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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刘亚军和张小影是近年来中国当代小说中不多见的两个既有丰富的性格内涵，又有独特精神深度和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英雄，一个圣母，在他们这里，堕落、下坠的冲动与上升、超越的渴盼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的悲剧既是他们各自性格的悲剧，又更是时代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而归根结底，宿命般地成为时代的“符号”以及对这种“符号”命运的沉溺与反抗、迷恋与失落则构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基本张力。拿刘亚军来说，他的“英雄”身份是小说一开始就赋予的，是先于小说或故事的一种“前存在”。客观上，他对这种“身份”是不甘的，是反抗的。因为，在他这里，“英雄”身份的获得是基于一个残酷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身体的残疾，就是许多美好的东西的丧失。“残疾=英雄”这个等式也许是他不愿正视的，但是就他本人来说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而就小说来说，这个等式的隐喻、象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其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了对“英雄”神话的潜隐解构。也正因为这样，小说在展示“英雄”作为一个政治神话的空洞一面的同时，更关注的还是“英雄”活生生的、具体的、感性的一面，甚至是“反英雄”的一面。刘亚军的悲剧在于，他既享受着“英雄”身份带给他的“成果”———他的爱情，他的婚姻都是“英雄”身份带给他的，“总的说来，刘亚军对张小影是心怀感激的。不管怎么说，他有了婚姻，有了一个不错的妻子，这意味着他有了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意味着他枕边有了一具暖烘烘的肉体，意味着他有了正常的生活，而原以为像他这样的伤残的程度，不会再有姑娘来嫁他，他将独自走完这悲惨的一生。……张小影是这个世上的稀有品种，只有她这样的傻瓜才会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她的行为是这个世上许多奇怪行为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同时，他又渴望能脱离“英雄”身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如小说中所写到的，“其实，刘亚军心底里也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英雄。他甚至有点反感别人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他相信张小影嫁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这当然是重要的），还有更为隐秘的原因。从张小影同他打打闹闹的过程中，他体味到张小影其实在心里没把他当成一个残疾者。他不想张小影把他看成一个英雄，当然也不想被看成一个残疾者。”因此，对于刘亚军来说，“英雄”身份其实正是一种“命运”，他对此的反抗也正是对于“命运”的一种反抗。他的反复无常，他的狂躁和愤怒，他对张小影的谩骂与伤害，都是一种无奈而变态的“反抗”，这里面有自恋，有伤感，有发泄，也有面对命运时的悲怆与疼痛。他对于“性”的痴迷，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是他人性的一种蜕变或堕落，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他寻找自我生存意义的一种努力呢？因为，“性”是他活着的惟一证明，是他对抗时间，对抗现实，对抗自卑，对抗寂寞，对抗虚无的惟一的工具。有谁关注过“英雄”这个词汇反面的内容呢？自卑、空虚、寂寞、恐惧、绝望、虚构、无聊、意淫、变态……这就是艾伟所揭示的“英雄”背后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内涵。一方面是一个“英雄”，一方面又是一个失败者，这就是刘亚军的矛盾，“他感到自己这辈子确实十分失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人。”而对于张小影，他也同样是矛盾的，“其实从内心来说刘亚军对张小影是心怀感激的，他并不想伤害张小影，可他却总是伤害她，好像他的负伤他这辈子的失败都是因为她的缘故。他仔细辨析自己的这种行为，他发现他之所以伤害她是因为他存在的恐惧，他害怕自己消失，他需要弄出一点声音来证明自己活着。为了抵御这份恐惧，他竟然采取了与意愿相反的行动。”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其实小说对于刘亚军是充满理解与同情的，不仅从他的孩子气，他的敢说敢为，他做门卫时对受伤工人的正义感，他对女记者徐贲的倾诉，他在“英雄”报告会上的讲真话……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真率、坦诚、果敢、坚毅、善良的一面，而且，他对时代和“人”本身的理解与认识也显然比张小影更清醒。