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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谭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脑袋，走到屋
内用冷水擦了把脸，草草地吃完早饭，没有休息也没有搭理劝他休息的警卫
员，就重新开始了工作。
8 月7 日，红六军团大部队九千多人从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在红独
立第四团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红六军团的突围，并没有减轻湘赣苏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致力“围剿”
中央苏区多年，很清楚湘赣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意义，要彻底打垮中央苏
区，对处其右翼的湘赣苏区不进行彻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国民党当
局在湘军大部追击红六军团的同时，并未给湘赣苏区留下喘息的机会，仍然
用重兵“进剿”湘赣苏区。
9、10 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
罗霖的第七十七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分别驻扎在吉安、
安福、遂川、泰和、莲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全力协助下，
以六七万的总兵力，在湘赣边四周形成了对湘赣苏区的新包围圈。
然而，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并没意识到形势的恶劣，他仍然乐观
地认为：目前苏区形势开始趋于好转，红军主力牵制着几十万的白军尾追而
去，苏区的活动中心可以暂时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部队应四处出击，
扩大影响，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再一举恢复失去的根据地。作为湘赣
苏区一把手的陈洪时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种思想形成决议，用以指导湘赣
苏区的斗争，而丝毫不接受谭余保、彭辉明他们的立足打游击战争的劝告。
在这个“左”倾决议指导下，苏区红军四处出击，和敌人死打硬拼，虽
英勇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以卵击石，恶果就立刻显露：红独
一团、红独二团被打散；红独三团被迫从永新石灰桥突围，转移到泰山
根据地，中余被阻，团长刘启明牺牲；红独四团则被迫转到桂东，在汝城、
资兴一带活动。
这样，湘赣苏区便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成了十几块。省党政军机关所在
地牛田圩与上下左右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党政机关在牛田圩难以立足了。
10 月中旬，垂头丧气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召集谭余保、彭辉明等党政军领
导在牛田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转移问题。
当时形势十分紧迫，对转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对向哪里转移还稍有
争议。部队转往何处的问题一提出，会场内便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向老根据
地井冈山转移，谭主席当即起身表示反对，他说：“井冈山离牛田很近，游
击条件也很好，但现在不能去。1930 年王佐、袁文才被杀，其旧部一夜之间
全部反水，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我们在那里已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
能去！”
谭余保望了望在座诸位，然后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挺进武功山。”
说完，他疾步走到墙上那幅破旧不堪的地图面前，指着地图说：“武功
山位于湘赣两省边境，与罗霄山脉交叉而过，由东北向西南横跨赣西、湘东，
延绵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体大，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山势险要，周围还
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五里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方圆八
百余里，回旋余地很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进行游击活动的理想天地。”
停顿片刻，谭余保接着说：“这里还盛产粮食，山上还有野菜、竹笋、
蕨根等充饥之物。更重要的是，这里山民纯朴，又是老苏区，人心向着共产
党，有很好的阶级基础。”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此刻接上话茬补充说：“在武功山
区游击，我们还可以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内部矛盾，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对，
一来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借机回家
看看。二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的确也不知道部队应该往哪里走，更何
况“三巨头”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为众矢之的呢！
这样，1934 年10 月18 日，湘赣省委党政军机关和红独五团在高度保密
的情况下，离开湘赣苏区长期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武功山方向移动。经吉安
的天河、敖城，越过安福的金田、严田、浒坑等地，突破了多条封锁线于31
日进入泰山根据地，与先期突围到达的独立三团会合。省党政军机关驻安福
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
责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
山区的初衷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
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
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
显露。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
个斗争前途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
撤走，苏区就得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
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
传出：
11 月中旬，江西保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
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 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
湘赣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
午一直打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
1935 年1 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
放火烧山，采取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 月初，省委派到山外
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2 月9 日，省委率领独立三、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
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团偷袭，在撤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
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
军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
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 年12 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
逸领导的百色起义。1931 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
作，任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
职，1934 年10 月，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
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
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
中的“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
是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
团长李宗保。。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
或牺牲或叛变，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
团长曾开福，兵力也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 年5 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
开，省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
省委宣传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
长龙承绪和团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
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的茅棚中召
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
里，和党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
不利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
人，开展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
说：“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
要往白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
“你这是逃跑主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
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
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
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
不对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
道：
“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
人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
加谨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
前的恶劣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
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
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
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
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
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
众工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
英等安置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 年6 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
秘书长龙承绪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
界的蛤蟆山。6 月14 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
文中这么叙述：
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洪
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
饭。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
入城市地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
乡。于是。。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
班长、医师以及士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
要他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
饭，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
“红军离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
只有向国民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
还有。。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
陪同我们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
陈洪时的家里，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
令部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
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
要报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
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
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
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
重地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
下，我们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
保一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
之中，湘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
方部队。6 月20 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
家看看，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
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
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
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山，联系失散的同
志。7 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的湘赣边“棋
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为书记的
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司令
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
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 年抗日战争
爆发。1938 年2 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大队，奉命开
赴抗日前线。
1938 年9 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的谭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作，留下疗养，并
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以后，谭余保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
监委主任、省纪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等领导职
务。1963 年，调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兼中南局常委。1978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常务委员。1980 年1 月，谭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极富传
奇色彩的光辉人生历程。
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 年5 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
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
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
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
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主要任务是督促
征粮、扩军工作。9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速回。
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单独找项英谈
话。
“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
士很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
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
寻求外线作战。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
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
提到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
线巡视。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
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
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
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
人选。
1937 年4 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
采访，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
英的战友们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
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
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肩的。有人告诉我，“他
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
子时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
儿女到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
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
盾；大半便是这一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