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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3） 二、文人治国的全新思路 文人治国是赵匡胤为子孙后代定下的一条基本国策。现在看来，这几个字并没有太让人感动之处，但在他那个时代，能有如此清晰而进步的思路，实在难能可贵。众所周知，唐朝是个尚武的王朝，五代十国时期更是武人专权，动辄杀伐。赵匡胤是从五代走过来的人，在那样动乱的年代里，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他是亲眼目睹的。他本身虽是个武夫，但有一颗仁爱之心，他把老百姓看成是人，而不是可以任意宰杀的动物，这是他与其他军阀截然不同之处。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所建立的王朝，是一个“抑武重文”的全新政治理念的王朝，是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都不一样的王朝。在赵匡胤看来，文人是一批读过书的人，懂得圣贤大道理，用这样的人治理国家，要比用武夫专政文明得多，温和得多。这一点，在他刚刚执政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所谓“杯酒释兵权”，就是实施他“抑武”的第一步，随后他大胆任用书生赵普，又匆忙恢复国家科举，选拔有用之才。与此同时，他对武人滥杀严加惩处，哪怕是在收复伪国时，只要敌人投降，就不能再杀。在宋朝，军队主要用来抵御外侮，而地方州郡长官则统统改由文人担任，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武夫悍卒欺压民众的顽弊。当然，官吏的好坏并不能全以文、武区别，宋朝的皇帝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特地为州县官员制定了“亲民”之条，凡是在地方官任中有劣迹者，不准再委派同类官职，令其自省。 与之相应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宋朝的科举在中国科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明白：一个王朝的巩固靠的是人才，但历朝历代选拔人才的方法却各不相同，从两汉时期的察举，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最后都走向一个相同的绝路：不公正。隋文帝创立科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此前的弊端，但毕竟是初创，留下的漏洞还有不少。唐代的科举基本上沿袭隋朝，没有太多的创新，连考卷上的姓名都是公开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不公正的老路。从考试的内容上说，无非是考诗赋，所以中国的韵书才应运而生。历经五代至宋初，这种情况一直在延续，到了真宗时期，国家考试实行糊名制度，也就是说考官在阅卷时无法知道某张卷子是谁的，这就有效杜绝了考官作弊的可能性。仁宗时期，把科举考试的时间确定为三年一次。王安石变法，改考诗赋为考经义，他的理论是：学子们必须懂得圣贤之道，中了进士，才能按圣人的思想去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如果学子们从小只会写诗作赋，怎么能有治国理民的能力？他的这种思路，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至此为止，中国最近乎完善的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明、清时期考试内容又走向僵死，但它的公正性却是无可挑剔的。宋代确立的糊名、关防等制度，可以说一直沿用到今天，考试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主旨和精髓，也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其间并非没有人想再改变，文革时不是改为推荐上大学吗？那种做法对于所有青年人来说公平吗？那其实就是汉代察举的翻版，所以行不通是必然的，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也是必然的。由于有了合理而完善的科举制度，宋代选拔人才就有了根本性的保证。从理论上说，这些人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又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和肯定，他们应该是治国理民的理想人选。在宋代，的确出现了许多良吏，这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制度保证是密不可分的。又有人会说：文人治国就那么好吗？文人就没有无德、无行、无能、无耻之徒吗？如果从微观上讲，这话绝对正确，文人的无德、无行、无能、无耻在宋代不仅有，而且表现得十分充分。但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上说，站在唐末五代那个特殊的时代来说，它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彼此之间无休止的攻杀带给老百姓的是什么？是残杀！而文人治国则没有这样的可能，就算文人再无德再无能，带给老百姓的至多不过是漠视和盘剥，顷刻之间要人命的机会总不算多，更何况宋朝还有对官吏非常严密的考核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治国和民为本，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三、贪赃枉法者严惩不不贷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谁都明白，一个贪官污吏充斥的王朝，肯定不能称为圣朝。深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赵匡胤从一建国，就为他的官吏们规定了不容置辩的廉吏政策，看看《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朝廷杀了多少贪官！这种巨大的震慑力，一直持续了好几代，直到哲宗时期，贪官都不多，有那么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也都杀了，这无疑是几代皇帝遵循祖训的结果。上面说到的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为什么至今也没有人把对立的两派分出忠和奸呢？庆历初期的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是忠臣，对立面的吕夷简也照样“有功于社稷”；神宗时期的司马光是无可争议的忠臣，与他势同水火的王安石照样是无可争议的忠臣！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仅仅是政见上的不同，主观上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没有隐含个人的私利。