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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许多太监因此得以进入权势之家，在那里，他们因为对现世的欢乐不再有兴趣，于是就操纵自己的主子并极大地扩大自己的私人财富，甚至要篡夺大位。在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在最近的明代，宫廷太监变得如此有权有势，以至于没有他们的许可什么事也休想办成。
最臭名昭著的“半男人”（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这样称呼他们），要算是深得明熹宗宠信的魏忠贤了。他偷偷地养着一个小妾，自然也有其他的法子来享受人伦之乐，他实在太想有个儿子了，于是四处访求能够让他恢复生殖能力的灵丹妙药。一个郎中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榨取几个活人的脑髓并吃掉，那么，他的生殖器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魏忠贤弄来了几个囚犯，劈开他们的脑壳，挖出还在跳动的脑髓，并吞下了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这个实验是否成功，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好乱说。）
无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对恶毒的爱好，都应该受到鄙视。宫里的太监们形成了一个由阉人组成的秘密社会，这一点和地下教堂里的修士很相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有人都热心于让自己的主子把他们当作性对象来加以利用。
太监的干政对明朝的垮台，有过不小的贡献，这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新纪元。从此以后，严格控制太监干预政治事务的策略被提了出来。然而，他们分布在紫禁城的各个角落，没有他们的卷入，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他们就像野餐会上的蚂蚁，无关紧要，又无处不在。
太监们负责照看雨伞和炉子，发布圣旨，引领大臣朝见，接收银子和贡粮，留心起火，驱赶老鼠，管理文渊阁的图书，给战场上的元帅们颁赐黄袍马褂，鞭打犯错的宫女，唱戏，伺候宫妃，为所有来来往往的人站岗守夜，为晾晒的瓜果驱赶苍蝇。他们有严格的得等级，皇帝家的每一个成员都依照等级编了号。王子和公主的编号是30，嗣子：20，皇侄：20，皇孙：10，曾孙：6，重孙：4。薪水普遍很低，总管太监每年也不过12两白银，不过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包括回扣和其他一些非法收入，比如出售他们偷来的家庭财物、艺术品和宝石。所有总管太监和多数太监头都有自己的厨房，有些人甚至有自己的家室，包括女仆。
地位低贱的太监则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当他们上了年纪，精疲力竭地离开这个世界时，身边一无所有。如果他们因为某些过失而被赶出宫，他们就被迫靠乞讨为生，最后饿毙于途。在紫禁城的大墙之内，他们生活得就像修道士，住在养心殿后面隔着两条小巷的小单元房里。虽然有时候他们诚实而善良，给予主子很大的支持，但他们也生活在黄色丝绸的阴影之下，他们也会引领轻率的小皇帝去干任何他喜欢干的事，很多他没干过的事。
当同治皇帝睡觉、洗漱、解手、穿衣、吃饭的时候，太监们总是侍立一旁。他们陪他散步，伴他上课，给他讲故事。他们喂他吃饭，帮他揩嘴。他们给他摘花，为他擦鼻涕。他也会给他们一些小的奖赏，命令给他们一顿痛揍。他们从不会让他一个人单独呆上片刻。他们教给他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很多，坏的东西也不少。其他孩子有洋娃娃和隐形朋友，而皇帝则有太监们。他们是他的奴隶。而他，也同样是他们的奴隶。
他们给他穿28种不同式样的袍子，每一种都是规定为不同的目的以及在一月中不同的日子里穿的。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一大队随从跟着，走在前面的太监为他喝道，走在两边的太监则保卫他的安全，更多的太监则走在后面，拿着他的茶具、蛋糕、甜点和药——灯芯莎草和菊花冲剂、治伤草素、正气丸、中正败火六合丸、用于退烧金箔朱砂、香草丸、万金油、治腹痛的内服药、抗瘟疫的药粉、治消化不良的三仙水，还有（如果所有这些都不奏效的话）一把皇家夜壶。
