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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国任对于郎朗的比赛所起到的作用，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长，甚至是老师不可思议的。比如，他对整个比赛形势的判断分析，他在战前的“火力侦察”，他对郎朗内心稳定所起到的作用等等。也许因为他起的作用太大了，甚至有点越俎代苞了，才引起老师的意见？郎国任是个精明人，却不是个周全的人，他在处理和老师的关系上会不会有什么疏漏，以使老师感到对其缺乏应有的尊重？
老师就是老师，父亲就是父亲，他们对于郎朗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他们之间有了矛盾，也锻炼了郎朗的处事能力。好在他们都是要对郎朗负责的，都怕会因此而影响郎朗弹琴，尤其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国际大赛，他们肯定会劲往一处使的。郎国任一到仙台就将目标对准了参赛的79名选手。他敏锐地从中窥视着能够与郎朗一争高下的选手。他越看越觉得这些选手都很棒，特别是日本的上原彩子。她是上一届比赛的第二名，那一次第一名轮空，她实际上就是第一名。此番在她的国度里比赛，评委会主任是中村广子，一个地道的日本女士，她能不偏向她们日本的选手吗？对于上原彩子来说，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备，再从那些围前围后的记者，还有那一直对准了她的摄相机，就让郎国任不敢做非份之想了。何况他还看到了俄罗斯大林的选手也弹得那么棒，他更是觉得郎朗没有多少戏了。因为这是人家柴柯夫斯基的比赛，同样的条件，能够比过人家吗？前三名选手中，怎么都得有俄罗斯选手。这样一比较分析，郎国任的心里越发没底了。恰恰在这时，到日本来当评委的周广仁先生让别人将一百美金退给了郎国任。郎国任被这退回的钱打懵了，内心的热望与期盼骤然凉下来了。这是他在北京时，因为周先生给郎朗的指导，他表示的一点小意思。可是，周先生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接受，这不是说明她对郎朗没有太大的信心吗？周先生的学生此番也和郎朗一样同台竟争，她是不是更希望帮那个学生？钱退回来意味着什么？不愿承担某种责任吧？本来多虑的郎国任更多了思虑的内容。加之每天在这里花自己的钱，仅床位一天就得一百美金，郎国任能不上火吗？
郎朗本次参赛的曲目中有一首中国曲子，郎国任一直觉得不够把握。那几天，他们也下功夫抠这首曲子。这首曲子是《舞曲与序曲》，是台湾高山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有难度，主要是其中的鼓点强弱把握不好。高山族的鼓点是极有韵味的，用钢琴表现这种鼓声稍有差失，就会失去应有的味道。所以，郎朗除了正常地听赵老师的指导之外，更重视与父亲每天细细地一遍遍抠着曲子中的个中味道。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发现了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将鼓声弱下去，弱到了一定程度，而不影响音乐的起伏，竟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他们爷俩欣喜不已。果然在比赛时，郎朗的这首中国音乐弹得非常成功，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激动地说这虽然是中国音乐，但是我们听懂了。
写到这里，读者千万别以为郎朗的比赛全靠他的父亲，而前来的赵老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可是有悖于作者意图的。（由于本书写作过程中没有采访赵老师，所以，没有从他的角度正面去写到他。）到了什么时候，郎家父子都得承认郎朗在赵屏国老师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那是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也是赵老师长期教学生涯和科学概括与总结的东西。赵老师有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教学法，郎国任说，郎朗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放松，弹琴时能够松驰下来，这很不容易。他说，还从赵老师那里学到了锇罗斯的音乐。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郎国任与别的厚道家长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从赵老师这里学到的东西，他贪多，求快，他还要努力地自觉地想方设法地从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从外教那里学到了弹贝多芬时的跳音，原来郎朗一直处理不好这种特殊的跳音。从外教身上，他们父子一块总结出弹贝多芬的跳音不能像弹浪漫派那么蹦蹦跳跳，就是说不能纯跳，要非连那种跳，只有充分理解这种跳，才能接近贝多芬的风格。还有弹肖邦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连音，因为肖邦的东西主要在旋律线条上，郎国任让儿子从小提琴的那种连音“粘乎”上去体会，他要求儿子能够弹出小提琴的连音效果。这样以来，郎朗手下的肖邦就增加了动人的魅力。
