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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诚。她说，中国人一提到知识经济，便17提到微软。“微软是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公司，比尔．盖茨是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还许诺说，她将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然则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产业部。
部长吴基传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软件技术主要是依靠人的智慧来推动，人才至关重要。”还说，对微软等世界着名的公司在中国设立科研机构，“我们应给予支持”。但这肯定是在另外什么地方说的，而与微软研究院的成立庆典无关。在11月5日这一天，这位部长根本没到会场上来。事实上，尽管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曾专程去那里拜访，但那里一个部长也没有来，只有两位司长和两个随行人员来了，带来一个花篮表示祝贺。几个人全都不讲话，也没有在签到簿上留下电话号码。这又让在场的记者猜疑，不免追问缘由。其中一位官员的回答挺实在：“信息产业部开始也与微软进行了接触，但是没有谈拢，后来他们和科技部谈成了。”又问，为什么这个部能“谈拢”，而那个部没“谈拢”？这一次，官员说：“科技部自然有它的想法，它们是从科技研究的角度来看与微软的合作，而我们更多的是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18看来，与微软这行当越是接近的部门，对微软的感情也就越是疏远。尽管如此，李开复仍然感受到鼓舞。
他后来说：“我们没有想到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这么大的承认。”可是，要说微软长期以来挺进中国市场，步步为营，则有事实的根据。
微软的英文名字写作“Microsoft”。前半部分“Micro”，中文意为“微”和“小”，后半部分“Soft”，对应中文为“柔”和“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中至大或至小的例证无数，但由小而大、以柔克刚、名“小”
实“大”、外“软”内“硬”的例子，莫过于微软。
这个词的诞生既偶然又必然，它不过是25年以前两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比尔和保罗，灵机一动写下来的。那是1975年冬天，地点是在比尔狭小的宿舍里面。
两个年轻人坚信“一场革命开始了”，进而就像朱迪．加兰和米基．罗尼电影里的人物一样，高声呼喊：“我们要在谷仓里面演出！”微软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我们的国家也在演出一场“革命”。两种“革命”都需仰仗激情，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一个是科学技19术，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依靠智慧，一个依靠愚昧；一个依靠自由，一个依靠专制。那时候7亿中国人的理想是那样豪迈：走向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然后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两个美国青年的期待则要简单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上以及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然则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微软”的标志昂然飘扬在人类世界十分之九的地方。
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州……凡有现代文明之处，便有“微软”标志，就像上个世纪的“米字旗”和这个世纪的“星条旗”。世界上无论口说何种语言的人，都会说“Microsoft”这个词。人们谈到计算机，就说“Windows”，或者“Office”。说到财富，就是比尔．盖茨。1995年夏天，微软“视窗95”一夜之间风行全世界，3年之后是“视窗98”。当时一套“视窗”批发132美元，零售商会卖到241美元。“办公室97”批发250美元、零售499美元。价格不菲，但全世界使用计算机的人，每100个中就有95个买了微软的软件－－不是买正版，就是买盗版。在美国，微软的股票价格在过去9年当中增长了大约32。33倍。在中国，一位年轻的歌手，朴树，随着一阵轻快的电子音乐唱出一首新歌－－《新男孩儿》：20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代替我来思考。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Windows98！
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倘若比尔．盖茨本人能够听到这首《新男孩儿》，必会笑出声来。此人对中国也许有着特殊的兴趣，不然他就不会在过去几年中连续5次来到中国。不过，只是当江泽民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在椅子靠背跳上跳下的“世界首富”。他的新书《未来之路》的中文版，这一年在中国大陆发行45万册。微软在中国的事业看上去真是一帆风顺。当然，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比尔．盖茨在那里受到国家元首般的欢迎。不过，至少有一位大学生认为：“他比国家元首还要棒，因为世界上元首无数，而比尔只有一个。”1997年12月12日，比尔的“中国梦”达到了高潮。
