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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出来？ 我听胡妈说过，曾经有一个人从嘴巴里吐出来一大盆蛔虫，其中一条有两根筷子那么长。
艾早皱起鼻子，做出很恶心的模样：“啊呀，你别说这么蠢的话，我都要吐了。”
说到这里时，厕所门口一暗，我妈妈挺着个小山一样的大肚子，鸭子一样蹒跚地走进来，手里还抓了几张草纸。
我妈妈因为怀孕，那段时间变得很丑，除了脸上有很多褐色的斑点之外，从脖子到脚都粗了一圈，一点儿也没有了当老师的优雅。
看见我们，她觉得很奇怪：“你们两个干什么？ 怎么跑到厕所里说话？ ”
我们马上从厕座上跳起来，异口同声地拦住她：“慢点慢点！ ”
我们几乎顾不上拎上裤子，就那么岔开腿站着，一个托住她的胳膊，一个帮她解裤带，照顾她垫着裤子坐上厕板。然后才由艾早向她解释了这么做的道理。
“哎哟，我这两个女儿有用了！ ”她笑眯眯的，很受用的一副样子。“可是真要有性病，这么样是防不住的，因为裤子拉起来还是会沾上皮肤。”可是她马上又补充：“不过防总比不防好，有这个意识总是好的。”
她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她对上厕所垫着裤子认可不认可。大人们说话经常模棱两可，说完了让你自己去琢磨。
我妈妈看着我们两个愣愣的模样，噗地笑出来：“守着我干什么？ 不怕闻臭味啊？ 回家回家。”
我们一声不响地系上裤子，转身往外走。
预防性病的积极性有点受挫，这使得我们灰溜溜的。艾早一路上都紧抿着嘴，目光盯住自己的脚尖，似乎有一点心犹不甘的样子。
走到井台边时，艾早忽然站住，转过头，坚决地对我说：“这回我要看着妈妈把小孩子生下来，逃课也要看。”
原来她不是不高兴，是心里一直想着生孩子这件事。我马上表态：“我也要看。我跟着你逃课。”
她站住，伸出小指头，一声不响地跟我勾了勾。一声不响是她态度坚决的表现，如果她嘻嘻哈哈，或者说个不停，那就八成是个玩笑。
所以，勾完了手指，我几乎立刻就想反悔了。如果我真的逃了课，被李艳华知道，她会不会把我的耳朵揪出一个豁口？ 要知道她心里是痛恨我妈妈生这个孩子的。
我抬眼偷看艾早的脸色。她的嘴唇闭得很紧，下巴骨因此突现出来，显出一种不合年龄的刚毅。她的眉梢是平展展往两边延伸出去的，像两只蛾子伸开的翅膀，又好像这一对翅膀随时都可能忽闪而动，平地起风，飞舞出一段眼花缭乱的轨迹。
艾早为什么非要看女人生孩子不可呢？ 她执意探寻女人的生理构造，是出于认知世界的兴趣，还是出于大人们对孩子隐瞒秘密的不平？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艾早一直要等到她上高中的时候才得以实现。艾早为实现这个愿望，几乎付出了她一生的代价。
胡妈过生日，邀请艾早去她家里。怕艾早一个人没伴儿，孤单，胡妈便同时邀请了我。李艳华一开始不同意我去，因为知道我不会是主客。她觉得我现在姓了“张”，地位应该比艾早尊贵了，凭什么要做艾早的跟班、r 头？ 我去不成胡妈家感到很伤心，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朝着墙壁抹眼泪。我不敢大声地哭，我一哭李艳华就会来拎我的耳朵，骂我“死、r 头”。她很害怕外人听到我的哭声，或者看到我的眼泪，会对她有看法，给她戴上一顶“虐待养女”的帽子。
张根本从外面回来，网兜里拎了一条呜呜叫唤的小黑狗。前不久法院里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半夜被人摸进家里砍了十三刀，说是一个叫“五湖四海”的组织干的。这事在青阳城里传得人心惶惶。张根本也是造反派的头，他在公安局里有对立面，在城里的各个派系中算得上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他回家跟李艳华嘀咕着说要养条狗，看家，防身。