郎国任还非常看重殷承宗先生。他毫不掩饰对殷承宗的崇拜，为子让儿子学到或者说得到更多的东西，他郎国任并不怎么顾及老师态度，这不能不对老师构成了刺激。据说有一次，在处理柴柯夫斯基的某段曲子时，老师不同意郎朗的那种弹法，郎国任说，殷承宗让这么弹的。老师马上反驳道：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郎国任就是这种“不老老实实听老师话”“惹事生非”的性格，只要他的儿子能够学得东西比别人多，弹得比别人出色，惹恼了什么人他都不在乎。
现在还接着说日本比赛吧。
日本人对这次大赛的组织安排就像他们制作家用电器，特别精细。从居住地到比赛场地，都很用心，只是他们的家用电器很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他们对于这次比赛，却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选手身上。或者干脆一点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瞧起中国选手。他们为中国选手配备翻译时，只配备第一轮的，他们连第二轮比赛的翻译都不给准备，他们认为中国选手进入不了第二轮就得打道回府。这使郎朗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在上场时信誓旦旦地对郎国任说：“看我的！看郎大爷的！”
比赛安排在仙台的21世纪大剧院。剧院空间有种豪华的景深感。过道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所有参赛选手的照片和简介，中国选手王笑寒和郎朗的照片都在上面。王笑寒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很受宠，他是周教授的学生，到日本比赛，却又由李其芳教授指导。名师出高徒，王笑寒的成绩确实眼见着提高，这对于条件远不如他的郎朗也构成了压力。郎朗最不怕压力了。在仙台期间，他抓紧点滴时间刻苦练琴。中午休息时也不离开琴房。实在累了，就往地板上一倒，立马入睡。而郎国任就会守在儿子身边，把自己的胳膊垫在儿子头底下当枕头。儿子睡着了，把他的胳膊压麻了，十分难受，无法忍受的难受，但他怕抽动胳膊把儿子弄醒，就那么坚持着，胳膊打着颤，额角流着汗，一动不肯动，直到儿子醒来，他的胳膊都不会动弹了……
郎朗练琴也够狠的了。李其芳趴在窗口一看琴房的郎朗光着精湿的脊梁，挥汗如雨的架式，她不禁惊呼道：“郎朗在游泳！”
好一个游泳！这是对郎朗在仙台比赛前夕练琴的生动描绘。而那些条件好的选手呢？他们可没有郎朗练得这么苦，这么酷，他们有的还买了一支枪，成天打着玩。其结果怎样？
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比赛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一届赛事在俄罗斯举行。这是第二届，在仙台。比赛包括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项。仅钢琴参赛选手就有79人。这些选手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这些选手无不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来到这里的。他们无疑是全世界选拔的这个年龄段上的最好选手。比赛的竟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赛的抽签与以往不同，所谓签，其实是一份纪念品。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盒，盒子里装着工艺精湛的木制小人。选手们可以在摆放的这排小盒中随便拿。将小盒拿到手之后，揭开来，就能发现里边的小人是一个套着一个的，一共是三个小人。在最小的那个小人身上，是决定比赛次序的，谁发现了自己手里这个最小的小人身上有标号，谁就是第一个出场比赛的选手。余下的便按着选手的姓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这样，郎朗的L 字母排列在第12位。也就是说，他第12个出场。“第一轮我弹巴赫平均律第18首、贝多芬第四奏鸣曲、肖邦第二练习曲、柴柯夫斯基《夜曲》。
“练琴时，我爸挨屋去探听各屋情况，加石料向我秉报。听到和我弹一样的曲子，就叫我去偷听。上届老柴比赛第二名的一位女选手弹得好，我爸让我偷听。我正在偷听时，她突然出来了，一眼就看见我站在那里。我马上装着喝水，一仰脖……”
