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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员工的年薪水平完全由公司确定，但却不是老板“拍拍脑门想出来的”。确定工资水平有如确定商品价格，必须确保公司在人才市场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而又不致把行情过分抬高，所以首先需要“知己知彼”。如前所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职责之一是，确定适当的薪酬水平。公司设定专人不间断地做出“薪资市场评估”。
这种调查每年举行两次，其中一次囊括了所有行业，另外一次则是针对大约20家可以成为竞争对手的公司。假如出现了公司员工外流的情况，那就要特别关注这些人流向哪个公司，那里的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调查通常委托两家最著名也最有信誉的调研公司同时进行，调查人员严格遵守行业的保密守则，资料显示也只是一般取样，而不涉及被调查公司的名称。不过，大家全都心597照不宣。公司在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之后，才会提出自己的工资水平。其基本原则是，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把同业所有公司的工资水平按照从“0”到“100”
加以排列，微软看好的位置是“第35位”。
这样看来，单就年薪来说，微软雷德蒙总部18000名员工的实际收入，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低一些。至于北京的希格玛大厦里，凡是从美国回来的人，仍旧按照总部的工资水平，比如李开复离开SGI加入微软之后，工资降低了将近一半。张宏江离开惠普加入微软，工资降低了至少30％。张亚勤离开桑纳福，工资大约降低了20％。从中国招聘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乃是以国内外企的标准来衡量，工资水平不会超过北京地区同类外企，其绝对数量与美国总部的工资水平之间，大约有3倍至5倍的差别，即便如此，还是大大高于国内公司。比如童欣的父亲就曾感叹自己工作了大半辈子，现在一年的工资还不如儿子一个月的工资。这的确是事实，但又不是全部事实。童欣虽然也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但他没有父亲享有的住房一类的待遇。假如他要从自己的工资当中抽取部分去买房，那么实际收入水平又会打很大折扣。
598以上一段情形告诉我们，微软员工的年薪在相应的外国大公司中不能算高（硅谷星罗棋布的小公司，以高薪广揽人才的就更多），仅仅依靠这一笔收入，根本没有可能造就如此众多的“百万富翁”。事实上，过去10年当中，微软员工的真正财源乃是其拥有的“认股权”，而非年薪。
“认股权”这种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公司掏钱做本金，来帮助员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赔了是公司的，赚了是员工的。其具体的操作，则又有一套复杂程序。
作为微软的正式员工，任何人在进入微软之前都将与公司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员工享有的种种权利，其中一项即为“认股权”。股权的数额根据员工的技术级别而定，少则数百股，多则数千股。
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的股票期权可达数万甚至数百万股。
在通常情形中，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一个月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员工“认股权”的价格。
每工作一年，“认股权”即获得一定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像股市上的投资者一样，享有“配股”的权益。员工只599需记住你的股权数额以及股权价格，而不必花任何钱来购买，一年之后，可以卖掉“认股权”当中的一部分，以后逐年卖出，在公司工作满四年半的时候，即可全部卖掉首批“股权”。原定“认股”价格与当时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员工的收益。如果股票升值，每年都可以通过出售股票来获得现金。如果股票贬值甚至低于你认股时的价格，员工也可以不要。当然员工如果并不急需用钱并且对公司有足够信心，也可以把股票一直攥在手里不卖，但不能超过7年。另外，每个人还可以用工资10％的部分，以市场价格85％的折扣购买微软股票，另外15％由公司出资补偿。
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分送新的“认股权”。同“老权”
一样，“新权”也必须到一定期限方能认购。所以，员工无论在什么时候离开公司，手中都会有或多或少尚未到期的“认股权”就此作废。这样看来，一个微软职工，无论什么时候离职他去或者退休，都会造成直接损失。
所以“认股权”又有“金手铐”之称。
本世纪最后20年中，“认股权”可以算作美国公司600制度一项划时代的改革，其意义决不次于1914年亨利．福特所实行的“日薪5美元”。很难说这是谁的发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微软是实行这一制度的最成功的范例。其成功的要点，一个是公司给予员工的“认股权”数额较多，一个是公司股票在过去10年中的成长幅度，最高时可达33倍。
