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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已经到来。而身为网景公司董事长的克拉克在公司上市的第二天身价就达5。65亿美元，这位出身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教授，正是敏锐地感觉到Inter的强大潜力和发现了安得森这样的一位优秀年轻人身上的价值，才有这一天的。
提到雅虎，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杨致远。1993年底，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在上网浏览器问世的时候，他整天都泡在网上，博士论文也不做了。他和学友戴维·菲洛决定创办一家网络公司，但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也不能从父母或朋友那里找钱，所以想到得找有眼光的风险投资家。他们很顺利，第一个就找到了硅谷成功的企业家、国际购物网络的创始人亚当斯，一拍即合，成立了Yahoo！
1994年4月12日，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天之内雅虎的市值达到8。5亿美元，是一年前准备收购者估计的200倍。上市为雅虎筹集了20亿美元的资金，年仅28岁的杨致远也因此成了亿万富翁。今天雅虎的市价已接近75亿美元，用美国《商业周刊》的话说：“Yahoo！就像在沙滩上搭起的楼阁，然而一夜之间四周就建立起了摩天大厦。”
在美国，创业者们总是在他们的创新之中创造奇迹，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创建了微软公司（Microsoft），威廉姆·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创建了惠普公司（HP），史蒂夫·沃兹尼亚和史蒂夫·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公司（Apple），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创建了英特尔公司（Intel）……创造神话的还有，32岁的迈克尔·罗伯逊以1000美元买下Mp3。，今天他拥有9。03亿美元；加里·威尼克在创建全球有线通信公司之后，仅仅18个月就加入了亿万富翁俱乐部……
在英国，一位16岁男孩哈德菲尔，整天关在房间里玩电脑，自创一个足球网络，以8000万英镑将网权售给报业协会。今天，他和父亲另创一电脑业务，控股60％，拥有资本达2500万英镑。
在以色列，有3个年仅25岁的电脑天才，两年前创建了一家名为米拉比尔斯（Mirabilis）的网上“聊天”公司（Inter软件公司），后来出售给实力强大的美国联机公司，获得2。87亿美元的收入。美国联机公司看中的是米拉比尔斯的主要产品——网上寻呼机（ICQ）。这是一种瞬时通信软件，它可以使因特网用户知道自己的朋友或与自己有商业关系的公司是否在网上，从而使娱乐或业务性的实时通信更为便利。还有，由4名以色列青年于1994年创建的专门从事因特网安全业务的公司，目前在华尔街的身价已超过10亿美元。
当世界上一些年轻创业者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时，我们中国的这一代青年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缺少智慧，也并不缺乏这样的“野心”，可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中国青年在25岁之前赚到100万？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先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缺少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2000年11月8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中国大陆前50名富豪名单，名单中只计算每个人的资产。其中前国家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荣毅仁（84岁）以19亿美元身价居首，最年轻的是网易创始人丁磊，年仅29岁，个人资产1。34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还有搜狐的张朝阳（37岁）以6700万美元排在第37位，新浪的王志东（33岁）以5700万美元排在第42位。而在软件行业，科利华软件集团创始人宋朝弟（39岁）以2。7亿美元排在第10位，北京用友软件集团的王文京（36岁）以6000万美元排在第41位，四川托普集团的宋如华（38岁）以5000万美元的排在第45位。
在中国大陆前50名富豪名单中，除了丁磊还勉强称得上“年轻”外，其它的都已经有一定岁数了。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在时代的脚步跨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批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涌现出来，于是国人的目光投向了大学校园，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正在改写世界电脑网络巨富历史的创业者！
