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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宏林的姓名牌钉在一个房间门上。沿着走廊大概有五六个这样的房间，彼此紧挨，亲密共存。我猜这些房间里的律师应该具有更高级的身份，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房门全都紧闭，门内悄无声息，气氛不无神秘。偶尔外面的某个桌上有电话铃响起，坐在桌后的年轻人接听之后，立刻起身，拎起手边早已准备好的一份文件，小跑着走近其中一扇门，抬指轻轻一敲，而后转动门把手，恭身闪进，回手习惯地将门又关上。我很难猜想门内律师手里代理着一个何种性质的案件，是替一个被玷污的灵魂申冤讨债，还是筹谋着将一个原本清白的好人打入地狱？ 无论如何，每一扇紧闭的门内都是一个小小的战场，文件和文件、档案和档案时时刻刻都在厮杀搏斗，硝烟弥漫中打出钞票的腥甜。
纪宏林是一个小个儿、精瘦、剪着一个利索的平头的中年人，一件浅灰色衬衫扣得严严实实，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一枚圈形婚戒。他面前的桌子上，除了电脑之外，电话机，传真机，扫描仪，手机，笔形录音机，超薄相机，U 盘……全部高科技的电子设备一应俱全，闪出金属特有的幽秘之光。拍纸簿上搁着一支拧开套子的黑色钢笔，刚刚他就是用这支笔在签署一份文件。我已经好久没见人用过这样老派的书写工具了，一瞬间又觉得恍惚起来，仿佛时间沿着这支笔杆倒退了二十年。
最现代的和最传统的，在这间小小的律师办公室彼此相安，和谐共存。
他起身，客气地跟我握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他眼睛里曾经流出过一丝诧异。
或者说，是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惊讶。他心里想的肯定是，艾早明明已经投案自首，怎么又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姐妹之后，心里都会惊叹我们的相像。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而后渐渐出现差异，二十岁的时候差异明显，甚至高矮胖瘦都有区别，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一胞双胎。到了现在，容貌却又有重合的趋向，眉眼神情，声音腔调，步态动作，惊人的相似，活像由一个克隆了另外一个。
纪宏林伸手向墙边的沙发：“你请坐。我们早晨已经通过了电话，不算陌生。”
我迫不及待提出要求：“我姐姐在哪儿？ 我想见她。”
他苦笑一下：“对不起，这不可能。她现在是杀人嫌犯，就连律师见面都要事先申请。”
“你申请了吗？ ”
“我提出保释。四十八小时会有答复。”
“这就是说，我要一分一秒地等完四十八个小时？ ”
“其实你不需要等。以我的经验，像艾早这样的情况，保释要求基本不可能答应。我提出要求，不过是要走完一个法律程序，以免留下遗憾，也是给家属一个交代。”
他嘴里的每句话都像一颗子弹，简洁，冷峻，置人于死地。
“为什么？ ”我问他，“艾早为什么要这样？ 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 ”
他摇了摇头。“他人是地狱。”他说，“黑暗而幽深的地狱。我们这些置身事外的人，无法窥见一个人完整的内心。”
“张根本的太太呢？ 她在场吗？ ”我想说的是，张根本被杀时，他年轻的老婆是否亲眼见到？ 她做出了什么反应？ 纪宏林告诉我：“半年之前，张太太办妥了投资移民，带着小孩子去了澳大利亚。”
我张大嘴，惊愕不止。这事张根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艾早也没有提起。
纪宏林又说：“其实我已经没有义务介入这个案件，因为张总的公司不久之前已经清盘，作为张总公司的律师，我跟他之间同时结清了一切。如果你需要我继续服务，你要签署一份家属委托书，另外，我必须按小时收费。你同意吗？ ”他冷静地看着我。
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惊愕中走出来。我此刻的模样，一定像个傻瓜，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情的傻瓜。
我问他：“为什么清盘？ 公司不是一直做得很好？ ”
纪宏林摊开手：“是张总的决定，我不清楚原因。张总把公司股份卖给了一家香港商业集团。谈判时间很短，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
“一定有原因。”我说。
