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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暧昧：从文本表现出来的面貌来看，荆歌始终在追求一种自己所喜欢的暧昧恍惚的迷离效果。他的小说对于暧昧情境的塑造和对人的暧昧心理的刻画都令人叫绝。这是与作家本人对世界的看法有关系的，荆歌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对忧郁恍惚的东西一直有一种病态的迷恋”；“对我来说，阳刚是一种很造作的情绪。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之下，在生命的终极拷问之下，多愁善感像蚕丝一样将我们包裹起来，裹成一只茧。我在茧里做我的梦，做羽化的梦。” ① 其实，这种美学理想在《民间故事》以前的作品中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中短篇如《八月之旅》、《麻醉》、《地理》、《德尔斐的巫女》、《有影无踪》等，长篇如《粉尘》、《漂移》等皆是如此，我们甚至很容易就可以从这些题目中体会出这样的意味来。作家在《粉尘》的题词中言道：“黑板上落下的白色粉末与时间的尘灰一起被风吹散”，可见其笔下的历史与现实都是呈现出非稳定、不真实的状态的，作为叙述行为组织者的作家也深深地陷入其中，无法把握自己坚实的、牢靠的存在形式。在幻象的世界里，荆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体验、书写着生活与情感，以惝 的文本递送着自己对生命无边细节的触摸与反思，因此他的创作始终是一种柔韧、寂寞的文字刻镂，再现的是作家在生命之河上的孤单旅程。这种体验在其他新生代作家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时代总是轰轰烈烈和充满各种各样的噱头的，如此的时代是不会容许荆歌式的古典忧郁存在的。但是，边缘化的生命体验与文本书写也是对时代的另一种体认，自有其难以替代的价值。到了《民间故事》，荆歌对这种美学风格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只是变换成了另外的方式。小说中的历史时空在文本中自始至终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而现实的当下生活却在坚定地演进着。这种坚定是建立在叙述者的看似明了的讲述基础上的，实则在这个过程中是有着许多可疑之处的。同时，两段不同的时间进程的并列呈现导致的对比效果也使得文本中充盈着一股让人将信将疑的味道。荆歌曾经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过作家格非对自己的影响，其实从文本的精神氛围中我们也不难感觉到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某种迹象，而对不确定性的迷恋和对语言迷宫的刻意营造上两者则是完全相通的。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以荆歌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对包括八十年代的先锋创作在内的中国文学传统与遗存的继承和超越，也是他们获得自身文学史地位的自觉武器和有力依据。其实，如果就荆歌小说的特色而论，其在新生代作家中也是十分独特的，尽管作家本人矢口否认这种类比。“我感到我的写作正是所谓在边缘写作，并且毫无向任何中心靠拢的意思，完全是在边缘，演一点把戏，哪怕是把裤子脱掉脱得精光，我绝对以此为乐。” ① 的确，荆歌在自己的创作中是有意淡化自身的角色意识的，他只是从对文学的理解出发书写自己的经验世界与审美理想，而不是以归入某种派别为目标和荣耀，是一种非常本我化的写作方式。这种写作中的放松心态和准确的自我定位也是十分有利于作家摆正自己的位置、以一种更加唯文学和唯美的态度进行生命书写。但是，就其文本所体现的客观症结和主体运思来看，荆歌的小说无疑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新生代阵营的，具有一些个中人所共有的特点，也独有许多他人所无的特色。就年龄而言，荆歌是其中略微年长的一位，因而其众多文本也就显出与其年龄相称的成熟与稳重，少了一丝张狂与浮躁，不显山不露水中言义尽出。
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面貌愈加纷繁复杂，难以概述，特别表现在新生代作家的多样的创作实践上。在这其中，荆歌的文本或许还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是在检视了其创作实绩之后，我们也许会从其中体会出荆歌的苦心孤诣与淡泊经营。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风光后，新生代作家们所面临的文学环境是空前惨淡的。多元化的文化取向、商业意识的重重包围以及外来审美风尚的虎视眈眈，都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发言方式。虽然他们有八十年代的先锋们作先导和镜鉴，但其中的艰辛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有时候，我会特别注意如荆歌般默默地匍匐在自己的文学土地上的人们，也许他们不拥有这样那样的荣誉和风光，可是他们负载着文学的一片天空，使得我们的文学依然充满活力和前进的希望。