“视美乐”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家大学生高科技公司，核心技术产品叫做“多媒体投影机”，是由清华大学材料系学生邱虹云发明的。1999年5月，邱虹云、王科和徐中三位清华学生靠打工挣的钱和朋友、家人的资助，筹集50万元注册了公司。王科说：“当时还不知道可以用转账支票，那个大热天，我书包里装了一大包钱，由徐中护送着去工商局办手续，当时真是提心吊胆，汗如雨流。”两个月后，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与“视美乐”签定分两期注入5250万元风险投资的协议，这是中国第一例本土化的风险投资。其中第一期资金250万已到位，第二期资金5000万未到。1999年12月，“视美乐”的专利产品——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机中试成功。2000年4月，澳柯玛集团投资3000万元与“视美乐”合资注册成立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澳视），开发、生产、销售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机及相关视听产品。2000年6月，年产10万台多媒体投影机生产基地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成，该投影机涉及光学、电子、机械等多方面的尖端专业技术，可播放计算机、电视等多种数字及模拟信号，是与Inter相连的领导世界新潮的产品，目前产品已顺利投放市场。
“科大讯飞”地处安徽省合肥市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
1999年11月11日，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庆峰（出任公司总经理）和另外5位中科大学生因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总计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1999年12月，成立不到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300万元的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电脑有限公司投入3060万元，使公司的注册资金达6000万（人民币），并正式改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向“科大讯飞”投1200万美金，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科大讯飞”的产品在语言跟语言应用的这个市场占着垄断的地位，而且预计到2001年销售额会达到1。7个亿左右，到2002年会达到10个亿……刘庆峰说：“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指微软、IBM等国际大公司）比！”
“易得方舟”（FanSo。）于1999年9月注册成立，是国内第一家由在校大学生停学创业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创始人有清华学生鲁军、刘颖和童之磊等，于2000年1月再次成功融资660万元。
“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方兴东过足诗人瘾又做IT界主治大夫，如今成了当代创富神话的一个主角。2000年6月，方兴东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中国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家”，国内的业内人士甚至给他打个价，说方兴东的名字至少值486万元。互联网实验室的首席理论家姜奇平这样评价方兴东：“盖茨、杨致远和安德森，至少要等到离开学校才获得他们的第一个100万。这一点上，方兴东（清华在读博士）显得更成功。”国内另一位运用“注意力经济”的高手张朝阳说过：能否得到社会的注意，关键看谁手头有多少吸引人的话题。
“迈思威”成立之初只有30万元注册资金，这是陈旭光和几位清华同学辛苦编程序挣来的。半年后，韩国SK集团投资700万元人民币，使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身为董事长年仅25岁的陈旭光敢这样叫板：“张朝阳肯定没有我活得happy，你公司挣钱了人家才认你！”
还有“慧点科技”，几个清华学生创办的软件公司，才一年多就值一个亿；还有V2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采访得知，这些公司都要争取上市。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如美国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也没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但是这批创业公司已经运营起来，而且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已经许诺，要放宽高科技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条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现实。一旦上市，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以持有的股份就有可能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
前言（三）：媒体如何炒作“大学生创业”概念
