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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突然转身跑开，从楼梯飞快地拾阶而上，然后在三楼的电梯口笑容可掬地等着你出来。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潘锦辉在跟随他工作了几个月后说：“他是那种又能做事又能玩的人。”的确是的，他无论是玩还是做事，都喜欢赢。
他信奉“要么世界第一，要么就不做。”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输了，他会心急火燎地拉着人家再来一盘。“制胜”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他的天资。但在他的兴趣世界中，有两样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是“政治”，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他才会对政治倾注内心的激情；一个是“小事”。“从小就看穿了一些事情，用时髦的话讲是超越。不太在乎小事了。”他这样说。
他的所谓“小事”，有时候包括了一些在旁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1978年，张亚勤12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少年班”在当时的轰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一时间出现了“渴望人才”的气息。于是大家拚命寻找“天才儿童”，希望他们能够在转瞬间成为振兴中华155的栋梁。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叫宁铂。他立即就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有的说是“神童”，有的说是“少年奇才”。
实际上少年班中大部分孩子那时候都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但张亚勤是个例外。母亲不许他接受记者的采访，还告诉他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孩子只是默默地读他喜欢的书，默默地玩他喜欢的游戏，不同所谓“神童”的舆论发生任何瓜葛。20年后，情形居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神童”宁铂归于平淡。
这时候世事再次显示出它的冷暖无常的本色。报纸上开始拿宁铂作为不成功的代表，诉说“拔苗助长”的种种坏处，其情绪激昂和理直气壮，有如当年诉说“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种种好处。张亚勤却开始成为记者们新一轮追逐的对象。这情形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沉浮逆转之势，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味道。不过，张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信念。“宁铂那时候很出名，这和他是第一个‘神童’有关。但他的确很聪明，才气很高。”张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朋友，“虽然他后来有些挫折，但少年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评价还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标准不一样。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156败。”但张亚勤本人的成功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当他回到国内，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8年，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又在1986年离开科大赴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
然后成为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桑纳福是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录是发明了电视，所以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的研究室总监之职，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担任的最高位置。13年后也即1999年3月，他回到合肥做学术报告那天，母校把欢迎他的活动搞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他涌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报纸上说，人流挤破了门。张亚勤这一回终于承认记者的描述不是夸张。他说：“那情景让我很受感动。”学生把演讲大厅挤得满满的，从座位到讲台，一直排列到距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而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动着想要进来，终于挤破了门上的玻璃。他所尊敬的老师们都已两鬓苍苍，现在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157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
张亚勤早就听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眼下却说不清楚是不是希望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会场上不少经历了这20年世事变迁的人，这时候难免在心里升起一个莫名的问号：假如当年出走美国的是宁铂，而张亚勤留在宁铂后来的位置上，那么今天两人的情形是否也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张亚勤不喜欢人家拿他和宁铂做比较，尤其不喜欢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讨厌成为明星的那种感觉。
尽管大多数明星都有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但做明星和做事情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也就失去了做事情的本色。张亚勤以往做出来的事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视频传输；一个是数字电视。
他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佼佼者。90年代初期，美国人认定数字电视是未来的方向，于是集中了一大批最聪明的人来攻克这个全新的领域，张亚勤是最早介入的人之一。
他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系列数据压缩的新算法，使得图像数据能够压缩得更小，传输更快，质量也更好。他的发明后来成为一整套最新国际标准中的重要部分，为全158世界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共同遵循。在计算机的领域里，创立一种能够影响世界标准的技术并非易事，有些人毕生奋斗未必能有所成，而张亚勤居然能在31岁以前就创立出50多项技术。若非天赐良才厚遇，实难想像。