21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报告厅盛况空前。学生会似乎已经料到会有此种局面发生，所以事先在每一个学生宿舍发一张票，让一个屋子里的6个甚至8个学生抽签决定，谁去观摩那个世界上最有钱也最不拘小节的家伙。但是，没有抽到签的学生不甘心失去机会，所以大家不论有票还是没票，全都蜂拥而来。报告大厅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再后面进来的就只好坐在讲台上，仰面向上，目不转睛，只听见比尔．盖茨说了第一句，“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生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满堂喝彩起来。
但是这一天里最令学生激动的是比尔．盖茨说的另一句话：“我们一直非常幸运地从清华招收了大量的人才，我们的核心人员来自清华。”他后来说过，中国大学的院墙里孕育着未来的真正希望，可能还说过他喜欢清华大学那个报告厅之类的话，中国国内的不少报纸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诞生与比尔．盖茨此次清华之行有着直接的关联，说比尔．盖茨被学生的睿智折服，所以在回国的飞机上下决心，在北京设立一个世界级的研究院。
这样的评论广泛流传，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添一道光环，22实则多属夸张不实之辞。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证明，报刊舆论中关于微软的诸如此类的夸张屡屡发生。
李开复后来解释微软何以将研究院设在中国的时候说，比尔．盖茨对清华的那次演讲大有好感，这是不错的，但这只是部分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人很优秀。这当中既有中国大陆上的年轻人，也有美国计算机业里的那些华人（在美国微软总部的18000名员工当中，华人大约有800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清华大学）。
不过，有一点虽然从来没有人提及，但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比尔．盖茨的决定，那就是他在中国所受到的英雄般的款待。
细检我们国家1997年以前的舆论记录，极少见到后来那种尖刻抨击微软的文字。那时候，无论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微软都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就连对微软抱有强烈敌意的方兴东也说，微软在中国“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大有一呼天下应的气势”。
但是，比尔．盖茨并不总是这样走运。自从“视窗95”成功之后，他在全世界的坏名声就越来越多。微软被描述成一个“罪恶的帝国”。攻击者首先不是来自中国23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家园。最激烈的言论来自加州“硅谷”：“邪恶的公司”、“黑暗王子”、“骗人的货色”、“打倒盖茨”、“消灭微软”、“希望自己能成为它的终结者”、“摧毁微软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他们说，微软的成功根本不是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只不过是追随了别人的发明。还说，微软的战略中“暗藏着一种恶魔似的企图”。
然而这些攻击的性质多属于谩骂，大体只能在人们的感情方面发生共鸣，而没有理性的效果。不过，美国报刊上的一种说法，却正在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微软公司是一辆坦克，它会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碾平。”要想看看90年代中期美国人怎样表达对微软的不满，只要用鼠标点一下《有线》杂志在“万维网”上开设的一个新的旅游路线就成了。那趟旅游的题目叫做“可恨的微软”，每一个景点都包含着对微软的不满。另外一个刊物，把比尔．盖茨画成一个巨大的黑猩猩，张开大嘴想要吞咽整个世界。对于微软的种种怨恨和抱怨，似乎就从那时候开始喷薄而出。有人甚至将比尔．盖茨的照片印制在高尔夫球上，让人狠狠击打。历来成功者的结局只有两个，一个是被捧到天国，一个是被打入地狱。
像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这般被同时赶进天国和地狱的，倒是不多。
微软不断地讲述自己推动了全世界的一场新革命，进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至于微软造就了这位“世界首富”和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那正是他们造福于人类所得到的回报。没有人能否认这些。当比尔．盖茨在1995年宣告自己“又要开始另一次伟大的旅程”的时候，大多数人还在为他欢呼呢。可现在，很多人已经把这些“欢呼”抛到一边去了，就连那些正在有意无意模仿比尔．盖茨成功之路的人，也不掩饰对他的厌恶。网景公司的马克．安迪森说：微软公司“发展出了一种毁灭性的文化”。安迪森善于提出前瞻性的技术设想，其经历挺像盖茨。23岁那年，他和自己的年轻伙伴里克．比纳一同写出了第一个万维网浏览软件。这使得三个“W”成为亿万人进入因特网的“钥匙”，如同“视窗”成为亿万人进入个人计算机的“钥匙”。1995年8月，当比尔．盖茨的“视窗95”轰动全世界的时候，安迪森的“网景”