贪不贪，是衡量一个官吏个人道德品质和思想境界的最基本尺码，一个为官者如果连最起码的廉耻都没有，还侈谈什么为国效力，与民同戚？这个道理不光赵匡胤明白，连我们这些愚氓也清楚得很，关键是有没有铁腕去治理它。对于贪官的漠视和袒护，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江山社稷的不负责任。为了这来之不易的江山，赵匡胤把惩治贪污当作仅次于谋反的打击重点，而且要求他的子子孙孙都要严守这个规矩，他深深地懂得，一旦这个规矩被打破，他创建的大宋朝就岌岌可危了。举例来说，一个从西北调任郑州的官员盗伐了十几颗树卖钱归己，事发后，竟被判处流放沙门岛！身当西北防卫重任的大将尹洙，因为挪用了一些公使钱为部下还债，竟被贬到均州去监酒税！不管其中有没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对贪污、挪用重拳打击，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情况到了哲宗以后变得糟糕起来，徽宗一朝，贪污腐败几乎贯穿了整个官场，祖宗法度破坏殆尽，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方腊、宋江们的起义，就是靖康之祸，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宋徽宗对祖宗遗训的背叛，不仅葬送了他自己，而且葬送了一个王朝！ 同对待贪赃一样，宋人对枉法也同样不能容忍。就是在秦桧独相专权的年代，秦桧想让自己的孙子中进士，也要悄悄买通下官，不敢太露痕迹。从这一点看，尽管南宋政治弊端百出，祖宗规矩的约束力仍旧不可低估。这是一个以文明为主流的朝代，一个以人性为主流的朝代，一个强调人权、强调人性、强调人本、强调以理服人的朝代。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里，找不到哪个朝代比宋朝更讲人情。
《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4） 四、一个爱学习讲民主、让人说话的王朝 从来帝王，哪个不是唯我独尊？既已贵为天子，还用得着读什么书？宋朝的历代天子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天子也必须读书。宋朝有个迩英阁，就是天子听大臣为他读书讲经的处所。迩英阁侍读、迩英阁侍讲，这样的官在宋朝的地位非常之高，因为他们是天子的老师。宋朝天子真的在听讲，他们不是在装样子给人看。比如侍读官王洙给仁宗讲《周礼》，讲到古时人才三年一大比，仁宗慨然说道：“如今科举，或三五年一比，贻误人才，自今起改为两年一比。” 宋朝的皇帝礼贤下士也是有名有实，尤其是北宋时期。神宗想召王安石为相前，特地征求老宰相韩琦等人的意见。王安石与苏轼在神宗面前争论科举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神宗竟能折中二人的意见，决定既考诗赋又考经义，对二人皆不加责难。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朝的民主有些过分，凡事反复议论，久而不决，乃至金人笑话他们说：“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已渡河。”不管怎么样，一个开明的王朝，总比一个独裁专横的王朝要好得多。 “道路以目”这个词，人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生活在宋朝的人们，除了秦桧、贾似道等人专权时期，大都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宋朝从太祖时就立下一个好传统，允许大臣们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言者无罪”这句话在这个朝代中不算侈谈。神宗时期，尽管面对强硬无比的王安石，朝中仍旧有数十上百人敢于直言上书，那时的大臣们几乎个个都是一身正气。常言说得好，无欲则刚。不论是司马光、苏轼、苏辙，还是王岩叟、张舜民、刘挚，都敢于直言不讳地抒发胸臆，哪怕遭受贬谪也在所不辞。就是秦桧在位的白色恐怖时期，依然有胡铨等人痛斥权奸，反对投降。一个让人说话的王朝，一个人们都敢于说话的王朝，就还有挽救的余地。可惜越到后来，这种好的传统越被扬弃殆尽，贾似道的最后疯狂，最终葬送了南宋王朝。应该说，宋朝的许多政令，许多思路，乃至许多人文的精神与理念，都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 五、一个传统文化到达颠峰的王朝 记得曾经有学者讲过：宋朝的经济并不发达，其文化何以那样辉煌灿烂？我的研究生也问过类似的问题，甚至有人根据文化的发展必然与经济同步的“原则”断定，宋代的文化并不值得称扬，既然它的国力是积贫积弱，他的文化也必然是积贫积弱。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宋朝究竟是不是积贫积弱？什么又叫做不积贫积弱？积贫积弱的衡量尺度是什么？举例来说：清朝是不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那为什么乾隆时期金银多得没处用，竟用来铸造什么用处也没有的金钟？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又亡了国？答案出来了：康、乾是盛世，道、咸转衰了。再举个例子，晋朝是不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为什么石崇和王恺斗富连皇帝都感到吃惊？如果不是，又为什么饿殍遍野？答案又出来了：银子不缺，就看藏在谁家里。我们再来看宋朝。 赵匡胤刚即位的时候，连个像样的皇宫都没有，不久南征北战，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伪国，后蜀孟昶天府之国的大量银钱运到了汴京；南汉刘鋹靠广州港贸易赚的银钱运到了汴京；江南富国南唐更多的银钱也运到了汴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赵匡胤并没有用它来大兴土木，而是在汴京建了一座封桩库储存起来。这个库的性质相当于赵匡胤的小金库，别人不能过问，甚至连看一眼都不行。他的本意是把这些银子留起来，待时机成熟时，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截止到他驾崩，库里有多少钱，一直是个迷。直到他辞世之后，赵光义才有机会打开封桩库，这一看把他惊得目瞪口呆：这么多钱，怎么用啊！此其一。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释掉的不仅仅是军阀们的枪杆子，还有财权。唐朝中期以来，地方军阀不买皇帝的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手里既有枪又有钱。五代时期就更不用说了。赵匡胤一方面释了军阀们的兵权，另一方面在全国设立转运使，把财权收归国有，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得从皇帝腰包里讨钱花，还敢和皇帝对着干吗？所以说宋朝初期一点儿也不积贫积弱，太宗打北汉时何以气壮如牛？为什么又三番两次攻打契丹？真宗澶渊之盟，为什么敢许给契丹每年几十万的银绢？当时的国库里有的是钱！