然则张亚勤的幸运更在于，他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连续发表的上百篇论文，以及11种专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后来获得的一系列荣誉，与他在这些领域里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美国这个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和最多专利的中国人。1999年3月，当这个圆脸浓眉的东方人接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时候，一份描述他的杰出贡献的清单，在同行中间流传。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清单上的专用名词不免枯燥难懂。所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手上拿着的和家里摆着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张亚勤和他领导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对于人类进步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因特网、数字电视、电视上网、手机上的视频、可视电话、电视台节目制作、掌上电脑、DVD……都包含着“数字视频”的应用。
荣誉这东西，有点像是一副反方向运动的“多米诺159骨牌”。一旦你的面前树立起第一个，后面的就会接踵而来。自从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之后，张亚勤面前的荣誉一个接着一个，挡都挡不住。人类有些毛病会因地因时而异，但另外一些毛病却有可能是共同的。
比如中国人喜欢为强者助威或者贬损弱者，“追星”或者“墙倒众人推”，美国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毛病。张亚勤觉得自己要成“明星”了，不免心中不安，逢人就说：“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只是做得比较早。”有人以为是他发明了数字电视，他赶忙纠正：“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发明了数字电视。”他不谈自己的成就而去谈论宗教，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对宗教特别有兴趣。虽然还谈不上信教，但他常常在周日带着家人一同去教堂。又说他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去了故宫，看到王羲之书法和清明上河图，为中华文化的永恒和历史的博大所震撼，不禁觉得计算机技术真是渺小，而且转瞬即逝。
“因特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对一个朋友说。
朋友说：“因特网统一了全世界。王羲之的字现在有几个人看呢？”“为什么要统一全世界呢？”他反问。
160此人少年得志，大器早成。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潇洒一些。“喝茶，吟诗，下围棋（据说他是围棋业余五段），像古时的文人那样，与世无争，多好啊。”他有一次这样说，“像现在这样搞技术，最要紧的就是争胜。
一天不胜就会被淘汰……“说话间忽然长叹一声，”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别人呢？“言谈中居然有一些”求败不成“的孤独，但他也许是在故意淡化自己昔日的荣誉。倘若如此，则证明对自己的未来仍有足够信心。
1998年12月，张亚勤终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人说他选择了微软，中国人说他选择了中国，其实都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动机：“如果是到微软在美国的研究院，我可能不会考虑。我想回中国，但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微软研究院，我也不会回去。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我一下子接受不了。现在是中国的微软，正好。”现在，他必须像李开复一样设想搬家的问题了。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有一个很好的家。妻子汪健是华尔街日报电子版的资深分析师。她是安徽马鞍山人，也是张亚勤在科大的同学。“我们的感情很好。”张亚勤提到161妻子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觉得她很不简单。有见识。
很多事情，她看得比我更加清楚。“当微软面临难缠的官司，导致股票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妻子的”很不简单“
的见识再一次得到证明。那个“黑色的星期五”，汪健把电话从美国打到北京，告诉张亚勤，她对微软仍然信心十足，尽管现在公司的麻烦一大堆，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眼前的动荡只是暂时的。还笑说：“如果没有这个动荡，你就没有那么多新股票啦。”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现在，她觉得张亚勤的选择是对的。
夫妻两人着手搬家，女儿6岁了，自从知道了要回到中国，就不住地问爸爸：“我们要把东西都搬回去吗？”
“都搬回去。桌子、椅子，还有你的玩具。”
“那我们家的墙能搬走吗？”
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1999年1月15日晚上8点钟，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北京已是漆黑一片。张亚勤和沈向洋住进香江花园距李开复别墅不远的一座公寓。“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两162个人一半清醒一半昏沉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李开复进来。为了说服这两个人加盟研究院，他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终于聚首香江，不禁长出一口气，“你们的头发太长，先去修一修。”他说。
1月的北京干燥寒冷，不像雷德蒙的冬天多雨湿润，温暖如春。“不下雨的时候，雷德蒙几乎是天堂。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沈向洋后来无数次地这样念叨。北京没有茂密的红杉和如茵的绿草，倒是不下雨，不过，天上总是白色的，空气质量也差，让沈向洋觉得眼睛难受。
3人驱车驶出香江花园，沿京顺公路西行，折向北四环路，20多分钟以后，希格玛大厦就在眼前了。
五层楼的气氛不像想像中的那样热烈。没有欢迎仪式，甚至连寒暄也没有，只有一群求职的博士在等待着他们面试。其冷清的气氛，与1995年8月24日微软公司发布“视窗95”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对照。后者被舆论广泛张扬，成为世人心中微软的形象，实则微软人在每年365天中，有364天都是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度过的。瞬间的辉煌，不过是长久寂寞的一个句号和一个163起点。
这是张亚勤和沈向洋第一天以微软中国研究院员工的身份来上班。对这两个人来说，眼前来求职的博士们并不生疏。沈向洋一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在美国带过的几个中国学生。那时候他觉得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常常禁不住赞叹他们的聪明。其中一个学生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在国内很多。”这话令他经久不忘。在1998年秋天研究院成立的那天，他虽然还没有答应李开复回来，但却已在心里打算去国内的大学寻找那些聪明人。此后一周他走了不少地方，演讲，交流，结识的人不是教授就是博士。谈到那次旅行，他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中间少了一代人”。和他一起坐在台上的国内的研究者，都是老一代人。唐荣锡70多岁了。他的学生彭群生也有50多岁，算是年轻的了。“我才30多岁，和他们坐在一起，真是不好意思。”但他终于发现他的学生所言不虚。他惊叹国内学生的聪明，可却奇怪这些聪明人的研究为什么那么不聪明。