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自己“符号”化的“英雄”命运的警惕，“他从来不在乎自己是个英雄，他也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英雄”，与“英雄”相比，他更愿意做一个合格的“人”。因此，当世事变迁，当“英雄”的含金量日益减低，并迅速被时代遗忘或淹没的时候，他除了短时间的因为张小影的被人蒙骗，以为宣传部要再度宣传他们，而“在乎这个称号”之外，他对自己的处境是坦然处之的。他的给“婊子”维持秩序，他的捡垃圾，他在“虚构生活”中的性幻想，甚至最后的自焚都是对“英雄”身份的决绝告别。小说告诉我们，“关于英雄的神话在刘亚军的刀子刺入汪老头的肚子时彻底地瓦解了。”但谁能否定这种“瓦解”背后的人性与人道的内涵呢？
与刘亚军对符号化的“英雄”命运的反抗相反，张小影则似乎是自觉自愿地走入“圣母”神话中的。刘亚军的悲剧是他拼命地挣脱这种“符号”化的命运而不得，最后以毁灭告终；张小影的悲剧则是她越来越陶醉于自己“圣母”的幻象而不自觉，最终以自我的压抑和受难诠释了一个“符号”的命运。某种意义上，张小影的悲剧比刘亚军的悲剧更为惨烈，更值得反思。因为，刘亚军的悲剧是无可选择的、被动的，而张小影的悲剧则是主动的、自觉的、可以选择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否定张小影最初对刘亚军“爱”的真诚性和不自觉性。如上文我所指出的，张小影对刘亚军最初的爱是有着非功利的、超现实的“纯粹性”的，甚至这其中还有某种“英雄美人”的一见钟情意味。问题是，当他们的爱情不管以多么纯粹的方式成为一种事实之后，它的纯粹性立即就受到了挑战。他们的爱情经由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过滤，就不再是一种普通意义的爱情，而是升华成了一种“英雄”与“圣母”的爱情，升华成了一种道德神话和精神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张小影被塑造成一个“圣母”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有趣的是，随着这种“符号化”转换的完成，张小影和刘亚军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本来，在这个“符号化”运动中“英雄”是前提和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爱上了“英雄”，如果这个“英雄”没有残疾，张小影是不会被命名为“圣母”的，但随着“圣母”命名仪式的完成，“英雄”反而变得次要和无足轻重了，甚至“英雄”倒成了“圣母”的一种陪衬。连刘亚军本人也觉得，他的荣誉是张小影带来的，“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张小影，张小影是这个故事当然的主角，即使他什么都不是，或者是个孬种，他们也一样会给予他荣誉。”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符号化”运动中，张小影越来越偏离自我的本性，而自如惯性地进入了“符号”所规定的秩序。最初，她也曾有过陌生和不习惯，对于县委书记接见时不能穿心爱的裙子，她也感到懊恼和沮丧。但是，当做报告、签名、留影、开会、政协委员等等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时，她不仅慢慢习惯了，而且还有了依赖和期待。她热衷于到处讲他们虚构的“爱情故事”，并对刘亚军的散漫、自由主义、没有政治觉悟深为不满。当刘亚军被抓时，她感到：“不要说圣母的尊严，连一个人民教师的尊严都荡然无存。此刻，她对刘亚军充满了仇恨，她恨不得杀了他，我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这个破烂王？他现在哪里还有一点英雄的影子，他简直成了一个流氓。”可以说，张小影在不知不觉间就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既是时代、社会与意识形态期待“强制性塑造”的结果，又是一种政治惯性和集体无意识潜隐发作的产物。而为了消解现实的痛苦，她把自己的爱情归结为一种命运，“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知道我将把我的一生交给这个人。我将一辈子照顾这个人。我知道他们虽然把我当成真情无价的典型，可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行为。甚至我自己也理解不了。我只感到那种冲动。那份整日充斥在心头的感动。我的义无反顾。如果你一定要问这是为什么，那我只能说这一切是上天的安排，是上天安排我去照顾这个人。这是我的命，我逃也逃不走的。”而与这种命运的认同相呼应，她也越来越沉迷于“圣母”的自我满足的“幻象”，“每次，当她的双手触碰他冰冷的双腿时，她就会有一种自我感动———那种献身的满足感。献身是社会给她确立的形象。全国人民都把她当成了圣母。外界的反应就像是一面镜子，张小影总觉得自己离公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那个公众形象，张小影一直在严格要求自己。”在这种“圣母”幻象的作用下，张小影完全把“虚构的生活”当作了“日常生活”，她不仅“迷恋那个社会赋予的形象”，而且，当肖元龙等人指出她的生活的虚假性的时候，她反而更增强了“自我纯洁”的冲动，反而“下决心”要“做得像报告中的那个圣母一样好”。“她意识到自己同她塑造的公众认为的那个张小影有很大的距离。我是有点儿假模假样的。……不过，这怪不得我，我变成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无法控制我变成这个样子。我感到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把我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
