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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催促下，跟着几个穷亲戚组成的迎亲队伍在左邻右舍男女老少的目光中上路了。
在这群目光中，父亲最怕一个人的目光，如果那目光一出现并与他的目光相遇，父亲就会被击中，成为真正的俘虏。
父亲不想成为俘虏，父亲是起义。
起义虽然不会产生英雄，但会带来和平。
对于一场婚姻来说，和平是家宁静的福。
六十年前的一九四四年农历四月十二日，一个家诞生了。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父亲把一个没有名字的十六岁女孩接回家并在二十七年后生下了我。这就是我的母亲。
父亲携着母亲跨越了二十世纪走进了新的二十一世纪。在我们隆重庆祝和迎接新世纪的日子里，为自己有限的生命经历和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在生我的那个皖西南的偏僻乡村依然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在他们眼里，世纪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到头来还是生活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依然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对他们来说，回忆昨天或许比我们展望明天更富有色彩和味道。
一九九五年，为迎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经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批准，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主办了一次“写给妈妈的话”征文活动。荣幸的是在这一活动收到的六千三百件共一万余份来稿中，我的“写给妈妈的话”作为其中一篇被评委看中，收进了“写给妈妈的话丛书·青年卷”，由《中国青年报》编辑大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八月出版。那时，我正在南京萨家湾的一所军校读书，离父亲在他十九岁离开新婚的母亲去国民党宪兵学校训练的地方很近，那个地方叫下关。与这相关的一些故事，我将会在后面详细告诉你。
这里，还是先浪费你一点时间，请你先阅读我的这篇题为《母亲：回忆是一辈子的事》的散文。我想让你知道，在十年前，我都给母亲说了些什么，还希望你也记住我母亲的名字。因为这个征文是我第一次用文字公开发表我母亲的名字。
再说，这个征文的规格是世界的，我为世界知道我母亲的名字感到骄傲！
因为，母亲在她十六岁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她还没有名字，她的名字就是她的排行——“三姑娘”。等看完了，你就会知道我母亲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了。
母亲，回忆是一辈子的事（1）
我要告诉你，这个满脸皱纹、老掉牙的瘪嘴女人是我的母亲。
母亲姓张，她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名字。没经过母亲的同意就私自把她的名字告诉你，不知是不是对她的不尊重？母亲叫淑兰，这个名字是后来办居民身份证时我才知道的，她从没告诉过我。今天我告诉你，我想母亲不会责怪我。因为我要全世界知道她是我的母亲。
母亲在她四十三岁那年生下了我。她絮絮叨叨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其实在此之前她曾多次讲过，只是不懂事的我从未用心记过罢了。和今天的女人相比，我想，到了母亲这般年龄谁都不愿再生孩子了。因此，每次听隔壁的老奶奶说母亲是喝稀稀的荞麦汤生下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不住母亲。那时我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着课文，恰好读到朱老总的《母亲的回忆》，我就抬头看着母亲。她坐在火红的灶前，爬满蚯蚓般皱纹的脸，一双因烟熏火燎而经常流泪红肿的眼粗糙的手正拿着火钳往灶口里添柴火。母亲正在给我做上学的咸菜。
我说，妈……
妈继续在锅台边忙上忙下，没注意我的表情。那时她只顾给儿子烧她腌制的咸菜，她可能在想：当儿子在学校津津有味地咀嚼咸菜时肯定会想起他的母亲。母亲就是这样体味着作母亲的幸福和满足。当我再次读朱老总《母亲的回忆》时，我总觉得自己忽然对“母亲”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母亲，这两个字是一个被我喊作“妈”的人……