“第二轮，我弹柴柯夫斯基变奏曲、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塔兰泰拉》。我发挥得非常好，淋漓尽致。有人居然给我献花。比赛哪有献花的？不让上台献，就到后台献，是一位舞台管理人员在间歇时送我手里的，我没见到送花人，至今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在弹第二轮时，先到后台等着。后台空调特凉，吹得挺难受。脑子倒是挺清醒。我就想我爸的话：前边那个小孩弹得挺冲，你先稳一下，稍稍等一会儿，等平静了，再弹，不要怕超过时间限制。没事，你弹吧，不要太急。三个曲子有点相像，激烈程度要有区别。老柴不要太强，要收敛一点，黄安伦弹得要揪心，后边要潇洒，要像击鼓似的。《塔兰泰拉》要野一点，精明一点，不要砸琴，使劲不能过大，沉稳，再沉稳一点……”
郎朗说，他每次上琴前，都要把要弹的曲子过一遍脑子，如何处理，如何弹，细细地想，这是经验。也是他们爷俩总结的经验：前边选手要是弹得强，你就弱下来，要区别；要是前边选手弹得弱，你就一定要以强开始，反差鲜明，增加记忆，也能把观众吸引住。
郎朗在第二轮发挥得确实不错，还没弹完，就听评委席上喊：停！
郎朗小心地问：“不是弃权吧？”
周广仁说：“不是，是进决赛！”
决赛按排在三天后举行。
仙台第一宾馆门前的那排旗杆上悬挂着各国的国旗，五颜六色，把仙台的蓝天映衬得格外绚丽。这些国旗就是各国选手比赛成绩的晴雨表。随着比赛的进展，这些密实绚丽的国旗在日渐稀少。郎朗每天回到宾馆或离开宾馆时，第一眼总要看看这些国旗。他特别注意门前那些旗帜。因为，每淘汰一位选手，就要降下他们国家的旗帜。郎朗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格外亲切。那是他的荣誉，他代表着自己的祖国。比赛第一轮结束，剩下39人进入第二轮，中国所有参赛选手都进入了第二轮。再往下比，仅有六位选手进入第三轮；在这六名选手中仅有一位中国选手，那就是郎朗。而在国内被一些人捧着宠着排名在郎朗之前的选手怎样了呢？这种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如果郎国任早知有这么一天，他大概不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忿忿不平吧？
其实，郎国任的内心并没有放松。他到仙台来并不是只为自己出口气，和中国选手一决高下，他是要和所有选手比高低。当郎朗真正进入三轮时，他觉得压力格外大起来。因为从郎朗头上顶着的这面五星红旗，他就感到了足够的份量。如果郎朗一旦有了闪失，那么，这面国旗肯定要从仙台的上空降落无疑。那么一片国旗中，只剩下了四面国旗了，它们依次为：俄罗斯、乌克兰、日本、中国。在这四面国旗中，最后剩下的国旗能是哪个国家的呢？
郎朗父子仰望着中国的五星红旗，那种眼神是坚定地向往。
比赛期间，郎朗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选手。这是三个女孩。一个叫詹未英，一个叫张晓荧，还有一个姓李，名字郎朗已经记不得了。他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她们的问话：
“你是大陆来的？”（瞅他这么高这么胖，不大相信）“你们是不是住茅草房？”“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女孩指着电视考问郎朗）“你们有吗？”
郎朗听了这种问话当然十分气愤。不过，当郎朗如实回答并且对中国改革之后的人民生活现状予以说明后，三个女孩的敌视情绪消失了，她们用歉意的口气解释，说她们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你们的小孩子都在做苦役。郎朗告诉她们事实真相，她们相信。她们后来都对郎朗非常好。她们还为郎朗取得的成绩衷心祝贺。后来，当这几位台湾选手遭淘汰后，都恋恋不舍地向郎朗告别。由于参赛选手仅剩下六名，拥挤的宾馆里也显得空荡了。郎国任为了省钱，退掉自己那一百美元一宿的床位，与郎朗挤在一张床上。没有瞧得起中国选手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因对郎朗恭敬而转为对郎国任的恭敬。起码没有因为他与儿子挤在一张床上而轻看他。
比赛进入到了最后一轮，六名选手分两拨，一天三名，逐一登台，与乐队合作协奏曲。在历次国际赛事中，中国孩子在与乐队合作时常常是吃亏的，因为我们平时条件有限，所以，与乐队合作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作为评委的周广仁先生也是深为郎朗担这个心，她知道郎朗要弹得那首肖邦协奏曲与乐队合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进入第二乐章时，乐队速度慢，万一钢琴带不了乐队被乐队拖着走，那就得弹散，一散，就抓不住听众，更抓不住评委了。
周先生坐在评委席上暗暗替郎朗捏把汗。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这时候的国际评委周广仁先生真正希望郎朗能够一举夺冠。
时间：1995年的9 月9 日。
地点：仙台大剧院。
乐队：莫斯科交响乐团。豪华阵容占满舞台，占满人们视线。一架三角大钢琴。舞台的帷幕正中，挂有一个人的头像，那是——
第三节 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面孔会被中国孩子感动吗