（发表于《山花》2004年4期，与刘永春合作）
第四章沉潜在生活深处（1）
———戴来小说论
戴来无疑是目前深富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她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鼻子挺挺》、《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把门关上》等出色的文本与预设的“女性写作”领地之间有着自觉的距离，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女性书写模式。其对于当下生活的突入与体验有着迥异于同时代女性作家的独特风格和罕见深度，其在叙事和语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更是令人惊叹。
一
对浓烈的当代生活现场感的目击与触及，对生活之痛的敏感体验与夸张性表达是戴来小说最为鲜明的主题特征。我们看到，在她的小说中没有回忆，没有历史，没有对“一地鸡毛”式的当下生活庸常经验的呈现，也没有另类人物、另类人生的碎片化生活图景的展示。她的小说关注与揭示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以及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精神境遇之间的巨大矛盾与裂痕。戴来小说中的人物几乎一直处于某种“运动”状态之中，对他们而言没有回忆可以打捞，“此时”的种种表演就是他们存在的全部内容，他们活在与生活同步的现场中，他们被现场生活席卷着盲目而茫然地飘行着，既失去了自我，又迷失了方向，一切的怀疑、忧虑、畏缩，无疑都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长篇小说《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可以说就是这种现场感的最为直接的演示。安天与刘末的同居生活实际上是一场刘末精心设计的骗局，在这房子里的各个角落，都被人偷偷安放了无数个微型摄像机，在安天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以《LOOK》为名被搬上了一家网站传播。小说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生活状态中展开了叙事。金钱、同居、同性恋、黄段子、情感陪护、网络、偷窥、欺骗、游戏等等这些富有时代现场感的关键词成为了小说的主体语汇，它们杂糅在一起散发出当代生活的勃勃气息。
进入戴来的小说世界，我们会发现她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生活在生活之外”的边缘人，他们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是游离的，与家庭伦理和社会规范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生活”恰恰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消解和背叛。生活是他们试图挣脱却又无力逃避的渊薮，他们只能“无地彷徨”迷乱其间。也正因为如此，离婚、寻找、等待、逃跑、漂泊等等才成了戴来小说的“符码性”主题词汇，它们构成了对主人公边缘处境和生存困境的绝好阐释。我们看到，在戴来小说中，不仅爱情需要妥协，就是离婚也需要妥协，离婚的纠葛变得复杂而耐人寻味。《自首》中的关洋不愿与背叛他的妻子离婚的理由是“当初我费了多大的劲才娶到她，她生是我的人，死了也是我的鬼”，所以当妻子被人杀害后，他沉浸在妻子是被自己杀死的虚构幻象中不能自拔，并试图以此虚妄地维持对妻子的心理占有。《折腾》中宋强没有与刘小骊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是因为主动权不在他的掌握中，他“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情况一变，刘小骊的回心转意又让他不知该怎么办了。周密的弟弟有了婚外恋情，他也在考虑离婚的问题，但无尽的困惑和现实的束缚又让他难下决定。哑巴女人在不幸的婚姻中结识了周密，在周密决定要结束这段错误的感情时，她却宁愿选择离婚也要保持与周密的“偷情”关系。在《我看到了什么》中，安天幻想游移的情绪最终尘埃落定，但是当他打算心平气和地接受乏味的婚姻时，却不得不亲眼目睹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在床上的一幕。这不啻是一个绝好的讽刺。当一方对婚姻有所厌倦却又劝服自己接受时，另一方则早已经悄无声息地红杏出墙了，在这里，“婚姻”、“爱情”无疑成了戴来审视现代人精神创痛和人性畸变的一个绝好的视角。那种古典的爱情理想和婚姻图像已经在人物的心理和行为预期中消失，爱情和婚姻不仅不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追求与精神历程，而且也已远离了道德和伦理话语变成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无聊行为。