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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且在目前，复更何希何觊？而诬以乱臣贼子之心，坐以覆宗赤族之祸。”
万历皇帝接到奏报，一面对朱赓加以安慰，说这是不逞之徒无端造谣，干卿何事？一面下令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以及保卫北京的五城巡捕衙门立即侦察肇事者。由于“妖书”涉及太子的废立问题，唯恐太子朱常洛惊恐不安，特地召见他，安慰道：“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但去读书写字，早些关门，晏些开门。”又说：“近有逆恶捏造妖书，离间我父子兄弟天性亲亲，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拿以正国法。”；“妖书”不仅震动了内宫，而且震动了外廷。内阁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鉴于“妖书”把他们说成是郑贵妃的帮凶，为避嫌疑，都待罪在家。内阁中只剩下沈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外间便把猜疑集中到沈鲤身上。
与沈鲤本来就有嫌隙的沈一贯，要化被动为主动，毫无根据的怀疑“妖书”出于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主张严查到底。由于“妖书”宣扬的基调是“东宫之立非上意，终必易之”，使万历皇帝十分恼怒，使他很容易接受沈一贯的主张，于是授权沈一贯大肆搜索。
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逮捕了和尚达观、医生沈令誉，欲从这些人口中引出郭正域。结果达观和尚被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供。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同乡胡化抓来，要他诬陷郭正域、沈鲤，胡化拒绝招供。
在权大于法的体制下，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会审时，竟然要沈令誉家奶妈的十岁女儿出庭作证。司礼监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问那小女孩：你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一共有几块？小女孩根本不知此事，胡乱回答：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大笑：妖书只有两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又问另一个嫌犯：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那一天？那人根本不知情，胡乱答道：十一月十六日。参与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说：妖书于十一月初十日已经查获，怎么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才刊印呢？最高司法当局的会审，搞成了一场闹剧，对郭正域的诬陷当然难以成立。
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被诬陷，十分焦虑不安。郭正域曾经当过他的讲官（老师），深知其为人，多方为之鸣冤，又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后来还是陈矩鼎力平反，郭正域才免遭陷害。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郭正域）坐妖书系狱，九死不悔，可谓骨鲠之臣。”
…
《宫闺大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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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加紧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嗷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生光及其儿子其篇，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生光是一个秀才，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虽然与“妖书”无干，办案官员却如获至宝。接着又把为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他招供曾为##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武断认定##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
于是厂卫与政府高官遵旨会审，##生光屈打成招，获得了以下口供：本人被革去秀才功名，怀疑是皇亲郑家（郑贵妃家属）指使，意图报复。在刻了“妖诗”及《岸游稿》以后，再刻《国本有关》，命其子连夜散发，以为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
其实，这是生光的“自诬服”，是逼供信得到的虚假供词。参加会审的官员却认为“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皇帝也以为此案可以了结，要三法司尽快定罪。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尚书萧大亨把三法司拟定##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皇帝，皇帝以为太轻，要求从重拟罪。萧大亨心中有数，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论斩”已经过重，不敢法外擅拟，请皇上定夺。万历皇帝急于结案二便亲自走罪：凌迟处死，再枭首示众。理由是：“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
就这样，无辜的生光被糊里糊涂凌迟处死，然后枭首示众，他的妻妾、儿子都发配边疆充军。光成了“妖书案”的一个替死鬼。就连沈一贯、朱赓对“妖书”出于生光之手也难以置信。他们曾就此案向皇帝表明：有关生光的证据，“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含糊难明”。
然而参与会审的官员却振振有辞，不过他们的定案有如儿戏。据《先拨志始》记载，参御史余懋衡向众官员宣布他定罪的依据是：“昨梦观音大士说：‘妖书系生光在场的人听了莫不匿笑。此话传到宫中，皇帝听了也为之绝到。据《罪惟录》记载，另—个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为了急于了结此案，曾厉声对嗷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冤案的真相已经跃然纸上。
生光虽然是一个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却口还有一点骨气，始终没有顺从厂卫及三法司官员的意图，随意攀诬他人。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在向皇帝汇报时，承认皇上要追究幕后主使人的旨意难以实现，无可奈何地说：“（生光）忍刑辗转，书内词名一字不吐。”皇帝也不得不承认：“生光证佐已明，忍刑辗转，未吐同谋主使真情。”刑部尚书萧大亨想讨好皇
上，再三诱使生光扳扯“同谋主使之人”，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在会审时，萧大亨把写好的纸条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袖中。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
“脱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
生光死后，舆论界普遍认定，“妖书”并非生光所作。当时的野史都提及这件事：
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后，杜门不出。据说，暾生光凌迟处死后，赵士桢精神错乱，屡次梦见暾生光索命，一病不起。
临死前，他自己透露了这一秘密。又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当然是民间关于因果报应的街谈巷议，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不过，由此也折射出舆论的导向：暾生光死得冤枉。
