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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家里都回避这个话题。该说的都说了，该由他自己选择了。
由于观众反映强烈，江苏卫视打算就此问题再做一次节目。
这次，参加节目的嘉宾是从全国各地100多个打来电话的观众中挑选的。为了体现公平性，客观性，4位嘉宾中，不同观点的比例为3：1，即反对李蔚去宝洁的3人，赞成他去宝洁的1人。之所以3：1，是因为130多个电话中只有两个是赞成李蔚去宝洁的。总不能将两个人都请来，那样做不公平，也不客观。
当天的场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都难以忘怀：
来自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慷慨激昂，情不自禁拍打着桌子说：“国家的强盛，急需科技的振兴，我们老一辈的人总要退下来，迫切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来接班，我看李蔚很有灵气，他如不去搞科研，我感到非常痛惜。”
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才之路千万条，报效国家的方式也有千万种，不要拘于一个传统模式。宝洁公司能在1000多人中选出李蔚这样一个有博士潜能的人，说明他们选拔人才的机制是科学的、先进的，他们能对一个普通大学生给予住五星级宾馆的待遇，说明了对人才的尊重。在那里能学到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李蔚应该选择去宝洁公司。”
这时观众席上一位老教师着急地站起来说：“你们知道李蔚去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基因信息专业是干什么的吗？它是国际尖端科学，这个学科每年只招收三四十人，凤毛麟角啊！下个世纪的产业革命就将发生在这个学科之中……”
最后，李蔚被主持人从观众席上请出来，让他发表意见。
李蔚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件事的关心，感谢朋友们还有我的家人。这一个月来，所有去宝洁的理由和去中科院的理由把我搞糊涂了。我先告诉大家一声吧，我还是选择去中科院读研究生。”
现场观众热烈鼓掌。
李蔚接着说：“因为现在也很明白，无论是去宝洁还是去读书都有很多理由，但又很难理性地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结束，仅仅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条路走下去，而不是光费脑筋去想该去哪儿。我觉得那样太耗费时间，耗费精力，我消耗不起。有一天，我中午12点跑到实验室，在那儿一直呆到晚上8点半，我发现我还能坐下来。于是我决定还是去读研。”
事后，李蔚说，这大概叫众口铄金吧，一个人、两个人的意见不足为凭，可这么多人都赞成我去读研，我就得考虑考虑了。如果我不这么做，就背离了大家的愿望，我觉得如果那样，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导师陈先生了。
9月初，李蔚打点行装，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李家的生活又归于平静，那场全国上下有许多人关注和介入的讨论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可是我却在久久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那些坚持要李蔚去读书的人，怎么没问过李蔚：“黑道”、“黄道”你最喜欢哪条道？你身上的潜能是最适合做学问，还是最适合经商？自始至终，李蔚自己也似乎没谈过这个问题。如果是因为一边倒的舆论，如果是因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才作出这种选择，他会后悔吗？
我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因为李蔚想去的是中美合资的宝洁，才招来一片反对声，甚至谴责声。爱国热情固然可歌可敬，可是它暴露的怎么能说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呢？2001年11月12日的多哈会议上，中国已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带着这样狭隘的民族心理，中国如何走进世界，世界又如何走进中国？
后来，我曾与一位有留美经历、如今在一家外企工作的朋友谈起了李蔚，也谈起了那场引起全国许多人关注的讨论。
我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他沉思片刻后说：“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为这两条路都充满了诱惑。但是我想，最后我会选择去上学。”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更愿意做学问？”
“那倒不是，是那顶博士帽的诱惑力，能戴上博士帽毕竟能给人一种满足感，一种成就感。”
“如果你并非真的很喜欢做学问，戴上了博士帽又怎么样呢？如果你做不出成就，很平庸，你会有那种成就感，满足感吗？”
“怎么能知道将来我会做不出成就？会很平庸呢？未来，本就是一个未知数，硬要给自己的未来下个结论不是太早了吗？”
也许他说的有道理，人在选择的时候，面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未来是不确定的，李蔚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如果年薪8万美元，你还会去读MBA吗
作者：吴苾雯
如果年薪8万美元，你还会去读MBA吗？
这话，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人说的。
那是初夏的一天，我走进上海浦东的一座写字楼。穿着白衬衣、打着蓝色领带的曹磊，正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他神色轻松地在一份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家美国人办的外资公司，曹磊是这家公司的CEO。
我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他有条不紊地处理完了手边的工作。几分钟后，他微笑着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他很年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可是举手投足却透着一种成熟、一种精明和干练。
午后的阳光正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散漫地落在沙发上。曹磊起身拉上了窗帘，他问我热不热？是否要将空调打大点？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小伙子。
我们的谈话是从他去美国留学开始的。
18岁那年，曹磊高中毕业即赴美留学。留学手续是已在美国定居的姑妈给办的。当时曹磊一心想出去并非是成绩不好，想另谋生路。他就读于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三时，就曾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拿过三等奖，如果坚持学下去，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曹磊说他当时想出去，一是由于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好奇，二是想换一个教育环境，觉得国内的教育环境实在太压抑。
