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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从哲又从轻票拟：“着司礼监议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药房太监，“着司礼监议处”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
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回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疑。
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但是他作为政府第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给事中惠世扬就这样指责方从哲：“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朱常洛）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仪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方）从哲何心加曲庇”云云。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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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闺大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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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内阁次辅韩■上了一个奏疏，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了韩煽的说法，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不过，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脚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他无关，其实不然。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化。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疼爱长孙，命李选侍抚养。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驾崩，册封企图落空。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每日章奏，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
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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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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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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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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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阉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晚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擅权乱政的帮派。
魏忠贤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为“阉党专政”。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的政治现象，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丑恶暴露无遗。
魏忠贤个人崇拜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掀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心理的产物，以满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他的奏疏这样写道：“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拍马溜须之词，为魏忠贤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虚构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统统归功于魏忠贤。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所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如此写道：“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于地方营造，以垂不朽”。明熹宗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这不仅明白无误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为魏忠贤建造生 祠，而且以题写祠额的方式亲自为建生祠推波助澜。此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和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骛，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一时间似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应天巡抚毛一鹭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于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宣大总督张朴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建生祠于五台山，如此等等。
那些热衷于建生祠的官僚们完全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极度做作的虔诚之态反衬出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动机。请看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生祠的奏疏中说些什么：“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云云。对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当然要批准为他建生祠了，还特别赏赐了祠额“广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贤的“治平绩著，覆载量弘”。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偶像）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兵备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贤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颇有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刘诏的参奏，魏忠贤立即派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捕入狱。这就更加助长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气焰。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当时人如此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黄）运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黄）运泰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按：指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岁升拔，则又叩头谢。致词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黄）运泰扬扬甚得意也。”礼仪之隆重比祭祀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谀奉承言辞之露骨、肉麻之极。
如此这般，魏忠贤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建生祠之风愈刮愈猛，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浪潮也越发高涨。
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偶像是什么模样呢？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体的描绘：“祠以宏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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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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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地把一个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因而其褒颂之词当然是无以复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由此可见当时风靡全国的建生祠运动，所营造的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样，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齿冷的是，参与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贤原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地痞流氓，倾家荡产之后自阉入宫，充当一个低贱的“小火者”，凭借他的阴谋与权术，一步步爬到了宫内太监的顶层。后来记载这段历史的学者对此无不感慨系之，李逊之针对官僚们阿谀魏忠贤的现象说：“疏语皆扬诩赞叹，几同劝进，旨亦骈语相答，称颂唯恐不至。”朱长祚也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称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颂其德如禹汤（夏禹成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厘焉。呜呼，当此岁浸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若数万金哉！
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天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茂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于。”
在滚滚热浪中，魏忠贤个人崇拜愈来愈离谱。不知从那里冒出一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这个最高学府的学生如同痴人说梦般信口胡诌什么“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云云，还说魏忠贤芟除东林党犹如孔子之诛少正卯，魏忠贤编《三朝要典》犹如孔子之笔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离奇荒诞，登峰造极。
一个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要让文盲阉竖配祀孔子，以为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见魏忠贤个人崇拜导致道德沦丧到了毫无是非可言的地步。
魏忠贤个人崇拜在短短几年中风靡朝廷上下内外，席卷全国，光凭个人再大的能耐也难成气候，必定要有制度与权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众大臣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帝制时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难以制衡。一种难以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它会导致权力崇拜，并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个时代出现皇帝个人崇拜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关键在于皇帝和它赖以存在的专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权力让给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手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熹宗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父亲（光宗朱常洛）没有受到太子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逊一筹。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朱东润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一向贪玩，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当皇帝的话，他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
每当他与亲信太监潜心于斧砍刀削之时，非平素亲昵近臣不得窥视。魏忠贤每每乘熹宗兴致勃勃埋首于泥木工时，从旁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面经营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熹宗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念尔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载于兹矣。夙兴以图，心力为悴……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这毫无疑问是内阁辅臣代皇帝拟的谕旨，但毕竟是皇帝意旨的体现，正如朱长祚在引用这段谕旨时所加的按语说：“逆挡之蛊惑圣聪，事事归功于己，而辅恶之谄媚权阉，言言称颂其美。”因此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宫廷和政府）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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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九百岁的遍地生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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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的一步步发迹，直至控制朝政，宫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个客氏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儿子后被选入宫充任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的乳母。此人极为妖艳，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在熹宗心目中，客氏远远超出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种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须臾或缺的伴侣。熹宗即位不过十天，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及至熹宗完婚，忙于和后妃过从，客氏心中不悦，熹宗不得不用重赏抚慰，宠幸较前更甚。客氏偶尔外出，用八抬大轿，威风显赫比后妃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忠贤为了窃权，千方百计巴结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贤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两人一拍即合，关系非同一般。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当时人说，熹宗“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魏忠贤的肆虐，如危害皇后所生长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任意操纵的王体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这个客氏在宫中称为“老祖太太千岁”，往来乘坐小轿由宦官鸣锣开道，俨然”‘熹宗八母”之一。她与魏忠贤“对食”，策划种种阴谋，直至使熹宗“无后”，政治野心非同小可。后世历史学家把他们二人相提并论，称为“客魏”，是“客”在前“魏”在后，实在是深知其中三昧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了熹宗和客氏的纵容与支持，如果没有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轿子，魏忠贤个人崇拜决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魏广微、顾秉谦等内阁大臣，把政府大权拱手相让，甘心沦为帮凶与附庸，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魏家阁老”，造成“内外一体”“宫府一体”的局面。
推而广之，掌握人事权的吏部、都察院，掌握军权的兵部等要害部门的大臣，以及地方封疆大吏，几乎个个以争当魏忠贤亲信甚至于儿义子为荣，献媚谄附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他们个人而言，是道德与气节的沦丧，是丑恶灵魂的大暴露；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帮吹鼓手演出了一幕幕个人崇拜的大合唱，败坏了社会风气。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的“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刘志选、曹钦程、王绍徽、霍维华、阎鸣泰、贾继春、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历史上“千岁”、“九千岁”时有所闻，“九千九百岁”闻所未闻，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人们在惊诧之余，必然会问一句：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学家批判的锋芒不仅应该触及具体个人的灵魂，而且应该触及一种制度一个时代固有的劣根性。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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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马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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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心术不止，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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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马士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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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处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于是乎文人从政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