母亲是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她过去的每一件小事几乎都让我听得耳朵起茧。无边地回忆和静静地诉说仿佛是她惟一的生活方式。在那些闪烁煤油灯花的日子里，我知道了一个女人苦难的一生。遗憾的是那许多写满母亲辛酸的沧桑故事，大都让我当“耳边风”一吹而过，让我记下来的并不多。她说她做姑娘时，和小女伴们去山里采山楂、打野枣、扳高粱的趣事，讲鬼子进村时和村里人跑反、东躲西藏的冒险经历，让我听得既崇拜又神往。后来，她叹了口气。这是农历五月的一个夜晚，一家人正在吃饭，我与小我一岁的侄女坐在她的身边。她端着碗中的白米饭说，就是三十年前的这个夜里，大哥偷偷地从学校带回两个黑馒头，冒雨走了十几里路赶回家对母亲说：“妈，今天我回家过生日”。可家里连下锅米都没有，母亲含泪将所剩无几的荞麦粉煮成面糊，可娇小的姐姐还没等面糊冷却，就将手伸进滚烫的锅中抓着吃，一下子烫得哇哇直哭……母亲又叹了口气说，那个日子难啊！
我和侄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母亲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是个勤劳善良纯朴贤惠的好女子。母亲和父亲的婚姻不是很美满，新婚之始，父亲对母亲就不好。后来，父亲当兵去了。再后来，父亲划“右”派被劳教劳改，“文革”中又一直受挫。因此母亲一辈子受了不少苦，一辈子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直至到了这几年，儿孙满堂才算轻松了一些，父亲也才感到作为丈夫他欠了母亲许多许多……
母亲是个极细心的人，干活极精细，每次吩咐我们做什么事，在我们做好之后她都仍不放心，又重新去摸摸整整，因此，母亲并不是一个麻利的人。我们上小学时经常因母亲做饭太晚而迟到。为此我们母子间拌了不少嘴，我埋怨她，她就说我不懂事不孝敬，而三哥总是沉默不语，有时拉着我饿着肚子去上学。放学回家母亲又舍不得我们，每次都伤心地安慰我们：“是妈不好，下次我做早一点。”每次看她疲惫又可怜的神色，我总是有些不忍。
母亲，回忆是一辈子的事（2）
头痛是母亲的老毛病，发作起来，就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我们劝她打针吃药，她不服，非要请乡里人用绣针挑。我有时就烦，不去叫，她就伤心地流泪，说你们读书读到脚肚子里去啦白养你们啦之类，让我十分烦躁。此时母亲总提起我六岁时的事：那是个下大雪的冬天，母亲带我从百里之外的姐姐家回来，汽车半途上丢下我们母子俩，几十里的泥泞雪路我固执得不让母亲背一肩，一直走回家，一双新棉鞋全部踩烂了……母亲每次提起这事都夸我小时候孝敬她，总会露出一脸满足的笑容。当兵第一次探家也是在一个下雪的冬天，等我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北方一脚踏进家门，母亲却躺在床上，她的老毛病又犯了，不停地呻吟，让我为她心疼，鼻子酸酸的。可母亲第二天又下地干活了，心情开朗了许多，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个谜。也许，儿子——这块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对于母亲本身就是一味能医治百病的良药吧？后来，听隔壁的那位奶奶说，我刚当兵那阵子，母亲在床上躺了一个多礼拜。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不知道我可怜的母亲在我离开她的日子里，独自流了多少思儿的泪水，但我知道现在每次离家时母亲不再流泪，总是赠给我一脸的微笑，我想母亲的泪大概已经为儿子流干了吧？
母亲没读过书，自十六岁嫁到丁家，一辈子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但母亲“目能识丁”，能认识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名字。有一次，她看到报纸上我写的文章，硬要父亲读给她听，那是我写的一篇散文《同是十九岁的别离》，她听着听着，挂着美丽笑容的脸上不知不觉中又挂上了两行不相交的老泪，母亲哭了……母亲从未这般哭过。据父亲讲，母亲的嗓子很好，可母亲难得一唱，偶尔听到过几次，也像蚊子叫似的，让人不可捉摸。这次回家，我和侄儿打开录音机，年近古稀的母亲站在一旁说：“那个姓毛的小伙子唱的歌好听”。侄子告诉我，母亲喜欢《涛声依旧》。母亲爱听《涛声依旧》？一向对流行音乐反感甚至厌恶的母亲怎么会喜欢上《涛声依旧》？何况她不识字，更不知歌词所叙述的故事。我又惊又喜，甚至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人年纪大了，总喜欢怀旧，母亲或许是在那支婉约的曲子里倾听自己漫漫人生长河中的涛声吧？
母亲是极易受伤害的人，又是极易满足的人。去年冬，女友给她织了一顶绒帽，她可乐开了，天天戴在头上，说在嘴里，喜在心里，那份满足感好像又添了一个小孙子。母亲老了，早就想照张像样的相片，这次回家我实现了她的心愿。母亲看着自己儿子给自己拍的彩照，一口气说了好几个“像！像！像！……”
看着相片上的母亲，沧桑的脸上满是慈祥的微笑，她身后的牵牛花正热烈地开放，用心灵尽情奏响生命的乐章。此时，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回忆是一辈子的事。
母亲也是。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南京萨家湾
好了，你现在已经知道我母亲的名字了。
你记住了吗？
我真的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她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名字叫张淑兰。
