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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这个“品位…职位”视角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与另一组概念的结合，而变得更为精致丰满。考察时我们的关注并不限于官品官阶本身，也关注着由官品、官阶的变迁而投射出的传统官僚的性格变迁，由文官等级制问题进及于帝国官僚政治问题。这就将涉及专制强度与官僚特权之间的制约与均衡，官僚对专制者的从属程度，其与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贵族化倾向，以及官僚自身构成一个阶级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过多征引以免枝蔓横生，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个分析框架，我们觉得已足够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来，帝国官僚可能呈现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
2．演变为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动工具，几乎没有内在的自主性，或几乎不为民众的不同阶层提供服务；
3．取代了其为不同阶层和政权服务的目标，代之以自我扩张目标，或为一己和（或）他们与之密切认同的群体的利益而僭夺权力的目标；
4．以自我扩张和谋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取代了其服务于主要阶层的目标，但同时又保持了为政权和统治者服务的目标。＇28＇
现实中的官僚取向被认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叠；中华帝国的官僚被认为属于第一类“同时为统治者和主要阶层维持服务的取向”，他们极大地顺从于统治者，同时因科举制度，他们也构成了士人群体或绅士阶层的一部分；不过在各王朝的衰落时期，则官僚们往往显现出第三项“自利取向”。
为了便利起见，不妨以简化方式着重观察其第二和第三项，即“服务取向”（service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orientation），这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在第二项“服务取向”的情况下，官僚完全顺从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统治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个人仆从”，对官僚强大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支配，使之成为动员资源、统一国家和压制反抗的卓有效能的工具。特别是在新王朝的初期，统治者有能力不循规蹈矩而把官僚任意调任，破坏确定的晋升模式，并施之以严刑峻法。在这类情况中，中上层官僚总是从下等阶层或弱小的中等阶层中录用的，录用程序使官僚与其由之而来的阶层疏离、与传统社会的身份疏离，并建立了一个以权力为基础，以官僚为唯一顶端的身份等级制。
而在第三项“自利取向”情况下，官僚则极力强调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甚至要求摆脱政治监督，淡化职业责任。这时官僚将变成一个效率低下、谋求私利的群体，主要通过在官僚内部引荐亲私的方式进行铨选，将其职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视为私有甚至世袭财产。由此便有超出行政需要的官额膨胀，部门增殖而效率下降，越来越多的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这时官僚已演化为独立的半贵族阶层或“绅士”阶层，甚至变成了既存贵族阶层的一部分。
我们打算，把“品位…职位”框架与上述的官僚取向分析结合起来，做出如下设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相应的理由过于简单，我想就不必赘述了。本来，从不同文官分等制度的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的区别，转入到传统官僚政治的特性问题，其间还有一步之遥；但是现在我们又引入了“自利取向…服务取向”概念，就填上了预设概念中的空档或缺环。由此，“品位…职位”视角就变得更充实、更切题了。
说到这儿，对所谓“贵族化”一词还得略作说明。这里的“贵族化”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用来指称这样一个进程：在其两端，分别以纯工具性的行政官僚和世袭的或封建的贵族作为和终点；由前者到后者的蜕变演化，则包括特权的累积、身份的凝固、作为阶层的自主性和封闭性的不断增强等等。早在1821年，黑格尔就曾论及官僚获得贵族式独立地位的可能性＇29＇。政治学家拉斯基也早已说过：“在极端的情况下，官僚还会变成世袭阶级（ahereditarycaste），为他们的个人私利而操纵政权。”18世纪的法国官僚就曾经变成了贵族＇30＇。王亚南先生在论述传统官僚政治之时，也曾提出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这样的论题＇31＇。当然也存在相反的进程，例如贵族性官员的“官僚化”变迁。
本书用以考察汉唐官僚等级制的分析框架，就是这么构筑起来的。随后就将展开这样的尝试：对中华帝国的各色文官等级，观察它们是偏重从属于官员个人的，还是偏重从属于职位的；并由“品位分等”较重身份、“职位分等”较重效率一点，进而探讨历代官僚政治的倾向与性格，亦即“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若考察发现某朝官阶更富“品位分等”色彩，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贵族化”倾向相关；若发现某朝官僚等级较具“职位分等”意味，我们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较强“服务取向”相关；其间因果，则涉及皇权的专制强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
