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芫砗耸担峁⑾炙健�3个人”之说，真的是出自总经理口中。
那记者忠实原意，并无虚构，倒是吴总贵人多忘事，不记得自己当时信口说了些什么。尽管如此，吴士宏仍然不肯原谅属下。但这时候尚已经不再内疚，她相信总经理心里真的是有“3个人”。
事情很快闹得满城风雨，同事们本来从不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当作一回事，现在倒全都找这文章来看，在楼道里面碰到尚，就笑：“冤枉啊。”
“她认为我不是她的人，是杜家滨的人，”尚说，“实际上我不认为我是什么人的人。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想406法做事情。”她觉得委屈，在她看来，任何一个不带成见的人，比如说李开复，即使发生了那样尴尬的场面，也会一笑置之，绝不会说她成心捣乱。
此后数月，麻烦接二连三地发生，尚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吴总对她抱有这样的敌意，其实她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糟。实际上，吴总把解聘书都给她准备好了，罪名是“失职”。吴士宏的老板罗迈克知道了此事，挺奇怪地向左右询问：“希拉一直很努力，半年前的考评结论还很好呀，怎样突然就一无是处了？”这个美国人当然不能懂得中国的“国情”。其实，很多人的“罪过”，不是因为事情没有做好，而恰恰是因为把事情做得太好啦。尚笑莉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公关经理之职，在半年前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庆典搞得有声有色，两个月前又把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在深圳的“维纳斯发布会”做得挺热闹。按照常例，下属的成功会让老板自豪，但吴士宏不同。根据微软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叙述，“这两件事有可能让吴士宏特别恼火。尚在吴的手下，却去帮李开复和张湘辉。不给她一个厉害看看，她就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407但另外一个更加了解吴士宏的人，显然看得更加深远。根据他的说法，吴士宏是“从夹缝当中长出来的小草。所以她对周围的事情一直是防备心态，很敏感，不开阔。碰到一点小事，就很容易认为是有人要压她”。这样的心态促使她在每一件事情上争强好胜，不甘为人下。
但有时候却陡然冒出神经质的反应，令旁人觉得异常。
吴所信任的一位下属曾经说，他对吴士宏的印象还不错。
“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很努力地工作。感性化，而不是很理性的人。”但是他怀疑，“她过去在外企曾受过外籍人的欺压，所以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对立。”他举例说，吴曾要求把公司过去印制的宣传品中凡有杜家滨形象的全部销毁。“狭隘还是什么？我不好说了。感觉是一个女人心。其实她对我没有什么不好。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合适。”这话至少有一个地方不合适，狭隘本不分性别。女人的小心眼当然有，但有时候一个挺大的男人，心眼也有可能小得穿不进一根线去。
不管怎么说，狭隘所具有的破坏力，比人们通常所能想像的要大得多。张湘辉的“中心”和吴士宏的“公司”在同一层楼上，所以张对所发生的一切都能清清楚408楚，他对李开复说：“很显然，朱莉特在整希拉。”李开复在获悉楼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决心出来拯救尚笑莉。他对罗迈克说：“希拉的事你一定要管。她是冤枉的。”
他还建议罗迈克找张湘辉谈谈，甚至可以找人力资源部经理谈谈。罗迈克还没有反应过来，张湘辉也来找他了。
这让罗迈克更加惊讶：怎么一个人的去留，居然引起公司这么多高级主管的关注呢？
尽管微软公司里很少有人能够一手遮天，就算老板，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员工开除，但尚还是不得不考虑离开的问题。人家问她为什么要走，难道是不喜欢这个地方？
她嘴上说“很喜欢”，心里想，“是啊，为什么要离开？”
她给第五层的李开复发出电子邮件，只有一行字：求职。
仅仅30分钟后，她就收到李的回信，也只有一行字：“你来谈谈吧，现在就可以来。”她当即跑下楼去。“真是不可思议，”尚后来说，“那么快。”还说，她从六楼跑出来的时候，没有一点伤心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出笼的小鸟，能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又不离开微软，特别开心。”但吴士宏对尚说，公司要对她的问题拿出一个意见，409在此之前是不可以走的。
