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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此法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要机敏而不失自尊。要一眼便能看穿对方言论的虚假性、荒谬性
和欺骗性，不失时机地捉住要害，一语道破，把论辩对手置于烈火炙烤的“瓮”
中而使之无法脱身。在与强劲的对手论辩时，还需要自尊：有自尊，才能有
自信，才能有勇气，才能不慑于对方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维护自己的人格
以至民族的尊严，如周恩来之于米高扬那样。
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由上举诸例中可以看出，论辩对方常常
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取咄咄逼人的态势：“瓮”，本是由他们
设置用来对付别人的，而他们自己则毫无察觉自己终将要被置之于炽热的
“瓮”中受烤，他们总是毫无防备的。我们应该准确地利用对方这种“未设
防”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运用不容置疑的语言，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快速出击，“请君入瓮”，一举获胜。
当然，“请君入瓮”法有时也用于比较平和、友善的论辩之中，如是，
则要注意分寸，论辩语言不妨诙谐、幽默、和善些，以免激怒对方，弄得大
家都下不了台，收不了场。
（徐宝作）
警惕论辩中的假归谬法
在论辩中，归谬法是一种有效的反驳手段。然而，另有一种诡辩法与此
十分相似，常常被狡辩者用以诘难正确观点，我们姑且称之为假归谬法。从
表面上看，这真假归谬法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应用对方观点类推，得出一个
显然是错误的结论，从而达到否定对方观点的目的。从实质上看，它们是有
区别的，主要在于：真归谬法类推正确，所推及的事物确实与对方观点所针
对的事物同属一类；而假归谬法类推错误，所推及的事物其实不属于对方观
点所针对的事物范畴。可以说，假归谬法假就假在“归”字上，其类推出的
结果显然错误，不是由于对方观点存在问题，而是在“归”的环节中偷换了
类别。下面请看中国古代一个较为典型的诡辩例子，（摘自冯梦龙《古今谈
概》）。
古代山东营丘有个人，喜欢强词夺理。一天，他跑到艾子家，问道：“大
车下和骆驼脖子下为什么总挂个铃？”艾子回答说：“车子和骆驼体积都很
大，又经常夜间走路，怕前面路上与人狭道相逢，就挂个铃，好让人老远就
能听到铃声，早点让开道路。”营丘人说：“那么，宝塔上挂个铃，也是怕
与夜行人相撞？”艾子回答说：“鸟鹊喜欢在高处作巢，造塔人为避免鸟粪
弄脏了塔，就挂了铃，用铃声驱赶鸟鹊。”营丘人又问：“鹰和鹞的尾巴上
也挂个铃，难道是怕鸟鹊在它屁股下作巢吗？”艾子笑道：“你这人真是难
以理喻。鹰鹞帮人捕捉鸟雀，如果脚上的绳子被树枝挂住，它挣扎时就会带
动铃响，主人就会循着铃声找到它。”营丘人还无休止地问：“我看过出丧，
前面有人摇铃唱歌。从前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是怕
给树枝绊住脚而离了群。但不知缚在那人脚上的绳子是皮绳呢？还是麻
绳？”艾子生气地说：“出丧摇铃是为了给死人领路到坟墓中去。这个死人
生前专爱和人瞎争，死后怕他路上寂寞，就摇铃铛让他开心开心。”
在这个故事中，驼铃、塔铃、鹰铃、丧铃这四者的作用本不属一类，而
营丘人仅取其都是铃这一点，瞎牵胡扯，把它们的作用相提并论。这样胡乱
归并的结果，自然就类推出荒唐可笑的情形。
那么，为什么营丘人无理也要搅三分呢？为什么这种假归谬法仍有它使
用的市场呢？这恐怕是因为在归类上真假难辩的缘故。具体说来，有如下两
点：一是真假归谬法部直接引出所推及的事物，都没有一个论证同属类别的
过程。因此，旁观者只能凭经验推测它们在归类上的正确与否。二是事物类
别标准繁多，各个类别的特征极其复杂，要列举事物的类别特征就较为困难。
而且有些事物就凭着所争论的某个问题作为划分标准，其他再无明显的类别
标志，这就更难说淆归类上的正确与否了。因此，即使要论证类别，对其归
谬法来说也是较为困难的。而假归谬法就是依靠这两点，以假充真，强词狡
辩。
对付这种假归谬法，笔者认为，可以试用如下三种办法：
一、发问附加法
先让对方列举事物的类别特征，对方必不能穷尽；自己再附加一、两点，
缩小外延，将对方所类比的事物排除在外。如假设营丘人例，艾子问：“你
把塔与车驼归为一类，其理由是什么？”营丘人答：“它们都有铃，体积都
很大。”艾子就可说：“塔不会行走，不在车驼之列。”这个例子较为简单，
只是说明附加的情形。如果事物的类别特征较为复杂，这种先问而后附加的
做法，有助于识别类别特征和讲清类别特征。
二、反问归谬法
反问对方的观点，然后加以驳斥。如假设营丘人例，艾子问：“那你说
鹰铃起什么作用？”营丘人或者回答：“我只知你是错了，到底怎样，我也
不知道。”或者作出一种错误解答，假设：“是给鹰壮威风的。”对于前一
种解答，艾子可以这样进行有力驳斥：“你既不知道鹰铃的作用是什么，那
么你怎么知道它的作用是跟塔铃、丧铃是同一种类型的呢？”对于后一种回
答，用归谬法反驳就成。不过艾子这时用归谬法，营丘人必不能反斥之为假
