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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胡林翼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他曾在家书中说：“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因而，郭嵩焘说他“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3。 喜任术
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与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为同窗好友。胡林翼与左宗棠又是同年而生，只是胡林翼比左宗棠早生了四个月，两代世交，友情甚厚。可是年岁稍长于左宗棠的胡林翼，早中进士，又早已是陶澍的女婿，而左宗棠后来却成了陶澍的亲家，胡林翼反而要倒过来称左宗棠为“姻丈”。陶澍做两江总督，胡林翼在他任上，遨游于甥馆，认识了林则徐，并请求他老丈人重用。后来林则徐做了云贵总督，胡林翼正好在贵州做知府，于是胡林翼又成了林则徐的属吏。就在这时，胡林翼把左宗棠介绍给林则徐，因此就有了林则徐邀请左宗棠赞襄幕府这一回事。
胡林翼和左宗棠两人情投意合，每次相见，必联床夜话，上下古今，谈个不休。那时的清代，正经过了一个极盛时期转而走下坡路。内有川楚白莲教之乱，外有鸦片战争。虽然在事件平息之后，还能弥补于一时，然而政治上的腐败、民生的憔悴，都是一天深似一天，真可谓危机四伏。于是胡林翼和左宗棠谈话时，常归结到一点，就是怕天下将有大乱。而左宗棠只是个书生，想的是怎样寻找一个深山来避乱。后来张亮基由贵州巡抚调任湖南巡抚，胡林翼就把左宗棠介绍给张亮基。
这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他们两人往日所忧虑的大乱，不幸言中，并且就发生在故乡的大门前，而左宗棠却早已带着家眷亲属深隐在本乡的白水洞，不肯出来。经张亮基的竭诚礼聘，胡林翼责以大义，左宗棠才挺身而出。不久，胡林翼也带兵回乡，授湖北巡抚。于是胡林翼在武昌，左宗棠在长沙，胡林翼在阵前，左宗棠在幕后，左提右挈，在以后的数年之内，据长江上游，和太平军争一日之短长，形成洞庭湖流域一个稳固的局面。
胡林翼知道左宗棠脾气太大，一向不和他抬杠，遇事争执，总是让他三分。但左宗棠却在1852年（咸丰四年）给湘军将领刘蓉写信说：“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大意是说：“胡林翼喜欢用手腕，擅长笼络人，我一直认为他因此而比不上我，现在竟然认为我也是那样的人，这是我尤其不能忍受的。”
1860年，云南昆明人氏两江总督何桂清去世，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谁来接替，一时成了众臣聚焦所在。胡林翼当时已是湖北巡府，当时最合适的就是让胡林翼继任两江总督，但胡林翼给湖广总督官文呈奏，请他上奏朝廷给曾国藩一些实权，他不是不能自己写这个奏折，但是胡曾关系之密切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胡在努力举荐自己朋友之时，还考虑到避嫌对于他们二人会更有利。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胡林翼深谙中国纲常中乾纲独断，因此经过这番迂回曲折的举荐后，曾国藩还真的在众臣的推举下就任两江总督。
无奈胡林翼（3）
4。 重大局
1856年（咸丰六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
当时，正值曾国藩全力进攻太平天国的关键时刻，湖北能否给予全力援助，对于前线奋战的湘军士兵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胡林翼和官文闹翻，官文将对湘军在湖北的势力予以处处掣肘。所以，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让他给官文面子，如果不是事关紧要，一定顺从官文，借其威重之名，方能行己之志。
胡林翼虽然也非常不满官文的种种做法，有心想参劾他，可是一想，即便把他赶走，朝廷必不肯启用一个汉人来坐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武昌，新来的总督未必就是个合得来的，还不如和他处理好关系，这样一来更有利于湘军，有利于江南战局。
所以，胡林翼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官文的关系。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
官文有一个深爱的小妾要过生日，官文为讨她欢心，便广发请柬，通告百僚，说是夫人寿辰。之所以要假托夫人的名义，是因为旧时很讲究名分，小妾虽受官文宠幸，但名分卑下，堂堂官员是不屑于来为一个小妾祝寿的。