《突然》中的缪水根对日本人有着国仇家恨，但他却无力阻止自己漂亮的女儿嫁给日本人。而他蹲在马路上看女孩子乳房的行为，以及他在渔具店女孩的男朋友向他走来时的突然逃跑，恐怕也都不是他自己所能解释的。但是，这样读解戴来的小说并不意味着其小说的主人公就完全都是丧失了主体性或者随波逐流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和爱情婚姻中对于“主体”的维护在戴来的小说中仍是时常能见到的，只不过很多情况下，这种主体的张扬往往以一种扭曲甚至病态的方式呈现出来，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又再次完成了对于人生主体的消解。在这个意义上，“寻找”的主题就显得特别耐人寻味。《找啊找》中的大可是个极度迷恋做孩子般感觉的男人，他的生活弥漫着颓废的气息，他惟一用心在做的事就是寻找一位脱掉衣服后身体散发着糖炒栗子味的女孩。小说中设置的另一个人物老史与他形成了对照，老史摆脱不了亡妻的伤痛总是不停地寻求安慰，他近乎病态的喋喋不休让“我父母”和妹妹小铃感到了极度的痛苦。他们两个人都在近似疯狂地寻找着，寻找的过程成为了他们活着的支撑点和意义。但是他们的“寻找”不但不能拯救他们自己，而且还毁灭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他们的荒诞之处。
如果说离婚和寻找还有着行为者直面生活挑战的主体性色彩，那么等待、逃跑与漂泊则变成了他们被生活击败后的消极表现。戴来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怀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等待感，等待让他们期盼着某种不会出现的奇迹出现，某种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等待》中的陈老太太接受不了孙子小凡杀人被判无期徒刑这一事实的打击，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在等待着儿子回家给她一个解释，在等待中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里程。陈老太太除了一味地在等待中回忆幻想之外，她不会有任何排遣焦虑感的方式。《我看到了什么》中的主人公仍旧是这个名叫安天的闲人（戴来似乎对安天这个名字情有独钟，“他”在她的小说中以不同的面貌频繁出现），他在黄昏中等待着自己不认识的女人到来，因为她曾经朝垃圾桶里吐的那口东西引起了他的猎奇心理和无端猜测。没有结果的等待过后，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态。这种在无聊中制造快乐的行径，无疑是在时代的精神迷乱处境中现代人灰色的内心世界的最为直接的暴露。《恍惚》中的宋强脚踏两只船，在刘小骊和左铃之间试图左右逢源，事实上这是一件玩火者自焚的危险游戏。后来他选择了怀孕的刘小骊，把怀孕的左铃丢给周密照料，他在左铃这里金蝉脱壳了。逃跑让宋强无颜面对左铃，也许他也不得不时常遭受一下来自良心和道德的煎熬。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像宋强那样临阵脱逃摆脱责任，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麻烦其实并不全是来自外界的挤压，而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内心，来自于“没有存在的理由”所造成的自我的空虚感和虚无感，这使得他们的生命态度与精神状态都处在了漂泊无落的困境之中。“漂泊”可以说是对他们悬浮的没有根基的生活的最为逼真的概括。不管是安天、周密，还是大可、陈光（《你躺在那干什么》）、卞通（《缓冲》）、老王（《外面起风了》）等等都有着生存的创痛和自我的分裂，他们在日常现实当中找不到幸福的归途，他们感受到的精神压迫更多的是源于无法进入到生活正常轨迹中所带来的对自己、对生命、对存在的诘问与怀疑，他们的“自我”时刻都处于一种“无根”的失重或漂浮状态。
二
作为女性作家的戴来对男性似乎有着更多的关爱，在她的小说中对男性的观照不仅较之对女性的观照更为擅长与深刻，而且作为一个特殊的视角也非常到位地传达了戴来对于小说和人生的理解。她的小说总是把个体的“他”推向前台成为主角，而女性只是作为配角闪现或者隐现在幕后（例外的是《洋娃娃》中的于铃、《练习生活练习爱》中的范典典）。戴来自己也承认：“我故事中的主人公极少有女性……我不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她们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象的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那些看似强壮的雄性动物在我理解、观察、琢磨和想象中，其实很疲惫很脆弱，像孩子一样需要更多的关照和鼓励。