想到自己在出国之前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这才忽然意识到，这十多年国外的经历令他走了多大的一步。当164然他在国内也看到一些值得敬佩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至少有3个：浙江大学的彭群生、西安交大的郑南宁，还有马颂德。3个人各有专长，共同之处是，全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博士。“完全是环境造就人。”他后来对朋友感叹道。尽管如此，他总是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中国人会一事无成。他还记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韩玫，还有自动化所的柯启发。“他们的天赋在我之上，”他说，“带这种学生，当老师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为什么到中国来，也是为了这个。”新年到来之前，沈向洋带着这个念头回到美国去了，试图说服妻子跟他一同到中国来。可在这一边，批评研究院伸手“抢人才”的消息不断传到希格玛大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校园。这情形令陈宏刚担心。他向李开复建议，加强研究院与高校之间的联络，请10所最著名的大学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但是，国内很多大学负责分配的老师却说研究院的招聘开展得太晚，学生们虽然在夏天毕业，却是在头一年秋天已经开始纷纷求职。还说，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清华大学说，165他们首先要考虑中国自己的企业，给外企的招聘名额是有限的，不能超过3个。陈宏刚苦口婆心，终于被允许可以选择7人，但却必须另外交给学校一笔钱。陈宏刚有点奇怪，但学校分配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这在中国为政府公文允许，叫做“培养费”或者其他什么名目。既然如此，微软只好照“章”给钱。不过，这样一来，看上去就真的成了报纸上说的，微软“出巨资抢人才”。
尽管如此，在第一批招聘结束之后，来申请职务的人更多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叫陈宏刚很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才。”他说。计划中的招聘人数虽无定额，但算下来不过百分之一的录取概率。他建议增加笔试一道关卡。李开复同意了。于是，凌小宁设计出一套题目特别的考卷。1月中旬，希格玛大厦设立了中心考场，数百人先后应试，仍然不能覆盖所有提出申请的人。
陈宏刚在那些天基本上是在天上度过的。他带着考卷，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西安，从西安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他不停地飞来飞去，但飞机的速度毕竟赶不上网络上电子数据的传输。他发现大学生们正在使用电子邮件传递他的考卷，所以他在一个城市里考完之后，166另外一个城市的学生立刻就知道了，然而陈宏刚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他的“飞行考试”。
最后一站是武汉，那里只有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个女学生报了名，名叫张黔。按照百分之一的概率来计算，此人的机会极少，但陈宏刚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
他在当晚抵达，住进武昌最好的酒店湖滨花园，立即打电话给张黔，说是请她来考试。张黔来了，一进门便看到自己的简历放在桌上。她7岁上学，从小学到博士，读书20年来经历考试无数，但眼前这样的考试竟是从未见过：考场设在酒店客房，没有监考老师，考生只有她一个人。陈宏刚把卷子递给她，只说了一句“考一个小时”，就出去逛街了。
张黔从小到大都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就连对计算机的兴趣，也是父母包办出来的。她不像那些“电脑神童”，不是那种伴随奥林匹克竞赛长大的孩子，家里没有计算机，上计算机课的时候，顶多觉得还不算枯燥。到了考大学的那一年，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报考哪个专业。父母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只是凭着直觉，认定这东西有前途，就替女儿选择计算机专业。没有想167到张黔一上手就有了兴趣，而且她对那种把计算机世界划给男人的说法特别不服气。“很多人说这是男人的世界，其实只是男人能在这里泡的时间多一些，”她说，“男人女人在思维方面没有不同。”1998年暑假刚过，张黔开始找工作。贝尔实验室到武汉来，为它们设在北京的研究机构招揽博士，张黔去应聘，贝尔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聘书。就在她要和贝尔签合同的时候，忽然在因特网上看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消息，不禁叫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没有我的份呢？”她立刻放下贝尔的合同，将简历送到微软的网站上，然后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待微软的回音。根据她对微软非常有限的了解，她知道微软是“男人的世界”，而自己毕竟是个女的。现在，经过和陈宏刚第一回合的接触，她觉得微软的考试真是轻松随意。考官和她一对一。随便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就结束了。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次覆盖全国的考试，更不会想到，严厉的事情在后面呢。
陈宏刚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李开复，168他在武汉发现一个学生，人很聪明，是个女的。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一向不论性别和年龄，这倒不是微软格外大度开明，而是美国社会的通例。说它“男女平等”、“老少皆宜”，那是夸张之词，但若有人拿到哪个公司仅仅因为性别或者年龄就拒绝聘用的证据到法院去告状，就有极大可能胜诉并且让它难堪。事实上，张黔很快就感觉到微软对她的重视，因为另外一次更加严格的考验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那一天她再次接到微软的电话，说要为她安排正式的面试，但在此之前，将由凌小宁博士通过电话向她询问一些情况。
对于这种方式的考察，不要说张黔，就连她的饱经世事的爸爸和妈妈也是闻所未闻。爸爸妈妈都是学采矿的，大学毕业后在湖北省煤矿厅工作。他们那一代毕业生都是政府分配工作，现在看到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觉得既意外又紧张。当天晚上，张黔在一个小屋里静静等候。电话果然从北京打过来。她原以为又是一次“湖滨花园式”的轻松闲聊，可马上就意识到“这一次是来真的了”。对方的问题一个追着一个，全都围着一个主题，层层逼进，特别紧迫。一个小时不一会儿就过169去了，那边终于宣布结束，张黔感觉到自己长长吐出一口气，身心疲惫，同时感觉到电话那边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她走出小屋，望着张口结舌等在外屋的爸爸妈妈说，这在她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小时”。但她觉得电话那边的“考官”对她是满意的，所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凌小宁只是在决定要不要给她正式面试的机会。张黔远在武汉，要她来京面试，微软要提供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