归谬法，如：“那么出丧人摇铃是因为惧怕鬼魂缠身而给自己壮胆？”因为
这时艾子所类推的事物是营丘人自己所提供的，他断不能自己推翻掉。
三、直接归谬法
归谬法的使用原则是以谬制谬。运用假归谬法狡辩既然也是一种谬，那
么也就可用真归谬法制住这种谬——胡乱类推之谬。比如营丘人例，最后艾
子对营丘人的斥责也可看作是归谬法的使用。补充起来就是这样：“你凭着
一点相似就可东牵西扯，那么有人生前有张嘴专爱找人吵架，死后他仍有张
嘴，必定仍要找人吵架。送葬的人怕他在去阴府的路上一个人太寂寞，就摇
摇铃，让他姑且与铃铛拌拌嘴，以满足他的愿望。”在这时运用归谬法，因
为也可胡乱牵扯事物，就很容易把谩骂的内容也夹带进去。不过，我们主张
与人为善，指出其归类上条件不足即可。
（杨硕林）
名人谈锋
——成功技巧
MINGRENTANFENGCHENGGONGJIQIAO
能力永远和它的发挥有关。
——＇英＇休谟
谈笑风生的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7 年就为红四军干部明确规定：“说话要有趣味。”他模
范地执行了这一规定，不仅在作报告、演讲、讲课时幽默风趣、生动活泼，
而且平时也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即供在作古多年后仍给人以隽永清晰的记
忆。
密切群众关系
普通人见到领袖人物，不免有几分神秘、好奇甚至是紧张和敬畏，形成
一堵无形的高墙，阻碍了思想感情的交流。毛泽东每次与群众见面、交谈，
总是以他那明快的幽默艺术顷刻间推倒那堵无形的高墙，使普通人与领袖很
快融为一体，无拘无束地开怀畅谈。
1958 年9 月，张治中带着秘书余湛邦随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他们在
武汉上船后，张治中把余介绍给毛泽东。这时，余赶紧迈前一步，握住毛泽
东温暖的大手，紧张而又拘谨地自我介绍：“我叫余湛邦，湛江的湛，联邦
的邦。”毛泽东问：“是干钩于吗？”余忙答：“是人未余。”毛泽东微笑
着说：“yu 姓很多，有干钩于，有人未余，有人刖俞，还有虞姬的虞。”说
到这里用手指长江说：“还有水里的鱼，其鱼甚多呢！”这句风趣的双关语，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余湛邦那种紧张、拘谨情绪一扫而光，船上的气氛马上
活跃起来，领袖与普通干部、群众就像老朋友一样，叙谈起来。
建立真挚感情
态度和蔼亲切是几乎所有见到过毛泽东的人的共同感受。一个女护士第
一次给毛泽东验血，紧张得不得了。毛泽东见她这样，就说：“你这小丫头
好狠喔，一声不吭就扎我一针。”那个护士笑了，周围的人都笑了，空气顿
时轻松欢快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第一次到毛泽东身边为他读书（此
时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心情自是异常的兴奋和激动。见面后，毛泽东
笑问她是否很喜欢秋天，见她愕然，又微笑问她可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
古》一诗，并与她共同吟诵。原来，毛泽东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逢四
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来幽默地说出她的名字，使她在这个比较轻松
的话题中，把紧张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
架起“沟通”桥梁
毛泽东的心是和人民群众紧紧连在一起的，他一生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的
疾苦，总想方设法去接近普通工人、农民，迫切希望了解人民群众的情绪，
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1960 年冬天，韶山农民贺凤生，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当
他见到主席时，有一肚子话要向自己的领袖倾诉。当时毛泽东有重要的事要
处理，就对贺凤生说：“你先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下次专门找一个时间听你
谈一次，越具体越好，要真实事情，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
也告诉我。”他又当着贺凤生的面，交待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交给你一
个任务，安排好贺凤生参观北京，调动他的积极性，好给我提意见。”毛泽
东轻松幽默的话语，促使贺凤生下决心如实反映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下一
次见到毛泽东，贺凤生心一横，从随身带的蓝布袋子里掏出一大摞子大跃进
集体食堂的油印餐票给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你到那里去吃餐钵子饭，
吃食堂饿坏人！食堂不解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一个开
