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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有十七八人，长桌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除了打点家内的细节，曾太喜欢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购买合心意的海鲜。她每星期会来这里一次，虽早已是这里的“熟客”，但她一般不会只光顾一个鱼档，“哪个合心意，就在哪里买”。鱼贩称赞这位新的特首夫人全无架子，“好似平常人一样”。由于鱼市场内十分湿滑，有时曾太会穿上水鞋。对此她并不介意：“这个是香港特色，只要买到靓海鲜，就无所谓。”因为一直喜欢过低调的生活，假若在街上没有人认出她是特首夫人，她反而觉得是好事。
平时在家，曾太还要为丈夫打理至爱的锦鲤：”每条锦鲤都有名，最肥的那条叫‘杨贵妃’，有好多斑点的叫‘樱花’。”另外，她还要照顾丈夫的“煲呔”：“他有几百条煲呔，我会将不同颜色、款式分开，以配合不同场合。有时我会建议他如何衬衣服。”而闲时，曾太还会剪下关于曾荫权的报道。她能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是曾荫权的普通话老师。
曾荫权这次参选期间，曾太有更多机会与丈夫出席公共场合，她也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同他一齐出席活动，可以多点时间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好难得，我好想大家总在一起。”当丈夫遇到示威者不友善的对待时，曾太却不觉得十分特别。她认为：“有不同意见很平常，要用平常心看待。”对于传媒批评她的衣着外形，曾太并不在乎，她更笑指传媒至今对她“仍很仁慈”。
已随书法家戚谷华学习书法10多年的曾太，认为自己借此培养刚柔并重的性格，但她却不喜欢为人题字，因为“这是一种压力，不会得到乐趣，况且自己还未达到那个层次”。和曾荫权结婚后，曾太一度在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学法文，“现在还可以说几句”。曾荫权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期间，曾太也带着儿子去。不过，她并非整天关在家里，而是趁时间在哈佛读有关室内设计及公关的校外课程。曾太还酷爱音乐，多次举办慈善钢琴演奏会； 1995年曾荫权升任财政司后，她担任香港女童军总会副会长至今。
在外人眼中，曾荫权夫妇非常恩爱，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一起到教堂祈祷，经常一同散步谈天，每逢假日，夫妇俩常牵手到湾仔街市买菜，去餐馆就餐。但很少知道他们“青梅竹马”的故事。
曾太的父亲是澳门3大饼家之一“元记饼家”的老板鲍元羲，与曾家属远房亲戚，也是世交。曾荫权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与太太初识时的情景。“我13岁时，我爸爸第一次准我跟我舅父去澳门，我妈妈在澳门住了很多年，有个表亲在那里，我的表舅父家有个表姊妹是太太的同学，就认识了她。她那时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第一次见她来的时候，她是梳很短头发的，因为她成日游水。另外呢，蹦蹦跳跳的，有点假小子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很新鲜的感觉，对我吸引力很大，所以一见面就中意她了。”曾荫权毫不掩饰对曾太的“一见钟情”。
“他到澳门探舅父，一班男孩踩单车，好开心，后来两家人经常见面，我和他时常通信，这些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曾鲍笑薇也对自己的初恋记忆犹新。外表贤淑的曾太，当年在澳门读书时，喜欢打篮球、跳高和跳远，在疲累时，大家便坐到大菠萝树下，有时还会一起吃树上掉下来的大菠萝。
曾鲍笑薇记得曾荫权送她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珍珠链坠，“虽然很便宜，但我很感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不过，她最爱的是一只镶钻的劳力士手表：“我和他在数年前曾到澳洲公干，当时他晚我一天回港。他一回港，便送我这只手表，原来他是待我回港后特地去买的礼物。”
鼓励每个家庭最好生三个小孩的曾荫权，只有两个儿子。他曾自爆当初夫妻二人曾为“生不出孩子”而感沮丧，甚至萌生领养小孩的念头。“1969年结婚，结婚之后就想二人世界，不想生小孩，差不多三十岁了，准备生小孩，又生不到，什么办法都想尽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挺沮丧，生不到小孩，怎么办？想不如我们去收养一个吧，谁知道没多久太太就有了身孕。”2004年8月，曾荫权夫妇带着已成年的儿子专赴山东省嘉祥县，冒着大雨到曾庙和曾林祭祀先祖曾子。
曾荫权虽然贵为香港的首长，但在家中，事无大小，却是太太做主。“比如她去买菜，我帮她拎着个袋，她逛商店我也跟着逛一阵，不过我没什么耐性，她很多时都怕跟我一起去。因为我要买什么，见一样我买了就走，她看完一次去第二间又看一次，回头再看一次，再往返一次都不买，第二天再回去买，这样真的很麻烦。”他自言，根本不想管家务事，“否则，用我的思维，两人就有可能闹别扭。因为我自己用的方法很不同。”
“所以我终于是赢的，家里我说了算！”曾太笑着说。换言之，家庭的管治权在曾太？曾荫权回应：“起码家里的钱、什么事都是太太管，不关我事，也不需要管，她管得很好，以前未结婚时我财政困难，结婚后没有财政困难，所以她管得挺好！”他还透露一个秘密：“我的银行户口是联名的，我太太的银行户口我没有名的。”
曾荫权承认，自己的性格刚烈，发脾气的时候，多数要太太迁就，“这方面很多谢太太，她做得最棒，每次我发脾气，她总是先不出声，等我一静下来，再同我理论。”
总结二人的相处之道，曾太一语道破：“（发脾气）是人性的一面，是一个人的真，喜怒哀乐是日日都发生，不可以要一个人全日都和善的，你要接受这件事。”在曾鲍笑薇眼中，“他（曾荫权）对我十分重要，我的一生一世，都是因为这个好的决定，就是有我好好的丈夫。他很踏实，有上进心，好关心我和我家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他表面严肃刚烈，内心很浪漫、善良、有激情。大概是因为他很早便承担家庭责任，而且父亲管教很严，所以把两兄弟训练得很有纪律，克制内敛。” 她这里说的曾荫权的弟弟，指的是曾任香港特区警务处处长的曾荫培。
曾鲍笑薇如今每个月都会回澳门探望99岁的母亲。对于已过世的父亲，她至今仍旧很崇拜：“他人缘很好，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与世无争，好善心，个个当他是好朋友，我也要向他学习。”虽然已贵为香港特区“第一夫人”，但在家人心目中，曾太却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BB”：“家人都当我是小朋友，要我保重，早点睡觉。“妈妈也不知道特首夫人是什么，我只告诉她，（曾荫权）又升了一级。”
道是无情却有情在香港政界，曾荫权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有人形容他“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一个公开场合，他忆起1998年击退国际炒家的往事，竟脱口而出，说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一旦脱钩，“犹如失了处女之身，一次贬值后，以后就什么都可以做”，令听者大吃一惊。但在过去几年面对外界关于竞选行政长官的各种猜测和传言，曾荫权的嘴巴却一直很严。
曾荫权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2001年香港一家周刊访问他的一名前任厨师，内容提及曾的私生活。曾荫权认为该文章内容完全失实，就自付律师费用，向该刊发出律师信，指出有关报道涉及诽谤成分，最后以该周刊被迫刊登整版道歉启事而告终，创下了香港首位高官就诽谤向传媒采取法律行动的记录。