稍微冷静地加以分析，便可以判断，一个落魄的秀才，如何能写出这篇涉及“国本”的政论文《续忧危议》！能撰写此文者，非得熟悉宫廷内幕及官场上层动态不可，区区生光断然无此能耐。
当然，“妖书”是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透露出来的政治动向。显然，“妖书案”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它是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朝野上下对于皇太子地位不稳的一种忧患意识，力图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舆论的压力，迫使郑贵妃不敢贸然废太子。这恐怕是朝廷大多数官员的愿望，包括一部分参与会审的官员在内，都不愿在此案中株连无辜的所谓“主使人”，而铸成大错。既然抓住了嗷生光，又有刻字匠为人证，案犯又供认不讳，此案便草草了结，是无奈中的上策。对于皇帝来说，真犯究竟是谁并不重要，把“妖书”舆论压—卜去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对于生光的处理，他不同意论斩，偏要凌迟以后再枭首示众，着意要造成一种威慑气氛，使后人不敢再在郑贵妃的问题上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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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闺大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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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书案”虽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了结，但是它的政治后遗症，却—长期持续。上层官僚的派系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沈一贯一派与沈鲤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面，由暗而明。此后的“梃击案”、“红丸案。”莫不如此，拉帮结派，以此为话柄，互相攻击。正如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所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万历）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主名立矣。”
梃击案
“妖书案”过后，宫中稍稍安定。万历皇帝盼孙心切，鉴于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后无子，特地下旨多选淑媛，伺候于太子左右。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选侍王氏生了个儿子（就是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朱常洛有了儿子，意味着万历皇帝有了长孙，照理境况应该有所好转，其实不然。
自从他移居慈庆宫后，与居住于景阳宫的生母恭妃王氏几乎等于隔离。虽然万历三十四年因长孙诞生，恭妃王氏被册封为贵妃，但王贵妃与郑贵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别。等到她病危时，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阳宫探望母亲。但见宫门紧闭，一派门庭冷落的景象。王贵妃大约是常年思念儿子的缘故，眼睛已经近乎失明。她听到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凄楚地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朱常洛听到母亲的心酸话，泪如雨下。这时屋外有郑贵妃派来的人在偷听，王贵妃若有所闻，对儿子说：“郑家游人在此。”两人只好默然相对。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贵妃的境遇，折射出活着的太子朱常洛的景况。王贵妃安葬一年之后，朱常洛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说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时依然岌岌可危。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个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锦衣卫百户）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万历皇帝获悉后，愤怒不堪，责怪内阁首辅为何事先没有报告。内侍太监听到皇上问话，便把早已递进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奏疏交给皇上。其实叶向高已经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议：
为皇太子考虑，皇上应该冷静处理此事：如果大张旗鼓，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反而使事态恶化，那么“其祸将不可言”。万历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张扬出去，势必像“妖书案”那样闹得满城风雨。
第二天，叶向高指示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乾，把这个危险人物打死在狱中。他所告发的案情太严重，又真假难辨，只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张扬、消灭活口的方式了结，才能化险为夷，化有为无。叶向高不愧老谋深算，顾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不过，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宫廷内外围绕皇太子的争斗，虽然悄无声息，却处处闪现出阴森的刀光剑影，朱常洛的日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万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礼一拖再拖，其实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规格发引。这种事态反映了皇帝对皇太子的冷漠态度。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朱常洛身边的警卫人员寥寥无几，慈庆宫一派冷清景象。
这些因素，终于诱发了震惊一时的行刺太子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的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第一道门寂然无人，第二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六十多岁）把守，这个陌生男子打伤一个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说时迟那时快，太子内侍韩本用率七八名太监赶来，将凶犯擒获，押送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处。
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立即对案犯进行初审，案犯供称：本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此人言语颠三倒四，好像疯子。再三严刑审讯，他的供词仍语无伦次，只是说些“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之类不着边际的话。
消息很快传到宫外，北京城人情汹汹，纷纷揣测郑贵妃在背后捣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张差供称：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
