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谋剩牍竦撤炊山屑峋龅亩氛Ｂ逞副凰恼庵志袼卸聪铝恕叭松靡恢鹤阋樱故赖币酝呈又钡牧洌泶锼增那锇椎纳钋椤Ｋ淙凰玫搅寺逞傅淖鹬兀趺鳌⒉┕湃匀幻挥型Ｖ苟运拇蚧鳌�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决定》内称：“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无情的斗争……”
瞿秋白的到来，博古是不欢迎的，每天只给他一钱盐，这使他感到忧郁、苦闷，肺病加重，三天两头发高烧——他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现在，博古把他留下来，意图很明确。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结果不幸落入蒋介石之手，但他没有向蒋介石屈服，更没有成为阶级敌人的应声虫，而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继续翻阅着他那神秘的名单，透过镜片的目光落在了刘伯坚这个名字上面。
刘伯坚是谁？就是那个给张闻天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病危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时报告，那次毛泽东就去见马克思了。看来，他的这一人道主义行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自言自语：“刘伯坚留下！”
刘伯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习过，中共曾派他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策划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刘伯坚泪流满面，哽咽着央求道，但叶剑英说了不算，不过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这一要求，并正式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后来在于都突围时被俘。在狱中，刘伯坚不屈不挠，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他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曾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博古继续翻着名单，不时地用手推一推那细细的圆圆的黑框眼镜。终于，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贺昌。
贺昌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不小的官。
博古脑子一转，顺手拿起一支笔，在“贺昌”这个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博古为什么在这个名字上作如此明显的标记？其实很简单，意思是他必须留下，别人可以变动，他不可以变动。这是博古对他的信任吗？不是。
博古不会忘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支持李立三犯了错误而被取消中央委员资格。现在博古要“重用”贺昌，并任命他为留守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但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官衔。
留下的贺昌在突围时，身负重伤，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这时，他用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
那么，当初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这四个人，博古将作何种安排？按照他的想法，这四个人都得留下，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博古考虑再三，觉得周恩来讲得有道理，如果他们四个人都留下，人们岂不要说我博某不能容人吗？
魂断瑞金（4）
在究竟留谁的问题上，令博古用尽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邓小平，这等于把四个人都留下是一样的效果，更何况周恩来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间，他感到毛泽覃必须留下，因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泽东肯定会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样，便可以再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让他再老实一些。
妙极了，博古一阵兴奋，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翻越瑞金黄膳口的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的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古柏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军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终因弹尽，三人全部饮弹牺牲。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认为该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这样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他的意志了。
但历史却戏弄了他。
担架上的“阴谋”
博古把谁去谁留安排妥当后，红军就开始转移，向着最高“三人团”决定的目标和方向转移，这就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这一时刻，被刻进了历史：公元1934年10月10日。
这一时刻，就是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开始的时刻。
长征开始前，党政军机关及直属单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总称为军委纵队，由两个军团的部队掩护行军。中央最高“三人团”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实际上，第一野战纵队就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长征的总指挥部。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军。这无疑是博古的意图，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博古隐约感觉到他们思想上有些共鸣，就把他们分开，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
毛泽东看出了博古的意图，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要求三人一路同行。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引起博古和李德的怀疑而适得其反，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而使毛泽东没有翻身的机会，但他为什么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求安排他们三人同行呢？这种“同行”对他就那么重要吗？
毛泽东想过，此次红军转移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特别是博古把此次转移作为一次大搬家，坛坛罐罐都要搬上征途，更使他忧虑不安。他虽然有自己的正确主张，但没有人支持也是白费，但这需要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以前，他不便与他人有过从甚密的交往，那样会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张闻天对他的主张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尽管他与张闻天有过这样的机会，但还不便谈得很深，需要有一个过程。王稼祥虽然在宁都会议上向毛泽东靠拢，但他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有些做法和主张是对的，后来也没有更多机会在一起交换思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转移中如能与他们两人同行，那便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最好时机，如能得到他俩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极为严重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等下去，万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挥彻底断送了红军，那就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魂断瑞金（5）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那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此次一路同行长征，则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
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王稼祥、张闻天才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其实，毛泽东在这以前，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为中国革命勾画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亮出来的，王稼祥、张闻天过去也了解一些，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信山沟里的泥腿子也会那么精通马列，也会有着超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开始相信，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这正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1）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
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
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
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
议：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
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
3解除封锁；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