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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给陈清风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也提前回校了。他让我过去一趟，他从家里带来一大袋自制的花生糖和炒米糖，要分我一半。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早知道你提前回南京，就约你在青阳车站碰面了，坐同一班长途车，有个伴。”
我马上想到送我去车站的艾早。要是在那儿偶遇陈清风，她会不会跳上车跟着我们到南京呢？ 陈清风穿着深蓝色的中式棉袄，胸前一排盘扣的那种，脖子上围着浅米色围巾，围巾的一端垂下来，另一端折进衣襟中，像电影上三十年代的人，有沧桑和历史感，很耐看。他的头发一一直是往前梳的，搭拉在前额，有点孩子气，不像他四十岁的年纪。寒冷让他的皮肤显得干燥，眼角皱纹多了，两边各有一条长长地延伸到鬓角，像是把他的面容从三分之一处割裂开来一样。男人有皱纹才好看，让人感觉凝重，端庄，舒适和安全。
“艾早又赚了不少钱吧？ ”他倒了一杯热茶让我暖手，一边开着玩笑。“她那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可以到处走，到处看，我羡慕得很。”
“艾早自己不喜欢走动。她想开个工厂，安定下来。”
“真的？ 那我对她的看法错了，我一直以为她是静不下来的。”
人们身上暴露出来的表象常常跟本质错位。陈清风误读了艾早，我一点都不奇怪。
陈清风搬出一个大号的方形饼干盒，打开，抓出花生糖。“你尝尝。家里非让我带上不可。这哪儿是男人吃的东西？ 你不嫌弃的话，统统归你。”
“家里”，指的是妻子。妻子做了这么多花生糖让男人带上，说明对男人是巴结的，心疼的，爱的。农村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带到南京，费事巴拉地自制花生糖，是心意。
然而陈清风轻轻地一转手，把它们全都送给了我。赠送的姿态是不领情，拒绝，至少也是没放在心里当个事。
陈清风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他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不提，仿佛他的生活中没有那个女人。我还记得那年她坐在县广播站的院子里给陈清风洗衣服的样子：齐耳的短发湿漉漉披在脸上，头发下面是一个发红的鼻尖，一副粗糙发干的嘴唇。身上套着陈清风穿旧的汗衫，细薄的纤维透出里面一览无余的内容。因为使用的是搓衣板，身子有节奏地往前一捣一捣，大而稀松的乳房顶着汗衫甩来甩去，黑色的乳头跟着蹦蹦跳跳，显得既活泼又蠢笨。
陈清风有两个孩子，女儿已经读高中，成绩不错，作文尤其好，听说在《少年文艺》上还发表过习作，题目叫《乡村的傍晚》。陈清风觉得女儿继承了他喜爱文学的基因，深为自豪，时不时地要挂在嘴上说一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希望两年后女儿能考北大，替他实现一一个梦想。他给我看过女儿的照片：长圆脸，溜肩膀，细腰宽臀，眉眼显得早熟，眼神里甚至透着一点撩人的风情。陈清风得意地说：“她就是太骄傲了，佼佼者易折。但愿她在考上大学之前别出意外。”他的儿子小两岁，上初中，不知道是不是缺少父亲教育的原因，是个调皮捣蛋的主，曾经留过一级，估计高中是不可能考上的。
陈清风也作好了打算，让儿子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学徒。“那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强扭的瓜不甜。”说这话的时候，他叹着气，脸上全是寥落。
在青阳农村，女儿的前程无足轻重，儿子才是将来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人。陈清风的情况偏偏如此尴尬，他只能把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失意和寥落在情理之中，他对女儿的接近崇拜的溺爱也在情理之中。
我尝了一块花生糖。好像糖稀熬制的时间不够，有点黏牙，远不如艾早的手艺。以前艾早在家里熬花生糖，要放进橘子皮、生姜米，还有一点点味精，香脆得怎么吃都不够。
“艾晚，”陈清风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出国读学位？ ”
我手里捏着咬了一半的花生糖，觉得这问题太突然，惊讶中不知道如何回答。
“应该找机会出去看看。现在不同过去，只要国外有邀请，签证很容易。人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做井底之蛙。世界为什么那么辽阔？ 人类自身为什么这么渺小？ 这是上帝故意埋卜的伏笔：鼓励人们在辽阔之中行走，在行走中完善自身。”
“这么说，你打算出国？ ”