也上市了。24岁的安迪森一夜成名，身价5800万美元，成为美国青年的新偶像。美国报刊上说他是“电脑金童”、25“因特网时代的比尔”，还说他是“全美国最有结婚价值的单身汉”。看不上比尔．盖茨的那些人，从这最后一个封号中得到灵感，想出一种新的嘲弄比尔的方式。“我做梦都想嫁给马克！”他们学着女孩子的口吻说，“以前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是比尔。”马克则接过话头批评比尔道：“他们的战略存在着基本缺陷。”另一个人，菲利普．凯恩，在任波兰特公司总裁的时候，把微软比喻成“纳粹德国”。这话在富有良知的人心中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假如微软真是“纳粹”，那么全世界都应发动一场新的“卫国战争”，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高举正义之帜。不过，这一次“轴心国”似乎只有微软公司，比尔身后，除了律师就只有他的助手斯蒂夫．鲍尔默，也许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学校里那些除了智慧一无所有的学生。而“同盟国”却包括了微软公司在全世界的竞争对手、记者、作家、评论家、民族主义斗士、社会主义者、美国司法部、至少19个州的政府，以及华盛顿特区地方法官托马斯．杰克逊。
由托马斯．杰克逊主审的“微软涉嫌垄断案”，肇始于1991年，但是反微软的强大联盟是在以后若干年里逐26渐形成的。直到2000年春天，司法部和19个州政府联手发动的诉讼让微软防不胜防、“反微软联盟”步步进逼的时候，比尔．盖茨对这整个过程始终表现出傲慢和不屑一顾。1998年10月12日，他来到印第安纳大学，身穿红色的大学T恤衫，面对7000名学生，振振有词地讲述他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在不远的一天，电脑自身可以看，听，和学习。”－－这话就像他1997年12月在北京对清华大学的数千年轻学生，以及1998年11月在北京对中国计算机业的数百成名人物说的一样。联邦司法部的“反垄断案件”让他有些心烦意乱，所以现在免不了要在他的“希望”当中寻求同情：“我们的竞争对手说我们富于侵略性。”他说：“什么是侵略性？推出好的产品，降低产品的售价，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它，这些都是好事。我们在这里生产好的产品，与客户交流，雇佣聪明人，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激情果然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中间获得同情。“他是推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标志之一。”一个大学生这样说，“我们是技术的一代，还有谁能像比尔一样创造这样令人眩目的机会，又有谁更值得我学习呢？”277天以后也即1998年10月19日，华盛顿特区法院开始对微软的“垄断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庭审。但是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之路”上仍然一往无前，似乎并不在乎脚下有什么羁绊，更何况，太平洋的那一边还有一片友好的土地呢！
又过了3周，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在北京诞生了。然而这一回，这片“友好的土地”上空已经不仅仅是阳光灿烂，就从这一年开始，风云突变。
中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公开的舆论正在鼓舞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那些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中很少开口的人，现在忽然情绪激昂，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面临重大危险。危险来自“西方列强”。对于弱者来说，“朋友”越是强大就越是危险。那些外国人嘴上花言巧语，实则惟利是图，20年来侵占了中国多少产业？80年代是从彩电和冰箱开始的，然后是吸尘器、空调、啤酒、口红、香水、汉堡包……到了90年代，是汽车、传真机、复印机、寻呼机、大哥大、计算机、食品、洗涤剂、纸张、瓷砖、洗澡盆、马桶……简直无所不至。这情形用当日一句典型的语录来表述，就是“外资越多越反动”。
28报纸上还出现了下面一行简短而醒目的标题：“狼来了”！
他们说个不休，全不问一问，被这只“狼”咬过的这些行业，为什么全都或快或慢地兴旺起来了。也没有查一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经济中那些衰落的行业，有哪一个是被来自西方的“狼”咬死的？不过，鼓动中国人的情绪用不着事实，只要接着说一句，这只“狼”
现在又在窥视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啦，以民族软件和因特网首当其冲，也就足够。
