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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事实。
这段期间我所接受的佛教训练令我满怀感恩，特别是内观法门与自他交换。此外，我也重新受到基督教的吸引，她的音乐、仪式，还有宏伟的教堂都令我神往。它们比佛教仪式更能感动我，但是在神学上却不能吸引我。基督教重视的是垂直与神圣的面向，佛教强调的则是平心静气地接纳事物的真相，以自以来熄灭苦恼。这两者在我的身上逐渐融合为一体。
我住进来不久，一群护士挤进我的病房，好像店铺开张一样地热闹。她们相当害羞地问我：“你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难怪她们会感到困惑，因为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设了一个供桌，上面摆了各式各样的神像，有佛陀，有肯送我的圣母玛丽亚、一块耀眼的水晶石，这是一群住在阳光峡谷的朋友送的、一个圣母怀抱着圣婴的雕像，是我小姑给的、还有维琪送我的圣安妮像，她说这个雕像曾经给过她治疗的能量；此外还摆了一尊观音、一张肯送我的绿度母唐卡、一幅崔西画的图、一小瓶曾铺洒在创巴仁波切遗体旁的盐，这是从他的衣钵传人摄政（Regent）那儿得来的（我身上还带了其他人的舍利子，我衷心感激他们）、一张卡卢仁波切的照片，还有创巴仁波切和摄政的照片，其他的照片则是来自不同的朋友：拉马纳尊者、赛巴巴和教宗，还有一幅古老的墨西哥金属图片，上面画的是一位具有治疗力的神只、一个亲戚送的十字架和阿姨给的祈祷书、芬德霍恩的创始人艾琳所写的祈祷文、许多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送我的礼物、一本玫瑰经以及我参加卡卢仁波切的智慧闭关时得到的念珠……难怪那些护士被搞得糊里糊涂！但是对我而言这么做很舒服。我一向是昔世运动的拥护者，我的供桌只不过把这个理想具体化罢了！
我对于基督教与佛教都有哲学上的问题，但当疑问生起时，我会让它们消失于无形。因为每当陷入哲思时，我就会忆起佛陀的训诫，对于那些无解的事，我们不需要苦苦思索。因此我从不费力去融合这两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还是会陷入毫无助益的基督教哲思中，譬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是神在处罚我吗，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我该如何做才能让一切好转起来，孩子们也遭遇这样的苦难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在世上横行……纵使如此，寂静的教堂、风琴伴奏的赞美诗和平静喜悦的圣诞歌曲，还是令我深深感动。
当事情恶化时，佛教确实能带来安慰。它不会让我产生愤怒，也不会激起我想要改造的欲望，反而帮助我接纳眼前的一切。这并不是消极的心态，因为它强调的是一边解脱贪、嗔、痴，一边还要保持正精进（on right effort）。事实上因为我不再执著于结果，反而能看到事情的真相，能量也不再消耗于设定的目标、汲汲营营于达成它或因失败而失望。
例如，我的左眼仍然有波状的障碍物——这是脑部有肿瘤的一种症状（长在我的右侧枕叶），后来又发现了肺部的肿瘤。我已经完成脑部的放疗，当然希望能有一点改善，因此每当我注意到这些波状物，自然会生起排所向排斥的反应——反感、恐惧与失望，等等。但突然我的感觉转化了，波状物只是一个可以注意、检查与目睹的东西，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罢了。以这样的态度面对一切，我发现恐惧开始戏剧化地消退。即使恐惧又出现了，我也能单纯地看着它，而不再惧上加惧。例如当我的白血球下降或温度升高时，我只把它看做眼前发生的事实，我看着它、看着自己的反应、看着生起的恐惧，直到它们都消退，而我也恢复平静为止。
回到治疗上的问题。我目前注射两种药物，ifosfamide和卡氮芥 （BCNU，一种抗肿瘤药）。整个疗程有五天，ifosfamide每天都必须加在点滴里，卡氮芥则是星期一、三、五才注射。他们已经研发出许多解救与支援的产品，来减低短期或长期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有一种叫做mesna的药，在治疗的过程中每天要注射四次，用来保护肾脏。还有一种“抗毒菌”（antifungal），在治疗中与治疗后都要注射，特别是当白血球降到一千以下时，更要注射双倍的剂量。此外他们还在化疗中加入止吐剂与栓剂，除了让人有点昏昏欲睡之外，并没有任何副作用，效果极好。他们也预备了更强的药，以防不时之需。我还记得自己在接受阿德利亚霉素治疗时，必须服用以胶囊包装的TEC（一种镇静剂）帮我撑过极为恐怖的反应。回想起来，那仍然不是愉快的回忆。这一次的治疗轻松多了，令我难以置信！我对奚弗大夫提及这份差异，他说：“啊，现在用的药比以前要强得多了。”