头炮，讲下去，讲下去，骂娘的话也可讲。”于是贺凤生打开了思想闸门，
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整整说了三个小时，如实地向主席反映了农村办食堂、
炼钢铁、放‘卫星”等造成的严重后果，怒斥了某些干部的坏作风。最后，
毛泽东对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
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毛泽东就是这样运用幽默艺术，激励着与
他交谈的群众诉真情、讲实话的。
调节人际关系
毛泽东在与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相聚和交往时，那种幽默感溢于言
表，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温馨。
毛泽东和李达都是“一大”代表，都是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字润芝，李
达字鹤鸣。以往他们两人见面，彼此都以字相称。全国解放后，李达任武汉
大学校长。50 年代初，毛泽东到武汉视察，两个老战友在武汉第一次见面时，
李达想改口喊毛泽东“主席”，可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
“席”字还没有跟上来，毛泽东便笑着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
过你李主任（指中共“一大”中央局宣传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
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芝，我叫你鹤鸣兄？”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
遗憾，没有跟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幽默地说：“你
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
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
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
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和鲁迅一样。”这番诚挚
情意溢于言表的风趣谈话，深深感动了李达，也更加深了他们的友谊。
增进国际交往
1961 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当时的西方世界把毛泽东描绘成“一
个残酷无情的暴君”，未识“庐山真面目”的蒙哥马利在与毛泽东会晤前好
奇之中多少有点紧张。当他的手与毛泽东握在一起时，迎着他的一双深邃的
黑眼睛是和善的。“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在同一个‘侵
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
谈话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幽默得令他吃惊。蒙哥马利当然知道，联合
国曾经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朝鲜。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用近
似开玩笑的口吻，提出这样的问题。趣味盎然的对话，很快缩短了两人之间
的“东西方距离”，到第二次谈话时，他们竟象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毛
泽东就是这样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制造轻松、和谐的交往氛围。
进行思想工作
表扬和批评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表汤和
批评，也充满了幽默感，在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连战告捷，毛泽东非常高
兴，当见到西北战场总指挥彭德怀时，风趣地吟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
彭大将军。”高度赞扬了彭德怀同志。而批评则更有一番韵味。有一次，毛
泽东到杭州郊区龙井村视察，发现那里的住户门窗关闭，村里空无一人，只
有大公鸡在啼叫。毛泽东说：“群众都不在，大公鸡在欢迎我们。”幽默地
批评了一些干部的错误做法。
毛泽东的谈话艺术，是他的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对这一艺
术运用得得心应手、灵活自如又恰到好处、天衣无缝，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
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张卫高代泽英）