他沉吟一下：“也许张总倦了，不想再做下去了。”
说到这里，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用中指推到我的面前：“艾早委托我转交你这张银行卡。她说是张总卖掉公司后分给你的一笔钱。你是张总的养女？ ”他忽然问了我这句话。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拿出一些文件，一张一张地递给我：“这是银行卡的签收单。你把卡号写在这儿。这是律师委托书。你需要委托我吗？ ”
我需要委托他。我在这儿只有他这一个指靠得上的人。
我拿起他递给我的大号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纪律师，请你想办法尽快见到我姐姐。求你一定要帮她！ ”我的声音里有一点颤抖。
“我会尽力。这是我的责任。”他很严肃地回答我。
可是他没有给我吃定心丸，也没有给我开任何空头支票。
我们握了手，然后我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去。猛地一下子，我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空落，五脏六腑都抽走了，腹内空空，走路飘忽，平衡尽失。
法律是一堵冰冷的墙壁，我撞上之后才稍稍清醒。原来我此行见不到艾早，这事比我想象的更加严峻。
关键就是，艾早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定位：杀人嫌犯。
1994年春节，我第一次到深圳。
艾早和张根本刚刚结束了他们在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期，转战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购买了高档生活区内的商品住房，雄心勃勃着手筹建一个张姓商业王国。
艾早给我打来电话说，房子装修好了，专门给你留了一个客房，来住几天吧。她还说，知道你很快要去美国进修，你要是来，我给你好好买几身衣服，深圳的衣服多得让你挑花眼，你关在南京的校园里，想象不出华服美鞋可以怎样地重塑一种人生。
我爸爸妈妈催促我接受邀请。艾早离开青阳整整五年，没有回过家。爸爸妈妈嘴里不说什么，心里一直惦记她，不知道她跟着张根本变成了什么样。1989年张根本变卖了我们家的房产，带着全部卖房款携艾早登上长途客车时，爸爸妈妈发誓跟他们断绝关系。老两口都是好面子的人，说出去的话没有理由再收回，所以我成了他们跟艾早之间的联络员。
艾早开着新买的美国车去机场接我。车是他们从海南买回来的，海关走私货，比市场便宜近一半。几年之后走私车像鸟儿一样落满了那个热带海岛，通过海口和湛江之间的轮渡源源不断运往大陆，终于酿成震惊全国的大案。
那时候张根本已经把美国车换成了正经渠道进口的奔驰车，开始享受财富带给他的极速飞升。
艾早的气色很好，看上去似乎比我年轻，大概如她所说，是用了一种瑞士产的生物化妆品的缘故。她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裙装，上衣短而窄，领口一直翻开到腰线，饱满的胸部有呼之欲出的危险。沿衣边用仿水晶的小钉子镶出一道亮闪闪的线条，使朴素沉稳的藏青色立刻改了面孔，端庄中透出华贵，华贵中又有一点点俏皮。她脚上的鞋，手里的包，都是跟衣装精心搭配出来的，相补相衬，说不出来的和谐。我在见她的第一眼，恍然明白了什么叫一个人的“着装品位”。
当时我在牛仔裤里面还穿着一条厚毛线裤，脚下是咖啡色腈纶绒的保暖鞋，一件紫红色的腈纶轧花棉袄已经脱了，鼓囊囊地抱在肘弯里，跟身边很多走出机场的北方旅客一样，既老土，又狼狈。
艾早先是正面端详我，又抓住我的肩，将我反身过去，从背后打量我。她一句嘲讽我的话也没有说，先把车开到国贸中心，给我换装。
在琳琅满目的品牌店里逛了一圈之后，她帮我挑了一条咖啡色的针织背心裙，里面衬一件薄薄的奶白色羊毛衫。她还给我配了一条披肩，一个米色手袋，一双褐色皮鞋。我们在商场的试衣间里换上新衣服，然后她把我脱下的冬装卷成一大团，塞进两个带拎手的购物袋，轻轻松松地出门。她是用商场消费卡付的账，我甚至没有看清一共花了多少钱。
出了商场门，艾早用她的“大哥大”电话跟张根本联系。张根本已经在楼下的粤菜餐厅里给我们订了位。张根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你姐姐越来越像了。”
可是张根本的模样跟几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他开始发福，一件肩头和肘弯处镶着咖啡色软皮的毛衣绷在肚子上，笑起来的时候，鼻尖上沁出闪亮的油脂。从前总觉得他的脑袋有点小，还有点尖，透着机巧和精明，现在因为胖，脑袋上长了肉，不觉得小了，可是前额却又秃了顶，额头无端地宽出来，成了大片的跑马地。