她的这个名字的确是后来办居民身份证时（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前后中国开始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我才知道的。她从没告诉过我。
母亲，回忆是一辈子的事（3）
当我知道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母亲的名字真的十分美丽。可母亲已经老了。与我同龄人的母亲相比她真的是老了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少年时对母亲的态度极其冷淡，甚至我觉得我的母亲又老又丑，心理上多少让我在同龄少年那里油然而生一种自卑。
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些，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我不知道，细心的你是否发现我母亲的名字与这部小说已经存在了另外一层关系。而这层关系，就像是一层窗户纸，背后隐藏着一个父亲的秘密。
直到二○○二年我把父亲母亲接到我工作学习的北京城时，父亲才告诉我，母亲的名字是他起的。
父亲用他的小聪明和智慧，给不识字的母亲的名字涂上了一层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色彩，掩盖着他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把他对另一个女孩的思念、愧疚和对自己十八岁时的一段不算风花雪月的逝去的爱情，用母亲的名字来做了这一切的纪念碑。
另一个女孩，不用说，她就是——张玉兰。
张淑兰，是我的母亲。
母亲美丽的名字上面附着了另一个女孩的影子。我对父亲在他十八岁时耍的这个小小的伎俩感到怀疑和愤怒——他竟然为了一个只能是扑风捉影的爱情把母亲的名字作为一种牺牲，来祭奠他没有得到的东西，来满足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私。
这对我的母亲是不公平的。
但母亲是不知道的，蒙在鼓里，六十年。
作为儿子，我知道，在父亲母亲结婚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权利埋怨父亲。
我感谢父亲，父亲选择这样的日子，把这个埋藏在心里六十年的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且一脸的真诚，真心。
面对父亲，我已无话可说。
父亲结婚那天晚上，张玉兰也来了，她挤在人群中来闹洞房，来看父亲更是来看新娘子。那个时刻的张玉兰的心情，我不敢幻想用我的笔来描绘。我想，我如果要写的话，那么所有的文字对她都是不尊重。
不过，据父亲讲，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张玉兰也经常来串门和母亲在一起聊天，说说笑笑的，非常融洽，形同姐妹。
重逢没有再见（1）
一九六四年九月，父亲第二次见到了张玉兰。
这是父亲二十岁离开沙河集后第一次回自己的故乡。此前的一个月，他刚刚从长江边上一个叫九成坂的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父亲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错划右派后被劳教一年，接着以地主反坏右等五大罪名被判十年监禁，其中第一条罪状就是“反革命罪”，后提前四年释放劳改六年。
父亲劳改一释放，就迫不及待地想回故乡沙河集看看，他已经十七年没有回去了。
到了沙河集的第二天，父亲的堂妹兰突然问起了父亲：
“俺哥，你可想玉兰呀？”
妹妹突如其来的问话，让父亲有些惊愕。说真的，这十七年，国内的解放战争早已结束，父亲在解放前二十岁的时候坐了国民党的牢房之后，在解放后三十岁的时候又进了新中国的劳改农场，可谓是历尽磨难，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即使回到了故乡，也已经是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父亲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记得起曾经的张玉兰呢？
妹妹的问话，勾起了父亲的回忆，一段未了的情缘又涌上心头。
“玉兰好吗？她现在在哪里呀？”父亲也不知道妹妹为什么要问起这件他已经忘却的旧事。
“俺哥呀，打你离开沙河集以后，玉兰还是常常的念你的。她嫁给了许明道，但两个人从不说话。后来许二爷死了，她老婆也跟人跑了，等有了《婚姻法》以后，她和许明道离了婚，在两年孤身一人后，又嫁给原来在俺家学屠宰的徒弟徐麻子，两个人也不和气，三年也没生过孩子，后来抱了人家的一个女儿。现在，玉兰自己在大沙河里靠戽沙子卖钱过日子，生活得好苦哟！”
妹妹的一番话，触动了父亲。心酸，辛酸。
“她现在在哪里？”
“你想看看她？”妹妹笑了笑，看着父亲。
父亲点点头。
“小珍子，快！拉着你大舅看玉兰娘去。”妹妹一声喊，外面走进来一个天真活泼扎着两个小辫的小女孩，这是妹妹的小女儿小珍子。
小珍子高兴地拉着父亲的手说：
“俺大舅，走，跟俺走，俺带你去看玉兰娘去。”
说着，就拉着父亲的手走出了家门。