曾荫权的“煲呔”情结多年来成了他的性格标志，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快人快语的急性子是他打“煲呔”的主因之一。他指着自己的“煲呔”哈哈笑着对本书作者说：“打领结效率最高，领带很漂亮但很长，越贵的领带弄脏的机会越高。而且我生得个子小，较矮，打领带，一边要比另一边长，每天那样比对，花很多时间，蝴蝶结没有这个问题。”
他坦率地总结自己的优缺点，尤其对自己的“坏脾气”直认不讳：“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有30多年的行政经验，相信我做事有承担，尊重香港人的能力和理想。当然我的脾气是比较大的，现在收敛了一些，因为吃了些苦头。”他笑说，同事与朋友都知道他是对事不对人，若真的怪错了别人，也一定会道歉：“他们对我很好，也很理解我！特别是太太很包容我，但过后，哈哈……她会提醒我！”曾与他开过闭门会议的立法会议员透露，曾荫权为人执着，发火时拍过桌子，不过怒气过后就会握手言和。
曾荫权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曾太回忆说：“我们的长子13岁时，送他到英国约克郡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读书。孩子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但在我们将他交给监护人，说再见那一刻，他忍不住哭，我和先生也流眼泪，二人开车回伦敦，几小时路程，轮流开车轮流哭。”
曾荫权是传媒的“宠儿”，连带家人也逃不过被追访的命运。谈及这一问题，他说：“这对他们（儿子）不公道的，不关他们的事，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小儿子，他毕业那年是全球经济低迷，找工作不是很容易，但他很走运，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在英国找了一份工作，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香港的工作薪水是最高的，也是他最有兴趣的，对他来说也很方便，可以在家住，但因为他怕人家说工作一定是爸爸裙带关系找的，最后只好决定在美国做事。我们的儿子是有无形的额外负担，因为爸爸是新闻人物。”
……
独特的“曾荫权风格”在他上任行政长官伊始便可见一斑——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召开行政会议，中午会见传媒，下午探望遭受暴雨侵袭的地区； 第二个工作日下午，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促进行政与立法的首次沟通……
对于自己的两年工作效绩，曾荫权充满期待，也十分具体： 香港现在的失业率是5。7％，虽与高峰期的8％相比明显下降，”但我还希望可以继续下降”。
“我期待和所有香港人一道分享‘香港之梦’！”曾荫权坚定地说。
曾荫权简历个人背景：1944年生于香港；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家庭状况：妻子曾鲍笑薇，育有两子曾膺殊荣：2002年获香港特区大紫荆勋章，1997年获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任职履历：1965…1967年，西药推销员1967年加入政府任二级行政主任；1971年考获政务主任1974…1995年，任职财务科、铨叙科、沙田政务专员、副贸易署长、副常务司、行政署长、库务司1995年任首位华人财政司2001年接替陈方安生出任政务司长； 2002年任新问责制下的政务司司长2005年3月12日，担任署理行政长官2005年6月16日，当选行政长官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曾荫权为行政长官，即日就职
唐英年：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1）
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信念。他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香港人的脸上也挂上了“唐司长式”的笑容。
专访：理财要“以民为本”
两年多来，您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有人说您是福将，您怎样看待这个说法？
我2003年8月接任财政司长的时候，心情是战战兢兢的。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清楚地知道香港经济当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又加上非典疫情打击，真是雪上加霜。许多市民心情是很沉重的，对整体经济环境的失望，对政府的怨气，都是非常之大的。
过去两年多来经济明显复苏，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和全国13亿同胞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还有香港人逆境自强的努力。中央政府不断地鼓励我们，当中签署和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内地居民来港“个人游”，以及简化内地企业来港经营的程序、批准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个人业务等，都对香港经济从低谷中迅速复苏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巩固复苏成果和着眼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特区政府是否应着力推动经济尽快实现转型？
我们本着两句话，一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另一句话是“市场主导，政府促进”。
“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我们既有“一国”的优势，也有“两制”的优势。我们维持一个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以及货币自由兑换、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廉洁、高效，税制简单而且税率较低。香港背靠内地庞大的市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给香港各行各业带来无限商机。环顾全球，只有香港具有以上这些优势。香港将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为内地、亚洲以至全球提供服务。
