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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父亲缓缓地踱到靠墙角的一组沙发处，慢慢坐下，闭上眼睛，默默地一言不发。没有预想中的大发雷霆，父亲没有责骂我，甚至连一句生气的话和一个埋怨的眼神都没有。
我看到父亲的一只手在沙发的扶手上微微抖动着。许久，他黯然道：
“他们，终于，收网了……”
我没能完全听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我知道，从昨天下午在我脑海里一直萦绕着的那张网现在真的要落下了……
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一连串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了——
首先是姐姐一年前挪用单位一万元现金公款私存谋取利息的事情因有人举报而“水落石出”。
然后是我不学无术、不劳而获、无所事事整日混迹于市里一个流氓团伙，并且有人亲眼看到与一帮男女“群居群宿、荒淫无耻”的事件成为本县人民的一大谈资。
几天后，关于我的衙内作风问题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一次的发现让我感到异常悲愤气愤的同时也感到心服口服：市里一家三流杂志的封面上赫然竟是一年前我在色生香娱乐城和穿着暴露的芳芳的勾肩搭背扭在一起的照片！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成了本县最畅销的流行读物了。
我居然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封面人物！这让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反正不管我如何感受，在这一个多月里，本县最大的新闻热点可能就是我和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了。
再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一个月以后，父亲被停职检查。后因查无实据，被确认为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然而即便如此，经此一劫，复职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可能了，加上父亲也确实坚决要求退下来，所以也就只好匆匆退休了事。
然而一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情是：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却因此而突然好转。两人经常一起溜狗、逛街，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
两个月后，四儿的父亲——也就是本县原张副县长——当选本县县长。从此，我们陈张两家再无任何来往。
三个月后我被单位辞退，理由是工作态度散漫，且思想觉悟不高、生活作风腐败、工作能力低下。
三个半月后，阿默调回城关镇高中任教，五个月后调至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七个月后结婚，新娘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科长，三十三岁，离异。
五个月后姐姐借调到一个偏远的乡镇任团委书记。三年后结婚，新郎是所在乡政府通讯干事，小姐姐四岁。
摩托车丢掉了，连同我写诗的灵感以及寻找灵感的激情和工具。这次我是实实在在地游荡了一年，无所事事。一年以后，我离开县城，远游北京。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北京边缘
1
1997年3月22日，我来到北京。
在此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全部印象来自于小学课本里的几篇文章。诸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红旗升……之类。
除了天安门和红旗之外，我不知道北京还有什么。
至于当初为什么选择北京，第一是因为北京离家很远，城市很大，没有人会认得我；第二，据说北京的女孩儿很漂亮；第三……好像没有什么“第三”了。
我来北京的惟一的直接诱因就是：那天早上我还没起床，电视早间新闻里一个很熟悉的声音用一非常熟悉的腔调告诉我们一件十分沉痛的事：“我们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邓小平同志……逝世……”
我一跃而起，穿着三角裤就跑到了电视前。电视里有一个慈祥的老人正面带微笑的看着我，平静、安详、意蕴深长……
在这个慈祥的老人的背后，我又一次看到了天安门，看到了红旗升，看到了红旗下的北京街头，穿梭的车辆、来往的人流……
我要去北京！
——这个念头就在那一瞬间定格了。
全家人对于我的突然决定反应不一。妈妈舍不得我走很不情愿但没有表示反对，父亲支持、姐姐无所谓。做了一天的简单准备工作之后，第二天，我就背着行囊上路了。
凌晨四点多，我下了火车。