果然他说到做到，才两天工夫，把小黑狗弄到了手。
张根本进大门的时候兴冲冲叫我：“小晚，快来看快来看，警犬的杂交种，很厉害的！ ”
我听见了小狗的叫声，可是背对着大门没有动。刚刚还在哭着呢，眼泪挂了一脸，即便心里想看，也不好意思立即回头。我已经快八岁了。
张根本弄到这条狗，有点兴奋，就走上前用一只手掰我的脸。他看见了我的眼泪，很惊讶地问我怎么回事。李艳华闻声出来，把事情原委说了一下。张根本没好气地训她：“你无聊不无聊？ 成天为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 大事糊涂，小事精明，你们女人就这么蠢！ ”
李艳华向来对张根本言听计从。而且很奇怪，张根本笑眯眯无可无不可的时候，李艳华显得很强硬，处处要做主的样子；张根本要是脸一沉，骂她一两句，她马上软了，乖巧地闭上嘴，目光跟着张根本的眼神转，满脸都是崇敬和受用。
张根本训完李艳华之后就进屋安排狗的食宿，因为他知道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李艳华果然很不情愿地准了我的假：“去就去吧。吃过饭就回来，晒在外面的煤球要收进厨房。”
我掏出口袋里揉成一团的手绢，把眼泪擦了又擦，才出门找艾早。
胡妈的家住在闸桥下。临街两间矮趴趴的门面房，是她丈夫黑麻子的木器店。店后面穿过一个狭长的天井，是两间更加低矮的住房，住着胡妈一家。胡妈丈夫做箍桶匠，店里面堆满了刨成圆弧状的木块，竹丝，铜条，铁环，走进去一股刨花味，铜油味，铁器和铜锈的味。凡能插脚的地方，是形形色色的桶：水桶、脚桶、米桶、马桶，还有婴儿的站桶……小桶摞在大桶里，摞成一个宝塔的形状，一直顶到屋梁。那些做好的铁环铜环竹丝环，也是大的套着小的，一排一排挂满墙壁。铁环一般比较厚重。铜环看上去要轻薄很多，被黑麻子插得很亮，泛出一层黄灿灿或者紫莹莹的光。竹丝环是竹篾劈细了一股一股绞出来的，猛一看像蛇，盘缠在一起的粗蟒蛇，我小的时候去胡妈家玩，冷不丁见到，吓得哭了，被艾早和细丫笑话了很久。胡妈丈夫本人个子敦实，面孔黝黑，眉毛又浓又重，细眯眯的眼睛藏在眉毛下，坐着干活儿时，那双眼睛就像是打盹儿睡着了一样。他身上终年到头系一条油布围裙，黄不黄黑不黑的颜色，因为污垢太重，边角处硬邦邦地支棱着，吃饭、喝茶、躺在藤椅上睡中觉，都不摘下来，好像长在身体上的第二层皮肤。胡妈对这两间店堂的杂乱、对黑麻子身上的邋遢是非常的看不惯，总是叮嘱我和艾早：别往前面跑！ 看弄一身脏。
胡妈一共生养了三个儿子：大虎，二虎，三虎。还有三个女儿：大丫，二丫，细丫。她的儿子个个欢势，女儿个个秀气，奇怪的是胡妈谁都不宠，唯独稀罕她的奶女儿艾早。艾早只要到了胡妈家里，就是女王，就是公主，她可以上天入地，可以钻墙打洞，别人只有笑眯眯听她指使的份。有一回艾早淘气打碎了一只热水瓶，黑麻子因为心疼嘀咕了一句，胡妈居然发火冲到前面店堂里，把他睡中觉的藤椅一脚踢出门外。此后黑麻子就学得乖了，艾早只要一去，黑麻子赶紧出门送货，随便艾早在家中怎样疯闹折腾，眼不见心不烦。
倒是在胡妈的调教和影响下，她的六个儿女个个对艾早好。就连比艾早大半岁的小儿子三虎，也知道时时处处让着这个“妹妹”，有吃的先尽着艾早吃，有好玩的留给艾早先玩。他那双毛茸茸的眼睛，在艾早面前总是眯缝着的，那是顺从，也是厚道。
青阳城的习俗，过生日要吃面。我和艾早到了胡妈家的时候，大丫已经从轧面店里把面条轧回来了，怕黏成坨，一把一把抖散，摊了满满一笸箩。桌上摆好了一大碗红烧肉，一条脑袋胖乎乎的红烧鲢子鱼，一盆花生米豆腐丁熬辣酱。胡妈还在灶上忙活着，做一个艾早喜欢的油爆虾。胡妈是真的把艾早当贵客待，否则她不可能做这个菜。带子的青虾倒不算贵，两三角钱就能买一斤，关键要费油，豆油或者花生油都要凭计划供应。