“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就是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府积极促进主要经济支柱的发展和壮大，致力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一是金融服务。配合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香港在金融服务方面是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的。香港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为内地企业融资1100多亿美元，内地超过40％的境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香港在为内地服务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5年前根本不敢想像香港能超过东京和伦敦，但香港已在2004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融资中心。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改善金融体制，保持在金融创新和监管方面的领先水平，并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吸引更多资金转移到香港管理和投资。二是旅游。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我们有两点想法。首先，发展旅游可以带动运输、零售、餐饮和酒店等行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为那些不能适应经济转型要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其次，希望内地同胞多到香港来。他们第一次来，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是在结束了150多年的英国统治之后，来到香港这块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以后再来，我希望他们可以感受一下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氛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社会，可以吃全球各地的美食，看很多很前卫的文化项目，还可以买世界名牌。所以，我们这几年投放了大量资金于许多旅游基建项目，如迪斯尼主题公园、大屿山缆车、湿地公园等，希望能吸引内地和全球各地的游客。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理财哲学？
在多种不同的需求方面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的确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坚持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把钱花在那些对香港长远发展和市民福祉这两方面都能取得实际效果的项目上。
在我所做的两个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我都确保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因为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香港700万人口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包括内地13亿同胞在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的竞争。所以，一定要不断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准，提高香港人口的素质。到2004－2005财政年度的年底，我们的专业教育可以达到65％，超过特区政府此前定出的60％的目标。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政府总体开支增长34％，而教育投资增长54％，足见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另一重要方面，是社会福利的开支，香港有一部分人如孤寡老人、残疾和智障人士、失业人士和单亲家庭等，政府有责任扶他们一把，让他们的生活有着落。我们还有46％的劳动力，是在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他们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照顾他们，一方面要培训他们。在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福利开支（不包括社会保障计划）的增长幅度达82％，是特区政府总体开支增长的两倍还多。
加税、节流、减薪、削减综援等，都是不讨好的事情。当您受到责骂和攻击的时候，有没有灰心或想到过退却？
我想全世界做财政部长的人都可能是政府里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因为钱是永远不够用的，就算经济增长很理想，各方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的，分的时候还是不够的，何况香港经济几年来一直十分严峻，怎么达到财政平衡的目标，需要大家共同一致的努力。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故事开诚布公地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问大家，要不要做到收支平衡？主流意见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去消灭财政赤字。从“以民为本”的原则出发，我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就是2008－2009财政年度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您对2008－2009年度消灭财赤的信心何在？
定这个目标的时候，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要定一个目标，让整个社会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市民能承受得了，方案太激进了群众承受不了，就不是“以民为本”了，就算实现了，对市民的影响也太大；第三，必须以经济发展作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样，才可能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实现收支平衡，市民的生活也可以好一点。
要实现上述目标，社会一定要稳定、和谐，必须要有这个大的前提条件。经过过去几年的风风雨雨，群众对吵吵闹闹的事已经很厌倦了，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搞经济。有中央政府和内地的支持，还要有港人自己去抓住机遇，两方面结合起来，香港经济才会逐步好起来。
您关于2005－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被认为是受欢迎的预算案，但也有人批评忽视了中产人士的税负。您接受这一批评吗？
全世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口袋里留多一点钱总是开心一些。但我觉得，目前经济刚开始复苏，情况还不太稳定，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个财政年度减税，再看一年，如果经济持续复苏，下个财政年度减税的空间就比较大了。这个思路也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认同。
香港经济最好的时候，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多，现在与您刚出任财政司长时的百分之八点多相比下降很多，处在40多月以来的最低位，而总就业人数则达到历史最高位。您如何看待可见将来的就业形势？
我常常用2003年8月接任财政司长后就业数字的变化来评估经济的情况。从那个时候到2005年5月，总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6万人，但总的失业的人数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