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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又明白自己很自然地往最好的方向想，受到积极思考运动的影响，这股欲望有时膨胀得有点离谱：非常努力地想像癌症已经去除了，充满信心地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提防出现再度住院或癌细胞还躲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的念头，因为消极思想的存在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癌症复发。
我发现亲友们也都倾向于积极思考，我很理解没有人愿意往坏处想，但是癌症病人的恐惧并不是虚而不实的，也不只是负面思考，希望亲友们能学习和这份恐惧相处，毕竟它有时也能有正面的作用。
我发现过度简单的积极思考不但会让人否认自己的恐惧，更会在化疗结束后消除再接受其他治疗的动力。选择其他的治疗时需要高度的激励，因为做这些抉择是十分困难的，更别提到很远的地方就医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了。当你没病时，看到报上刊登的治疗方法，只会觉得有趣，但是生病时接受这些治疗可就大费周折了。如果你一味地运用积极思考，可能会失去必要的动力。
我把注意力转回当下，小心翼翼地调整架在鼻梁上的这副后见之明的眼镜，再一次地，我看到自己想要依赖奚弗大夫“快刀斩乱麻”的治疗背后的怠惰，还有，以为凭着积极思考就能把癌症治好，但是这副眼镜的焦距点是清晰的，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应该继续寻找长期的辅佐方法。一旦决定采用综合的治疗方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贯彻到底。我知道自己的怠惰与想要过正常生活的欲望，会让我一听到别人的建议或他人的经验时，就会对自己所做的选择产生疑虑。但是我会保有那些怠惰与欲望，让它们帮我拨云见日。我希望我写的这些东西能帮助别人在起起伏伏的癌症生涯中，维持高度的治愈动力。我会提醒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疾病的发展或结果，也许只是极小的影响，甚至完全没有。我提醒自己深呼吸和放松。由自责所促成的动机只会伤害到自己。每当我紧抓着某样东西不放时，我会提醒自己放下，对自己温柔一点，学习与未知相处。试着去体会没有努力的努力、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动机的动机。努力不一定能达成目标。
崔雅进行第二次化疗时，观想的主题再度浮现，此刻的她应该观想化疗打败了癌症才对。但是她无法决定该采用主动或被动的观点。她觉得两者都很重要，这又是“做”与“存在”之间的平衡。这一阵子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采用的都是积极思考的观想，但是崔雅觉得应该佐以更开放、更无目标的观想方法。她时常与爱迪丝一起练习，爱迪丝本人也是超个人心理学派的治疗师，比较倾向罗杰派。崔雅将她的观察写成一篇报告，在美国各地的癌症中心广泛地流传（你可以向癌症支援中心索取影印本）。
“肯？肯？你在吗？看看这个。”
“开什么玩笑，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有一天我坐在病房里和爱迪丝聊天，肯走了进来。当时我正告诉爱迪丝关于遗失五角星项链的事，我说我努力学习透过观想把它分送给每个人，从这个事件中我读出了许多意义，我的名字艾斯崔雅就是“星星”的意思。肯开始取笑我古怪而迷信的这一面，他说我对正面预兆的信心不及我对负面预兆的信心。我马上回应一句，“不，这句话不对，正面预兆也同样深具意义。”他说：“哦，好，既然你真的相信正面的预兆，看看这是什么？”说完就从口袋掏出那条五角星的项链。我愣住了，已经这么久了，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肯一直不肯回答我，最后才说：“我只是要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丢一样东西可以被你诠释成坏的兆头，那么失而复得是不是该被诠释成好的兆头。”
旅馆洗衣妇在我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发现它，我根本就忘了那个口袋的存在。那天洗澡时，我一定是怕放在柜子里会被拿走，才放在裤子口袋里，扣好后就忘了。我好高兴重新拾回这条项链，希望它能带给我好运。奇怪的是，它不在的时候对我影响更大，我仍然继续观想把它分送给别人，观想它在别人的脖子上，观想它深入别人的内心，这仍然是很好的练习。但是，当我失去它而仍然渴望它的时候，这项练习反而更具挑战性。如果它一直不再被拾回，这项练习可能就会随着记忆模糊而被淡化，可是现在这颗星星又回到了我脖子上，于是它成了一个持续的提醒，这项练习也将继续下去。
