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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的村干部连忙汇报说：“小孩的父母都没事。”
周恩来放心地对小女孩笑了笑，嘱咐小女孩：“不要在墙底下坐着，墙倒下来会砸着你。记住了吗？”
小女孩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这时，余震又起，那截残墙“轰”的一声倒塌了，砖头土块滚落到了周恩来的脚边。
时间接近傍晚，自从下飞机后，周恩来没喝一口水，没歇一分钟。
天快要黑时，周恩来乘飞机离开白家寨，返回北京。
老天似乎不满于人世间的混沌，继3月8日地震之后，3月22日下午4时50分左右，邢台地区的宁晋县又连续发生6。7级和7。2级的强烈地震。
这次地震，比前一次范围更广，波及90多县，破坏更大，宁晋、冀县、巨鹿、束鹿等县近300万间房屋都倒塌和破坏了。只是由于有上一次地震的经验，人们都有警惕，加之地震又发生在白天，人员伤亡没有前一次那么严重，死450多人，伤5000余人。
一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大的地震，这对早已是久旱无雨的邢台人民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村民的情绪迅速低落，有些人简直都要挺不住了。
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1966年的天象确实有点怪，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不过，回过头来细细一琢磨，天象与人世还确实有点关系。
1966年，当华北的两次大地震过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席卷全国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1976年夏，河北唐山又发生7．8级的大地震。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相继撒手人寰。
不过，1966年邢台地震时，人们恐怕都没有想到这场大地震会是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兆。
为了安定灾区群众的情绪，从3月31日至4月5日，周恩来再次赴邢台、邯郸视察灾情并部署救灾工作。
为了稳定灾区群众的情绪，周恩来冒险再次赴邢台。4月1日上午，周恩来在河北省副省长郝田役的陪同下，乘直升飞机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宁晋县的县委书记赵安芳及一万多名干部群众聚集在这里等候周恩来。
东汪是这次7。2级地震的中心，全大队的房屋基本夷平，化为一片废墟。从镇子东头一眼可以望到西头。
周恩来揪心得眉头紧蹙。在村北的寨墙上，周恩来对在场的一万多名干部群众讲话：
追寻历史的足迹（3）
“3月8日你们这里损失小，22日损失大了。第一次我到了隆尧，没有到你们这个庄子上来。22日地震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派代表团来慰问你们。当时因为我忙，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来宁晋，没到你们这个地方，今天我来补看你们。
“地震是个自然灾害，是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呢？不是的。你看，3月8日地震范围小，损失大，3月8日以后，天天有些小震动，22日大家提高了警惕，有了准备，损失就小了。……
……大家有了防备，房子倒了，伤亡很小。同一件事情，有了准备，就和没有准备不同。
“对自然灾害，不管是天上来的气候、地下来的震动，只要有准备，就有办法对付。我们派来很多人，研究地震规律。地震怎么对付，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
“救灾主要靠自己，国家要帮助。3月8日我到白家寨，他们提出首先靠自己，自力更生，大家帮助。国家是大家的，要依靠大家的力量搞好。我们是新中国的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农民，是有志气的，现在恢复生产要靠大家。
“麦子返青了，地该种了。干部要带头，党团员要带头，贫下中农要带头，把生产搞好。特别是党的支部，要带头把生产搞好。我过去说的四句话要改一改，应改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把生产搞好了，家园就会建设得更好。你们说对不对？”
这时，在场的干部群众高呼：“对！”
周恩来讲话后，县委书记赵安芳代表全县干部群众表决心，说：“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移。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你冒水，我浇麦，你冒沙，我盖房。”
周恩来当即赞扬：“讲得好！说出了新中国农民的志气。现在就是要抓紧抗旱，浇地春播，赶季节，别耽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好生产，重建家园。”
随后，在赵安芳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穿行在残墙断壁、碎砖烂瓦之中，挨家挨户察看灾情，一连慰问了140多个伤病员。
在贫农贺全胜老人的身旁，周恩来摸一摸褥子厚实不厚实，又轻轻地掀开被角察看老人的伤势，劝慰老人安心养伤。
贺全胜激动得热泪盈眶，哭着说：“总理呀，是解放军把我救出来的。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赶来看我们，这可叫我们怎么报答您呀！”
周恩来说：“为人民服务嘛，应该的。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乡亲们也没有啥招待总理，有村民给周恩来端来了一碗水，碗是那种粗瓷黑碗，水面上落了一层灰。
周恩来接过碗来，吹了吹，一饮而尽。
后来，这只周恩来用过的碗被村里的群众一直保留着
……
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奋斗奔波了一生，他把最后的足迹留在了牡丹的故乡。这是他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他带着对洛阳牡丹的未了情，离开了人世。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前来洛阳访问。杜修贤那时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也跟随他外出视察。
专列是上午11时30分开进洛阳车站的。一进车站，映进眼帘的是五彩缤纷的欢迎队伍。周恩来已经走访了河南几个城市，这是最后一站。自从周恩来去年查出癌症后，特别容易疲倦，身体也日渐消瘦。但他向来有很强的自制力，只要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次，尽管他十分疲劳，但下车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时，依然笑容满面地和站在欢迎队伍前列的省、市委负责同志握手。和以前一样，目光直视对方，手掌有力一握，让人感受到他由衷的热诚和真挚。
周恩来陪同贵宾来到洛阳友谊宾馆。据说这个宾馆是第一次接待外宾，服务人员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周总理进门后，好像揣摩到大家的心情。他环顾大厅，眉眼间露出笑意。
“这个宾馆很好哇！这里还有这样好的一个宾馆。”
总理的表扬如同让宾馆里的同志吃了定心丸，个个喜上眉梢。
周总理将贵宾送到房间休息后，在回自己房间时，路过一个长廊，见两旁花池里的花株一片枯黄，就问：“这是什么花？”
身边一个同志答道：“是牡丹花。”
“牡丹花，几月开？”
“4月底5月初开。”