你能说这时的宋朝是积贫积弱吗？真宗实在是个败家子，澶渊之盟后，又是封泰山，又是祠汾阴，又是封老子庙，又是建玉清昭应宫，把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到仁宗时期，日子就不那么宽裕了。再加上西夏人要打仗，契丹人趁势威逼宋朝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岁贡，赵匡胤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底越来越少。俗话说穷则思变，神宗开始思变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恰好符合了他的心思，当然也就势在必行。变法的结果是什么？是清明上河之图，是东京梦华之录，是修建比颐和园还要壮观数倍的艮岳，是方腊的起义，是宋江的起义！宋朝是富了还是穷了？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南宋积贫积弱吗？南宋官僚过的日子，看看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就能略见一斑。南宋人把杭州叫作“销金锅”，有多少钱尽管往锅里扔，顷刻间就化为乌有。整个宋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虽然被西夏切断了，但海上的贸易并没有断，广州、泉州、宁波三大国际港口，来钱比唐朝的丝绸之路多多了，照样有的是银钱，否则杭州怎么能成为销金锅呢？不管是正常的富有也好，畸形的富有也好，宋朝人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穷。宋朝官吏的俸禄，比别的朝代都要多，这也是赵匡胤时期就定下的“以禄养廉”的方针。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之下的宋朝文化，怎么不该到达一个颠峰呢？ 宋朝的文化不但是一种很难超越的颠峰文化，而且是比较纯粹的本生文化，这是因为宋朝的士子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西域被切断，造成宋代文化大幅度、大面积、全方位的回归。与唐朝文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唐朝是个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形态，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公孙大娘的剑、梨园里的《霓裳羽衣舞》，乐坊里的《菩萨蛮》、《苏幕遮》，洛阳的唐三彩，甚至以丰满为美的杨玉环、以剽悍为美的安禄山，无处不散发着西域文化的气息，如果用个标签式的词概括一下，应该是奔放和浓烈。宋朝士子则不然，他们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比较细腻，善于思考。由于文人治国的方针长久深入人心，他们在汲汲于名利的同时，很注意保持自己的修养和尊严。在宋朝，学问不精深、文学不高妙，就会被人瞧不起，弥漫在士林之中的是一种文人相高、文人相轻的气氛。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其实只是以欧阳修为首形成的一个文人集团，并不能说宋代的散文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都是二流。类似这种性质的集团还有不少，诸如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和以程颢为代表的洛党、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等等。文人有他们自身的长处和弱点，长处是自以为是，有独立的思考，能产生出很独到的见解；弱点也是自以为是，人人以为握龙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封闭自我，排斥他人，其结果是心胸狭隘，互相攻讦，搞得人人都不愉快。宋朝心胸最广的要算苏轼了，高文虎《蓼花洲闲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小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在苏轼身上，还能找到一些唐朝人的豪放，但他弟弟苏辙的劝告却很耐人寻味，或者说很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劝苏轼谨慎择友，不能见个人就当朋友，心里话都倒给人家。但这并不影响宋代文人的创造力，反而起到了一种敦促的作用，以至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提高自我学养，否则便会在士林中失去位置。他们把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东西进行重新的归纳和思考，使得六朝以来渐渐衰微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朝的士子是一群勤于思辩的人，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接力跑中的前一棒。
《赵宋王朝》 第一部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5） 六、把所有问题都反过来看 上面已经说过，《赵宋王朝》不是一首赞美诗，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时要把握的宗旨，否则就偏离了“真切”二字。艳若桃花的美好需要展现，阴晦和丑陋同样需要展现。以上的几点很容易给读者朋友造成误解：你是不是把宋朝美化得过分了？在这一节里，我就想把光明之外的无奈提出来了。 1、匡胤抑武重文的大政在当时不能说错，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很快就会回到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去，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任何一个方针和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文人地位大幅度的提高，造成武人心理上的失落，后起之辈也不再愿意从武而热衷于从文。在宋朝，很难找到像唐朝士子那样争相到边塞建功立业的范例，连范仲淹这样的爱国士人，都不免发出“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叹。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直接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所以宋太宗之后的对外战争，胜者少而败者多，难怪后人指指戳戳说宋朝“弱”，这正所谓按下葫芦起来瓢，顾了此而失了彼。他的子孙们没有因军队越来越弱而改变对武人的偏见，不但不思增重武人的地位，反而把唐末宦官掌握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