另一天的傍晚，当我和爱迪丝在林间散步时，对这个“给予”的观想，突然有了很大的领悟。我以前总觉得善待自己就意味着对别人不善。以最后的一口美酒来说——如果我为了善待自己而喝了那口酒，其他人就喝不到了。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突然间“我是谁？”这句话冒了出来。我发现善待别人与善待自己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在“我是谁？”这句话上下足了功夫，那么我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就会渐渐淡化，因此，这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要不就善待自己，要不就善待别人。当人我的界线淡化以后，以前被我视为善待别人的行动，其实就是善待自己，所以我非常乐意将最后一口美酒留给他人，甚至是全部也可以。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我已经以这颗星星做了很久的观想练习，在此之前，是自他交换的练习。现在运用“我是谁”的话头把人我的界分感连根拔起，则是在道途上更往前跨了一步。每当我执著于最后一片起司时，我都会问：“喔，是谁在执著？是谁在感觉损失？”然后我会十分乐意地把它送出去。正如肯所说的，宇宙里只有一个大我在享受它。因此我过去的障碍和不能善待自己的原因，就是出在过于强烈，也过于快速的人我之分。因为被锁在这样的分别心中，我才会觉得善待别人就亏待自己，善待自己就亏待了别人。现在放掉分别心，享受给予，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似乎容易多了。当然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但现在的领悟才是具体而实在的。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五十一
以恐惧面对痛苦所产生的感觉就是自怜，它令你想要改变当下的真相。但是如果以爱来面对痛苦，把心安住其中，不以恐惧或嗔恨，而是以仁慈来面对它，那便是真正的悲悯了。
当崔雅在第二次化疗后渐渐地恢复时，她的肺部却感染了。不太严重，医师这么向我们保证：但是为了预防从外面带进来一些污染，他们还是剥夺了我几天的探视权。崔雅与我只能以电话联系：她忙着做她的艺术创作、静修、写作、参究“我是谁？”这个话头、写日记，一切都很顺利。
我完全相反。有些不好的感觉在内心生起，但是我无法理解是什么，感觉糟透了。
“诺伯特，我打算回到德拉亨山去，我会从柯尼希斯温特打电话给你，你有爱迪丝家的电话号码，对不对？”
“有。肯，你还好吗？”
“我不晓得，诺伯特，我真的不晓得。”
我走向莱茵河，搭上渡轮来到柯尼希斯温特。那里有许多路线的台车可以登上山顶，登上极美的德拉亨山，这是欧洲最受欢迎的山景之一，是距离莱茵河两百英里的一处要塞。就像任何一个奇景一样，德拉亨山有令人窒息的遗迹，也有为了吸引观光客而建立的寒酸建筑物。
从塔楼的顶端向下鸟瞰，方圆一百英里的景物尽收眼底，我将视线扫向右侧：巴特戈德斯贝格大教堂的塔楼，再向北70公里则是宏伟的科隆大教堂。仰头向上望：天堂：低头向下看：大地。天与地，天与地：我不禁想起崔雅，在过去的几年间，她将自己的根重新扎回大地之中，回到她对自然的爱，回到身体、回到她的制造，回到她阴柔的女性特质，也回到她开朗、信任与关怀的基石之上。我仍然停留在自己想要待、让自己舒服的地方，一个自我的家乡——天堂，然而它并不是灵性的世界，而是由理论、逻辑、概念与符号组合而成的理念的阿波罗世界。天堂和心智有关，大地与身体相连。我把感觉拿来说明理念，崔雅则把理念拿来说明感觉。我总是从个人经验转向宇宙，崔雅总是从宇宙转向个人经验。我喜欢思考，她热爱制作，我喜欢文化，她钟爱自然。我喜欢关窗聆听巴赫的音乐：她却宁愿关掉巴赫的音乐，倾听外面的鸟鸣。
按照传统，灵性既不在“天”也不在“地”，而是在“心中”，心总是被视为天与地的会合。地是天的根基，天是地的提升，单凭天或地都无法领会大精神，只有在内心取得两者的平衡之后，才能通往那扇超越死亡与痛苦的神秘之门。
这正是崔雅对我的贡献，也是我们对彼此的贡献：指出了一条通往内心的路。当我们彼此拥抱时，天与地便结合了，巴哈与鸟儿同声一齐鸣奏，视线所及尽是快乐。一开始相处时，我们会因为彼此的不同而感到不适，我这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喜欢翱翔在理念中，在最简单的事情上编织一些理论：崔雅则喜欢拥抱大地，在没有妥善安排计划之前，她拒绝翱翔。
我们确实是不同的，或许这一点也可以适用于许多男女身上。分开来的我们绝非完整而自在的个体，只能算是半个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真相。我们逐渐学会欣赏、尊重彼此的差异，也学会感谢。理念永远令我感到舒服，大自然也永远令崔雅感到自在，但是当我们内心交会时，我们就完整了。缺少了彼此，我们永远无法体会这份合一感。我们把柏拉图的一句话改成了：“男人与女人本来是一体的，却被分裂为二。所谓的爱就是对这份一体感的追求。”