十七年了，沙河集还没有什么变化，街道上的房屋大多还是老样子，南街巷父亲住过的地方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父亲牵着四岁的外甥女的小手直向后街的老荒地走去。这里仍然像从前一样，都是外地人用泥巴和稻草搭成的不到丈把高的草窝子似的泥巴小屋，只要老天爷不高兴了，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泥菩萨。
沿着一条泥泞凹凸的小路，小珍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一个破旧的草屋前停了下来。
父亲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深深地做了一次呼吸，然后稍稍抬了一下头。天是蓝的，没有什么云彩，小屋的烟囱正袅袅地升起炊烟。如果说乡愁是个什么样子，袅袅的炊烟该是最好的表达，这是任何艺术家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父亲正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只听屋里传出了阵阵咳嗽声，声音凄凄的，听起来有些心凉。
“俺大舅，玉兰娘就住在里边。”接着，小珍子大声喊起来，“玉兰娘，玉兰娘，俺大舅来看你了。”
重逢没有再见（2）
“谁呀？”
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一股浓烟也随之抢先冲出门来，接着从浓烟中探出一个蓬头垢面头发上粘着几根稻草并瞎了一只眼睛的妇女，佝偻着腰目光呆滞地看着父亲和小珍子。
父亲惊呆了。
父亲紧走一步上前仔细地看着她，她也吃惊地看着父亲。
“哇……”的一声，张玉兰突然转过身就往屋里钻。
这时，父亲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张玉兰，嘴里喊着：
“玉兰，玉兰，是我呀！……俺是你的成哥呀……”
父亲紧紧地抱着张玉兰，她终于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成哥，你来了……”张玉兰的声音里充满着委屈和哀伤，像一只孤单落魄的鸟儿一样。
说着，她慢慢地转过身，从墙角边上拉过来一捆茅草放倒在地上，说：
“就在这柴上坐吧……”
一边说，眼泪一边不停地砸在地上。十七年了，张玉兰仍然没有忘记她的成哥哥，一直在思念着父亲……
我离开沙河集后，玉兰一直在思恋着我。当我在滁县被郎巡官关进警察局的水牢时，她听说后想去看我，但许明道不同意；解放后，当知道我在老家安庆参加工作时，她为我高兴，又听说我被划成右派在劳改又为我担忧。她总是不断地从我妹妹那里打听我的消息牵挂着我念叨着我……
我坐在草捆上听着玉兰如泣如诉的述说，泪流满面。可不谙人情世故的小珍子已经着急吵着要回家了。
玉兰这时实在忍不住把自己的腿捋出来给我看，一个碗大的伤疤像一块烧焦的黑木炭似的，好不令人伤心。说：“这是俺的腿呀，以前害大疮，流脓流血，差一点没了……俺的眼睛也被许明道给打伤了，后来慢慢地就瞎了……”
“天啊！这是谁的罪孽呀！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善良的人总遭到如此的恶报呀！”我一下子情绪激动地站起来仰天大叫着。
这可把小珍子给吓哭了。她大哭大叫地一个人往家跑去。
没办法，我只好和玉兰匆匆分别。
“玉兰，我是个穷汉子，两手空空的……”我用劲地扶着玉兰的双肩，使劲地摇了摇。
玉兰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她只有一只眼睛啊！……
我们就这样撒手告别了。
本来我准备在沙河集多呆几天的，到各个亲戚朋友家走走，谁知老家的乡政府来了电报，要我立即回去，如不按时回去就要严惩不贷了。在妹妹地催促下，我只好忍气吞声地踏上了归途。我知道，我只得赶快回去，不然我就要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老婆孩子又要遭殃。
一九六四年父亲劳改回来下放到怀宁县黄龙区大洼乡，我的母亲带着大哥、二哥和姐姐已经在这里委曲求全地生活了六年。大家知道这六年其实也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政治和自然的灾害同时袭来，后来我的母亲没有办法把年仅五岁的二哥送给了别人。一九六五年父亲又被划为五类分子，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父亲又卷入其中，右派、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顽固不化分子……帽子一顶一顶压到父亲的头上，再也直不起腰来了。
重逢没有再见（3）
一九七八年，父亲摘帽了，一九七九年父亲平反复职。紧接着，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他日夜思念的故乡。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比我的哥哥姐姐们幸运，跟随父亲踏上了这块生我父亲母亲的土地。
父亲再回沙河集仍然不忘要去看看张玉兰的。但妹妹亲口告诉他：
“张玉兰的眼泪哭干了，她被第二个丈夫甩了，也被她收养的女儿抛弃了，自己淹死在北门外的沙河里。”
“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