尚还不知道，那个“意见”其实是一纸解聘书，但她还是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于是去找罗迈克申诉。罗迈克已经有了李开复和张湘辉的劝告，早有准备。他说，他看不懂这么些复杂的问题，但他愿意听尚解释。等到他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事情之后，又问她为什么要到研究院。她说，就是为了开心，“我在楼上很久都没有看到人们的笑脸了。我自己也很久都没有笑脸了。大家全都愁眉苦脸，好像有一种情绪在蔓延。”罗迈克不再说什么，当即就给吴士宏发出电子邮件，说他不同意解聘尚，还支持尚到李开复的研究院去。这令吴总失望。她再一次发现，她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不成。
她后来在自己的书里说，总经理的人事权受到挑战，想来这件事是例证之一。
围绕“尚笑莉去留”这件事，公司若干高级主管所发生的分歧，显然有着更大背景居中发生作用。那就是，吴士宏明显地在公司的“本地化”方针中塞进自己的意志。她将矛头指向那些“糟踏戏耍”她的人，并且开始410建立自己的队伍。当杜家滨终于离职他去的时候，这个进程加快了。吴在她原来供职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中寻找她信得过的人，请到微软来。希格玛大厦里原来一帮经理，大都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现在纷纷感觉新老板的“全面本地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道“逐客令”。
那些日子，公司人心惶惶，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味道不对，其中一位对朋友说：“听到‘本地化’，起一身鸡皮疙瘩。”
但吴士宏不仅没有“鸡皮疙瘩”，而且大刀阔斧。“外籍人”越来越少，“自己人”越来越多，以至她终于觉得可以在“八仙别墅”来一次聚会了。当一个机构气氛异常的时候，就连谁去谁家吃饭也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有可能成为“划线站队”的标志。当日有缘参与这次“八仙别墅”聚会的共约20人，根据一位在场者的回忆：都是吴在感情上亲近的人。席间大家纷纷举杯，吴对众人说，我来之后，各位都得到提升啦。
外籍经理纷纷离开，周围越来越多的面孔让吴看了宽心。但还有一些东西不顺眼：上班没个钟点，不拘礼仪，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只知道趴在电脑前，电脑旁边堆着零食。最难忍受的是微软员工的衣服乱七八糟，脚411穿拖鞋，蓬头垢面，这哪里像个正经的外企呢？有一个时期，她在公司的高层管理会议上总是提出上班打卡的问题，还有穿西装的问题。如前所述，微软的人穿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穿西装的。他们可以加班，只要高兴，连续几天不睡觉也行，但就是不肯遵循一个一成不变的作息时间。现在，这一切都要改变。
这些事情看来都是细枝末节，与公司重大决策无涉，但是吴很认真。事实上，她允许部下当面叫她“朱莉特”，而不是“吴总”，表明她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微软文化，但她仍在试图改变微软文化中那些她不喜欢的东西。改变公司的无拘无束之风，装上一副“正经模样”，正是把“微软中国”变成“中国微软”的重要环节。如果她真是这样认为，那可就糟了。因为，就算是她最信任的人，也对她的这一套不以为然。倘若是在国际商用机器那样的公司，就算你现在不准员工们西服革履，恐怕都做不到。但微软不同，这里全都是一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年轻人，要他们把自己包在西装里，用领带拴了脖子，按时上下班，他们不仅不会接受，而且还会在背地里当作笑料。那些天，希格玛大厦就有人说了一句话：“在吴总的412英明领导下，微软的标志都快变成蓝色的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标志是蓝色的，所以有”蓝色巨人“之称）。”又有人质问：“说微软是大孩子玩游戏。可是为什么3万多个大孩子玩出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吴总不管这些，她一意孤行。但在经过了一次偶然的小事之后，她也许会意识到，她的“本地化”方针，出现了失败的征兆。那一天，她走进希格玛大厦一楼大厅，看到一位下属居然还是穿着一条牛仔裤，当场喝问：“你怎么啦？”然后指着旁边的人说，“你应该穿他那样的裤子。”可是大家低头一看，那人腿上也是一条牛仔裤。
更大的失败还是销售业绩不能振作。那一年吴士宏没有完成原定的销售指标。“她很努力，但收效甚微。我觉得她说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实现，”一位微软员工这样说，“这在微软高层管理人员是不行的。”吴在她的书里，对于很多小事都能条分缕析，不厌其烦。但对这件不算小的事可就有点含糊，一会儿说“下滑到谷底”，一会儿说“开始回升”，一会儿又说“显示负数”。不论是什么解释，都不能证明是成功的。不过，公平地说，吴的销售不振，实在也是因为她的运气不佳，不是遇上特大洪413水，就是遇上“北约轰炸”，还有一些知情者不便启齿、外人又不能深悉的缘由。有经验的外籍人员大都抱着不合作的态度，他们甚至在吴上任前夕拚命向代理商送货，让前任老板完成了最后一年的销售额。等到吴上任之后，代理商的仓库里面已经装满了积压货物，不卖完就不肯进货，新年度的销售额自然无从递增。这样看来，我们不能将销售下降简单归咎于吴士宏一个人。但追究背后的原因，又是因为她的“本地化”操之过急，以致员工疑虑重重，不能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其情形有如尚笑莉的抱怨：“过去，微软从来没有为人事纠纷而烦恼，不会为怎样面对老板而烦恼，只会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烦恼，为课题做得那么烂而烦恼，为自己没有更聪明而烦恼。