当然，概念只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而已，现实的官僚取向必定存在着大量重叠或居间的情况，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官僚层次也可能呈现出不同取向，并进而导致不同性质的等级制的同时并存。比方说吧，在官、吏两分的时候，就可能为士大夫官僚提供了跟人走的品位性质的等级，而对“吏”的高下安排，则使之近于“职位分等”。分析框架的简明性，不应该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也并不等于研究结果。
史学家们对所谓“理论”有两种态度：一是将之看成历史规律的归纳升华，二是将之看成研究者预设的分析工具。这两种态度各有偏重，我之所取则为后者。作为预设的分析工具，它必须切合于特定对象才有意义＇32＇。在科学演算之中，“公式”好比炊具，“得数”就是垂涎以待的佳肴；但人文研究有时候就得换个比方了：有时“公式”、“得数”不过餐前小菜、餐后水果而已，不吃也罢，“演算过程”本身倒成了餍人口腹的正餐。生活之树长绿，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在具体叙述之中，干巴巴的概念才会真正鲜活起来。那么随后的任务，就是把分析框架和历史事实编织在一起，并尽力使之融洽无间。假如到目前为止，对本书的“品位…职位”视角仍有不解，或作者还没说明白的话，那么不妨借用一句古语：“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在随后的四节中，随着事实的提供、叙述的展开和分析的推进，就不难逐渐体会出来。
二、禄秩与散阶
秦汉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来标志官僚等级，是所谓“禄秩”；用作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从词源角度看，“品位”之“品”可以追溯到九品官品。然而，称“品”不等于就存在着“品位”。在本书脉络中，“品位分等”意义上的“品位”是一种“跟人走”的地位；可官品只是级差而已，千官百职罗列其中，仅凭其本身还不能认定这品级到底是“跟人走”的，还是跟职位走的。对形形色色的传统官僚等级的性质，还要作具体辨析。从法律特权角度，瞿同祖先生论述了古代“官”、“职”有别，也就是“个人身份”和“行政职位”存在区别，这就使问题进了一步。其实在官阶方面，中华帝国确实曾发展出一种“阶”、“职”有别的等级体制。
《新元史》卷一八五《王磐传》翰林学士王磐有言：
历代制度，有官品（按此官品实指散阶），有爵号，有职位。官爵所以示荣宠，职位所以委事权。臣下有功有劳，随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随其所堪，处以职位。此人君御下之术也。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五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
在传统官僚等级架构中，存在着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等等不同序列，它们各有其用，相辅相成。“勋以叙功”，这主要是指军功；“爵以定崇卑”，古老的“爵”号为官僚身份涂抹上了贵族色彩；职事是帝国军政的最基本单位，王朝对“有才有能”者，应该“随其所堪，处以职位”；对才能欠优却“有功有劳”者，则升迁其散官而已，即王磐所谓“官品”。如此，才能和功劳各得其宜，这正是“品位”系统富于灵活性的地方。
“阶”、“职”分离之制，以唐制最为典型。在唐代的官僚等级制下，“散官”与“职事官”判然两分。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文散官一共有29阶。开府仪同三司居从一品，特进居正二品；自从二品到从五品下的11号都以“大夫”为名，分别是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分别是朝议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朝请郎、宣德郎、朝散郎、宣义郎、给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务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将仕郎。武散官也是29阶＇33＇。自从一品到正三品分别是骠骑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自从三品到从五品下分别为云麾将军、忠武将军、壮武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定远将军、宁远将军、游骑将军、游击将军；正六品上到从九品下，上阶为校尉、下阶为副尉，分别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节校尉、宣节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34＇。白居易《轻肥》有句：“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绯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绶＇35＇，“大夫”与“将军”都是就散阶而言的。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对唐代的职位与品级有这样的概括：
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为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
文中的“品”指的是九品三十阶，它只构成了一个级差，职、爵、勋、阶罗列其中。“阶”就是散官，它与“品”分列，是从属于个人的位阶，也称“本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
凡九品已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或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永徽已来，欠一阶者或为兼，或带散官，或为守，参而用之。其两职事者亦为兼，颇相错乱。咸亨二年，始一切为守。
就是说百官群僚都拥有着一个“散位”，以此“本品”来标志其个人身份。学者概括说：“唐代以散官定官员班位，而以职事官定其职守。……散官与职事官的品级不一定一致。有低级散官而任较高级职事官者称‘守某官’，有高级散官而任较低级职事官者称‘行某官’，待遇则按其散官的品级。散官按资历升迁，而职事官则由君主量才使用。所以常有任重要职事官而其本官阶──散官仍较低的情况。”＇36＇