也许正由于那种“符号”的规训，张小影才为自己虚构了一种“生存的意义”，她不愿意相信刘亚军永远站不起来的事实，想尽办法找偏方熬药。在她这里，“熬药”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既是对刘亚军身体的救治，又是对刘亚军精神的疗救。她得知刘亚军倒药后的绝望反应，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她也不愿意承认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英雄”与“圣母”价值贬值的现实，以至于轻信宣传部要重新宣传他们的玩笑而成了一个笑柄。虽然，刘亚军一再地以粗暴的方式打碎她的“高尚”幻觉，但很显然，“你以为你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你以为你真的像报上说是个圣母？你也一样过着虚构的生活，我们都过着虚构的生活。”这样严厉的质问似乎还不足以把她从假象中唤醒，以至于刘亚军在小说中不得不感叹：“她这个死脑筋，就好像我过所谓的‘高尚’生活是比她的生命还重要的事情，就好像惟此她才能向党和人民有所交待似的。她真的是不可救药了。”我们看到，直到刘亚军成为一个破烂王之后，她才隐隐的有了“意义丧失”的恐惧，“她只觉得内心的什么东西被击中了，就好像一道堤坝被突然而来的洪水冲垮了一样。当她回到花房，呆呆地坐在客厅里时，她才弄懂自己的内心及其愿望。她不能接受像她们这样的人物去捡破烂。她感到刘亚军捡破烂这件事是对她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的绝妙的讽刺。甚至是对这桩婚姻的绝妙讽刺。我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她觉得她在内心深处为自己设立的十全十美的自我形象摇摇欲坠。她还发现她对这事之所以反应如此强烈还有着更隐蔽的原因，那就是刘亚军捡破烂这件事隐喻着他们的悲惨的境况，她一直不愿正视的境况：他们的存在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然，我们在指出张小影因“符号化”命运而自我迷失、自我扭曲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张小影的性格中同时又是有着美好的符合人性的一面的，她的勤劳、隐忍，她的善良，她的无私、纯洁，她的奉献，她的坚强与执着，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一个中国女性的真实的坚忍与真实的高尚，正如他父亲张青松对她的分析一样，“她吃得了苦。问题就在这儿。这孩子忍耐力惊人地好。她即使吃了苦也不会吭一声的。如果她吃不了苦我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她还可能从那个残疾人身边逃走。我知道她是个死心眼，什么事都会默默承受。你根本拿她没办法。”而惟其如此，她的悲剧才更令我们心痛，她的自我扭曲与自我压抑才更值得警醒与反思，才更具有现实的批判力量与人性的高度。
第六章“符号”的悲剧（3）
三 人性与道德：一个待解的命题
《爱人同志》的艺术力量除了来自人物的独特命运以及这种命运背后深刻的人性内涵外，还得力于作家对于“时代”、“现实”和“历史”的人道主义的拷问。作者没有直接、正面地去表现时代的变迁，而是把“历史”与“现实”的内容全部隐藏在人物命运的背后，从而借助人物命运的转折来折射与思索现实与历史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中人物的故事就不仅是一个单纯、孤立的人性故事或爱情故事，而是成了历史与现实语境的复杂“产物”，这之间既有因果关系，又有逻辑关系。也正因为这样，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才超越个别性而具有了普遍性与象征性。在小说中，他们的命运和悲剧被演绎成了一代人的命运和悲剧，他们的痛苦和挣扎被读解成了一代人的痛苦与挣扎，而他们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也被诠释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与精神史。