走出西客站大门，一阵凛烈的寒风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寒战。此时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
几个的士司机热哄哄地围上来，嘘寒问暖。我避开他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掏出已经看了无数次的北京市区图，就着光线微弱的路灯仔细地翻看。
六点半，在苦苦挨过两个钟头之后，我坐上了第一班公共汽车。
我要去一个叫作“上林公司”的地方。那里有我以前的一个哥们儿，外号叫老鼠，高中同学，原先人瘦得像麻杆儿，个子又小，下巴尖尖的，真的和老鼠很神似。他后来辍学流浪到了北京，已经两年多没见面了，据电话里他讲混得还不错，昨天来之前我们又通了电话，他满口应承，说解决十天八天吃住问题小意思。
“朋友嘛，是不是？”他一向这么义气，让人感动。
这样想着，我一路走，一路问，一路匆匆忙忙，临近中午，我找到了那里。
这已经是郊区了。周围已经没有了繁华都市里那种特有的拥挤和喧嚣，呈现出来的有一点田园牧歌式的感觉。
它门面不大，但横在上面的一块硕大的、装饰很豪华的木制匾牌却让人不敢小觑：“国内贸易部上林卫生洁具贸易有限公司”，十几个烫金大字闪闪发亮，让人联想到权力和钞票。
里面空间很小，加上到处堆放的存货及杂七杂八的物什，更加显得拥挤不堪。在一堆白晃晃的便池中间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正将眼睛埋在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里面。
“他走了！”
女人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离开杂志，一副异常专注的表情。
“是的，走了！昨天早上！”顿了一下，听我这边毫无动静，她抬起头来，看着我一幅摇摇欲坠的样子，平静地补充道：“他是这里的一名推销员，自己没本事，卖不了货，养活不了自己，就走了，回老家去了……”
“他走的时候有没有说起过有位朋友要来找他？”我仿佛一个跌落悬崖的人，身体腾空，一只拼命抓住崖边的一小撮枯草——它是我惟一的一线可以活命的希望。
然而很不幸，那撮枯草也就在那一瞬间崩溃了——
“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间房子的。只记得在走之前我语无伦次，说了很多话，问了很多问题，直到那女人显得极不耐烦地向我连连挥手。最后我用尽全身力气弯腰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去。
长长的马路，我一个人走。
路很宽，开阔而平坦，行人稀少，车流量很大，方的圆的流线型的五颜六色的汽车来往穿梭让我感到脑袋有些发晕，像喝多了酒。
我以前也经常喝醉酒。记得有一次，喝了十几瓶啤酒之后的我驾着我的川崎250与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撞在一起。我倒在地上，仰面朝天，嘴里咸咸的，有一种飘呀飘的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走了多久，走了多少路，只是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两条腿开始肿胀、发木，手里拉着的行李变得越来越沉，像执拗的牲口一样死死的往后拖，一步也不愿往前走。
没有想过坐车，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我像一艘年久失修的驳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遗弃在海面上，风大浪大，我无力挣扎。周围任何一种力量都在左右我的方向。
我要到哪里去呢？
肚子在隐隐作痛。是饿了，我已经一天没怎么吃过东西了。
前面不远处有家餐厅，门楣上霓红灯已经亮了起来，猩红色的，闪烁着诱惑。又一家餐厅向我走来，更加宏大光鲜的门脸儿，更为诱人的色彩，门口停着漂亮的汽车，周围游荡着花枝招展的女人，脸上、身上一闪一闪、放射出来斑斓的斑驳的亮点。
不知为什么，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的记忆深处，“北京”两个字的含义就是一家又一家的餐厅，光鲜的门脸儿、斑驳的色彩、诱人的气味、漂亮的轿车、花枝招展的女人……这些影像时常会突然浮现出来，并且交叠在一起，参差混乱，像一团窝在一起的麻绳；偶尔它们也会骚动起来，相互侵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仿佛饭店里被堆放在一个筐里的纠缠不清嗤嗤嚣叫的蛇。
再或者，就像一片森林，一片动荡不安的郁郁葱葱的隐藏着无限风光同时也潜伏着无数陷阱的森林。
北京的森林！
那天，我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走回公主坟，并最终选定在新兴桥东北角一个叫做“化工宾馆”的地方作为我北京生涯的第一个住处。四人间，每人每天二十五元——由于地理不熟，这是我当时能够寻到的最便宜的一家了。
我开始找工作。