天与地的结合。我的眼睛看着天也看着地，心里一直在想，自从有了崔雅，我才开始找到自己的心。
但是崔雅就快死了，这个念头令我禁不住放声大哭，有几位德国人很关心地问候我：我真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德文卡，上面写着：“是奚弗大夫特别准许我这么做的。”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崔雅会死的事实，也许是医生告诉我她的脑部与肺部都有肿瘤、叫我不要声张的那一天，也许是美国的医师答应让她半年无需治疗的那一天，也许是我亲眼看到电脑断层扫描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只知道一切都要瓦解了，多年来被我排除在外的思想，现在全涌了上来。脑瘤的症状也许会减轻，至于肺瘤，奚弗大夫也只能担保40％的减轻几率。我的脑子里出现恐怖的画面：崔雅极为痛苦，呼吸十分困难，点滴瓶里的吗啡不断地输进她的体内：家人和朋友在医院的走廊上徘徊，焦急地静待着呼吸器终止的那一刻。我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前后不停地摇动，口里言语：“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搭第一班台车下山，从当地的酒馆打电话给诺伯特。
“崔雅很好，肯，你呢？”
“不要为我等门了，诺伯特。”
我坐在酒馆内，开始喝起伏特加，喝了很多很多。那些骇人想像的事情一直盘踞在我脑中，还有一股无法止息的自怜偷袭着我。可怜的我，可怜的我，不断地把“Kom”摔在地上：“可恶的德国人仿造的伏特加。”“即使在塔霍湖，我也从未如此烂醉过，今天我决定让自己大醉一场。
当我回到帝侯饭店时（怎么回去的，我一点都记不得了），诺伯特将我拖上床，留了一罐维他命B在床头柜上。第二天清晨还派了清扫房间的女侍来盯着我吞下它们。我打了通电话到崔雅的病房。
“嗨，亲爱的，你好吗？”
“我还好。今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我的烧退了，过几天应该就没事了。我们星期三和奚弗大夫有约，他要告诉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结果。”
想到这件事，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需要什么吗？”
“没有，我正在进行观想，不能和你谈太久。”
“没问题。我打算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给诺伯特或爱迪丝，好吗？”
“好，祝你玩得愉快。”
我搭电梯到一楼柜台，诺伯特正在那里。
“肯，你不应该让自己喝得这么醉，你应该为了崔雅坚强起来。”
“哦，天啊，诺伯特，我厌倦了坚强，我要让自己脆弱一阵子，这会让我好过一点的。我要出去透透气，我会打电话回来的。”
“别做傻事啊，肯。”
德国的商家星期天是不营业的，我走在戈德斯贝格的后街上，愈来愈自怜。此刻我心里想的不是崔雅而是我自己。我他妈的这一生已经毁了，我的一切都给了崔雅，而崔雅，我真想杀了她，她竟然要死了。
我悻悻然地走着，一路抱怨竟没有半家酒馆开门营业，突然我听见几条街远的地方传来波卡舞曲的音乐。那一定是酒吧，我心里这么想，就算是星期天，你也无法让德国人远离“Kolsc”和“Piers”啤酒的。我尾随着音乐，来到一间距离市中心有六条街远的小酒馆，里头有十来个人，大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们的脸颊似乎打从“Kolsch”上市的那一天起就泛着红晕。音乐非常生动，不像美国人所想像的那种劳伦斯·威尔克式的滥隋波卡舞曲，而是当地的蓝草音乐，我很喜欢这种音乐。酒馆里有半数的男人（没有女人，也没有年轻人）围成半圆，随着音乐起舞，彼此勾肩搭背，踢着腿，跳着类似希腊左巴的舞蹈。
我在吧台前坐了下来，把头深深地埋在手臂中。一瓶“Kolsch”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接着又递来一瓶，我再度一饮而尽。
灌了四瓶啤酒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虽然极力想掩饰，就是无法停止。我不记得自己曾经这么放肆地哭过，当我有两分醉意时，朝我方向跳舞的几位男士，示意我加入他们。“不，谢谢你们。”我挥着手婉拒。但他们不放弃，其中一位很友善地拉我加入他们的阵容。
“Ich spreche kein Deutsch”（我不会说德文），这是我唯一能记住的德文。他们微笑地对我表露关切，好像真的很想帮我。我想夺门而出，但钱还没有付。我把手搭在左右两边的男士肩上，开始前后舞动，还不时踢踢腿。我忍不住大笑，接着大哭，就这样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大约有15分钟，我的情绪完全失控，恐惧、惊慌失措、自怜、狂喜、为自己感到遗憾，也为自己高兴，我觉得窘极了，但是他们不断地点头微笑，好像在对我说：“没关系，年轻人，一切都会没事的，尽管跳吧，年轻人，只要跳就对了。你看，就像这样……”