不只如此，这里根本没有所谓长期进行的化疗。这里采用的是高剂量的短期化疗，只有三个疗程，时间大约一个月。大致的疗程如下：先是连续进行五天化疗，接着是10至14天的住院观察，看看白血球降低和上升的情形（这里有一位美国病人曾经在治疗后降至两百）。在这段期间内，他们会给你一些辅助的药物，追踪你的体温，并提醒你每次进食都要用一种味道很恐怖的药水漱口。当你的白血球数量上升到一千五百时，就可以离开医院，如果指数上升到一千八百，就可以趁着空隙做一次短期旅游。通常你可以要求两至三个礼拜的假期。他们希望你的白血球指数在下个疗程开始前能恢复到两十五百至三千。
有一件事令我颇为遗憾，那就是我不能从别的病人身上获得宝贵的资讯，因为不会说德语，这里除了我以外，只剩下另一位美国病人鲍勃·多蒂；他和肯很快便结成好友。他正在接受第二阶段的治疗（以八至十天的化疗来对抗一种相当罕见的肿瘤），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正在整理一些资料，为往后来这里的英语系病人介绍一下疗程、摄氏与华氏的换算（体温）、公斤与磅的换算、他们的药名与美国药名的不同，如何安排空隙期以及平时的药单，等等。
与我关系最密切，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爸和妈终于出现了，他们真是救星！肯也有同感。我们将利用两周时间和他们一起开车横越整个德国，然后到瑞士，最后在巴黎落脚五天。此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是肯第一次的欧洲之旅！到目前为止，他只见识了波恩和附近的环境……我迫不及待想带他去巴黎看看！他是在城市长大的，我最想带他看的就是开车时沿途的风景、丘陵、狭窄的山谷、高耸的山峦、湖泊、草原、河流、小村庄，以及变幻多端的农田和地理风貌。凯蒂、肯和我趁着星期天的空隙开车去兜风。土地曾经是我灵魂的安慰和灵性的根，我一直对它有一份深深的爱。
我希望自己不要执著生病的附带好处！过去我一直都是属于“自己动手做。那一种类型的人，现在几乎都得让别人来代劳了。我应该觉得值得被帮助，不要存有强烈的回报念头，就像我必须接受别人的赞美。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让肯或其他的人为我采买食物、处理杂务、带杂志给我，有时还要为我做饭。
哦，该谈谈天气了。这里的天气很糟，潮湿、多云、阴沉。雪雨已经变成了雨，太阳难得露脸，能出现10分钟便相当稀奇了。雨一直下个不停，莱茵河的水位竟然升到八年来的最高点。天气并不能困扰到我这个228病房的女皇；13天前我开始接受治疗以后，就再也没踏出医院的大门一步。好天气大概也睡午觉去了！
有一位很可爱的女孩每周两次到这里来教艺术课程，她启发了我对压克力（acrylics）画的兴趣，这与我过去所画的铅笔素描和玻璃创作截然不同。我才刚入门，还在学习如何调色、混色，如何从背景到主体组成一幅画面（画铅笔画时，我通常会从主体着手）。很难相信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在病房里待这么久。
至于奚弗大夫，我开始相信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了。肯觉得奚弗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心思“最缜密、最快速”的人。他每星期二的巡房，来去犹如一阵疾风，我已经学会掌握有限的时间和他预约。但即使定好了约会，在正式踏进他的诊疗室前，我们还得再等两至四小时左右。
每一次碰面我都会录音，因为我的笔无法巨细靡遗地记下他所说的那些真相、故事、意见与笑话！他读过两本肯的德文版著作，很喜欢治疗这么出名的病人。我们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伊塞尔疗法（Isssels’s therapy）、伯金斯基疗法、泽森疗法、凯利疗法的书籍；我心想美国医生的书架上能找到这些书吗？听说奚弗大夫曾经不辞辛苦地到处收集各种癌症的疗法，并亲身实验，加以改良。他有惊人的活力与能量，我对他很有信心。他是最先进的癌症研究者，他所采用的方法从干扰素一直到酵素治疗。我不但信任他的判断力，也相信只要是对我有益的方法，他一定会采用。
星期一和奚弗大夫会谈之后，我再来完成这封信。到时候我就会知道电脑扫描脑瘤的结果了。
于杨克诊所
1988年3月26日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八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
“你喜欢吃甘草软糖吗？”这是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甘草软糖？那是我的最爱。”从那一刻起，我们每一次和奚弗大夫碰面时，都会先谈一谈我在哪里吃过最棒的甘草软糖。
不只是甘草软糖，还有啤酒。奚弗在医院里摆放着一台啤酒的自动销售机，两罐“Kolsch”啤酒五马克。离开塔霍湖的那一天起，我就戒掉了伏特加，只准自己喝啤酒。奚弗一天要喝10到15罐啤酒（德国真不愧是全世界啤酒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但他也患了糖尿病，只能以甘草软糖取代。我很快就变成那台自动销售机的好友。“啤酒，”奚弗似乎在鼓励我，“是唯一喝进多少就排出多少的酒。”因此他对所有的病人都不加以管制。