他沉默一下：“我有个同学在美国，正在帮我申请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过去，我们在美国见面。”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怂恿我出国，而且约定我们“在美国见面”？ 他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过于寂寞，希望有个旧友故交跟他互帮互学支撑岁月吗？ 他留校做校刊编辑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每天上班，读很多枯燥的学术稿件，分出一二三等不同层次，写审稿单，去主编那儿力争自己的版面，排版，校对，一校二二校三校，最后把新出厂的刊物打包，分寄作者读者，关注刊物上的文章有什么反响，聆听同事们对版面分配不公的抱怨，对刊物质量不尽人意的抱怨，还有主编对封面版式和发行量的抱怨。那些经由他的手裁剪修订后在刊物发表的文章，跟他本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发表它们感觉不到快乐，更谈不上成就。他想抛开这一切，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的乐趣和辉煌，这符合他的性格。
他走了，也许对艾早是个解脱。她可以死心塌地嫁人，生个孩子，打理她的工厂，把我父母和艾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就让陈清风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开学前，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年近五十、行事谨慎的人，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的课，学问不错，但是不善于开口，如果不强打精神，很难把他的两节大课善始善终地听完。
他很少找人个别谈话，尤其我这样的单身女教师，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心中忐忑。
他穿着一件深颜色的过时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得发白，胸前有油迹，还有粥斑。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像他这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他的头发也有许久没有洗了，脑油气味很重，白色的头皮屑一片片地沾在发丝上，肩上也落了薄薄一层。我非常想伸手帮他拂去那些头屑，想来想去还是忍住了，我认为他不会习惯这样过于亲密的动作，那会吓着他。
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家做不做饭啊？ 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啊？ 对教研室工作有什么看法啊？ 他的不苟言笑的性格很不适宜问这家常化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对，我们彼此都觉得谈话吃力。他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腿间，上身挺得很直，脸上努力要做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每一根皱纹都透着紧张。
终于他把话题转入正事。系里要主办一个国际性的高分子化学家论坛，有大量的会务工作要忙，得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手，教研室主任打算把这个差事交代给我。
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小的事情，弄出这么紧张的气氛来，难怪他脑袋秃顶得厉害。
“会务工作很重要，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好……”他身姿笔挺，眼神肃穆。
“你放心，我能够干好。”
“葛一虹教授不容易相处……”
“你也放心，我绝对服从她。”
他难得地露出笑容。“拜托了。”他说。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如此为难。葛一虹是我们的系主任，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有世界知名度的高分子化学家。她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儿女，性格专横，说一不二，在系里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总是风一样地来去，从不跟她助手之外的人交往闲谈。系里每年都要给她更换秘书，那些可怜的人不是自己辞退自己，就是被她毫不客气地赶走。人们背后都说，为老太太工作，第一要皮厚，第二要厚皮，否则是自寻崩溃。