当飞机在美国旧金山徐徐降落的时候，曹磊既兴奋又很茫然，他不知道在他面前展开的将是一条怎样的路。
上了一年预科班，曹磊很快过了语言关。第二年，他进了美国一所大学，学经济管理学。
曹磊说那几年的求学经历将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财富。从大一开始，他就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并非仅仅为了挣学费和生活费，而是想锻炼自己的能力。开始那两年，他去餐馆洗过盘子、做过跑堂，去华人区摆过地摊，还去工地做过小工。后来的几年，他给一些公司推销过产品，做过市场调查，还为一家公司搞过软件开发。
毕业后，曹磊打算继续留在美国读书，他已申请去一所大学读MBA。可是就在这时，一个机会不期而遇。朋友介绍他去一家很有名的软件公司工作，年薪8万美元。
曹磊面临着选择：是读MBA还是去软件公司。
他将自己面临的选择打电话告诉给了家里，父亲和母亲认为他应该去读MBA，他们说，拿到了学位会有更多的机会等着他。
可是曹磊却不这么看，从哈佛大学出来的MBA毕业后，第一年平均年薪也就8万多美元，而他要拿到那个学位还得几年时间，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也许已经有了几十万美元的积累，也许他的年薪已不是8万，而是9万、10万。更重要的是他不但积累了经验，还有了一段难得的经历。
这些想法，他觉得无法与父母沟通。
那天，父亲打来电话，问他决定了没有，他将这些想法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在电话里将他教训了一通，说他是急功近利，是目光短浅。父子俩在电话里不欢而散。
也许是在美国生活了几年，曹磊对人生有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对成功的标准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他说在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已经不是将成功的标准定在学位的高低上，而是财富的多寡上，不是看你是不是硕士或博士，而是看你的收入有多高，你获得更高收入的空间有多大。
曹磊说他有个美国同学，读大二那年，带着女友去加拿大走亲戚，意外地在那里得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于是便带着女友一起留在了加拿大，连学也不上了。后来有一次，曹磊去加拿大旅游，在渥太华见到了他们。同学已经当上了领班，在他手下打工的不但有本科生，还要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博士。同学的年薪已拿到了4万美元，而且再工作一段时间还能升到5万。
曹磊说，在美国，即使是研究生毕业，也不是轻易就能找到一份年薪四五万美元的工作的。
同学告诉他，他们准备在加拿大再干两年，等挣了钱再回美国继续读书。
曹磊说，现在是一个机会很多的社会，不是学历最高的人就是拿钱最多的人，不是学历最高的人就是成就最大的人，学历，已不是达到目标的惟一手段。一个好的机会也许就是一条捷径，会使你少走许多不必走的弯路。
思考再三，曹磊放弃了读MBA，去了那家软件公司。
他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把握住机会，这种年薪很高，而且很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机会不是随处都有的。至于学习，它不是阶段性的，而是终生的，我当然还要充实自己，但是我不妨先抓住这个机会。因患得患失而犹豫不决，因思前顾后而优柔寡断，机会就会从身边一擦而过。人生确实充满了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最好的机会。就拿比尔。盖茨来说吧，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机遇。他中途离开大学出来创业的那几年，正是计算机技术发展面临着方向性选择的时期，他抓住了这个机遇，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千千万万的家庭，投向联系起千家万户的互联网。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革命，也是了不起的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比尔。盖茨，也会有其他人出来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到那一步，已在迫切地呼唤这样的人才，迫切地呼唤着有人来开辟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如果比尔。盖茨看到了这个机遇而不抓住它，而是按步就班地等读完了大学再开始创业，那么，今天微软公司的老板就不会是比尔。盖茨，也许是卡尔。盖茨，也许是曼尔。盖茨，或是其他。
曹磊在那家公司干了3年，最后升至总经理助理，年薪拿到10万美元。他有了私家车，有了带花园的别墅，还娶了妻子。他本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可是一次新的机会，使他又一次面临选择。
2000年3月，美国一家公司计划打进中国市场，想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一家猎头公司找到了曹磊。
回国创业的事曹磊不是没考虑过，他也从没想到将美国作为自己最后的人生归宿。这些年，虽然人在美国，可是他跟国内的联系一直很紧密，他原来的高中同学，还有留美后回国的同学，经常将国内的信息用MAIL传给他。他知道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改革开放的门也越开越大，而且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当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以后，中国市场将会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在这个广阔的发展空间里，个人发展的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
另外，美国经济近两年已出现滑坡迹象。2000年，美国网络神话的破灭，更进一步摧毁了许多人对美国的梦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创业已成为一种潮流。留学生们有时聚在一起，谈论的也大都是这个话题。曹磊还听说，北京、上海两地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创业，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些，不能不让他心动。
但是，当曹磊真要作出决定的时候，还是难下决心。他在美国已有了一份令很多人都羡慕的工作，有一份年薪颇高的收入。而且那时，他的妻子刚刚怀孕。回国创业，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和风险。虽然他回国是去办一家外资企业，但是谁能保证他就能成功呢？
但是曹磊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瞻前顾后的心态，作出了回国的选择。2000年4月18日，他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曹磊说走出浦东机场，他很激动很兴奋，他没想到，上海变化这么大。他说8年前，他就是从虹桥机场去的美国。