现在，这是怎么啦？“到了1999年夏季，就连吴士宏也不能抑制内心的烦恼了。无论她后来怎样陈述自己的辞职理由，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她已意识到她的”本地化“根本无法做到，就像她自己说的，”至无法调和时，我只有以辞职拒绝。“实际上，失败在更早的时候已露端倪。当日她的属414下中纷纷离去者并不独为外籍员工，而且也有很多人正是”本地化“的中坚力量，其中有四个人－－陈蕾、尚笑莉、王瑾和夏鹏，顺着楼道下到第五层，到研究院来就职了。吴士宏昔日的这些下属中，说起来没有一个人是反对外企”本地化“的，可是他们又全都不能赞成吴的一些办法。其中一个说：”她操之过急，铸成大错。“
这话好像是在感叹两败俱伤。在吴的“本地化”的进程中，她本人固然落败，微软又何尝成功？然则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起。我们此前曾经说到，比尔．盖茨所谓“正反馈理论”，在人才的方面正在出现新例证，也即聪明人喜欢和聪明人呆在一起。现在，在那么多聪明人纷纷离开聪明的吴士宏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理论的实现并非是无条件的。
1999年7月，微软轻描淡写地宣布了吴的辞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大事化小。然则吴士宏却正好相反，她要说的话很多。投向微软的众“矢”之中，又加了一个《逆风飞》。封面以蔚蓝底色烘托，吴士宏端坐正中，衣着华丽，仪态安详，一群被虚化的男人环绕在她身后，415就像众星捧月，又像众叛亲离。著者“吴士宏”三字为鲜红颜色，字号之大，也许开创了出版界的一个纪录。
书的发行收到奇效，将她的一次失败经历变做成功之举。
版权页注明印数为9万册，据说实际印数更多，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她的名字和她的格言在全中国的报纸上频频出现，她的微笑和她的声音也在电视节目里亮相。可是微软一言不发，摆出一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样子，让喜欢看热闹的人有些失望。人们并不知道，微软中国公司的员工全都接到老板指示：不得对吴士宏发表攻击性的言论。
这场风波的中心－－北京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李开复始终置身事外，现在看到满世界这么热闹，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话：“闹到这个地步，我真搞不懂。”如果没有限制，人的智慧是无止境的李开复毕竟是个美国人，不能了解那些五花八门的“中国特色”。但他是个科学家，又是院长，对于自己应416该做的事情无论钜细都能洞悉无遗。1999年的7月、8月和9月，直到10月前半个月，他的脑子里面都在想着一件事：向比尔．盖茨直接汇报他在北京的工作。
李开复虽然来到微软公司还不到一年，但他早就知道：“在微软，能向比尔．盖茨直接做汇报被看作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美国出版的各种关于微软的读物上，“向比尔汇报”成为最引人入胜的章节之一。那间幽暗、典雅，让一张古铜色大桌子挤满了的董事厅，是微软员工证明自己能力的最佳场合，也是无数人晋升的阶梯。当然，在微软公司的3万多职工中间，还有另外一问一答也相当普及：“你最怕什么？”
“比尔叫我去开会。”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当你面对一个“世界首富”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太自在也属难免之事。但微软员工在这种时刻的紧张和神经质，更由于比尔．盖茨几乎了解所有技术细节，并且能够极为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关键，穷追不舍。一旦他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就会抑制不住地跳起来，咆哮如雷。当他知道员工在这种情况下的恐417惧和担忧时，有意轻描淡写地说：“我可以理解，员工第一次碰到我，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会感觉紧张，我自己可能也会这样。但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所有的人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面前的问题上。”依照微软的既成制度，产品小组的工作，须经由四级经理方能抵达公司“御前会议”，惟有4家研究院，能够通过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直接向比尔．盖茨汇报。所以李开复说：“这在整个公司中独一无二。”亦可证明比尔．盖茨对于科研青睐有加。不过，在微软每年展开的数以百计的研究项目中，比尔．盖茨通常只考察其中8…10个，而且总是在项目开展两年以后，直到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才会给予关注，所以，真正用在研究院上的时间，乃是真正的“贵精不贵多”。他大约每年听取3次关于研究院的汇报，每次两个小时。美国研究院因为拥有最大规模－－近400人，以及最老资格－－8年历史，所以每次都能占有其中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则由北京、剑桥和硅谷的三个研究院分享。究竟谁能得到机会，完全由里克．雷斯特根据工作展开的情况来确定。