“我来的不是时候哇，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此时的周恩来，心中有着无数的明年，然而，他哪里知道，无情的病魔正在一天一天走进他身体深处……
下午，摄影记者带着照相机，跟随周恩来，驱车前往著名的雕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游览参观。
周恩来和宾客在龙门下车后，可能是阳光太刺眼，他用手在眼眉上搭了个凉棚，环视四周风光，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河水，一边是依山密密麻麻的石窟。的确，这是一处少见的精美古迹。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这样的闲情在一国总理的日程中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流露出流连山水的神情。在陪同外宾顺着岸旁的大路向南走时，他看着碧波粼粼的河水，自言自语地说：“伊水，这是伊水呀！”
镜头里的周恩来出现了返璞归真般的率真和宁静。
当他漫步来到禹王池旁，看到泉水涌起的涟漪在阳光下闪闪泛光，就问：“这水很好吧？”
“这泉水四季恒温，常年都是20度。”
周恩来好奇地弯腰蹲下身子，把手伸到水里划了划，点了点头，“是，温温的。”
周恩来和贵宾走进宾阳洞中。这个石窟的雕像是释迦牟尼，窟顶刻着华丽的莲花宝盖，挺健飘逸的伎乐飞天迎风翱翔，是北魏的代表作。当讲解员讲到洞口两壁有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在1934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普爱伦贿赂国民党政府，勾结奸商凿盗走的时候，周恩来脸上浮现了气愤神情，嘴里不断地说：“可耻！可耻！”
追寻历史的足迹（4）
看了宾阳洞，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周恩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当他知道这是魏碑拓片后，就拿起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拓片反复地看，有些爱不释手。他问：
“多少钱一套？”
“500块。”
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有多少钱，秘书面露为难，轻声说带得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
秘书向总理建议说：“是否到北京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
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了秘书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
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市委领导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总理喜欢我们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我们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连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那也太寒碜了。他马上向总理提出，送一套！
“嗯—”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怎么能这样呢！”
市委领导不好再提“送”了，因为这是周总理最忌讳的“礼节”之一，也是他铁的纪律，更是他为人清廉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大家心里酸酸的，却无能为力。身边的人都知道，周恩来绝不会带走一样赠送的礼品。即使出访在国外，外国元首送给他的礼品，回国后他也要统统上交外交部礼宾司，自己绝不留一样礼品在身边；不仅自己不留，身边工作人员接受的礼品也得一律上交。跟他出访除了外表风光外，实惠的内容一样没有。清白和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最独特的感受了。
石窟山壁下有一个潜溪寺，紧邻它的石壁有一块清代草书碑。在石碑前周恩来问省外办的一位同志：“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写的吗？”
“不知道……我不懂这方面的东西。”这位同志脸有些微红，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说：“这是清代一位进士写的。”
看罢潜溪寺，来到万佛洞。万佛洞是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建成的，因壁上刻有上万尊佛像而得名。周恩来认真地听文物保管所同志的讲解，当说到万佛洞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建造时，周恩来问：“你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檄》吗？”
有人回答：“读过。”
周恩来又问：“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吗？”
“记不清了。”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我记得是：‘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他接着背诵：“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琅琅的背诵，使大家心里太敬佩总理了，觉得他不仅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学识渊博，从古至今的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周恩来补充说：“不过，唐代初期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
离开万佛洞，周恩来陪同贵宾又连续看了莲花洞、古阳洞、药方洞。然后，在奉先寺下边稍事休息。
休息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高兴地向周恩来讲起他小时候的幻想，说他小时候就喜欢考古，爱好研究，曾经想从加拿大地下挖个洞到中国来。大家不由得被这个外宾的天真幻想逗得乐不可支。周恩来也一阵哈哈大笑，但他毕竟是出色的外交家，话锋一转：“这说明你很早就想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友好往来。”
大家一阵谈笑后，就信步走上奉先寺的石阶。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重要石窟。从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开始建造，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费时3年9个月。从设计到施工可说是独具匠心，中间的“卢舍那佛”高达17。14米，一个耳朵就将近两米高。卢舍那佛的宁静庄严，弟子的虔诚持重，菩萨的端严矜持，天王力士的刚健暴躁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面对历史巨匠的精美作品，作为今天的人们，心情并不轻松，因为这些文物在“文革”中再次遭到洗劫，许多石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周恩来神情凝重，默默站立在这些巨大的、也是支离破碎的石像前。他对文物所的同志说：“古人留下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精心保护哇，不然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