同治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懒虫。他大概只有呼吸这件事不需要别人代劳，而他呼吸的空气里却还是由别人洒上了香水。他显得毫无生气，毫无“钻研典籍的潜力”。9岁之前，他就发现做“天子”比练书法要有趣得多。他开始参加和他的太监们之间的性实验，并且，自从每个人都拼命地讨他的欢心的那一刻起，他对亲密伙伴的选择（太监或其他方面的）就变得没有止境。
恭亲王不止一次责备同治，因为它的言行举止招致了很多谣言，说他“总是和太监们肆意戏谑”。不幸的是，恭亲王没有权威来强使这个孩子服从他的意志。谁能打“天子”的屁股呢？
1865年4月，一场权力斗争在恭亲王和这个9岁的孩子之间爆发了。
尽管在热河政变期间，恭亲王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打那以后，他作为中国的议政王和首席大臣的地位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他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这部分地是他的缺点所致，也是他性格的一个必然结果。他毕竟是一个宗室王爷，娇生惯养、傲慢自大、急躁、易怒。他仓促草率的政治决定，显示了他根本不关心满汉保守派的一致利益。自从政变以来，恭亲王就一直是朝廷中保守派的抨击目标。他推介西方知识以及加强同外国联系的努力，冒犯了多数老卫道士，尤其是倭仁。早在1864年的秋天，权力联合的3年之后，御史们就向最高统治者上条陈，质疑恭亲王的领导能力。1865年2月，他们又向他发出警告，说他贪得无厌、自鸣得意、傲慢自大、独揽大权和自私自利。作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倭仁是此次战役的后台。
恭亲王个人的生活习惯实在也太骄奢放纵了。他住在一幢富丽堂皇的湖边宫殿里，使自己成了妒羡和闲谈的靶子，每个人都说他生活得很奢侈。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和从前的花花公子，他不可避免地让自己的傲慢自大在日常习惯中表露无遗，哪怕是坐在椅子上也显得态度傲慢。要让他装出低眉顺眼的样子，按照标准的宫廷礼节对两宫皇太后感激涕零，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被娇生惯养的家伙，恭亲王无法体会到慈禧的那种孤独以及对爱和赞美的渴望。如果他能够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傲慢，她就会将他视为终身的同盟者。然而，他们之间的龃龉，却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朝廷大臣们合谋的攻击。但他并不特别在乎他的傲慢可能带来的后果。两宫皇太后常常被恭亲王所刺痛，这实在太过分了，她们一直很想教训教训他。
1865年4月2日，一纸上谕罢黜了恭亲王包括议政王在内的所有职务。这篇以小皇帝的名义所下发的上谕说：
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4
这就是同治操练帝王权力的第一课。有了母亲的支持和老师的赞许，他公然向他的叔叔挑战。在一个充斥着野心家的政府里，一个9岁的孩子能起到令人惊讶的杠杆作用（如果他是皇帝的话）。
其他人为了给恭亲王以支持，打算要重整旗鼓，他们当中就有醇亲王奕譞，4月3日他被召来负责引领朝见。醇亲王感觉到这样的处罚就等于公告天下：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可以任意处置宗室亲王。说到底，两宫皇太后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的。如果她们的这种做法侥幸得逞，那么其他的亲王（包括他自己）也就不会有安全。醇亲王力劝两宫皇太后召集御前会议重新评议这些指控。第二天，也就是1865年4月4日，会议召开，出席者都得到了恭亲王谨慎的关照。
屈于众人的意志，皇帝再又发布了一份上谕，在上谕中，恭亲王因为非礼而受到斥责，但同时认为他还是朝廷可信赖的一位盟友。恢复了他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之职，但议政王和军机处首领的位置还是没保住。醇亲王和其他人都不满意，奏折迭陈，都是为恭亲王鸣不平。一个月之后，勉勉强强地恢复了他的军机大臣的职位，议政王的名头还是没还给他；这个9岁的小家伙也够顽固的了。危机似乎过去了，对同治皇帝的督导也就交给了醇亲王，他是新的议政王，一个很容易糊弄的家伙。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3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3）