想想吧，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开复说，微软要在中国投资8000万美元。他还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呢。按照通常人的逻辑，的确如此，可是按照“外资越多越反动”
的逻辑，就正好相反啦！
说微软在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显然是无中生有，但是诸如此类的声音在1998年的秋天看上去挺有力量。
关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未来命运的人看到了什么呢？首先看到外国人投资建立了“北邮－－北方电信研究中心”，时在1994年。此后进来的还有国际商用机器、宝洁、朗讯、富士通、NEC、爱立信、罗克韦尔、通用汽29车、松下、惠普和英特尔。等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也即1998年11月，已经有15个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18个研究开发机构，其中大部分位于以中关村为中心的智力密集区。
中关村位于北京西北，是一个大约100平方公里的平坦地域。50年前人民解放军占领京城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地方当作进军的起点。现在不同了，这里兴起4500家计算机企业。这些企业差不多全都集中在一个T字型的地域上，所以这里也被中国人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祥地”，或者“中国的硅谷”，至少也是北京最引以自豪的“高科技产业带”。
其实，京城的知情者中，流传着许多挖苦中关村的话。他们用“尴尬的中关村”来描述那里的情形，还说，“中关村里只有小商小贩”、“没见过英雄”、“信息产业的王府井”、“信息业的个体户时代”，甚至还有“不是电子一条街，而是骗子一条街”的说法。姜奇平把那里的竞争说成“残疾人运动会”。方兴东说中关村不过是“‘硅谷’拙劣的仿制品”。这些说法从北京一直流传到全国，显然言过其实，但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那里的最大特30点，是商业而不是科技。所谓“人才”，其实是一些“个体户”，把计算机配件论堆儿撮着卖。盗版软件横行。有人说，国内软件市场上，90％为盗版。也有人说，更多，超过了95％。要说市场占有率，这已经超过了微软的“视窗”啦，但是在中关村，挑战“微软霸权”的声音却远远超过了挑战“盗版霸权”。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情不少，但很少有比得上这一件的：1998年中国计算机硬件销售额上升了至少三成，而软件销售额却下降三成，我们不怪“盗版霸权”，而是责怪“微软霸权”。中国软件的出口量不及印度，我们还是不怪“盗版霸权”，而是怪“微软霸权”。联想集团是惟一能够挑战“微软霸权”的中国企业，这时候特别吃香，另外可能还有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民族产业”的大旗是他们最雄厚的资源。仅仅这一点，就会在中国人眼里留下一尘不染的形象，也让评论家们抱以无限同情。
不过，说到软件技术，就差得太远。全中国的软件开发企业虽然也有几千家，软件从业人员虽然人多势众－－已有15万人，但是否能和微软这样的软件公司两军对垒，还很难说。因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不是在倒卖电脑31配件，就是在自己的机器里安装盗版软件，最近两年刚刚完成从“DOS”向“视窗”的转移。至于现在国外的软件工程师在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一些最有成就的软件工程师，正在不断地“跳槽”。他们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替公司挣到了钱，自己得到了什么？”
像在美国一样，在中国，微软的崇拜者也是集中在大学校园里。一位北京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说：“微软设立中国研究院当然是件好事，管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他带来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方式总比中国更先进。”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喜欢微软公司，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如果我有机会，我希望到那里去工作。”但是，也同美国一样，在中国，学生的呼声总是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
说起来微软真是有点冤枉，那么多跨国公司开了进来，要说是“狼”，也不只微软这一只。可中国人偏偏只是和微软较真儿。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总经理容志诚说：“中国将成为英特尔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说：“10年或者20年之后，中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这两个人其实是在用不32同的语言表示同一种想法，可是没有人说容志诚是“侵略者”，等到李开复说完这句话，记者们便不依不饶，追问不休。
研究院成立庆典甫毕，李开复回到希格玛大厦他的办公室里，从朝南的窗户看出去，无法将视线投向很远的地方。天地之间，障碍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