十天里我打了无数个电话，面试了大大小小的十几家公司、工厂。我一次次像条可怜虫似的跟人诉说着自己的窘况：没有朋友、没有住处、兜里的钱快要用完了，希望贵单位予以收留，解决住处。我读过高中，您也看到了，字写得还凑和；也可以干力气活儿，别看我挺瘦的，像个鸡崽儿，但我能吃苦，什么都能干……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除我之外的任何人动心，听讲者几乎都是统一的格式：耸耸肩，又耸耸肩……
没有人要我。我像一头迷失了方向的苍蝇，拼命地飞呀飞呀，又一次次地被撞回来。每天，我机械地打着电话，然后一个个地去面试。我像一只可怜的羔羊，每天被自己强迫着拉上大街待价而沽。可悲的是，这只羊体型很小、瘦弱不堪，毛色又差，买主根本看不上它，人们甚至不愿意出一顶点儿可怜的价钱……
每天早上，我把一个又一个的希望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来，放出去，等待着收获。然而没有回音，我的世界依然像这沉沉的夜——没有光，也没有声音。
每天晚上，我躺在无法再简陋了的小旅馆的铺板上，蛇一样蜷缩着身子，仰望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污渍，看着他们的形状走向，任模糊的潜意识里联想着相似的动物或其他图案，疲惫地一动不动。
还剩下最后四十九块钱了。一张二十、两张十块、三张两块和三张一块。我把它们仔细地数了三遍，然后紧紧地握在手里，攥着最后的一线希望。
我当时满脑子膨胀的只有一个念头：没有人要我！
真的，当时这种感觉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罩住了我的全部的时间和空间。我从来没有如此切实的感觉到自身的无用和无助。
我陷入了一种彻头彻尾的绝望之中。
2
像很多主流电影和小说里写的，好人在最危急关头总会有人出手相救。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好人，反正这句话的后半句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的绝处逢生的神奇故事是在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十一天、身上仅剩下一块两毛五分钱现金的时候发生的。
那天早上我被旅馆的服务员拎着从房间里扔出来，像一件破衣服一样被丢弃在大街上，并且在此之前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到需要嚼的并且嚼得动的东西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终于扛不下去了，于是在饥饿和绝望的诱惑下，我做出了一个完全不符合我的智商的决定，这个决定的最终结果你可以从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里面看到：主人公在一个食品店里大吃一顿然后点上一只雪茄心满意足地被警察带走……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开始寻找目标作案地点的准确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
早春的街上已经是阳光普照，和煦而温暖。街上照旧是人流如织，人们大都看起来很安详，悠然地走着，平静的脸上像没有风的湖面，或者更像是早春的天气，微笑中透着一丝冷漠。
伴着熙来攘往的人流，路两边许多的餐厅大都人头攒动，生意兴隆。一家家常菜馆门口，两个衣着盛装的漂亮女孩在招呼客人。看到我走过来，她们热情地向我笑着，做着优雅的手势，并且说着什么。我鼓足勇气想迎头走上去，但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我的脚下却逃也似地走开了。
在一家某某食府门口巨大的招牌下，我刚刚站定，一个保安端着怀疑的目光向我走过来。在他离我还有十米距离的时候，我立即起身，逃向下一个目标。
第三家、第四家……
那天我差点就放弃了。我感觉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出了我的龌龊心理，他们用狐疑和鄙夷的目光审视着我，让我不敢抬头，甚至不敢大口呼吸。我像一只习惯了夜间活动的生物突然暴露在聚光灯下，无助而又无处藏身。
一阵香气扑来，肚子里一阵咕咕地叫。
可能是由于过长时间过于紧张的缘故，我现在感觉肚子里空得厉害，饥饿仿佛一只柔软而又强壮的虫子在我身体里横冲直撞，甚至直入心脏、脑髓，我完全被它攫取了……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身体已经不再受大脑控制，我直挺挺地奔着一家餐厅的大门冲过去，在从动身到进入餐厅的二十几秒时间内，我甚至没有看清楚它门头上硕大的店名……
身子坐定，我才如梦初醒。
餐厅不大，十几张桌子而已。而且客人不多，正是吃饭时刻，顾客也不过三桌而已。
服务员走过来，倒茶、递菜单。我没有抬头看她，只低头在菜单里胡乱地翻来覆去，眼光在菜单上空漫无目的地逡巡。
从菜单上得知，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色生香”鱼头泡饼屋。
色生香？这三个字好像忽然间唤起了我的某种记忆……隐隐约约地觉得似曾相识。在哪里听过呢？不去管它了。眼前摆在我面前的这个香艳的名字已经足以让我口水横流了！既然如此，那就来份鱼头泡饼吧。
“还要别的吗？”
“一份花生米，一瓶啤酒，不，要白酒，二锅头吧。”
服务员没走，看着我：“二锅头您要一整瓶吗？我们这儿可以零卖。”
“不，一整瓶！”