胡妈的大儿子大虎是最后到家的，他是胡妈家里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初中毕业，经我爸爸介绍，进邮局学徒，做投递员。他有一辆漆成墨绿色的崭新的自行车，车架上挂着一个同样墨绿色的邮包。我和艾早曾经看见他骑在车上送信的样子：他弓下腰，用劲地蹬车，车子左摇右晃蛇形地往前穿梭，他的脑袋和肩膀也跟着左摇右晃，绿色制服的后背在后面鼓起来，像背了一把小小的绿伞。他的那副快乐和自豪的模样，连追在后面奔跑的我们都能感觉出来。
胡妈总是跟我爸爸说，大虎进邮局进对了，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送信的”饭的人。
小时候大虎见到艾早，必定要趴下来，四肢着地，给艾早当“马儿”骑个痛快。后来我们上了小学，不骑马了，改成“踩高跷”，就是由大虎蹲下，让艾早踩上他的肩膀，再抓住她的手，慢慢地站起来，威风凛凛地走。胡妈怕艾早摔下来出事，每见到一次就要骂大虎一次。可是没用，艾早喜欢这个游戏。艾早天生喜欢一切带刺激性的东西。
可是这回大虎看见艾早时，脸上有了一种奇怪的神色，蹑手蹑脚地绕过她，跑到胡妈身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艾早爸爸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啐他一口：“光天白日，就没有好话说啦？ ”
大虎坚持：“妈，我不骗你啊，现在外面要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艾早爸爸家是开酱园的，算资本家，真要挨运动了呢。”
胡妈动作很大地翻动着油锅里的虾，嘴巴里愤愤地说：“开个酱园算什么资本家？ 资本家要住洋楼，娶姨太太，吃山珍海味。艾家老太爷在世时，天天跟伙计一块儿干活，晒黄豆，翻酱缸，早晚饭都是萝卜头就粥，我们小时候都是见过的。”
大虎认真地掰指头算：“你看我们邮局啊，局长是走资派，打倒了；一个副局长参加过三青团，也打倒了；再一个副局长，文革初期站错了队，现在靠边站；张秘书是小爬虫；王科长有海外关系；李主任被抓过现行……就剩艾科长，文革总共开始两年，他就当了两年逍遥派，谁都没怎么动过他，所以啊，这回的运动必得要轮到他吃苦。”
胡妈一跺脚：“你个没眼色的！ 艾早在这儿呢，你还说！ ”
“我不就是……”
胡妈腾不出手，就抬起一只脚，用劲地碾在大虎的脚背上。大虎疼得哎呀地一声叫，终于醒过神，不再说下去了，乖巧地拿起水桶，出门担水去。
我和艾早、二丫、细丫四个人玩着丢沙包，四个人的眼睛同时盯在那只个头最大的沙包上。我没有在意大虎的话。我想艾早也没有在意。我们毕竟才上一年级。
可是那天吃过了生日面，从胡妈家里出来时，艾早走着走着忽然问我：“艾晚你说，要是爸爸真挨批斗了，妈妈怎么办？ 那个孩子怎么办？ ”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嘴巴张成一个圆洞。那是在1968年，我们年纪虽然小，可是对于“批斗”这个名词一点不陌生，因为大人们嘴巴里时时会说到，学校里老师天天会提到，街上的大标语上面也每每会写到。在青阳的大街小巷里，我们不知道看到过多少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小爬虫”被游街批斗的样子，他们总是脸色死白，发须蓬乱，目光躲闪，有人被绳子勒得踉踉跄跄，有人被戴上滑稽的纸帽，有人被墨汁涂黑双手，还有人胸前胸后都被画上大大的红叉，像是即刻绑赴刑场执行死刑。每次我们站在门外专心致志等待游街批斗的队伍过来时，胡妈会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们拽回家中，关紧大门，嘴里嘟哝着：“作孽噢，作孽噢”，而后又忍不住地把眼睛贴紧门缝去看。
