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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
的观点，象演说家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
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
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
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情况人们已多次
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
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
有这些错误都产生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
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
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
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置。他们
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
产党人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他们抓住我们的
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这种
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
有了前车之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
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
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
的客气就等于是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
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
谅解和尊重。”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
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
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
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
第一次提出开始会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
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
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
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讲，开城
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
即接受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
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
中。他们的武装警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
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
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
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
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回来谈判。
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
的决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
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
这支部队携带的又是枪又是60 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
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
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
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个宪兵连。
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 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
唐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
能达成一项有关非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
复谈判。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
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
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
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
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
一支警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
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
未戴钢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
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
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
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
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
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
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
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
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
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
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
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
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
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
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
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
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
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
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
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
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
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
之列。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
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
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
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
产党的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
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
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
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
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
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
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
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
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
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
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
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
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
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
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
底想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
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
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
全线所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
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
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
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
一次不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
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
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
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只能停留
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
朝鲜境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
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
而我们也许并未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
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
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
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
的海军上将乔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
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
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
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
如何来划分停火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
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
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
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撤至
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
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
度上加强我海、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
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
们推向三八线，从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
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
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
从朝鲜赶出去，不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
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
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
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兵
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
小规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
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
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
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国领导
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
共产党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
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
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
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
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
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
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
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
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
与停战谈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
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
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
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快解决这
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
很快得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
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
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
的。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
处置我们所收容的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
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
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
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
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
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
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
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
些战俘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
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
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
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居住着大
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
以及南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
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
批人员。因此，我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
几英里的地方。选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
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
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
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
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
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
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当时毫
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以
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
员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
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
八个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