尤其是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总是被要求做得更好，更好一些，他们活得比女性和其他年龄段的男性都要累，他们是真正绝望却又允许这种绝望情绪滋生蔓延的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那么一拨人。” ① 对戴来来说，对男性的理解与关爱既是她有别于时尚女性写作的独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表征，同时又更是一种艺术上的考验。如果说女性“私人写作”或“身体写作”理念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女性的许多“奥秘”和经验只有女性才能表达这一信念的话，那么对于“女性”来说，男性同样也有许多“盲点”和“奥秘”，女性对男性尤其是其“脆弱”和疼痛经验的书写将面临比男性书写者更大的困难。戴来所关注的是那些处于时代边缘、遭人忽视、没有地位和金钱、却被抛入烦恼中不能自拔的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活在了现实生活之外，却又蛰伏在他们自己内心生活的“深处”，活在了无聊、荒诞与虚无之中。在他们的“生活深处”我们看到的是双重的生存图像：一是生命光泽背后的暗色本相，即在生活热闹熙攘外衣所掩盖下人的烦忧空虚的精神状态。二是指面对生活这个泥潭，人容易陷入、努力挣脱但又无法挣脱，只能在深处越陷越深，听任命运的安排。这些“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男性主人公们无一例外地被置身于都市生活的感性场景中，这是一个让他们抵制同时又不断接近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青春的，自由的，他们拥有了个性发展的宽阔空间，没有历史的重负可言。但他们的自由又是相对的，有限的。他们不是时代中的佼佼者和坚强者，没有张扬的个性，他们的内心充斥着虚弱和自卑。他们不仅左右不了别人，甚至自己的命运也不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不能为自己创造出幸福，他们并无多少快乐可言，他们是软弱的、虚无的一代。他们延续时间，浪费生命，一切价值行为都是“听任”。他们不愿也不能改变现实处境，无力抵挡内心的焦虑和外界的入侵。他们在生活深处随俗浮沉，没有价值理想，没有欢乐，对痛苦甚至也麻木了，他们活在精神世界的迷乱处境中，他们拯救不了自我，更拯救不了生活。现实与时代的对立关系，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我的紧张在他们身上被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对他们与时代荒诞性的“镜像关系”进行了直观的呈现与剖析。小说以一种被放大了的荒诞性和焦灼感来使我们心灵震动，它呈现的是一幅世俗生活中令人猝不及防的荒诞图景：一个貌似处于正常生活状态的男人是怎样莫名地被抛入尴尬之中，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又是如何地挣扎和寻求解脱的。小说通过对安天与刘末、丁婧、许晟、孙亦基之间错综纠缠的病态情感的描写，传达出了现代人在生活深处的沉沦狂舞与无望归途。海德格尔用“世界之夜”、艾略特用“荒原”，暗示的都是相同的现代世界的性质，而在戴来这里，用“有病的人”隐喻出来的是时代生活中的病态情绪，每个人都无法走出的心灵颓园。《顺便吃顿饭》中的安天觉得自己“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些年里，他似乎什么也没干成，只是闭着眼空想了三十一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他没有自信可言，甚至也没有让父母稍微满意过，他的婚姻让他本来就已经乏味的生活更加乏味。小说在简略的交代了这个背景之后，将重心转移到了安天无聊的日常行为和虚空的内心世界中。安天的婚姻对他来说应该是一场遭遇，妻子以坦诚相待的名义要求他交代过去的历史，这种在安天看来近乎荒唐的事情竟然还有着冠冕的理由。他感到了婚姻的不可信性，这种婚姻生活与他需要的简单的生活难以交融。他接受了婚姻，这意味着他向没人逼他妥协的婚姻妥协了；但他又不能忍受婚姻带来的窒息气息，他没有寻找到一种和解的途径，只是任凭苦闷情绪的疯狂生长。所以酒后的安天对女孩的不轨行为最后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透过小说中的暗示文字，我们可以判断出，这次出轨行为完成了安天“十年前梦寐以求的事”，他以一种失去理性的极端做法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满足。《准备好了吗》展示的是一次父子之间的冲突被消解的历程。老万想阻止儿子所搞的行为艺术，他站在了高楼上以自杀的方式对儿子进行威胁，这引来了围观者和警察。儿子把父亲的自杀事件命名成了一次名为“围观·致命的高度”的行为艺术。这固然是对警察的不诚实的解释，同时也是以更加有力的方式瓦解了父亲的全部努力。对一种生存状况的拒绝竟然被转化成了接纳，从生活的起点出发竟然又回到了起点，究竟是生活链条中的哪一环出现了断裂？谁在被谁牵引着行走？小说带给了我们许多思考，它蕴含的讽刺意味是耐人寻味的。《自首》的荒诞的色彩更为浓烈。关洋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