没有人不对媒体畏惧三分的，最近复出的风云人物史玉柱说最怕的依然是媒体。2001年2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刊出的该报记者对史玉柱的专访中，史玉柱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没想到这次媒体对我们的兴趣还是这么浓，原以为几张报，大家报道一下就算了，没想到一下子全国，这两天几百篇文章都出来了。每个省的报纸，日报、晚报都有。一看这个来势太猛我有点儿害怕了。枪打出头鸟，只要你出头，就会有枪对着你。我觉得那个扣扳机的人就是媒体。当年是媒体把我搞死了，搞休克了。1997年初，我们的净资产还有两个多亿，媒体突然一说巨人破产了，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破产，然后再造几个谣，第二，史玉柱的护照已经扣押了；第三，巨人大厦已经停工了。”
媒体对“大学生创业”的报道可谓是铺头盖地，我自己在一个月之内收集到的全国性报纸的报道就有一百多篇，而我未能收集到的地方报纸的报道就更多了。在我所采访的比较有名气的大学生创业公司，它们都有一本厚厚的装订起来的关于公司或创业者报道的剪报。我去合肥市采访“科大讯飞”的总经理刘庆峰时，办公室的秘书小姐打开电脑给我看，上面关于公司和刘庆峰的报道已经有88条。连名气不是很大的南京“世纪通”公司，总经理任良告诉我也有50多家媒体报道过，虽然尽是些“豆腐块”。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播放了FanSo的创业历程，我没看到。有位南京大学的创业者看完“东方时空”后打电话问我：“FanSo是不是散伙了？倒闭了？”天啊！我大吃一惊，心想：前两个月我去采访FanSo的鲁军、刘颖和童之磊时，还看到FanSo好好的，怎么就倒闭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童之磊，可是又不敢直截了当地问：“FanSo是不是倒闭了？”怕这样太冒昧，况且春节刚过就这样问人家非常不礼貌，所以我就不敢问。
第二天，我去公司找刘颖和鲁军拍照片（供此书中使用），FanSo已经从清华创业园的学研大厦搬到只有一公里远的创业广场，员工们依然在上班，一切看起来都好好的，一点也看不出倒闭的迹象。我拐弯抹角地小心翼翼地问刘颖：“公司目前处境是不是比较艰难呀？”刘颖瞪着双眼说：“公司一直都很艰难呀。”我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几天我去学研大厦找童之磊，他目前负责“中文有线”这一块。我俩谈了一下午，我终于把外面的“风声”告诉他，他解释说：“东方时空播放的是FanSo怎么样从辉煌走到离开清华创业园这一过程。”我好奇地问：“那FanSo搬到创业广场去拍了没有？”童之磊说：“拍了，但那一段没播。”当时搬家的时候，很乱，乱糟糟的，观众看了可能会想FanSo是从清华创业园黯然而去的，而不是光荣出园。
从“辉煌”到“破落”，这对观众的确能产生强烈的冲击力，起到轰动的新闻效应，但新闻工作者是否想到：这样做（有点断章取义）会不会给观众一种误导？对创业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
还有，对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的李玲玲的创业报道，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特地去武汉采访她时，她对一些媒体不真实的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苦不堪言。
创业之初，各大媒体把李玲玲捧得有天那么高，把她誉为“中国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李玲玲在后来创办的“天骄网络公司”的网站个人主页上这样说：“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不愿看到那些莫须有的花边新闻。不知道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者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传闻已经伤害了一个原本无辜学生最起码的尊严。”现在人们一说起李玲玲，第一反应就是：天行健公司停摆了，李玲玲创业失败了！我想，能够与李玲玲面对面交谈过的人极少，大家一般都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她的创业的。
2000年7月，大学生李玲玲的无行健公司对外正式宣告瘫痪，10万风险投资收回无望。我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不就是10万块钱嘛，有什么可以小题大做的？10万块钱怎么办公司呀？不停摆才怪呢！李玲玲上中央台《对话》节目后，视美乐总裁王科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期《对话》节目我看了，我觉得媒体有误导。很难说她落败吧。因为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三年级的新闻系女生，去实践自己的专利，没有别人的帮助，成功了才怪呢。对‘李玲玲事件’这样的宣传，对她个人以后的创业不太有利。慧点科技、视美乐、易得方舟的创业者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摸索，为创业储备，融资成功，便如鱼得水，而不是拿了10万风险资金就让媒体炒一把。视美乐现在3000万注册资金，我们也没去炒什么所谓的‘第一’的概念，10万块钱能干多久？”
我去武汉采访李玲玲时，她跟我说：“像我当时创业吧，是在不经意中被推上来的，不能说我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应该说当时是很不成熟的。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组来找我，最后走的时候跟我说：‘李玲玲好好干，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我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听到的最感动最让我高兴的一句话。”