我不在乎。我年轻，根本就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仅仅是做一次会务，一两个月的事情，就算每天挨骂一次，总次数也还是有限。
我去会务组报到，被分配做秘书工作。我的l 临时同事有二十多个，有从学校外办抽调过来的，有接待处的，有系办公室的，还有像我这样原属于各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系里还是第一次操办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有点紧张。会议上的事情环环相扣，有时候一个环节关注不到，会导致全盘尽失，这是校外办主任在预备会上反复敲打我们的话。
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位，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 ”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沦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 ”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与会代表们寄来了他们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英文的原件。每份都要大量复印，以便会上人手一册。字体和格式不符合规范的，要重新替他们打印。还得翻译成中文，再打印出若干份，因为会上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大量的旁听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懂英文发言。我的工作是打字，把英文中文统统输入电脑，然后打印。不久之前我买过一本“五笔字形输入法”
的教材，自学过一阵，现在派上了用场。系里唯一的一台装上“五笔字形”软件的PC机，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工具，我从早到晚坐在机器前，十指翻飞，看着那些黑色的单字像小人儿列队军训一样，一个跟着一个翩翩而出，笑眯眯地立正和稍息，最后乖乖站进自己的位置。我很有成就感。系里还没有一个人的打字速度比我更快。
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老式打字机。老太太挺直腰板端坐在桌前，紧抿着嘴，全神贯注，下手很用力，字键被她按出咔嗒嗒咔嗒嗒的声响，子弹扫射一样。
随着手腕的用力，她的两侧肩膀耸上去，衣服上厚厚的垫肩像两块盾牌张开，头颅缩进脖严里，下巴上的垂肉一颤一颤，显得很辛苦也很吃力。我们经常从门缝里偷看她专心打字的模样。大家都说，老太太脾气不好，心肠挺好，从来都不肯因为自己的私事麻烦别人。我们还杞人忧天地议论，照老太太的性格，到她老成了木乃伊模样的时候，她怎么照顾自己呢？ 她尝试在那台PC机上打印她的中文讲稿。她用拼音法。但是她对拼音远不如对英文那么熟悉，常常是手举在空中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按哪个字键。这样的速度比一一年级小学生写字还慢。她歪着头，无奈地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字，神情沮丧得可爱。
“葛教授，我来帮你吧。”我自告奋勇地站出来。
她抬头看看我，一开始并不特别相信，觉得我的水平不可能比她高出很多。但是她还是起身，把屏幕前的位置让给了我，好像是不忍心伤害我的热情。我调出“五笔字形”的软件，立刻开始了令她眼花的打字表演。我的两只手动得飞快，键盘发出令人愉悦的啪啪声，字体几乎是一片片地涌出来，然后又一行行地后退，流畅而且优美。我承认熟练劳动能给人带来愉快，那是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以及连贯的旋律所具有的美妙，如原始舞蹈一般精彩。
葛一虹吃惊地问我：“你一分钟能打出多少字？ ”
“没算过。一百个字吧？ ”
“天哪。”她说。她觉得这个速度有点吓人。
然后她一直俯身看我打字。她微微地张着嘴，表情陶醉，如同一个孩子面对着令她惊喜的玩具。她身上有烟味，咖啡味，还有淡淡的男性香水味。种种复杂的气味钻入我的鼻腔，使我倍加兴奋。我们两个人同时沉浸在速度的魔力中，流连忘返。
国际会议开幕的酒会上，作为大会主席的葛一虹照例要致一个欢迎词。秘书组把撰写欢迎词的任务落实给了我。初稿出来后，葛一虹大加称赞，当众表扬了我，认为写得有文采，化学系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好的文章。其实她不知道，稿子是经过陈清风帮我润色的。我认识陈清风这么多年，这是唯一求他帮的忙。我像是在讨葛一虹的好，一心要让她赏识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仅仅是虚荣心？ 我自已也弄不明白。很多时候，当我们格外卖力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行动并不受思维支配，仅仅是想要去做，非做不可。