要白酒是我的临时决定。我想待会儿结账时喝醉了酒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酒量，一瓶二锅头我喝了将近三个小时，依然还有大半瓶的存量，而任凭我自己如何跟自己劝酒甚至灌酒，也还是喝不下去点滴了。
接近下午三点的时候，店里的第三拨客人也已经结账走人了。空空荡荡的餐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对着大半瓶白酒较劲。柜台边的录音机里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唱着一首曾经很风靡的流行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朦胧中我感到了四周弥漫着的一种异样的空气，而且这种氛围愈来愈浓。我知道此刻周围至少有三双以上的眼睛在看着我。
由于喝了很多酒的缘故，我的紧张情绪已经缓解了不少。我当时甚至有一种死猪不怕烫的豪迈气概，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静待店主上门。
我早已经想好了服务员或老板来催结账时我的反应和我应该回答的第一句话：首先是假装醉酒，在身上反反复复上上下下摸来摸去，一边翻一边不停的嘟囔：“操，钱包哪儿去了？”然后一分钟后摊牌：“对不起，钱包不见了。”
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人过来。
又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我开始有点坐立不安，并不时地左顾右盼。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我终于听到了一个脚步声很清晰地向我走来。
我继续低头喝酒。
来人坐在了我的对面：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胖胖的模样很干净的男人。
我尽量装出一副很迷离的目光看他。
在他要张嘴和我说话的一瞬间，我像触了电似的腾地站起来，开始在身上的几个衣兜里摸着……
“不不不……”他马上站起来，冲我使劲摆手，“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我有些意外，这次是真正地迷离着眼睛，木然坐下。
“老弟在北京上班吗？”他微笑着和我说话。
“对，对”
“做什么工作？”
“……”我一时想不起来说什么，“啊，在一家公司里，做销售。”
“老弟哪里人？”
“河南，××县。”
“是吗？真巧，我也是河南的。我老家是信阳的。”
“真是太巧了！”我的惊喜绝对没掺进一点虚假。
“在北京做得还好吗？”
我有点心虚：“还不错……”
“北京工作很难做啊。”他感慨道。
“是啊……”
他看着我摊了一地的箱子和背包：“你这还带着行李，搬家啊？”
“工作不顺利，我辞职了……去找一个朋友。” 我差点就哭了。
他好像早已预料到了：“那么，下一步的打算呢？”
“还没……”
他转身对一个服务员说：“小翠，你再给加个凉菜，我也想喝杯酒。正好碰上老乡了。”
“好好。”我慌的拿起半瓶二锅头往他面前送。
几杯酒之后，我们又随便聊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基本上是他在问我在答。
那天下午他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话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也是在我的记忆中保存最深的。那是在那瓶二锅头酒基本一空的时候，他夹了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我这儿正好缺个帮手，如果你不怕委屈的话，先留在我这里帮帮忙，等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换嘛……”
——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能够一个字不错的记得，以及他说这句话时眼睛盯着手中的酒杯、那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神态。
当时我几乎是失声叫了出来：“好啊……”
老板姓赵，由于经营着这家鱼头泡饼屋，所以周围的人都叫他“老鱼”。
后来和泡饼屋的服务员小翠熟了，她才告诉我，其实那天看我直到三点多了还不结账老鱼就已经看出来我的心思了，只是他没有说破。而且其实那时他店里的生意很不好，正在考虑转让，当然肯定也不缺帮手。
我真的感激老鱼。
我在老鱼的餐厅里做了将近一个月的服务员，除吃住外还领了四百块的工资。
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那里，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写文案。再后来，我的工作就开始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很多单位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无论换了什么单位，我肯定第一个打电话通知老鱼，告诉他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