帷幕上的头像有着刺绣的效果。那是一张忧郁敏感的斯拉夫人面孔——柴柯夫斯基，这是一个能够让人类忧郁的名字。看上去，就连他的胡须都是忧郁的。那双深陷在眉骨下边的眼睛在注视着会场，注视着豪华的莫斯科乐队，也在注视着那架闪着珠宝般光泽的三角钢琴。全世界只有一个柴柯夫斯基，一个不朽的时时可以伴随我们的音乐之魂。
然而，他会关注这个中国孩子吗？他绝不是来自高贵的有教养的家庭，他对于西方上流社会的文化礼节几乎一无所知，他对宗教还缺乏起码的理解。他还太小，乌黑的中国式小分头，让他那位不会化妆的父亲不知往上面涂抹了什么发乳头油，使薄薄的那层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像粘了一张黑颜色的纸，没有一点蓬松感。他坐在巨大的钢琴前，脑袋只比钢琴高出了那么一点点，所以，他在看指挥时，脑袋得使劲往上探仰着才能看见。这样一个孩子端坐在如此豪华的乐队丛林中，大有被淹没之感。而这个孩子，则不肯被淹没，他那张涂满稚气的脸上，顿时充满了童年的全部神圣和灵性。
“我从未合过乐队，比赛前我感到非常疲倦。当时练琴在一所大学里，好像是工程学院。我在琴房的椅子上睡了一觉。从琴房到比赛场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决赛六个人，分两天比赛，每天三个人，都是晚间七点开始。我是排在第一天。”郎朗是这样回忆当时比赛的：
“我排在最后边，等前边那两个人，一直等到了九点多，特着急。我爸让我睡一觉。把两张桌子往一块一拼，我爸给我盖上演出服装，把灯关闭了。我闭眼养神。快到点时，我爸叫醒我，让我再遛一遍曲子，我爸听了说好了，没问题，你就尽情发挥吧！
“舞台监督是个中年男子，日本人，他给我一递眼神，打个手势，我就往台上走去。我很轻松，没任何压力。赵老师和我爸都说，没事，得前三名就行。但，我心里边想，必须拿第一。决赛就比一首协奏曲，36钟。”……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长长的前奏仿佛专为指挥准备的，似乎从根本上忽略了这位中国神童的存在。这种冗长句子的前奏是对一个13岁孩子的耐性与心理的真正考验。指挥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像戴着一顶皇冠般的假发。他立于郎朗的斜上方。郎朗能否成功，就看与他这位指挥之间的交流是否默契。
莫斯科交响乐团有着足够的辉煌。郎朗置身期间犹如裸露在炽热的阳光下。黑色光亮的三角钢琴像一块沉默千载的礁盘，等待着这位身着白色衣着，扎着黑色领花的中国男孩去唤醒。男孩与钢琴黑白分明，对比度极强，令人神清气爽。
前奏为这个孩子铺展开一条暖色的音乐通道，他很舒服地抬起了双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衡接，不仅靠指挥的手势，更要靠一种音乐的悟性与敏感。郎朗天衣无缝地完成了这种过渡与对接。他以飞翔的姿态靠近盘键，一串干脆利落的触键，清亮亮地带着洁白的感觉去扣击这块千年礁盘，于是，一片灿烂与乐队营造的这片美妙空间得到了动人的呼应。
F 小调，OP。 21，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其实应该算是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因为它是作于1829年，比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早作了一年。可这首曲子因出版晚而成了第二。
肖邦在写这首曲子时，正值青春季节，他疯狂地爱上了学声学的一位姑娘，她叫康斯坦莎。 格拉德科夫斯卡。恋爱过程与感觉完全是西方式的，一见锺情。肖邦陷入情网，整天相思，却羞于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情。单相思的折磨，硬是把他折磨出这首可以流传千古的名曲。对于青春期的肖邦来说，不吐不快，不写不快，而当他写出这首曲子并且于1830年3 月17日在华沙首次由他自己弹奏时，该是多么淋漓尽致的场面。听懂的和听不懂的肯定会同样陷入那种音乐气氛。肖邦等于向全世界表述他的初恋，他的死去活来的痴爱。只是不知道那次演出时，被他倾心狂爱的姑娘是否在场。
郎朗还是个孩子，是个在中国视爱情为不正经的保守封闭状态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父母之间长期分居，到了一起还免不了拌嘴，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温存一番也会严格地提防他，回避他。所以，他接到女孩子的所谓情书统统扔到马筒里，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是个多么纯净透明的孩子，对于爱情深渊他不仅不敢迈步，甚至连瞅一眼的可能都没有。而西方的音乐大师如莫扎特、李斯特们却在爱情的接触与涉入上要早得多，深刻得多。这大概就是东西方的差异。问题是这种差异能否影响到对于肖邦音乐的理解与演奏呢？
其实，也真难为了郎朗这个正派的好孩子。父亲告诉他，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去弹这首爱情的曲子，带着对母亲的爱去弹，总之，要投入真正的感情去弹。然而，这种感情能够真正表现出肖邦那种缠绵绯侧、充满浪漫主义的美妙的幻想情趣吗？
像所有的协奏曲一样，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