到了生日这天，百官来贺，总督府的从官才以实相告。这下大家觉得上当受骗了，一位官员大怒说：“我为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其他大员也继之而骂，准备打道回府。这时胡林翼到了，拉住他问：来了怎么又走？此官说明情况，继续往外走。看着他的背影，胡林翼大赞一声：“好有骨气！”语毕，若无其事地送上寿礼，进入总督府道喜。旁观者本拟一哄而散，但见巡抚犹能屈尊祝寿，大家也自不必拘执小节，遂鱼贯而进。
因为有胡林翼的捧场，官文小妾大大地长了回面子，官文对胡林翼的“救场”也心存感激。
胡林翼深知官文对这小妾言听计从，又嘱咐胡夫人经常邀请这小妾游宴，更禀告太夫人善待她。这小妾也有点才气，会吟诗作对，太夫人与她相处下来，很是喜欢，便认她为义女。从此这小妾以母称呼太夫人，以兄称呼胡林翼，以嫂称呼胡夫人。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只要觉察到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太夫人，太夫人再告诉这小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莫不唯命是从。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
胡林翼与官文相处融洽，合作愉快，竟成为一时之美谈，《清史稿》甚至以“两贤之”溢美胡官二人：官文晚年的建树虽不如从前，但如果不是官文“虚己推诚”，放手让胡林翼去干，胡也无以成就大功业，“世故两贤之”。
咸丰十一年八月，胡林翼在长江边上看到一艘英国兵舰恣肆地鸣着长笛在长江水面纵横驰骋，汽笛长鸣，风驰电掣，所经之处的中国渔船都被巨浪冲翻。此情此景，让胡林翼悲愤异常，一口血从口里喷出，随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从此肺病日益加重，不久病情迅速恶化，不治而死，年仅五十岁。
内王外圣曾国藩（1）
字：伯涵
性别：男
出生日期：1811年
职务：两江总督，直隶总督
主要成就：镇压太平军
死亡日期：1872年
1。 君臣博弈
1854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破武汉，咸丰帝龙颜大悦，对大臣们说：“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能建立如此功勋。”军机大臣祁俊藻说：“曾国藩只是一个在乡侍郎，居然能一呼万应，恐不是国家的福分。”咸丰帝猛然醒悟，不敢给曾国藩实权。由此，曾国藩只有兵部侍郎的虚衔，没有地方行政权，筹措军费非常困难，湘军的发展受到了足以致命的制约。
曾国蕃于是想向咸丰帝要权。
在曾国藩看来，八旗兵已经腐化，要消灭太平军，朝廷必须依靠他的湘军。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决定赌一把。1857年（咸丰七年）的春天，曾国藩利用父亲过世、回家丁忧的机会，带着弟弟国华、国荃回原籍奔丧。但事情并不像曾国蕃预料的那样顺利——回家不久，他就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赏假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曾国藩自恃无人可以代替自己主持江西军务，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咸丰帝自然明白曾国藩这样上奏的目的是要实权，但当时江南大营正好打了几场胜仗，咸丰帝便顺水推舟，开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缺，命他在籍守制。
曾国藩得到这道上谕，一时间万念俱灰：似乎他的仕途已经因为他的轻率举动被断送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眼看着山穷水尽，却原来柳暗花明，1858年（咸丰八年），太平军进攻清政府的经济命脉所在地浙江，清军连吃败仗。东南告急，朝野恐慌，咸丰帝终于认识到离开曾国藩不行，忙令曾国藩复出督军，火速奔赴前线，但却再次赏给曾国藩一个兵部侍郎的空衔。这道上谕在咸丰八年六月初三到达曾国藩老家荷叶塘，曾国藩抓住机会，初七就带人离开了家乡。
这次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了一步。曾国藩在没有得到实权的情况下出征了，很听话；咸丰帝也在两年后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从此，曾国藩有了地方行政权。
2。 知人之明
1853年（咸丰三年）2月，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杀死安徽巡抚。这时，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听说家乡省城被太平军攻占，“感念桑梓之祸”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但他一介书生，无权无兵无饷，结果一事无成。1859年初，李鸿章在他哥哥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老师的器重。