有一回我问他（我时常问其他的医生同样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建议你的妻子采用这种特别的疗法？”
“永远别问医生会不会建议他的太太去做某种治疗，因为你不晓得他们感情好不好。最好问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女儿采取相同的方法！”他一边说着，一边笑了起来。
“那么，你会不会如此建议你的女儿呢？”崔雅问。她记得对肾上腺的抑制有助于乳癌的治疗。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生活品质已经够低了。别忘记，”他说，“环绕着这个肿瘤的是人的身体啊！”就在这个时刻，我爱上了奚弗大夫。
我们也问了一些在美国盛行的其他疗法。
“不，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眼前的这个人是以极为激进的化疗闻名于世的，他之所以不愿采用某些疗法，原因是它们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癌症已经普遍被认定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他的想法呢？
“有些人说乳癌是一种心理问题：和先生、孩子、甚至家里养的狗有关。然而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里，虽然充满各种问题以及极大的压力，乳癌的罹患率是最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食物里没有油脂。德国在1940至1951年之间的癌症罹病率最低，然而那是一段充满高压的日子。所以请问心理问题如何会致癌？”
“维他命呢？”我问道，“我是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从我做过的研究来看，大量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不但能抗癌，甚至会抑制化疗药剂。美国的医生都同意这两个观点。”
“你说得没错，尤其是维他命C特别具有抗癌效果，但如果进行化疗时也服用它，就会对‘ifosfamide’与大部分的化疗药剂产生抑制作用。曾经有一位德国医师宣称，他因为在进行化疗时让病人同时服用大量维他命 C，所以病人不掉头发，当然癌细胞也没除掉。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欧洲学者型的医生通常都有神农尝百草的传统精神。“我在许多位医师的见证之下，先为自己注射致命的‘ifosfamide’，接着服用20克的维他命C。结果我到现在还好端端地活着。因此这位医生给病人注射的不是真的‘ifosfamide’点滴，他给的是一剂无关痛痒的药。”
假设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可以成为像奚弗这样的大夫，我想我就不会离开杜克大学了。美国大部分的医学院只教会你把黑死病的骷髅头对准病人：“死亡也不能免除你付账的义务。”
有—天我在人行道上遇见奚弗，我问他：“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好餐厅？”
他笑着说：“朝那个方向走两百英里，一越过法国边界就有了。”
星期一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星期三我们和奚弗大夫碰面。他说扫描的结果“出奇的好”……脑部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边缘，形状有一点像新月。放疗显然有效，当然我还有两次的化疗要做，这意味着我仍然有复原的机会。万岁！ （在第二次治疗以前，他们并不打算检查我的肺部。）这真是令人振奋，我的父母也比较安心了。
唯一令人失望的是，我的血液指数并没有上升，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它们得恢复到一千五百以上，我才能与爸妈、肯去度假。七天以来，我的白血球指数一直在四百一六百之间徘徊，血红蛋白更低。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我到德国以前所做的骨髓采集，已经抽掉了半数的骨髓。奚弗大夫说这意味着我的“母细胞”比较少，骨髓中的年轻细胞群比较多，一旦它们成熟了，血液指数自然会升高。鲍勃·多蒂的指数也曾经从两百升到四百再跌回两百，但是当指数升到八百，隔天便攀升至一千三百，再隔一天就到了两千。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进展……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他们本来不打算为我检查白血球的数量，但这么一来，我就走不了。于是肯再次出去兴风作浪了一番，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讨厌死他了。我很高兴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些比较难缠、要求比较多的癌症病人复原得比较好。