实际上，与对人性开掘的深度相一致，《爱人同志》所进行的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也同样是振聋发聩的，尽管这种批判是潜隐的、不动声色的。作家通过张小影和刘亚军的生命悲剧巧妙地勾连了两个时代，并真实地揭示了时代演变的本质。在作家笔下，无论是八十年代那种政治化、精神化的虚伪现实，还是九十年代那种经济化、实利性的现实，都是反人性、反人道的。就前者而言，刘亚军和张小影的“符号化”人生固然是对他们独立、正常人性的一种扭曲与剥夺，就后者而言，刘亚军和张小影这对“英雄”和“圣母”的被遗忘与被抛弃，也充分显现了历史的冷酷与残忍的本性。在我看来，刘亚军的给“婊子”维持秩序以及沦为破烂王的遭遇正是对这个历史和时代的最大的讽刺，而“花房”的被拆迁命运也是历史无情、血腥一面的一种直接象征。刘亚军最后的绝望，他的“自焚”，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现实，针对时代，针对存在本身的，是冷酷的时代使他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甚至连“敌人”都找不到了，“他意识到，他幻想中的敌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力量，他们只是不想铲除他，他们要铲除他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动手。同那个世界相比，他根本就是一粒微尘，尘中的尘。也许他眼中的敌人本来就不存在，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攻击欲望根本就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他原本以为他的存在是强大的，但现在看来谁也没把他当成一个对手。他原本以为这世界是他的敌人，没想到这世界根本就是虚无，你想找一个明确的敌人也找不到。如果没了敌人，那么我多年来的不平、愤懑、仇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实际上，刘亚军是以他的决绝完成了对时代的绝望的反抗，他以一种无声的控诉与呐喊完成了对一种残害人性的非人道生活的告别。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同归于尽”是否真的能带走那个他所诅咒的不人道的时代。
从表面上看，张小影和刘亚军的爱情确实是反人性的不道德的。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悲剧结局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作家显然不愿意仅仅停留在对他们人生的不道德与反人性一面的揭示上，而是把问题延伸到了另一个层面，作家实际上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即，这种反人性、不道德的人生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可以避免的吗？谁是这种反人性、不道德人生的罪魁祸首，难道仅仅是人性和道德本身吗？我们身居其中的现实，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我们不能抹去的历史，是人性和道德的吗？
说到底，小说是通过张小影和刘亚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应该更人道地生活。但是，如何在一个不人道的时代更人道地生活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真正人道的时代呢？作家没有给我们答案。
（发表于《南方文坛》2003年4期）
第六章跋：见证与追问（1）
———吴义勤的文学批评 黄发有
一个批评家对文学的参与，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首先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其批评对象。批评之饱受指责，正在于批评家隔靴搔痒、指鹿为马、牵强附会的言说，当批评沦落为获取名利的阶梯时，批评的人文使命也就在无形中被抽空了。一个批评家必须时时保持对自我的约束，只有首先对自己负责然后才能对其面对的作品、作家、现象和思潮负责，只有首先对自己进行深刻反思然后才能真正深刻地对文学进行反思。正如陈思和先生在为吴义勤的评论集《目击与守望》写的“跋”中所言：“评论家与作家一样，他对文学的参与即是一种选择，以主体的有限投入来丰富文学的世界。” ① 相对于文学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性而言，批评家个体全身心的投入也注定只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意义上，不管是批评家还是作家，都是悲剧性的角色，就像精卫填海一样，既显得悲壮又显得荒谬。吴义勤在其评论集《文学现场》的“后记”中说：“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但是自始至终我都没有丧失对新时期文学的热情与信心。……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生机勃勃的新时期文学，我会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我会留下那么多或偏激，或冲动，或幼稚，或平庸的文字。……它的粗糙，它的笨拙，它的稚嫩，它的鲁莽都是那样触目，那样令人惭愧，但它是真实的，它是我生命的记录、精神的胎记和心灵的旋律。”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实践，难得的是在这种清醒中，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去见证“文学的演进脉搏”，并在与文学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