到上海后，公司的业务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总公司对曹磊的工作很满意。
曹磊告诉我，他太太仍留在美国，他们的儿子已经3个月了，说到儿子，他一脸的幸福和满足。他说现在每隔一两个月，他就飞回去一次，有时因公，也有时是因私，他非常珍惜与妻儿团聚的时光。
至于以后，曹磊说现在还很难打算，也许他会将太太接到上海，在上海安家；也许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感觉疲倦了，感觉脑子里空了，他会回到学校读书，还是读MBA。也许有新的机会出现在眼前，他干别的去了。
他说，其实人一辈子都在选择，一个十字路口后面又排着无数的十字路口，你必须选下去。但是如何选择，选择走哪条路，却需要大智大勇。没有勇气和昨天告别，就不会有机会和明天握手！
与曹磊见面后不久，在北京，我曾与一位正在新东方学校学习外语、准备出国的大学生张有过一段对话：
我问：“假如留学期间，有一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作找到你，你是继续学业呢，还是去干那份有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作？”
张说：“我肯定不会因为几万美元的年薪就放弃学业，我哪会那么目光短浅呢。”
我说：“假如一个人大学没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很高的做领班的工作，可有了博士学位的你却不得不在他的手下打工，你会怎么想？”
张犹疑地看了看我说：“这是很荒谬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想那个做领班的也许永远是个领班，可是拿了博士学位的我，虽然暂时在他手下打工，但是当我度过了那段难关后，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人生的路绝对比那个领班强，我的成就一定会比那个领班大。”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自己的选择。
读近日《中国青年报》，看到二则消息，一则消息是《会干活不如会学习》。
消息说，IBM公司一年会收到大约7000多份求职书，但能入选的只占1％。入选者不是会干活的，而是情商高的和再学习能力强的。
日本NEC中国公司虽然要求求职者有与应聘职位相关的专业背景，但是即使应聘者的专业背景与应聘职位没有紧密联系也没关系，只要他肯努力学习，有成为专家的愿望就足够了。
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则宁愿要一张“白纸”，求职者可以没有到日本留学、工作的经历，甚至不会讲日语，但要会学习。
另一则消息则透露了一个信息：自2000年始，高学历失业率呈增长趋势。原因是，一些捧着硕士、博士帽的高学历“人才”，只追求学历而不追求学识，有了高学历，没有高素质，没有真本事。
据作者调查分析：由于“考博”越来越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已经使得一些“高学历”拥有者面临信任危机，他们首先被认为是“高分低能”者，是“没有本事找工作才接着上学”，是“死啃书本”的“应试工具”。虽然高学历也许能成为首次就业的“敲门砖”，但是如果没有真本事，很快就会走进失业者的队伍。
市场经济使社会大变脸，论文凭，讲出身的时代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衡量人才的标尺是你能否创造“效益”，是再学习的能力，是情商，而不是文凭。无论文凭多高，是驴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
洋博士做了小学校长
作者：吴苾雯
海外回来的洋博士，做了里弄小学的校长。
1997年5月，当陈孝大辞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在上海普陀区一条里弄的墙上张贴培佳实验学校的招生广告时，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刚从海外回来、学教育学的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的书不教，要去里弄里办小学。
有的人甚至说：“这人有病呀。”
4年后的一天，当我在上海市普陀区一条逼仄的里弄寻找陈孝大和他的学校时，里弄里的一位大妈热心地告诉我：“陈博士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已经盖了楼房，还办了初中，现在已经改名叫培佳双语实验学校了。”
按大妈说的地址，我向宜川路一带找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有点闷热，昏睡了一冬一春的蝉儿开始飞出来赶热闹，扯着尖细的嗓子蹲在树上鸣叫。刚走到宜川路路口，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脸上很凉很爽。
拐过弯走不多远，便看见了一幢很别致的楼房，墙是粉红色的，顶是流线型的，蹲在一片灰色的居民楼中，显得很特别、很夺目。接着，我便看见了挂在门口的培佳实验学校的校牌。
陈孝大那天穿一件浅兰色衬衣，没有打领带，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休闲鞋，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他说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两天他正忙着招聘教师的事，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设高中班，教师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还准备在海外招聘部分外籍教师。
陈孝大的经历很简单，简单得只用“教育”两个字就能概括，16岁之前受教育，然后进大学学教育，再然后就是干教育。拿陈孝大自己的话说，30多岁的人生中，他就没离开过“教育”这个圈子。
1989年，陈孝大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当年即赴瑞典留学，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再次攻读博士学位。有人不解，已经是博士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个洋博士。
陈孝大说他当时之所以要出去，是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办教育的。他说自从6岁走进校门，他学习的、他感受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场景和话语。他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最人性的。他必须走出去看看。也许，只有在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领略教育的真谛和内含。也许只有走出去，与自己的母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清醒、更理智地回望中国教育。
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因为有赫赫有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因为在教育学领域突出的研究成就，她一直备受世界瞩目。这里有国际最前沿的教育学信息、教育学思想、教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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