在周恩来那里，对手甭想占到便宜
交谈中，当遇到对方带有敌意的话语时，自然需要予以回击。那么，究
竟该怎样说话才使回击产生理想的效果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周总理谈话中的
几个片段，从中定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周总理回击对方的一种常用技巧是：当对方话语中带有敌意时，先假装
未领会到，不对其做直接反应，而是说出另一番话语，诱使对方作答。然后
以此作为依据，推出一个跟对方前面的敌意针锋相对的话语，给对方狠狠一
击。有一次，他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
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怎
么回敬？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
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以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来。米果然上钩，
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说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
上午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
生”的位置上。
周总理回击对方的另一种方法是，先对对方的恶意话语予以肯定（这时
其话语往往涉及某个事实，难以否认），然后提出另外一个事实，而从此一
事实出发便可将对方的话语完全翻倒过来，使原来的那个恶意改变方向，朝
向对方本人。有一次，周总理与赫鲁晓夫会晤，批评他在苏联全面推行修正
主义政策。狡猾的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
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当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
是我，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污蔑周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说话。如果换了别人，这时很可能就提出人的阶级出身并不决定人的立场之
类的话来跟对方进行辩论。但这样做对其话语中的恶意自然没有什么回击作
用。而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
但至少我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向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
出，立即便在各共产党国家中传为美谈。
有时，回击对方采用隐含的方法来进行，会显得更有力量。这也是周总
理常用的回击方式之一。有一次，正当接见外宾时，江青突然插话说：“我
从来没有学过‘四书’和‘五经’，也许总理是在场的所有人中唯一念过这
些书的人。”显然是句带有恶意的话，暗指周总理是封建势力代表者，是革
命专政的对象。当着外宾的面，周总理不便直接反驳。这时恰巧张春桥在场。
在座的其他中国人（甚至包括江青本人）都知道，张也是念过这些书的人。
因此周总理问张春桥：“你有没有念过这些古籍？”这句话问得很高明：它
不但提醒大家注意到江青的话根本不是事实，而且更重要的，它揭示在座的
中国人做这样一个推论：如果按江青的逻辑，念过“四书”“五经”者即为
革命对象，那张春桥岂不也是？张春桥在此场台之下自然左右为难，只得扯
谎说，“没有，我没有念过。我一定要好好学一学以便销毁它们。”一个一
贯以满腹经纶的理论家自诩的人竟然不得不违心地说自己连“四书”、“五
经”都未念过了，其狼狈之状真叫人好笑。
在外交场合，某种敌意常常不是外露的，而是暗含于其他话语之中。既
然是暗含，那就给了回击者“可乘之机”，即我们完全可以将对方的话语做
恶意以外的理解，而后据此推论出一个能给对方以回击的话语来。这也是周
总理常用到的回击方法。我们来看看与安东尼·格雷（英国路透社新闻记者）
事件有关的一个场面：格雷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关押了两年，心理上受到
摧残，欧洲人对此议论纷纷。周总理经过努力才使其得以释放。在接着举行
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周总理热情地走到英国代办面前，用缓慢的英语对他说：
“好啊，格雷放出来了，他自由了。”态度真诚而友好。但不料英国代办却
回话说：“是的。但是他还没有离开中国。”对周总理说话的后半部分加以
了否定，言外之意是说在中国没有自由。在“文革”中，这也许是事实。但
英国外交官这样的话，显然有损于中国的形象。因此周总理故意对代办的话
做了另一种理解。他对代办说：“好嘛，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