90年代初期的两三年，微软股票每股价格浮动在4元左右。而在1999年，微软股票每股在100元上下浮动。
在1993年以后的7年间，微软至少有过4次“配股”。
有了这些基本情况，我们就可以大致估算，一个在1993年进入微软的员工，可能有的股票收益。
假如一个员工初入微软时的“认股权”为平均数量：1000股。这个员工在以后这些年始终没有出卖股票，那么他现在手里的股票，经过“配股”之后则应为：1000×2×2×2×2=16；000股假如这个员工在1999年的某一时间想要出卖全部股票，那么他可以用每股4元的价格，到股市上购买16000股，而以大约100美元的市场价卖出，其中96元差价，为本人所有。这样，其首批“认股权”的总收益大约为：60196×16；000=1；536；000美元这种计算与实际的情形必定相差很远，但我们已能从中估量一种趋势：“认股权”给微软员工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薪金。由此可以大致想像，“认股权”对于职工的吸引力之大，远非一般待遇可比。
“认股权”的本质，与凌小宁反覆提到的“Ownership”
概念有关。它让每一个员工分享公司成功带来的利润，以一种确凿无疑的利益来激励员工尽心尽力，同时又能约束优秀员工的离心倾向。它在无形当中构成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联系：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做好，公司才能好；公司好了，股票才能涨；股票涨了，每一个人都得利。
这个逻辑既简单又清晰，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比尔很聪明，”微软的一位经理这样说，“正是因为他愿意和几万人共享公司利润，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只要举出《微软通讯》上刊登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让35000人都来关心公司，会产生怎样的力量：一个员工给公司老板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批评洗手间里的卫生纸还没有用完就被取走，是一种严重浪费。有关经理赶忙出来解释说，他不能让洗手间在任何时候出现没有卫生纸的情602形，所以只好不管纸架上有无，一律定时更换。
“认股权”制度的基本逻辑，是相信人的行为乃由物质利益所驱动。员工对公司的忠诚，也是源于公司能够满足员工对于物质利益的期待。正如李劲所说：“收入永远都是人们选择工作的一个理由。”但在研究院中，如此直截了当地用利益动机来解释自己行为的人，并不多。
大多数人是期望在“利”与“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不过，这种平衡会随着本人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比如凌小宁现在对于钱的看法，就同过去大不一样：“当你没有钱的时候，钱的份量会很重，钱越多，就越不值钱。”他说：“对我来说，钱已经够了。所以时间是最宝贵的。对从国内招聘来的人来说，钱可能还很重要。”不过，他又说：“美国人非常看重自己能不能愉快。再多的钱，如果不开心，也不干。那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能挣到钱。可能少一些，但很开心，他宁愿这样。”如果美国人真的是这样，那么李开复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在各种场合无数次谈起微软的科研环境，以及身边这些优秀的人，说他从中得到无穷乐趣。只有一次，他与一位记者谈到了收入问题：603如果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工作不好，但物质很好；一个是工作非常好，物质方面勉强可以，那么我会接受后一个。但如果这个工作的物质非常差，差得我的家人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我会先接受前者，等到把钱赚够了，然后再做我喜欢的工作。我还是觉得不能因为个人的爱好让家人长期过一些不能接受的生活。我希望中国员工的工资会更快地增长。
当然，“认股权”的力量，须有一个前提方能凝聚而成。那就是，股票市值不断成长。倘若股票不能如所期待地增值，甚至还要贬值，那么“认股权”就等于废纸一张。那些在1999年春天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依据规则，已经可以在2000年春天出售自己首批“认股权”的一部分。大家在一种期待当中度过一年之后，却发现微软股票的价格与一年前相比，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下降，自己虽无直接损失，但不能从“认股权”中获得好处，本身已是损失。这情形有些像张宏江在半年前说的，“微软的股票不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了。”他那时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如今，“潜在的问题”
已经浮到水面上来了。