如果我们的爸爸真的被革命小将批斗了，如果他真的被人押到了大街上，被人扭着手臂戴上纸糊的高帽，被人用一根绳子牵着狗一样地走，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即将来临的恐惧使我深陷痛苦。有好几天里，我装着跟艾早在一起玩，偷偷打量我妈妈小山一样的肚子。我从前面看她，从后面看她，还从侧面端详她，想象着她会不会因为爸爸的事情生气和激动，像很多绝望寻死的女人一样，躺在地上号啕大哭，蹬脚打滚，从而使绷得紧紧的肚皮气球一样地炸开，肚子里的小娃娃炮弹一样“嘣”地弹出来，摔得头破血流，哇哇大哭。
我能看得出来家里气氛的紧张。首先胡妈进门出门不再把脚步踩得咚咚响了，相反她蹑手蹑脚，好像她自己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好像她脚步声一重，会吓着了别人。她也不允许艾好在院子里奔跑和笑闹，如果听到嬉笑声，她必定煞白了面孔冲出来，抄起艾好的屁股，把他抱进厨房，嘴里还不住声地抱怨：“小祖宗哎！ 你行行好哎！ ”可是怎么样才叫“行行好”
呢？ 她又说不出来。
我妈妈从怀孕后一直比较虚弱，动不动大汗淋漓，现在就变得更容易惊吓，哪怕外面传来呼口号的声音，她也会突然地站住，然后满脸汗水，眼珠慌乱地四下转动，表情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这时候她会头晕，身体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如纸，需要迅速扶住手边的什么东西——树干啦，晒衣架啦，廊柱啦，墙壁啦，才不至于倒下。很快艾早就掌握了我妈妈的这个规律，只要外面口号声一起，无论她在家里的哪个角落，无论手边在于着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会一跃而起，蹿过去充当我妈妈的扶手。
早晨我爸爸出门，低着头，手里夹一个黄布书包。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知道，书包里是两件换洗衣服——他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
他还剃了一个很短的寸头，因为大家都看见过，被批斗的人常常会被批斗者揪扯头发，而头发被揪是很羞耻也很痛苦的事情。每次走到门口，他会下意识地站一站，回身看看身后这个家。他的眼神非常复杂：既有悲哀，又有不舍，还有一种对于大门外面不可知命运的茫然。他为什么不可以对造反派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从来没有剥削过酱园工人呢？ 大人的怯懦，我们小孩子觉得不能理解。
终于有了一天，上班的时间，艾忠义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人五花大绑押回家来了。他之前一定被狠狠地打过，鼻孔下面凝着紫色的污血，眉梢上也豁了口子，伤痕像一条爬上额角的蜈蚣，脸颊和嘴角一块红一块青，红的地方肿着，青的地方却是奇怪地往里面凹着。他的头发已经剪成很短，偏就这一点触怒了造反派，他们觉得这人也太聪明了，还没被批斗呢．就想好了对付办法，那好，看谁聪明过谁吧。他们干脆拿剃刀把他的头皮刮个精光，然后用墨汁酣畅淋漓地写上一个字：“死”！ 过多的墨汁顺着他脑袋的弧度四处流淌，一条条拖挂下来，又被汗水稀释得一塌糊涂。他整个的脸，整个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精心装扮的一个厉鬼。