我母亲说，他们在安德森医院遇到的医师也持相同看法：不收过于被动的病人，因为主动而积极的病人复原的几率比较大。我暗自期望这里的护士也能读一读这些研究报告！我有一部分的人格时常害怕提出要求或怕要求会令人生厌，这份报告使我的恐惧和缓了不少，对我产生了很有趣的影响——我好像已经得到许可，不必表现得太友善，只要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够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报告，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表现。举例来说，当我又开始进行佛教的静修练习时，很自然会思考正精进、接纳与安住在事物真相之类的道理。这时，“打倒癌症”的战斗意志和愤怒就会消失。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可是我又记得某些研究报告显示，具有战斗意志和愤怒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是不是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样不好吗？这又是个“做”与“存在”的古老议题。
很巧的，昨天晚上我在《纽约时报》（1987年9月17日）读到一篇丹尼尔·高曼的文章。一位名叫珊卓·李维的医师对36名严重的乳癌患者做了一次对比的研究，那些具有战斗意志与愤怒的病人和被动的、态度友善的病人所产生的结果如下：
7年以后，36名妇女中有24位过世了。出乎李维医师的预料之外，她发现经过一年之后，愤怒对于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什么影响。这7年的观察显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因素似乎是生之喜悦。
她发现可以预测存活率的主要因素，其实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肿瘤学中了：在第一次治疗过后，某些病人许久不再复发的次要原因其实是“喜悦”，这是透过标准的纸上测验所得的结论，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要想预测病人的存活率，观察其心情是否喜悦，远比癌细胞转移到哪里要重要得多。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喜悦竟然那么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的存活。
真高兴知道这件事，我虽然一直被困在医院里，但心情非常快乐。我很乐于以我的愤怒来交换喜悦，谢谢你！可是我马上又联想到，如果我感到沮丧或不快乐，这份报告又会让我产生什么感觉呢？这些新发表的论文、新的研究、新的实验结果、新的预测，等等，将会引发永无止境的摇摇球反应，因此我必须培养平等心与定力，安住在事物的真相中，只观察而不企图改变，这份训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医院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活动。鸟儿在我的窗外歌唱。有一只鸟的歌声带着抖音，另外一只则持续地发着单音，前者是后者的配乐，就这样一、二、三、四、停，一、二、三、四、停地演唱着，真是天籁。
六条街远的波恩大教堂一整天断断续续地敲着钟，与鸟儿的歌声汇合成交响曲，我在这首乐曲中慢慢醒来。肯每天都到教堂点燃一根蜡烛，他说有些时候还会在那里“小泣”片刻。前几天他带我的父母一同前往，他们也为我点燃了三根祈福的蜡烛。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个紧邻其他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外面的树尚未吐出新芽，我想当它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里，到时候观赏它们感觉一定很棒。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今天早晨我是被太阳晒醒的，自从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病房里享用早餐，脑子想着鸟儿悦耳的歌声，突然有一只红头鸟飞到我的窗台上歇息。那儿有一块已经摆了好几天的黑麦饼，我看着它被雨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打从我住进这个房间，没有一只鸟儿肯接近它一步。今天早晨突然飞来这只红头鸟，凝神地注视着我；我静静地不敢劝弹，免得把它给吓跑了。接着又飞来一只头上有斑点的鸟，盯着我瞧了几分钟以后，也开始啄食那块饼干，一直到啄尽之后才离去。它们接受了我偶然的供养，仿佛领圣饼一般。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