604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斯蒂夫的补偿政策。对于微软35000名员工来说，这一政策中所包含的意味，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假设1999去年公司平均每一个员工拿到1000股股票认购权，按照斯蒂夫的政策，在2000年4月24日，以大约66元的价格分给员工大致同样数量的股票。股票今后如果涨上去，利益是员工的，跌了，亏损则是公司的。照此看来，微软需要出资：66×1000×35000=2；310；000；000美元有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就可以理解斯蒂夫．鲍尔默所说“不希望我们的员工对他们未来的报酬有疑虑”这句话的含义：用数字来衡量，那就是，一夜之间把公司第一季度的全部利润（23亿美元）掏出来，就是为了稳定人心；用逻辑来衡量，那就正好应了微软的“以人为本”
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只要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人还在，钱就会失而复得，而失去了人，微软才是真的完蛋了。
难怪李开复和张亚勤全都感慨不已！
605自由软件与自由创新“稳定”这个概念，在微软的词典里是没有的。有“危机”，有如李开复所说：“微软永远有危机感。”也有“竞争”，就像里克．雷斯特说的：“微软的竞争者，就是我们自己。”走进希格玛大厦的那些稍有阅历的人，对于微软的第一个感觉，通常都是，这公司正在心急火燎地“转型”呢。王坚说：“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建立在‘危机意识’基础上的。”陈宏刚每次回到雷德蒙总部都能发现，大家谈论成绩一语带过，谈论危机聚精会神。“我们从不否认自己有缺点，”陈这样说，“我们都明白自己随时可能被别人取代。”比尔．盖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更早，也更加直截了当。1999年初，他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记者专访时承认，“有人可能正在致力于带来某种具有石破天惊意味的创新”，就好像他自己在70年代对电脑行业做的那样。他对记者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还表示，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
在另外一个场合，比尔．盖茨重复了他的“微软总有一天会被取代”的说法。但他又说，他的任务就是推迟这个日子，而他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606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似乎也都是为了“推迟这个日子”。“时间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的。”张亚勤说。
2000年1月的最后一天，也即微软中国研究院“龙苑会议”所规定的“一月目标”截止期，一支来自中国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进雷德蒙，包括李开复和张亚勤，其他小组的经理张宏江、沈向洋、黄昌宁、王坚、凌小宁，还有好几位研究员和工程师。上午10点钟，这些人来到总部112号楼的会议室，向微软的产品部门报告他们15个月来的进展。
在微软总部编制的会议文件上，这个报告会被称作“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研究成果检阅”。就事情本身来看，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克瑞克．曼迪将这些中国人从太平洋那边引过来的。两个星期以前，他来到北京，在希格玛大厦转了好几圈，李开复请他指点，他说他“非常满意”。
李开复问：“你看哪个项目最好？”
他说：“每个都很好。”
607李开复又问：“有没有哪个项目不很出色，或者是方向不对头？”他想一想说：“没有。”
克瑞克．曼迪带着一种既惊且喜的心情回到美国，立即发电子邮件，对属下各个部门的经理说：“你们都应该到北京去看看。”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李开复接到更多的电子邮件，微软总部的产品部门纷纷提出到北京来看一看的要求。
李开复掰着手指一算：自己手下6个经理，那边可能有20个部门要来，这样，就要开120个会议啦。倒不如索性把自己的经理集合起来，到雷德蒙去开一个会，不论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听。
这一天，报告会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午后1点30分，连午餐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相继站到前台，摆出证据说明微软在中国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次带来的13项成果也可以证明，研究院的基础研究已在多方面取得进展。在过去的6个月中，研究院已经发布49项发明，估计每年可以获得50…60项专利，其中有一些马上就能用在产品中，有一些608要在两年以后才能用，还有一些则是5年以后的主流。
但是，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已有的成果，而是将要有的成果：多媒体研究已经在三个方向全面展开。