近日，李玲玲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喜事”，说有一家公司准备跟她合作要把“天行健”重新做起来。在话筒里听到她开心的笑声，我心里是万般滋味，也许我应该在黑夜里默默地为她祈祷……
说到媒体炒作，慧点科技的总经理姜晓丹这样说：“前段时间媒体的报道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新闻记者也好，媒体也好，它是个放大器，当创业这个事好的时候，把它吹成一朵花……我觉得清华创业园里面的公司整体都不错，就有那么个别的公司有困难的时候，报道的调子马上就翻过来，这可不太好……是小孩嘛（把刚成立不久的创业公司比喻为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感冒发烧，什么扁桃体发炎呀，明儿什么磕呀碰呀……老是病假。不能就说：‘不行，他已经死了。’或者说怎么着，然后到处去报丧，让孩子更觉得没有希望，本来是一个感冒，然后转成肺炎，到最后真的让他死掉了。”
V2科技有限公司（乐都）的CEO叶滨说：“如果在普通缺少勇气的情况下，你去打击那些有勇气出来做事的人，我觉得这对社会发展是很不利的。至少你应该先鼓励人家，先让一批创业者涌现出来，带给广大学生一种新的希望，而不是还像过去那样上大学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不会想着去创造一个好事业。”
我写这本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是什么报社、杂志社或电视台的记者，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做这个系列采访的，所以不会受到所属单位报道方向的制约。我没有单位，不会受制于人，写得很真实，很客观。很多接受过我采访的创业者都说我跟那些记者不一样，意思是说我比较理解他们，能跟他们谈到一块。我跟他们可以说是同龄人，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采访他们时我也只有26岁，加上我也是属于特别有追求的人——26岁就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长篇纪实文学，所以大家有共性，有心灵的感应，能达成一种默契，我最能传递他们的心声。上海同济大学的创业者宫海这样对我说：“我的很多想法和内在东西，是靠你去挖掘出来的，然后传递给后面想创业的人，把我们创业先行者站在潮头的感觉告诉他们，对他们创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我采访完这批走在最前面的创业者后，再去看看那些报纸或杂志的新闻报道，发现有很多实在是太简单了，甚至是太肤浅了！只是陈述一下公司发展得怎么样了，大概由于报纸版面不允许的原因，很难把创业者的理念和内心感受更详细地告诉读者，而作为容量很大的书就能做到这一点。有的媒体靠吓人的标题来炒作，我认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愚弄！
前言（四）：“休学创业”不等于“辍学创业”
我有每天看报纸的习惯，突然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休学创业”这几个醒目大字，我心里就在想：嘿，又要热闹一阵子了！
先是南方某大报显著位置有大标题为“教育部颁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下面副题是“清华大学为三名在读研究生发展企业首开绿灯”。该文称“教育部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大学生、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休学保留学藉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碰巧的是，那三位清华研究生的停学创业申请已获校方批准，于是大家对这个关于教育部颁发文件的消息信以为真。
然而2000年1月21日的《北京青年报》以题为“大学生休学创业真能盖过盖茨取代戴尔”的报道纠正了教育部颁发文件的消息，报道这样写着：
“我们并没有发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当记者问起报上所谓的新政策时，教育部学生司综合处的张处长说：“那只是科技司下发的文件中的一句话，与学籍管理没有什么关系。关于休学的规定早就有，但其中没有大学生创办公司的提法，因为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北京市教委学生处甘北林处长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连问了两遍：“教育部颁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记者又把报上的大标题念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发毛。
“这样说恐怕不太妥当，我要给你们媒体泼点冷水。”甘处长说，“大学生不够成熟，应付社会的能力不强，我们并不提倡学生休学个人创业。”
“1999年，清华学籍管理制度改革是教委特批的。他们的学生素质比较高，能力比较强，很多理工科专业易于拿出较成熟的创业方案，在社会和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大一些，但清华中少数人的创业行为并不具有普遍性。再说，这也不是我们一提倡就能推广的。事实是，本科生创业成功的连1％都没有，研究生的成功率也不到50％。现阶段，我们不会鼓励学生去冒这个险。”
清华大学在1999年9月份开始，有次把“创业停学与复学”列入学籍管理规定，目的是想给有创业机会或经济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