1860年9月，皖南道员李次青丢失徽州府，心中万分内疚，想向曾国藩负荆请罪，又怕昔日同窗不容他，便托李鸿章去试探一下。
李鸿章于是带着众位幕僚去见曾国藩，大家都认为李次青丢失徽州府情有可原，请曾国藩这次宽恕了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曾国藩一听，果然火冒三丈，反而叫李鸿章去问问李次青，是不是还记得他自己亲手立下的军令状。
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学生，但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了，而且是朝廷任命的四品大员，多次帮曾国藩渡过难关，在诸位同僚中的地位也非同寻常，如今被曾国藩这样痛骂，心里很是委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壮起胆子分辩说：“副将徐忠勾结长毛才是这次失守的主要原因，而且，李次青到徽州仅仅只有九天时间，真要追查责任，主要责任应该在张副宪身上。”
内王外圣曾国藩（2）
曾国藩反唇相讥：“张副宪守了六年徽州都没丢，他李次青一去就丢了，到底该怪谁？”
李鸿章和老师较劲儿，认为如果失城就该被参劾，那得先参鲍超，因为正是鲍提督先失了宁国府，才祸及徽州府的。
曾国藩解释道，鲍超丢了宁国府是有罪，但人家回头救了祁门又立下战功。而李次青丢失徽州二十多天，却一面不露，他到哪里去了？李次青一向会对对子，不知道现有人也作了一副对子骂他吗？
“士不可丧其元，君何以忘其度”，这副骂李次青的对联李鸿章当然早就听说过，但他却并不想就这样放弃，既然跟老师讲理讲不通，那就和他讲情好了，于是孤注一掷地说：“李次青从咸丰四年跟随曾国藩，六七年来战功累累，就是老师您也曾经多次对人说过，对他有‘三不忘’，现在要是如此计较他的一次过失，就不怕寒了湘勇将领们的心吗？”
如果说此前曾国藩对处理李次青还有些犹豫的话，李鸿章这样却如火上浇油一般，让曾国藩下定了决心：既然李鸿章都这样想，其他人肯定也这样想，那么，他要是不严厉处罚李次青，就一定有人觉得他顾念旧情、徇私枉法。于是，桌子一拍，叫道：“李次青不参，天理何在？国法何在？”
李鸿章也生气了，直愣愣地对老师说：“恩师一定要参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根据曾国藩的指示拟稿，原本是做幕僚分内的职责。李鸿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曾国藩大出意料，强压着怒火，态度强硬地说：“不要你拟，我自己写。”
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明白：我并非一定要依靠你，没有你，我照样能把事情搞定。
李鸿章无路可退，只得咬咬牙，说：“恩师既不需要门生，门生就告辞了。”
曾国藩冷冷地说：“请自便！”
李鸿章愤怒异常，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当天夜里便离开了曾国藩。
曾国蕃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慨叹“此君难与共患难”。但后来，经过胡林翼、沈葆桢等人的调和，曾国藩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祁门移师东流。
而李鸿章在离开曾国藩之后，过得也很不如意，于是也起了再回曾国藩幕的心思。所以，在曾国藩进攻安庆连获胜仗后，李鸿章便写信致贺。曾国藩知道学生回心转意了，也捐弃前嫌，写信邀请他回营，并派他回家乡组建淮军，驶援上海，稍后又上奏任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从此师生二人心有灵犀，演绎了诸多官场双簧好戏。
1863年，李鸿章的淮军攻克苏州后，朝廷命令他率部前往南京增援正在攻打“天京”的曾国荃部。接到命令后，李鸿章一直以种种理由迁延不前，以致受到朝廷的严责。倒是曾国藩理解李鸿章的用心，为学生辩护说：“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湘军已将“天京”团团围住，曾国荃独占全功之心切，不愿让他人分功。而曾国藩颇有为难之处，作为两江总督，他有责任命李鸿章速往，但如此一来又使胞弟大不满意。李鸿章体谅老师的难处，甘冒被朝廷责备的风险一再拖延——当然，李鸿章心里也明白得很，朝廷真的怪罪下来，老师一定会为他说话的。
内王外圣曾国藩（3）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将要参与外交时，曾国藩问他有什么主意，他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说：“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李鸿章知道曾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急忙说：“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以手捋须，盯着李鸿章教训他说：“就是一个诚字。”