走过长长的石窟山壁，到南门出口已是下午4点多钟。周恩来上车由龙门回宾馆。一到宾馆，一直跟在周恩来身后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赶紧递给周恩来一片药，请总理服下。因为在这些人中间，他是最知道总理病情的人。对于总理的身体情况，他也是最担心的，并时刻惦记着总理的服药时间。
周恩来接过药片，没有送到嘴边，药片却突然从手指缝间掉到地上，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保健大夫要再拿一片，可周恩来不让，和大家一起在地毯和沙发下找。后来，终于在沙发下面发现了它。服务员移开沙发，把药片捡了起来，周恩来伸手接了过去。服务员心想，药片已经脏了，不能让总理再吃，忙说：“总理，这药——”
周恩来却说：“没事，没事。”用手帕把药擦了擦，就放在口中服了下去。
周恩来服罢药进里间休息，坐在床边吩咐说：“6点半走，提前叫我。”今天总理拖着病体，走了那么多路，实在太疲惫了，想用活动间隙的半个小时恢复一下体力。
时针走得太快了，眨眼快到6点了，但是，大家总想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就一眨不眨地盯着钟表的时针，静静地一秒一秒地读。当大家在外间数到6点35分时，只听见里屋“哎呀”一声，进去一看，周恩来已经坐了起来，正在看手表，“就剩5分钟了！让你们提前叫我，为什么不叫呢？我是来陪外宾的，外事活动我们要带头遵守纪律。以后可不要这样了。”
追寻历史的足迹（5）
临行前，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宾馆大厅，向贵宾赠送礼物，其中有精美的汴绣嫦娥奔月。省外办的负责同志向贵宾讲述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嫦娥奔月的故事，特鲁多总理的夫人听得非常有兴趣，她说：“嫦娥长得真漂亮！”
周恩来和外宾就要走了，和来时一样，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表示谢意。大家说：“欢迎总理再来洛阳！”
周恩来兴奋地回答：“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奋斗奔波了一生，他把最后的足迹留在了牡丹的故乡，而这次握手告别，竟然是和总理的诀别。
周恩来这次在洛阳，是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此后，病魔使他停止了视察大江南北的足迹。两年两个月后，周恩来带着对洛阳牡丹的未了情，离开了人世。
第六章
大树参天护英才（1）
周总理专程来看演出。第一幕时，大家还见他炯炯有神地观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从座位上消失了。
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位政治家、国务院总理，却能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抽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指导文艺工作。有时就像一位专职的文艺界领导和专家，亲临指导一个剧目，策划一项文艺活动。所以，直到今天，文艺界许多人怀有无限敬佩的心情思念他。
新中国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文艺工作上。他为了使延安来的一批歌唱演员，在新形势下提高演唱能力，特地指示有关单位，从苏联请来专家给他们上声乐课。几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他让苏联专家做顾问，由中央歌剧院排演了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给我国观众的第一部西欧古典歌剧《茶花女》，主角是专家学生和张权、李维渤、李光羲等，演出获得成功。
不久，周总理专程来看演出。第一幕时，大家还见他炯炯有神地观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从座位上消失了。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祝贺，陪同的人才知道，他在看戏中间，换了楼上、楼下几个座位，为了了解剧场视线和声音效果，乐队是否造成了“音墙”，影响了演员的发挥等问题。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记得一次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演唱，国务院外办的人对总指挥说：这次节目是总理审定的，除了民族民间的，还让演唱柴可夫斯基的“连斯基的咏叹调”，向外宾展示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成果。
20世纪60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演出了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轰动了全国。周总理不仅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还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周恩来唱了十几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喜欢的是“洪湖水”。“文革”中，他不能公开和大家一起唱，就一人悄声地哼，直到他去世前还深深地喜爱着这首歌。
许多歌唱家无法忘记一个日子─1962年12月29日。政协礼堂里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当年称为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王昆、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
著名女高音王昆从1954年到1963年9年间，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这位在延安就以《白毛女》红遍解放区的歌唱家，有一段时间在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上来回“拉锯”。经历了一段“不上不下”、“里出外进”的痛苦过程。直到周恩来亲自点拨她才醒悟过来，找回了自我。
那天，王昆反复问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歌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她想《白毛女》那种唱法5个月前总理刚听过了，新的唱法虽然还没掌握好，但“丑媳妇终归要见公婆”，就决定让总理听一听学的新唱法！
王昆唱了维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和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她对自己这种唱法就缺乏信心，内心也隐约觉得周总理是不会承认这种唱法的。心理上有了压力，一有压力，精神就更紧张，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的，结果紧张出了一身大汗。
演出后，周恩来没有说她什么。但是在联欢舞会上，周总理没有和以前那样邀王昆跳一场舞，而是和其他几位歌唱家说话。看得出来，周恩来对王昆有意见，可能考虑这个场合不便说。王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接受批评。周恩来先是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非常严肃而且是不留情面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