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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公司可能长期以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的研究队伍已经受一种以技术为中心的心智模式的驱使。当这一模式被重新认识并受到挑战时，就会看到新的机会，就可以对组织进行重新设计并转换商业领域（当然是一种比研发更广泛领域中的转变）。一个看起来像研发领域的问题可以从市场的角度重新考虑看起来很难的技术问题也可以看成是对商业问题的挑战。
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分离
我们最近与一位成功的经理人谈话，她讲到，当她需要聘用一个新的雇员时，必然要去找猎头公司，但在她的个人生活中，对于找到终身伴侣完全听天由命。发现一个具有良好个性和特点的适合自己的人，与找一个好的雇员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她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是因为她对个人生活和事业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智模式。她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靠走进单身酒吧碰巧找到合适的营销部副经理，但在个人生活里她却会期望能由此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正是因为这种人为的障碍，与在事业中寻找最适合于某个职位的人相比，在考虑个人生活时她的创造力要低得多（并且在寻找合适的生活伴侣方面也更少取得成功）。
一个限制我们的框架就是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分离，即使这两个世界重合在一起也是如此。看看电视娱乐节目在描绘个人生活的故事时有多少工作定式。当事业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时，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转换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以及二者之间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从一个领域借用心智模式并且把它运用于另一个领域，以改变我们看待生命中这两个方面的方式。
美国新兴市场
再举一个例子。许多公司正在考察城市贫民区的市场。这些市场所在的区域表现为低收入、高犯罪率，并带来了其他风险或成本——简而言之，它们被看成是市场营销者的噩梦。即使当大多数公司已经意识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城市中心贫民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忽略的。然而，正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的，如果我们更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市场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和潜在的机会。＇4＇尽管这里的人们收入可能不高，但是人口密度很大，所以“每公里的消费力”以与那些城市的富裕区域相比拟。这些市场具有战略地位，并且经常具有未来市场发展所要求的人口统计特征。
如果我们把城市中心贫民区看作“国内新兴市场”，会产生什么新机会？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采用的策略，哪些可用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心新兴市场，并收到好的效果？我们看待市场方式上的简单转换能够为建立战略、促进成长提供新的可能性。
你所在行业与企业的发展模式是如何阻止你意识到新的机会并实现组织的全部价值的？
我们脑海中的世界
平均重量只有三磅的大脑，有着复杂的结构和功能，对此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了解。虽然有不同的估算结果，但一般来说每个人的大脑中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它们可能通过几百万亿个突触相互联系。来自眼、耳、鼻、嘴以及皮肤的数百万感觉信号混在一起，使整个大脑在神经化学的漩涡中漂浮，处在闪烁不定的电活动的风暴之中。
我们能够思考，这本身就是个奇迹。然而我们做到了。大量刺激的涌人可能会导致一个线性加工机器瘫痪，但人脑却相当不一般。它以某种方式从这些闪烁的混乱信号中获取有意义的信息。人类的心智每天以魔术般的方式工作，与之相比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看起来像一个会客室里的业余演员。
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我们赋予外界事物的意义，一小部分基于我们从外部看到的，大部分基于我们头脑中的心智模式。
心智似乎通过忽略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来做到有序思考。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发现，由感觉刺激引起的神经活动在皮层中消失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持续地收集信息，但是我们的心智实际上并没有加工所有的信息（参见
资料框：“从无意义变得有意义”）。刺激流进入大脑，在那里大脑用一个内部的相关模式来表达外部的情境。
从无意义变得有意义
正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他的诗集“Jabber…wocky”中的两首——“brillig”和“slithy toves”中所阐明的，利用神奇的理解能力，我们只需要一点情境就可以从毫无意义的话语中得出意义。只需要较少的努力，你就能理解下面这段在网上流传的说法。虽然这段文字既没有说清楚是哪个大学，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方面的研究，词的拼写也乱七八糟，但意思还是很明确的。
Aoccdrnig to rscheearch at an Elingsh uinervtisy； it deosn'tmttaer in waht oredr the ltteers in a wrodare； olny taht the fristand lsat ltteres are at the rghit pcleas。 The rset can be a total mses and you can sitll raed it wouthit a porbelm。 This is bcuseae we clo not raed ervey lteter by ilstef； but the wrod as a wlohe。
达段英文翻译为：英格兰一所大学的研究表明，重要的并不在于一个词中字母的顺序，而在于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要在正确的位置。剩下的字母完全可以处于混乱的排列状态，但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地读出每个词。这是由于我们不会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而是把每个词作为一个整体来读。
