人家都要为国家做些什么。
九等里，后五等有福了，他们基本上与这件事无关。上四等人家比较惨，他们要为国出力，谁让你们有钱呢？而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你们聪明能干，国家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嗯，忘了说，要让他们当什么差。说来也简单，通常来说叫“衙前”。这个词非常形象明确，就是在各级国家衙门前打杂。具体地说，比如国家收税，收上来的各种物资，粮米绢缎之类。注意，不是钱，宋朝的货币与之前的朝代相比空前发达，可也没到能用货币转换物资收税的程度。
除了现代社会，没任何朝代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物资，都堆在衙门里，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公务员来管，就由各城乡的上四等户出人来看守。听好了，不白看，看好了不给钱，看丢了你得赔。
这是看守，收齐了还得运。各位衙前同志们，你们得押运这些物资，架着船赶着驴给京城里皇帝送东西。送的路程远近就看各位的幸运程度了，要是投胎到长江以北，那或许个把月的就回来了。要是很不巧，您是位江南人、岭南人或者广东那边的兄弟，想想来回得多远的路，多大的苦！
并且还要注意那个总原则，运到了没奖，运丢了你赔……话说两年前，就是熙宁二年时，神宗皇帝偶然间翻看内藏库奏章时，就发现了这么个事。
一个外地（哪儿的没讲）到京的衙前，任务是“纳金七钱”，连一两银子都不到，这哥们儿居然过了一年都没能交差回家。其原因就是在他本地衙前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