同治14岁那年，成了一个在公众中不断滋长的流言蜚语的话题。他总是溜到紫禁城去寻找禁果，结果弄得满城风雨，他去的地方有酒馆、戏院、满汉聚居区的妓院。在这些性冒险方面，他的行为如此荒唐而轻率，就连倭仁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糟糕的局面的确是事实。他警告同治，最近紫禁城的一场大火，就是上天震怒的征兆，小皇帝应该警醒自励，改过自新。倭仁的警告被当成了耳边风，当两年之后他死去的时候，小皇帝的堕落行为很快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就这样，倭仁塑造圣君的实验悲惨地失败了。慈禧看到这位头号大儒在培养她的儿子方面也无功而返，接下来该怎样做，她也就更加没了主意。小皇帝的行为，她也并非不知情，只是她到底不愿意因为站在恭亲王一边，为反对这些荒唐行为而损害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她荒谬地相信：同治只不过是正在经历一个反叛的青春期。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母亲，即使他是个孬种。
在同治皇帝的许多冒险经历中，都有他的堂弟载澄陪同。载澄是恭亲王的儿子，比同治小两岁，但他能够自由地任意来去，只要他能避免惹恼他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就对北京城的男女妓院了如指掌。后来，载澄因为怂恿同治的不良行为而受到责备，但他们似乎又有了别的法子来满足这样的爱好。
正是喜欢挑剔而又聪明绝顶的罗伯特·赫德，记录了关于同治皇帝混乱性生活的令人惊异的详细材料。“看来，他的生活极其放荡。” 赫德在他的日记里沮丧地写道，“女人，小姑娘，男人和孩子——竭其所能地放纵自己，一个接一个。他从苏州弄来了60个男孩：（地方官）收到一纸（密诏），并请示总督该怎么办。总督并没给他任何建议——莫不是他没注意到这个？想想此事，真是太糟糕了；60个孩子被送到北京，他们全都被阉割了。并且，或许正是从他们身上，同治才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一位西方医生向赫德透露：同治从不到15岁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治梅毒。
五花八门的西方和中国的材料都声称：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也同样沉湎于同性恋。其实，早在满清立国之前，双性恋就是北京生活的一个事实。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人们给了同性恋一个委婉的说法，叫“断袖”。有一位皇帝要起床参加朝见，而又不想弄醒和他同睡的一位佞臣（他当时正躺在他的龙袍上），便割断了龙袍的袖子5。据人们推测，另有一个皇帝同时宠幸一位妃子和他的兄弟（他是个太监）。此事至宋代（960…1279）渐成风尚。明代以后，许多显赫的学者和诗人都会留一些娈童在身边帮他们照看书籍。至满清，这种风尚也同样很流行。
一本1852年问世的中国小说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北京风情画，那一年同治刚刚出生。据小说里的描述，除了男女妓院之外，文人墨客们还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和那些来自戏院的化妆男友们一起嬉戏玩乐。传统上，京剧戏院，同时还是那些在不登台的时候卖身的易装癖者的老巢，许多人之所以在台上成功，是因为他们在台下有人捧场。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很有名，但普通百姓却往往瞧不起他们，尤其是那些扮演附属的性角色的人，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兔子”。
女性娼妓（尤其是那些陪侍上层客人的）举办的所谓“花筵”，参加的客人将带上他们的临时伴侣（男女皆可）。官员们带着有“玉女”之名的小姑娘，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处女才配得上这一称号，并且认为能让男人体验到最佳风味的玉女，年龄应该在10岁或11岁，或者更小，这些女孩通常是从他们的父母那儿买来的，买处女的贞操就像买一瓶上等葡萄酒。