张根本摸摸他的头，问我说：“小晚，你是不是看我老了？ ”
艾早不客气地回答他：“你怎么会不老？ 我和艾晚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张根本“啊”地一声，像是刚刚意识到我的长大。而后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要是结了婚，我也可以抱个外孙子啊！ ”
我偷看艾早一眼，心里无端地跳，忍不住地慌张。
艾早没有发觉我的异常。她笑着在我面前放下一杯新鲜芒果汁：“艾晚你别理他，他是自己想儿子想疯了。”
那天的晚饭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张根本居然点了一只两斤多重的澳洲大龙虾。穿白衬衣黑背心的俊美侍者将龙虾囚在一只桶里，送上来给张根本过目的时候，龙虾的两只巨钳还在绝望地舞动。在这之前，我仅仅是在我们教研室主任家里见过一个龙虾标本。他去海南岛旅游，从一个旅游品商店买到了那只张牙舞爪的大虾王，孩子样的如获至宝，千里迢迢捧到了南京，掉下来的一只钳子还是后来用胶水粘上去的。张根本点的这只龙虾，比我们主任挂在墙上的那只更加威武神气，我差点儿提出来别吃它了，由我带回家做标本。我甚至还想，我可以把龙虾标本送往青阳，让我的父母见识一下张根本和艾早的生活状态。
可是我终究没有开口。那只虾，生吃、盐灼、须尾烧成咸泡饭，就着啤酒和果汁，一点一点进了我们的胃肠。
那晚我们还吃了青蟹，吃了鲜贝，吃了清蒸的石斑鱼。张根本很会吃鱼，他拿一根筷子竖着往鱼背上一戳，就知道这条鱼欠了火候还是蒸得老了。几年当中，他一定是吃了无数条清蒸海鱼，才历练出这样的手感。
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我的款待为何如此隆重。他是我的养父，他供我念完小学、中学、大学，又在南京就业安家，即便他对我摆出为父的尊严，有一点爱理不理的矜持，那也是该着的，我不会有丝毫怨言。
席间我几次要说到我的父母，都被张根本岔过去了。他不想谈论他们。从前他就对我父母不屑一顾，现在依然如此。他在骨子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尤其是那种有点迂，有点倔，又有点自以为是的人。
走出国贸中心，上了艾早的车，我才想起来，从见面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
当然，当着艾早的面，这称呼会使大家难堪，所以我不喊是对的。我问艾早，他怎么不一块儿回家？ 艾早说，这会儿就回家了？ 还有一场麻将局等着他呢。我说他什么时候爱上搓麻了，他的手气好吗？ “他不能手气好。”艾早笑了笑，“他去了就是要输钱的。”
第二天一早，艾早接到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对方聊了一会儿，好像还谈到了付钱不付钱的事。放下电话后，她迟疑地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走一趟。
“谈生意吗？ ”
“不，去抱个孩子回来。”
我目瞪口呆。这简直太有宿命意味了。张根本二十五岁的时候抱养了我，到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又想再一次抱养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我问艾早。
“男孩。他只要男孩。”
张根本从青阳我父母家中带走艾早时，就知道她这辈子不能生育。这事儿我父母甚至不知道，但是张根本知道。当年就是他驾驶着带车斗的警用摩托，把她从乡下卫生院的治疗室里抱出来，送往邻近的地区大医院，救活她一条命。张根本的那辆摩托，被艾早身上流出来的血弄得触目惊心，他找个修车铺又冲又洗，还换掉了车斗里的海绵坐垫，才算是掩踪灭迹。
所以，1989年张根本跟艾早结婚，思想上有了这一辈子绝后的准备。
但是现在不行了，张根本的事业做大了，他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更盼望着有个儿子。有儿子才能接班，儿子才能让他享受到拼搏成功的乐趣。
艾早来到深圳之后，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频繁地为张根本寻找一个养子。
最早是张根本的司机从火车站附近捡了一个。捡来时发现是个男婴，张根本曾经欣喜若狂，以为是上天特意对他的眷顾，刚瞌睡就送来了枕头。回家养了几天，觉得不对，男孩儿尿频，从早到晚尿布上没有干爽的时候，走近小床就闻见一股尿味。仔细扒开孩子的屁股｝ 看，才看见小鸡鸡的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副完整的女性器官，有阴道，也有尿道。尿水是从后面的尿道里源源不断流出来的。张根本感觉很晦气，叫他的司机偷偷把那孩子又送回了火车站。