我妈妈一看见艾忠义光脑袋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死”，自己先就死过去了。她倒下去的身体横亘在廊下，上半部倚着窗台，下半部摊开在砖地上，背部折起来成直角，下巴恰好搁在那个大肚子的顶部，姿态非常别扭。此时有经验的胡妈冲过去救了我妈妈的命。她飞快地出手，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掐在李素清的人中上，腾出来的另一只手又摸索着去掐她的虎口。两下里一齐用力，几乎是咬牙切齿，李素清才悠悠地回过气来。
一个月后，我妈妈生下了小弟艾多。一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确认这孩子是个废物。是否因为母亲在孕期的惊吓和大脑电路短暂关闭导致婴儿残疾呢？ 那时候大家没有这么想过。
所有对于生理和疾病的认识，都是在很多年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妈妈在里屋床上躺着，由艾早照顾。因为害怕而大哭不止的艾好，被胡妈牵来交由我看管。艾忠义早已被折腾得半死，此时被当成一堆破麻袋扔在院墙角落。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很兴奋地散布在院子各处，用小锤子敲四处的墙壁和地面，看有没有空洞的声响。去年曾经有一户人家，被红卫兵抄家时挖出一个暗室，主家坚持说是从前为躲日本人想出的主意，红卫兵当然不信，一心一意要想象出“基度山伯爵”那样的藏宝故事，结果逼打出了人命。
我们家里会藏有一大箱晶光璀璨的奇珍异宝吗？ 会有童话故事里那样的聚宝盆和发财树吗？ 胡妈很坚定地告诉我和艾早说：没有。可我们私底下是希望有的。我们不在乎家里的墙壁和地面被挖得千孔百疮，只盼望世界上果真有奇迹发生，那会让我们灰暗的生活变得熠熠闪光，变得比珠宝更加灿烂。我们会成为学校里的明星，或说是英雄，因为光我们家的财宝就能让整个青阳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事情的发展令人沮丧：造反派没有找出任何财宝，却在院里的一口荷花缸下面挖出两颗生锈的子弹。我从人缝里凑近去看了那两颗子弹，它们差不多有钢笔的一半那么长，却只有铅笔那么细，弹壳上裹了一层又一层锈斑，疤疤癞癞，分不出弹头和弹尾，你根本无法判断它原本是什么模样。
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家中为什么会藏有子弹？ 有子弹就必然有枪，枪在哪儿？ 藏着枪和子弹，不是为复辟是为什么？ 不是为策应美蒋苏修进攻大陆又是为什么？ 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就是明证啊！ 这就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造反派当即带走了那两颗子弹，也带走了我爸爸艾忠义。子弹的事情要送交公安部门处理，艾忠义则会被进一步严审，交代枪的下落和藏枪弹的动机。
造反派走了之后，胡妈开始收拾狼藉一片的院落，把挖开的坑填上土，把搬开的水缸搬回去，墙壁上打落的石灰砖块，先扫拢，指挥我和艾早一畚箕一畚箕运出门，至于如何修补，那该是我父母的事了，她做不得主。
“作孽噢，作孽噢。”胡妈嘴巴里翻来覆去就是唠叨这几个字。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词汇可以来形容这场劫难。
李艳华下班回家，顺便从医院食堂打回了稀饭、馒头、酱菜。很快张根本也回来了，洗了手，坐下来吃晚饭。我咬着馒头，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从艾家酱园挖出子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