濮兰德和巴克斯写于1910年的慈禧传记，声称有一本某位总管太监的秘密日记，其中透露了关于同治越轨行为的如下细节：“年轻的皇帝常常在一个太监的陪同下拜访前门附近的一些戏园子和妓院……成了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堂堂天子竟频繁地混迹于酒醉醺醺、声名狼藉的喧闹之地……在白天，他时常微服逡巡于书坊画店……为的是去买那些淫秽的雕刻和绘画，这种东西一直深得北京城里那些风流放荡的达官贵人的喜爱。”
其实，像这样的春宫作品，同治皇帝几乎没有必要去广为搜求。他的曾祖乾隆皇帝就藏有不少这样的春宫艺术品，就保存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皇家图书馆文渊阁里就藏有《房中术》、《玉房秘诀》和《养生秘解》等小册子。
这些指导手册宣称：传说中的黄帝（据推测出生于公元前2704年）在和1；200个女人交合之后就长生不老，打那以后，这就成了很多人的一个追求目标，但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在这马拉松般的性事当中，据说有个叫“玉女”的人教给了黄帝9种基本方法，分别是：龙翻、虎步、猿抟、蚕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说明手册中还详细规定了精确的体位，穿透的深度，和穿插的次数，以及诸如此类吧。
从罗伯特·赫德的日记中，我们得知：很早的时候，人们就为同治找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以开始他对异性的追逐，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把他从固定的同性恋关系中拉出来。这导致了许多年后有一个谣传开始流行，说是这个女孩给同治生了一个男孩。据说，这个孩子后来落入了俄国人之手，那些热心帝制的家伙试图利用这个“觊觎者”，在中国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起到死两拨千斤的作用。
所有管教同治皇帝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于是，军机处出手了，他们作出一个集体决定：该是给皇上娶媳妇的时候了。如果给他一个皇后外加几个嫔妃，没准他就会呆在家里，不再出去胡闹了。关于皇上大婚的谣言已经风传了一年了（或者更久），直到1872年10月16日，才正式发布大婚的诏书。
至于皇后和嫔妃的选择，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一切将在御前会议的指导下，由他的嗣母慈安和生母慈禧做主。一篇公告出现在1872年3月12日的北京《邸报》上：
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帝冲龄践祚，于今十有一年，允宜择贤作配，正位中宫，以辅君德而襄内治。兹选得翰林院侍讲崇绮6之女阿鲁特氏，淑慎端庄，著立为皇后。7
新娘比同治大两岁，按照其部族姓氏称“阿鲁特氏”。她是蒙古血统，不过母亲这一支算是皇家血脉。1852年，咸丰皇帝曾经派阿鲁特氏的祖父8统领一支旗兵去镇压太平军叛乱，未能奏功（像其他人一样），遭贬斥，家产籍没（总理衙门最后的办公地点占用的就是他们的房子）。其子崇绮（也就是皇后的父亲）主动请缨，大破太平军，这才挽救了这个家。同时也因此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1860年间洋人入侵的时候，恭亲王委派他协助指挥御林军在北京巡逻。1865年，崇绮升任五城兵马司（北京宪兵总队的头儿），同年应科举考试，没想到中了个状元，于是就进入了翰林院。旋即被任命为同治皇帝的御前侍讲，正是在那儿，两宫皇太后喜欢上了他，也喜欢上了他的女儿。父亲手上破败的家庭从此又恢复了往日的荣耀，崇绮被封为公爵：三等承恩公。后来，他在慈禧听政时期的诸多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皇后的母亲是铁帽子郑亲王端华的女儿，郑亲王是八大臣之一、肃顺的异母兄，恭亲王政变后被赐死。据说，皇后和八大臣的这种关系并没有遭到反对，相反，没准还是她最有利用价值的资源。她父亲和恭亲王的联合让朝廷里的现实主义者们感到满意，同时，她母亲和八大臣的这种关系也让那些好斗的保守派感到满心欢喜。这是一种调和的姿态。恭亲王的联盟并非没有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