1999年的6月，里克．雷斯特来到北京参加“21世418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的一些出乎意料的成果，就对李开复说，他原本希望把研究院向比尔．盖茨的第一次汇报，安排在2000年2月，因为他料想直到那个时候才能有一些值得报告的事情，但现在，他要将汇报的时间提前到1999年10月了。
可以想像，在这样一种情形中，研究院既无暇关心“科索沃硝烟”，更不会在吴士宏的“逆风”还是“顺风”
上花功夫。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快所有研究项目的节奏。
这时，研究项目已全面展开，主要线索也清晰起来，大致有二：张亚勤小组、张宏江小组和沈向洋小组，集中在网络多媒体领域；李开复小组、王坚小组和黄昌宁小组，集中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
李开复的想法是，要在3个月中拿出可以让比尔．盖茨看得见的成果。在一番仔细权衡之后，他觉得那些多媒体项目虽然“最酷”，但难度更大，也需要更长时间方能见效，相形之下，中文的拼音输入和语音系统最有希望在短时间里取得突破。
语音识别的研究节奏加快了。李开复原来拿大部分419时间去和方方面面打交道，真正用来研究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现在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强迫自己至少将四分之一的精力放在科研上。看来，仅仅依靠邸烁和陈正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局面，他们的根基毕竟太浅，前进到一个高度就难能继续，有时候还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以目前情形论，就算他能够容忍错误，也不能容忍延误时间。幸而这个夏天希格玛大厦人气冲天，新人不断。
李明镜在7月间终于了结前缘，把自己发明的全部“汉王技术”留在“汉王”，只身来到希格玛大厦。对于李开复来说，这已足够，他要的是这个脑袋而不是别的什么。
高剑峰也来了，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然后进来的是黄超－－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和周健来－－中科院声学所博士。最后是张益肇，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张益肇这个人，有着与李开复大致同样的经历。出生在台湾，自幼赴美读书，又加入了美国籍。从外表看上去，他必定是属于那种无论吃多少东西都不会胖的人，消瘦，但却大脑发达。衣着随便，待人随和，如果不是他在使用中文表达思想时那种吃力的样子，你不会认为他有那么多年的美国经历。
420初到美国，张只是小学毕业。那时候他对照着台湾的中文课本学英文，但等到英文纯熟之后，他却把中文忘了很多。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硕士课程，到日本东芝研究所工作一年，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那是1991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在语音识别领域驰骋。他研究怎样把很多人的声音转换成一个人的声音，也研究怎样把一个人的声音转换成很多人的声音。然后，就像很多美国青年一样，他也投身硅谷一个很小的软件公司。
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研制出一个听写系统－－让机器像一个人一样地和人对话。就是在这期间，他听说了李开复其人其事。
“多元化”是张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他说：“美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你的兴趣和信仰和大家完全不一致，也没有关系。”但是他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对美国的“多元化”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还将美国经济80年代的低潮，归咎于“这个国家的多元化”。
张那时候有些相信日本人的话，但后来，看到美国经济卷土重来，日本却是每况愈下，就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