我在酒馆里大约待了两个小时，跳舞，喝啤酒，一点也不想离开。不知怎地，所有的感觉和思想突然涌上来，洗刷了我的一切系统，它们全暴露出来，也都被接受了，虽然不是全盘被接受，至少我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让我能继续走下去。我终于站起来，向酒馆里的男士道别，他们对我挥了挥手，继续跳舞。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要我付酒钱。
后来我告诉爱迪丝这件事，“你现在总算了解真正的德国人是怎么回事了吧！”
我想说明的是，我终于开始接纳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也愿意放弃个人的兴趣，以支持她为首要的工作。我很想宣称这是由于禅坐的电光石火和瞬间的洞见，使我生起足够的勇气重新投入这场战斗，或者是因为某种超验的显现让我清醒。但真相却是在一间小酒馆里，和一群不知名也不懂他们语言的老男人共处了两个小时而开悟的。
回到波恩，我与崔雅最深的恐惧开始示现。第一，脑瘤没有完全消失。事实上，在这种治疗下80％与之相似的病人，脑瘤都消失了。最严重的是，崔雅所接受的脑部放射线已经快到极限。第二，虽然肺部的大肿瘤已经萎缩，但有两个新的瘤正在形成。第三，超音波显示她的肝脏又出现了两个肿块。
我们回到病房，崔雅的情绪开始崩溃，我把她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她，深深地吸入她的痛苦。我发觉之前在小酒馆里所流的眼泪，就是为了现在，为了眼前这一刻。
“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判了死刑。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美景，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但是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个春天了。”
崔雅提笔写信给她的朋友，一字一句小心地斟酌着：
和转移性的癌症共同生活，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不知何时会有好消息、何时会掉落悬崖、何时会心惊胆战、何时恐惧会突袭全身。他们上个星期为我做了肝脏超音波扫描；我躺在手术台上，操作员从各个角度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全身扫描，然后把一位女士叫了进来，用德文讨论了一些事后，又重复进行一次扫描。他们只对我说“深呼吸——停住——自然呼吸”几句话。我起身时看见荧屏上有两个小点，我很确定那就是肝癌。回到病房，我整个人开始崩溃，心想可能活不过今年了；我必须有这份心理准备。
然而要如何在不伤害“求生意志”的情况下，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呢？当我还在为生命搏斗时，如何让自己坦然面对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甚至不能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成立；有时我觉得可以坦然接纳，因为这两者也许没有冲突。刚发现有肝癌时，那份悲伤实在是太巨大了，后来做过深呼吸之后，我逐渐能接受这个事实，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事情如果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吧！到时候再应付，现在我不想胶着在上面。即使被困在医院里，窗台上的花也令我喜悦。我觉得自己已决心尽力而为，即使有肝癌，不一定会导致死亡，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奇迹可能发生。
云霄飞车的另一次急速俯冲是——我的免疫力没有回升到大夫预期的理想状态，因此他为我注射高剂量的优质化类固醇（八星期的剂量集中在四天打完）。还有一个令人反胃的俯冲是——奚弗大夫对脑瘤没有完全消失感到相当失望，他原本以为脑部的肿瘤经过放射线放射与第一阶段的化疗后，可以全部消失，如果第三次化疗后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他就会用“cis…plahnum”来治疗，剂量与时间仍未知。
肯和我决定在第三阶段的治疗开始以前先回美国一趟，我的身体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接受治疗。我迫不及待想回去，回到那块说英语的土地！在波恩时，我们学会以更敏锐的眼光来看国内的初选、毒品以及游民，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