多年后，李鸿章和人谈起这件事情，还坦率地对人说：“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想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有了把握，急忙应曰：‘是！是！门生准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说这些话时，地位已经比曾国藩高很多了，但他谈起曾国藩来，仍一口一个“我老师”。
3。 谋国之忠
在曾国藩前期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他没齿不忘的，是他在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
曾国藩创建湘军早期，湖南官场原本是不容曾国藩的，只因见湘军初具规模，湖南官场才稍稍接纳，后来见曾国藩靖港之战如此惨败，便纷纷起来对他加以指责。即使是他平时的旧友故交，也纷纷离他而去，如郭嵩焘、刘菩、冯树堂等人，都可谓曾国藩平时披肝沥胆的朋友，但此时都或为避嫌疑、或托有事而远离曾国藩。湖南布政使徐有壬闻报后更是惊恐不已，彻夜不眠，第二天即会同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要求弹劾曾国藩，并解散湘军。
此时，唯有左宗棠前往劝说曾国藩。据左宗棠的《铜官感旧图序》载，左宗棠是在曾国藩返回长沙郊区的第二天早晨去见曾国藩的，“缒城而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议，公瞑目不语”。
当时，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幕宾，巡抚对他依畀甚重，所以湖南之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作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在许多地方都得到了左宗棠的帮助。首先，巡抚张亮基邀曾国藩训练湘勇，是得力于左宗棠的推荐。其次，曾国藩招募湘勇，所需经费大多由左宗棠帮助筹措，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在任巡抚幕宾期间，共为曾国藩的湘勇筹银近三百万两，只此一条，就足以令曾国藩对左宗棠感激不尽；再次，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种种矛盾，常常赖左宗棠得以化解。
终其一生，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年，基本上是左宗棠关照曾国藩的时期；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大致为曾国藩关照左宗棠的时期；同治三年以后，则为两人互相隔绝的时期。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最能体现曾国藩“谋国之忠”的为人处事之道。
靖港之败后，左宗棠的确有恩于曾国藩，但咸丰七年，曾国藩对左宗棠却又恨得咬牙切齿。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去世，正陷于江西战争泥潭中的曾国藩视此为脱离困境的良机，未得朝廷允可，便扔下江西的烂摊子回家奔丧去了。左宗棠闻听此事后，对曾国藩此举极为愤慨，指责他自私虚伪，湖南官场也乘机群起攻击，使曾国藩内心极为痛苦，因此发誓不再与左宗棠来往。
内王外圣曾国藩（4）
然而，事隔一年半，当咸丰八年朝廷再次起用曾国藩时，曾国藩回想当初左宗棠对自己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今后带兵打仗，还有许多需要依靠左宗棠的地方，因此决定不计前嫌，前去拜访左宗棠，并撰写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雌，守其雄”的联语，请左宗棠为他彖书。曾国藩这么做，一方面是借此使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一方面则表示自己的悔过之意。
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挪用公款、私役兵弁被人告发，巡抚骆秉章令左宗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而樊燮则通过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反告左宗棠，说他把持衙门、挟持巡抚、行事专断。咸丰帝接奏后，便专为此事派人前往审讯左宗棠，并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间，左宗棠命在旦夕，在给友人的信中，有了脱离官场的想法。
曾国藩闻知此事后，私下给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