第二个孩子，张根本花了一万块钱、两条“红塔山”香烟，才从人贩子手里买了过来。买卖人口是重罪，张根本这么做可算冒了大险。
孩子到手时小脸发紫，哭都哭不出声，人贩子信誓旦旦说没事，从贵州过来一路辛苦，把孩子熬的，养一养就会活蹦乱跳。结果养了不到三天，小家伙一命呜呼。原来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两次下来，张根本很受打击。可是他并不死心。这个人做事向来不屈不挠。他把任务交代给了艾早。他说艾早，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理解我，没有人比你更相信我，你如果帮我办成了这事，将来公司财产一半是你的，一半是这孩子和艾晚的，如何？ 艾早回答他，别跟我提财产，我这个人不贪财。
我们这回要去的是深圳老街上的一个私人诊所。有个打工的女孩不幸怀了孕，在诊所里偷偷生下孩子，自己没法留，要送给一个好人家养。
艾早手里捏着一张记有门牌号码的纸条，领着我在东门一带走街串巷。艾早对老街地形并不熟，又不敢胡乱打听人，弄得我们两个鬼鬼祟祟活像做特务。那时候老街上房屋破旧，店铺一个挨着一个拥挤杂乱。卖服装的店面算是干净，但是高高低低的衣架一直挂到马路边上，弄得行人只好从那些牛仔裤老婆衫的空当里侧身而过。卖西洋参、当归、黄芪、益母草以及干贝、参鲍、鱼翅的店铺把他们的货品用扁扁的笸箩一样样重重叠叠地陈列出来，活像一个人当街袒露了自己的五脏六腑，浓烈的腥鲜气味熏人作呕。卖头饰、玻璃珠串、镀金项链和塑料电子表的店铺一律袖珍得可爱，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进门挑货，彼此必须达到一个默契，侧身共处，才能把自己的身体安置下来。
所有这些店铺的老板都是深圳本地人。上午的生意不那么忙碌，他们有时间趿拉着塑料拖鞋，在狭窄的街巷里东家西家地串，把铿锵的广东话说出一股恶狠狠的腔调，听上去好像彼此在吵架。他们都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黝黑面孔，男的穿一件金利来或者是港产“鳄鱼”的无领套衫，下面的休闲裤松垮垮地系在肚皮下，显得闲适而自在。女的穿色彩夸张的针织套装，脖颈和手腕上戴着光灿灿的金饰。很多人的嘴里还镶着金牙，说话的时候，如果迎着光，嘴巴里就会光彩夺目，整张面孔都会因此而生动和灿烂。
“窦氏妇科”的招牌是一块临时挂到门外墙壁上的木板，漆成棕色的底板上写着工工整整的宋体黑字，倒也有几分庄严。诊所的门关着，有人进去，必须敲门，里面的护士把防盗铁门拉开一道缝隙，问明来意，才开门迎客。挺神秘。但是又让人心生戒备，总觉得黑糊糊的屋子里似乎隐藏着罪恶，时时刻刻都有阴谋存在，毒蘑菇一样在角落里滋生，而后长大和惊爆。
诊所的医生是男性，小胡子，鼻梁上架一副半框眼镜，看人时有点不屑一顾，好像我和艾早不值得他亲自接待。他把我们扔给了他的助手，一个头发烫成鸡窝状、皮肤很粗、长得人高马大的北方女人。
“那啥，你俩先看看孩子。”她刚洗了手，在污渍斑斑的白大褂上飞快地擦着，转过身，一撩帘子去了里屋。
里屋传出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听上去仿佛是北方女人跟医生商量着什么。我和艾早一言不发地等在外屋，一边很无聊地看着墙上的挂图。挂图的内容全部与怀孕和生产过程有关，细致地描绘出了阴道、子宫和子宫里蜷缩的胎儿。最早的胎儿像一片豆瓣，临产前的胎儿就已经成了一只剥皮青蛙，一根粗粗的脐带从胎盘里衍生出来，连接在胎儿鼓突的肚脐眼上，看上去像一条不怀好意吮吸胎血的蛇。
北方女人又一撩门帘，肘弯里托一个襁褓出来。我们立刻凑上去看那个孩子。孩子的胎毛乌黑，小脸又红又皱，睡着时还在用劲地吮吸，弄出一副挺痛苦的模样。 ，“可要看仔细喽，孩子能吃能睡，啥毛病没有。”北方女人解开襁褓，很负责地给我们看婴儿的生殖器，肚脐眼，还有手指脚趾。她的一只大手随意地把孩子翻过来调过去，孩子在她的翻弄下依旧安睡，没有一点脾气。
“那妹子是湖南人，年轻，泼得很，生孩子跟下个蛋一样，一点没费劲。生完躺了一半天，打个车走了，留个电话号码给我，让找着人家给她打个电话。”
“多少钱？ ”艾早平静地问。
北方女人眯起眼睛，机警地看着我们。“你俩谁要领？ ”她问。
艾早指指她的鼻子。
北方女人把婴儿往襁褓中马马虎虎一裹，手指对艾早勾了勾。艾早会意，跟着她进了里屋。
片刻之后艾早一个人出来，神色依然平静，看不出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迹象。
“走吧。”她招呼我。
出了门，走在深圳冬天的阳光里，我问她：“他们想要多少钱？ ”
艾早说：“一点补偿费吧。他们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