问问自己：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你没有注意到的漏洞？
大脑从感官接收关于世界的信息，然后又抛弃掉它们中的大部分，使用其中一小部分来建立一个内心的世界。每一个人的大脑都会创造它自己的内心世界。知觉并不是一个信息接受、加工、存储以及回忆的线性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主观的、唤起性的过程。
这很像一个访客来到门前，按门铃，里面的人不需要开门，只要通过猫眼快速地瞥一眼就可以形成对外面人的一个大概认识。我们根据经验能够快速地对人作出判断——虽然这些判断有时是错的。然而这一过程非常迅速、有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门上会有一个猫眼。与孩子最开始认识世界不同，我们并不一定试图理解每件新事物。只要给一些线条，我们就可以把整幅图画填满。对于快速思考和行动而言，对所见事物直觉地做出反应至关重要（在第十章我们将讨论直觉的力量和局限）。
构建我们的大脑
大脑在人类的整个进化史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它的分层结构表明了这一点：从最古老的“爬行动物”的脑，然后发展出“边缘”系统，最后形成理性行为所依附的“新皮层”。
我们的大脑随时间变化和进化。神经元不断地死亡和再生，突触不断地衰败和再造。大脑通过选择、加强或是削弱某些突触来形成复杂的神经结构，以此决定我们的思维。我们基于经验、教育和训练重构这些神经“模式”。
新生的孩子有一种基本却很初级的能力赋予信号以意义，这种能力可能是天生的。随后的经验会在这个基因基础上发挥作用。儿童的第一件紧急任务是快速地发展出理解令人困惑的信号的能力。在头两年里，大多数孩子能发展出这种能力。这一过程包括理解刺激从哪里来，然后把信号归类为某种模式的特定事例。他们会把一个颜色和阴影的混合理解为一个球，把在他们面前不断闪现的面孔认作母亲——但是在模式被细致化之前，所有相似的面孔都被看成是母亲。孩子之所以能够形成整体的感觉而不拘于细节，对信号的分类是关键之所在。这些经验通过记忆的形式保持下来——这些在脑中广为传播的复杂模式虽然不具有表象性，但可以被其他模式和外部刺激所诱发。
随着儿童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外部的世界就会显得微弱。弗里曼的实验表明，外部与内部之间的平衡逐渐偏向内部。大脑本身的模式代替了外界的输入信号。当大脑经历新体验时，它会激发近似于“心智模式”的复杂神经活动。儿童被最简单的经历所迷惑，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心智模式的缺点。当我们对有时能决定我们成人生活的、熟悉的常规和惯例感到懊悔时，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心智模式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心智模式的发展是儿童时代和成熟期之间的分界线。我们生活在日益熟悉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美好的幻觉——美好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有效地适应这个世界，但也只是一个幻觉而已。
我们最终不再会意识到这些“认识”实际上是内心的幻。我们把它们看成是外部的现实，并依此采取行动。如果这些心智模式是正确的，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非常有效地反映外部的现实。但是，这不知不觉会带来危险。当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拥有的是一个与当前情境完全无关的心智模式。这就像从船上的甲板掉到水里时，却发现自己穿着休闲装。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防水服和救生衣。
“心智模式”从何而来
持续的训练塑造并精炼了我们的“心智模式”。相对于科学家或者工程师而言，爵士音乐家或者现代艺术家对世界的许多方面可能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甚至训练也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不同模式。并不是每个音乐家或者工程师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例如，突破性的思想家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与现代艺术家的相似点可能多于与其同事的相似点。某与众不同的科学家可能会创造性地突破某些限制，而其他一些科学家可能只在确定的研究领域内工作。一些首席财务官（CFo）可能会厌恶冒险，然而其他一些人可能乐于挑战风险。他们行事的风格受自身的人格（遗传学）、教育、训练，以及他人和其他经历的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心智模式”的来源获得对它的洞悉。到底是天性还是教养塑造了我们思维，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现在，人们认为很可能是天性，遗传基因在决定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上起重要作用。大脑的许多基本能力，如语言，在出生时就通过基因而被事先确定了。
很明显，我们出生时就带有某些“硬件”，它们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情绪失常提供了一个神经化学和基因的差别如何影响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极端例子。尽管基因研究以及药物治疗提供了改变思维的结构和化学作用的新方法，但还不清楚它们对于心智模式的确切影响。虽然我们很想发明一种方法，但实际上药物或基因疗法不能改变我们的心智模式。或许将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人脑在克服天性的局限方面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看起来遗传对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做什么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而后天的经历通过加强某些能力和减弱另一些能力，在塑造能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样，很多“教养”的力量塑造和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心智模式”，它们包括：
* 教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智模式，形成了构造我们世界观的基础。科学家学会了用与爵士音乐家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种广泛的教育通常是最不可见的构造心智模式的力量。我们把自己限定在背景相似的人群中。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从多方面给人以共同的语言和世界观，因此这种教育像岩石上的变色龙一样易于融入环境。在某个学科领域加深知识是一种学习，而了解新的心智模式则代表另一种学习（参见资料框：“另一种学习”）。