换句话说，唐代所谓“本品”与职事官是两分另立的。职事官“随才录用”，迁徙不定；“本品”则依“劳考”而稳步上升。作为“本品”的散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三十阶来确定高下，二者的品级经常不相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本品；在任满解职的时候，这本品依然维系着官员个人的身份地位；在授予职事官时，本品的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由这种“本品”制度，一种“跟人走”而与职位分离的等级序列，就清晰无误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如果与若干年前我国实行的“行政级别”相比，“本品”的差异，不过是其各个等级都系以官称而已──但也正是为此，它每每令外行不知底蕴。然而这些官称，诸如某某大夫、某郎、某将军、某校尉之类，其实只是级差的“符号”。要是拿“本品”与军衔制相比，二者就异曲同工了：军衔的各阶都系以名号，诸如大将、上校、中尉、下士之类。就“本品”而言，九品三十阶所标志的是官员个人地位高下；就职事官而论，九品三十阶所区分的是职位高下。因此仅仅用九品三十阶的级差本身，还不能论定“品位分等”的存在；更能体现“品位分等”精神的，乃是散阶与职事官相分离的“本品”制度。
对于这种“本品”制度，杨树藩先生以“阶职分立制”概括之：
“阶”为官阶，或称“散阶”，亦称“散官”。“职”为职事，亦即官府内有定额编制之职事官也。阶称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份标准，职称代表各官府个别职务性质及权力范围。运用之法，是依出身及考绩定“阶”，以才华及能力补职。有职者必有阶，阶从职司中考核升进，职从进阶而调迁。虽并任而分立。故称“阶职分立制”也。＇37＇
王寿南先生还将之与台湾文官制的“简、荐、委”制度加以比较：
“职事官”有职、有位、有权、有责，乃是真正的“文官”，不过，每一“职事官”必带“散官”，“职事官”乃是现职，通称“官”，“散官”则为铨叙之阶级，亦称“阶”。如以现行文官制度类比，则“职事官”近于现行之官职（如某部某司司长，某处某科科员等），而“散官”近于现行之官阶（如委任若干级，荐任若干级，简任若干级，特任等）。“职事官”可随时调动，而“散官”则须按部就班升级。《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一》：“……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38＇
从这也能看出，职事官相当于职位，散阶则是“品位”性质的东西。王德权先生已经采用“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揭著“我国传统官职显然是以品位分类为主”，相应证据便是唐代的散阶＇39＇。
自唐代以降，九品三十阶、职事官、阶官、勋官、封爵共同构成了一个复合体系，显示着帝国的官僚等级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古人身临其境，对各个序列的不同功能也经常发表议论，诸如“爵者，官之尊也；阶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职者，官之掌也”＇40＇之类。又《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传》：
故锡货财、列廪秩，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权得矣。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荫，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
然而陆贽把“散官”指为“虚名”的议论，不可全据，学者已指出他的说法顶多只适合中唐以后的情况；在这之前“散阶”并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品位”。唐代入仕者最初获得的都是散阶，称为“叙阶”，考课所升迁的“阶”也是“本品”。而通过考课来晋升个人的品级，乃是“品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进而，还有众多的权益待遇，曾经是附着在散阶上的。黄清连先生胪列了各种与散阶相应的待遇，这至少包括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六项，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等。其中薪俸一项，在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之前，在京文武官的防阁、庶仆、俸料都是依散阶而定的，此后才依照职事官发放；至少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前，官僚的资课仍依本阶。值得注意的，还在于考课时“本品”是加禄或夺禄的一项依据。均田制下的永业田授受，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官给；在租调方面的待遇，散官与职事官略同。在涉及“八议”、“请”、“减”、“赎”、“官当”等等法律特权时，散阶的优待虽低于职事官，但仍然高于勋官及封爵＇41＇。
王德权先生进而对唐代律令中“某品职事官”概念提出新解。他认为，“散官”指不带职事官而仅仅拥有散阶者，而所谓“某品职事官”，其实指的是同时拥有散阶和职事官的人；虽然字面上使用着“某品职事官”概念，但诸多待遇其实仍是以散阶为准的。那么，以往被认作职事官待遇的许多情况，由此便可更多地与官僚“本品”挂钩了＇42＇。陆贽说散阶只不过是“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不过即就“服章”而论，那也是被唐代的官僚看成重大荣耀的，如“酒典绯花旧赐袍”、“银鱼金带绕腰光”一类诗句所显示的那样＇43＇。
唐代文武散阶制具有浓厚“品位分等”色彩，那么其前其后的时代，又是什么情况呢？本书的讨论范围是秦汉魏晋南北朝，这时候的官阶制与唐代散阶有何异同呢？对历代官阶制度变迁，不妨继续引证杨树藩先生的概括：
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
至隋始见“阶制”之初型。当时将阶称名为“散官”，且文武职官兼用。其阶称为“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等六阶，以“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并不理事。”（《隋书…百官志》）因此凡官员有德望声誉者，则加一散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