葛一虹要求我自己把这篇欢迎词译成英：艾。但是她对我的译文很不满意。她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当面给我修改。有很多语法上的错误。还有一些习惯用词的错误。形容词用得也不准确，还有更好一点的选择。当一个别扭的句式出现时，她大声地读出来，夸张了那种别扭，让我面红耳赤。她嘲笑我不会使用被动语态。“‘The party has been planned since the newyear．”（ 这个聚会自新年起就已筹划了。） 可是我仅仅用了“plan”，而没有用“has beenplanned ”，诸如此类。“谁教了你们大学英文课？ ”她有点恼怒地问我。“四年大学加三年研究生，英文都学了些什么？ ”
我喜欢看她紧皱眉头的不满姿态。被她面批过一次英文翻译，我忽然感觉自己在语法问题上大有长进，许多从前模糊的知识点变得清晰。我忍不住地有了冲动，眼睛里看到的每一个句子都想用英文翻译一把。
教研室主任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我，他难得微笑着说：“艾晚，葛教授大概很赏识你。如果她留下你做办公室秘书，你觉得怎么样？ ”
我几乎吓出一身冷汗。喜欢老太太是一回事，做她的秘书又是另一回事。做秘书，意味着我从此要跟文字和会议打交道，我的七年专业课自学了，我指望着熬成副教授、教授的梦想也破灭了。不，我没有这个准备，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幸亏教研室主任的一句提醒，使我没有在老太太跟前陷得更深。我适可而止，没有进一步卖力表现。否则的话，五年之后，我不可能得到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进修专业课的机会。
初夏。有一天我偶尔经过从前住过的大学宿舍，发现泡桐树又开花了，紫色的花朵层层簇簇，堆云叠雪，颜色看起来比从前更浓更艳。
树龄跟花的颜色有关系吗？ 应该不会。可能是我有好几年没有注意到泡桐树的缘故吧。
女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夏装。跟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服装的变化似乎比时局和政治的变化来得更快。典雅的公主裙，夸张的泡泡裙，狂野的牛仔裙，妖娆的鱼尾裙，还有大摆裙，铅笔裙，一步裙，超短裙，蝙蝠裙……五花八门的裙装把这个面孔单调的工科院校打扮起来，校园里百花盛开蝴蝶翩跹，空气是热烘烘甜丝丝的，走路走得稍快一点，心里会荡漾，脸上泛出红潮，肌肉发酸，眼神恍惚，脚步不知不觉飘起来，喝多了米酒一样。阳光晒在皮肤上，不像盛夏有刺人的灼疼，但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红，手摸上去微微地发烫，感觉像发着低烧，人不难受，反而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愉悦。
晚上八点多钟，我做完手头的一个催化剂的实验，从教学楼出来，拐到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拎着回家。在实验室闷了一天，身上满是化学药剂的酸味，衣服粘在身上．像是在热烘烘的空气里发酵了，被那些化合、聚变、分裂之后变得面目全非的分子们浸泡得膨胀了，紧紧挤压着皮肤，使汗水无法排泄。我迫切希望回家冲个澡，换上千爽的睡裙，就着一袋榨菜片，一边啃面包，一边看看电视节目。或者读几页小说也不错，我刚从图书馆借来一套《川端康成文集》，那些优美讲究的文字需要靠在床头慢慢地读，就像含食话梅一样，先用唾液浸湿，把果肉泡开，再吮出咸咸甜甜的滋味，咽下去，获得满足。
单元门洞里黑漆漆的，大概楼道灯又坏了。
在我们这儿，公共设施总是比私人物品容易损坏。楼道里的空气有点闷，有一股石灰和水泥受潮发霉的甜腥气。家家户户房门紧闭，隐约能听见电视剧里人物对白的声音，很激烈，还夹着不顾一切的哭闹。电视剧总喜欢夸张人物情绪，把喜怒哀乐的动静弄得很大，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戏”。有趣的是那一天全楼道的人家不约而同收看了同一部电视剧，所以我几乎是一路追着哭声闹声上楼。
我家门口的楼梯扶手边倚着一个黑影，听见脚步声，黑影转身。“艾晚！ ”
我拍着胸口喘息：“艾早，你吓死我了。于吗不去学校找我？ ”
“刚刚对门老师上楼，说看到你在小卖部，我想你快回来了，找岔了反而不好。”
我打开门，艾早把门口的行李提进屋。是一个纸箱子。打开看，里面装着日本产的“夏普”微波炉。
“哪儿来的？ ”
“张根本让我带给你的。一个日本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