李开复的阐述充满专业术语，让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几十位行家听得两眼放光。但李开复接着告诉那些美国人，在北京的工作刚刚开始，机构初创，只有大约60个研究人员和几十个实习者。他还说，他的19个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中，有“11个来自美国，8个来自中国”，另有26个副研究员和10个工程师和来自中国的2000多个申请者。他一边说一边驱动电脑，巨大的屏幕上呈现出一行字：“来自13亿中国人中的100个最聪明的学生。”
他们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智慧塔”。
演说当场引起震动，其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前述那组“考评数据”。公司里那些关注中国的人了解到这些，不免惊讶万分，他们没有想到，太平洋那一边的形势变化得如此之快。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很好的东西”，其中有一些“不仅仅是技术成果，而且是理论上的突破”。但是，还有更加让他兴奋的东西呢。他是当初力主尽快建立中国研究院的人之一。
609以其华人的背景，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困难是明显的：一个是语言和距离，怎样与美国总部沟通和合作；第二个难题是，微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很扎实的班底吗？一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些问题，凌大任说：“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他们继续把他们的效益发挥在中国。”另一个兴奋不已的人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他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他这样谈论李开复，“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非常困难。”他甚至认为，李开复在一年里面做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话当场就引起一位中国记者的怀疑，他问里克．雷斯特：“真的是这样吗？”“让我再把我的话说得精确一点。”里克于是笑着解释道，他的意思是，中国研究院所达到的工作效能，在一般的组织中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
但这并不妨碍里克．雷斯特向比尔．盖茨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微软的两个高级主管回顾了中国研究院一年的工作之后，比尔．盖茨很惊讶地说：610“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尽管李开复成功地解决了他所遇到的最初的难题，但是，在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微软面前的两大难题没有一点化解的迹象：一个是司法部的挑战；一个是市场的挑战。6月7日，杰克逊法官判决微软公司一分为二，微软当即表示将上诉进行到底。司法部大有不把微软搞个妻离子散不罢休的势头，但若追究起来，其实这些事远不如市场的形势那么严峻，因为市场才是最终决定公司存亡兴衰的力量。正因此，斯蒂夫．鲍尔默才会在这场官司的高潮中吁请他的员工，“坚持把精力放在创造机会、创新产品”上。
微软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产品，已不能满足网络时代的要求。在很多领域，它不仅不像司法部说的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连优势也说不上。比如网络上的“。”公司中，有90％的部分在使用甲骨文的软件，这比微软“视窗”在个人电脑市场的占有率还要高。2月中旬，甲骨文公司的总裁赖里．艾利森在硅谷这样说：“越来越多原属于个人电脑的运算转向网络运算，我们就有机会变成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这家规模611仅次于微软的软件公司，深知微软的营销规模比自己大一倍，但艾利森很乐观。他说：“理由很简单，现在不是个人电脑时代，也不是操作系统时代了。现在是信息时代。”中国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看微软现在的处境，真的挺危险！后面有那么多人在窥视它的地位－－这些人的智慧、热情和野心，个个都不次于25年前的比尔．盖茨。前边有司法部拦着去路，似乎不把微软的步伐耽搁下来决不罢休。股市上，微软的形象第一次在投资者心目中投下阴影。然而更加严重的事情，不是来自司法部，不是来自杰克逊，不是来自“纳斯达克”或者“甲骨文”，甚至也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新概念：Free这个词在英文中，既是“自由”之意，还有“免费”
之意，用来形容软件的时候，更添了一层“开放”的意思，也即公开软件源码，任何人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
熟悉软件发展史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同微软迄今为止的方针背道而驰。
软件发展的现实，显然正在出现背叛历史的兆头，612但是，这个领域的历史正是由一连串背叛历史的人推动的。
世界软件业的起跑，是有相当具体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