* 训练。与教育相关的还有我们在处理某些转折或新任务时所受到的特别训练，比如计算机程序员学习一种编程语言，艺术家学习金属雕塑。这些训练比教育更具体、更显而易见，也更具差异。但是，我们的训练也使我们经常陷于陈规，即使周围的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不能自拔。
* 他人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来自导师、专家、家庭和朋友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哲学以及对问题的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如何面对挑战。我们也受到读过的书的影响。例如，一个读H。G．韦尔（H。G。 Well）的小说长大的孩子可能会受它的影响而成为一位科学家。我们也受到相邻环境中的人们的影响——首先是父母、朋友和老师，随后是领导、同事——他们把我们推向新的方向，或者鼓励我们追求更多新事物，挑战自身的看法。与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许多人一样，我们也受到社会中大趋向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受到世界上丰富文化的影响，例如MTV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把流行趋势传递到整个世界。
* 回报和动机。我们的心智模式和行为受到因拥有它们而获得的回报的影响。这些回报可以是有形的，比如直接的经济收益，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社会赞赏。
* 个人经验。有些艺术家和科学家是靠自学成才的。他们通过个人经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从而更容易以非主流的方式思考问题。传统的学徒方式，也是把来自个人的经验和来自内行的艺术家或导师的指导相结合的过程。
资料框…另一种学习
关于创造彼得·圣吉和其他人所谓的“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性，已经有很多讨论。我们也认识到继续致力于斯蒂芬·科维（Stephen Covey）所谓的“磨刀型”学习在个人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在把这些想法运用到事业和个人生活中时，我们通常区分不了以下两种学习。
第一种学习最为常见，且容易达到。它是在给定的心智模式或者学科领域中加深我们的知识。
第二种学习关注新的心智模式以及从一个模式向另一个模式的转化。它并不加深特定模式中的知识，而是在跳出原有的模式看世界，采用或发展新模式来理解更为广泛的世界。有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磨刀”；我们需要把“刀”扔掉，选择一个更有效的工具。如果我们只关注于“磨刀”，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运用新技术的机会，这些新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改进我们完成任务的方式。工具箱里中最锋利的刀不一定比得上换个方式看世界所带来的新举措。
本书主要关注第二种学习。即不仅要把当前的工作做好，而且要考察它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我们如何改变它。它不是那种工程师在听第一百门课时的那种学习，而是他在上第一次爵士乐课时所得到的学习，后者可以使他从完全不同的新角度来考虑工程问题。学习新的心智模式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和非常复杂的，这在快速变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在教育中学到的特定内容之外，我们还发展了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经历。我们自身的成功和失败会戏剧性地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个人的经历对我们如何看待生活或特定事件有着重大影响。学会如何应对错误并从自身的成功中学习，会影响我们如何处理每一个新挑战。某些严酷的考验，比如被关押在集中营或者儿童时期受到创伤性的虐待，可能影响到我们一生的世界观。一些人发现他们的世界被这些不幸的事情摧毁或制约，而另一些人通过建立决心和驱动力，使自身不仅能突破现在的障碍，而且取得了新的成功。
今天的经验会很快地变成明天的“神学”。这就是为什么将军经常会以上一次战役的经验来打仗。他们根据过去的装备和军事策略来形成自己的原则，从对上一次战役的总结中得到教训，虽然上次战役与此次战斗没有什么关系。经验是一把双刃剑。
特定情境下的模式
一些模式具有普遍性，由整个民族、政党或者宗教群体的成员共同拥有，而另一些模式是非常局部化的、特定的。一个普遍的模式，比如对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信仰，除了影响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整个结构外，还影响着追随者的心智模式，影响着他们的信仰和行为。但不是所有的模式都这样宏大。我们的背景和哲学信仰通常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我们也会在特定情境下
运用特定的模式。火灾逃生或者从飞机上撤离的常规就是这样的例子。不管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背景、训练和经验，我们都会寻找最近的出口、戴上氧气面罩，或者给救生衣充气。
这个例子中的目标是让每个人在面对特定的紧急情境时具有最好的模式。但是在“9·11”事件中，飞机上的乘客在面对不熟悉的情境时，需要根据以往从诸如运动、军事训练、故事或者电影中得到的经验来临时准备、创造新模式。
在许多案例中，＋背景和经验决定了我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反应。强生公司（Johnson＆Johns。n）．在1982年泰诺危机（Tylenol scare，当时一个不知名的捣乱者把氰化物涂在胶囊上，导致芝加哥七人死亡）中做出了著名的决定——停售产品，公司的行为基于反映在其“信条”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它们引导了与核心心智模式一致的行为方针——即如果把顾客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对股东的回报自然会随之而来。
有时对特定挑战的反应最终会改变我们的普遍模式。考虑一下美国共和党长期反对的“大政府”观点。在新千年伊始面对恐怖袭击和华尔街丑闻时，共和党政府通过增加政府官员、提高财政预算和加大力度来应对这些对美国经济的新威胁。提倡减少政府干预的人实际上扩大了政府的作用。为应对特定时期挑战而表现出的特定行为最终破坏了普遍模式。
这种有关特定时期模式应用的观点与迈耶斯一布里格斯（ Meyers…Briggs）提倡的方法不同，后者试图确定做决策时的特定个人风格。尽管意识到有不同的认知风格（例如感觉敏锐／善于接受，或者是系统的／直觉的）很重要，但是我们没必要在运用这些风格时一成不变。在处理特定挑战或对特定情境作出反应时，一个个体可以有多种风格。
避免不合时宜
20世纪90年代初，花旗集团实行了员工下岗和企业重建，我们目睹了如下的悲惨景象：一个天才的计算机程序员在40岁时失业了，他惊讶地发现公司不再需要他，因为他的CoBoL编程技能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