胡、岳二人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拟将张差判处死刑。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追个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志案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五月十一日轮到他提牢，在狱中仔细察看案犯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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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闺大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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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值狱中开王志案见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便对他突击审讯，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张差望着边上的饭菜，低头不语，少顷，答道：“不敢说。”王志要随从人员退去，张差这才招供。他供出了内中的隐情：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带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对他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然后就跟随老太监来到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太监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随即给我一根枣木棍，领我到厚载门进入内宫，来到慈庆宫，打到一个老公（老太监），老公人多，遂被缚。
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受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这是重大线索。王志案立即报告皇上：“太子之势，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颠不疯”，“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谓“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宫中太监策划的阴谋。
只要把这些太监逮捕审讯，幕后主使人即可现形。万历皇帝考虑得更为复杂，既然牵连到太监，追查下去，便是他们的主子。这无论如何是宫闱丑闻，必须淡化处理，因此他对于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志审讯的情况早已流传出去，举朝官员顿时议论纷纷。
署理大理寺事务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递上奏疏，指出张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宫禁，如入无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评皇上对王志的报告不予理睬的做法，惊叹：
“有此人情乎？”显然是在指责皇上对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志、王士昌的议论，反映了外廷大臣对“梃击案”的关注，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身上。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敢直犯其锋。这种局面很快被敢于披逆鳞的陆大受、何士晋打破了。
户部官员陆大受对于此案审理中的疑点——提出疑问：张差已招供有太监策应，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姓名公布于众？那个作为联络点的大宅院，为什么不指明座落何处？他还含沙射影地暗示“戚畹凶锋”，暗指外戚郑国泰（郑贵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发。果然，郑国泰按捺不住，跳了出来，写了一个揭帖给皇上，极力为自己洗刷：“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陆大受根本没有提到“倾储”、“主使”，他不打自招，欲盖弥彰。
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抓住郑国泰辩词中的破绽，质问郑国泰：陆大受并没有直指郑国泰“主谋”，何故“心虚胆战”？既然如此心虚，人们便不能不怀疑郑国泰了。他步步紧逼，质问郑国泰：“谁谓其倾陷？谁谓其主使？谁谓其阴养死士？谁谓其灭门绝户？又谁无踪影？谁系鬼妖？种种不祥之语，自捏自造，若辩若供，不几于欲盖弥彰耶？”何士晋这种逻辑严密的推理，把郑国泰“若辩若供”的丑态暴露无遗。然后进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郑国泰如此汲汲于自我申辩，干脆把张差招供的太监庞保、刘成蓟亲戚马三道、李守才一干人等，交给三法司审讯，谁是主谋，谁是助恶，必将水落石出。
何士晋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条分缕析，层层剥离，字字句句直逼郑国泰，使他无地容身，不由人们不信郑国泰与此案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舆论普遍认为，梃击案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与先前一系列围绕皇太子的阴谋，若即若离，或许就是诸多环节中的一环，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志传》所说：“东宫（皇太子）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张）差被执，举朝惊骇。”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官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恰恰就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想把案情向郑贵妃方向发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于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表明态度，一方面说“梃击案”不仅“震惊皇太子”，而且“吓朕恐惧，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给张差定性为“疯癫奸徒，蓄谋叵测”。言外之意，这是一桩疯子闯宫的偶然事件，再三强调“毋得株连无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事情并不像皇帝想象的那么简单。看到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的官员，无不谴责外戚郑国泰有“专擅”之嫌；郑贵妃当然也难辞其咎，惶惶不可终日，哭诉于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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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闺大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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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为人忠厚，心慈手软，听了郑贵妃的辩解，对于此案牵连郑贵妃感到恐惧，他不想把事情搞大，恳请父皇召见群臣，当众判明是非曲直，迅速了结此案。
五月二十八日，司礼监掌印太监季恩传达皇帝谕旨，在宝宁门召见内阁辅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给事中、御史）。待文武百官陆续到来后，文书官又把他们引到慈宁宫门外，向慈圣皇太后灵一拜三叩头，礼毕后，退于阶前跪下。但见身穿白袍头白冠的皇帝坐在檐前左门柱边，皇太子身穿青袍头戴翼善冠侍立于父皇右边，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儿雁行立于左阶下。
皇帝开始说话了，他先从“圣母升遐”、他每天都要到慈宁宫来“行礼”谈起，然后话题一转，说：“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少顷，他当众宣布结论：“止将本内又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