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动中保全下来，成为我们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
胡妈对我和艾早的态度明显两样，因为艾早是她奶大的，我不是。我妈妈生下我们两个孩子时，国家正在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不足，副食品少得可怜，妈妈奶水不够我们两个人抢，就把艾早寄放在胡妈家里养。艾早断奶之后，胡妈又跟着过来，带孩子，做家务，俨然成了一家之长。艾早小时候皮肤黄，眉眼也不如我清秀，我妈妈说，可能因为吃了胡妈的奶，多多少少有一点随胡妈。胡妈听了就高兴，嘿嘿地笑，想方设法把好吃的东西藏在厨房里，再偷着把艾早喊过去，一个劲地往她嘴里塞，还催着：“快吃！ 快吃！ ”
也不怕噎死了她的宝贝儿。
如果艾早用指甲抠门板，胡妈是肯定不会骂她的，最多把她拉到怀里，心疼地举起她的手指头看，怕她抠坏了那一片片粉白透明的指甲盖。
胡妈最看不入眼的人是张根本，提到他，她就要撇嘴，鼻子里重重地哼一声，表示这个人不值一说。
起因是张根本白住了艾家的门面房不算，几年之后，又不打招呼地占据了一角院子。
院子从前真的很大，几乎比半个足球场还大，因为艾家从前开酱园的时候，要在院里放置大大小小的酱缸。后来酱缸搬走了，地方就空出来了，就长树，长花，长草。胡妈总是向包买我们家粪水的吴麻子讨树苗。石榴，枇杷，泡桐，橘树，什么都要，甚至还要过一棵很稀罕的无花果树。
吴麻子的那些树苗，每一棵都用金黄色稻草绳仔细地捆好根须，显得贵重而矜持。他把它们从肩头卸下来，交到胡妈手上时，又心疼又不舍地说：“吴妈呀，树苗能卖到钱的哎！ 三角钱一棵要卖的！ ”
胡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朝他翻翻眼睛：“我们家的粪从来都不掺水。”
吴麻子于是无话可说。那时候，粪对于乡下人是很要紧的东西。
我们家的院子就在胡妈手里一天天地花红草绿。花是很俗气的花：白风仙，紫鸡冠，鲜红耀眼的美人蕉。草更是叫不出名字的草，要是长在正经花园里，是要让花匠们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可是院子里有了这些泼皮的花花草草，就引来了蜂飞蝶舞，显得喧闹而热烈，红红火火过日子的模样。
张根本是这样占据院子的：他借口李艳华神经衰弱，怕吵，找人把门面房朝街的大门砌死了，改由后门进出。后门进出要借道我们家的院子和大门。两家人走一个门总是不方便，所以他在院墙上靠近他家那边重新开个洞，安上门。新门跟那扇黑漆大门并列，当中隔了十步距离。在这十步距离中，张根本再砌一道墙，拐一个直角的弯，连接到他的山墙上。酱园大院的四分之一，就这样被张根本活生生地切走。他的三间门面房转眼间改造成为一幢独门独院的舒适雅居。
“这人太不要脸！ ”胡妈愤愤地说，“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把话说在这儿，姓张的就是一头喂不饱的狼！ 你们都看着吧。”
不识字的劳动妇女有时候就是厉害，胡妈提前看穿了张根本的狼性，也预言了我们家日后可能会有的灾难。
我爸爸当时坐在正房窗前，举着夹邮票的钢镊子，一脸的息事宁人：“圈就圈了吧，这院子本来也太大，打扫起来都不方便。”
我妈妈站在朝南的廊下，张开五指当梳子，拢了拢齐耳的短发，隔着窗户对他说：“至少他该先征求我们意见。”
爸爸嘿嘿一笑，从胸袋里掏出那个记事本，小心翻开，夹出里面的邮票，一边往他的集邮簿里倒腾，一边有口无心地替张根本辩护：“不就因为是亲戚嘛！ 如果拿我们当外人，他还真不会这么干。”
瞧，本来一桩很窝火的事，被我爸爸一说，倒变得美好起来，像馒头沾上一层糖汁一样，蜜意流淌。
但是好好的院子被切掉四分之一，就不成方圆了，看上去委实别扭。胡妈是这院子的热心经营者，她那样生气是有道理的。
在我和艾早两个人中间，小姨李艳华比较喜欢我，有时候她会把我叫到她房中，打开一个红色的玻璃糖缸，拿出一块上海软糖，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别告诉艾早，”她说，“昨天她对我吐唾沫了。以后小姨只给你一个人吃糖。”
我剥开糖纸，把淡棕色的奶糖咬下一半，剩下的仍旧包好。
李艳华笑得下巴直抖。“你这个小东西，还知道细水长流啊。”
其实我一回到家，就把那半块糖呈给了艾早。我习惯了有好东西跟她分享，她对我也是同样。我们之间没有欺骗和隐瞒。
我曾经在张根本的家里看见过他的一把枪。当时那把枪连同枪套摆在矮柜上，我走过去的时候，鼻尖刚好跟枪套平齐，于是闻到了一股奇怪的皮革味，还有夹杂在其中的铁器味和机油味。那些气味十分陌生也十分怪诞，浓烈熏人，闻过之后我觉得头晕想吐。
张根本出现在门口，嘿嘿地笑着，对我说：“哈，这东西会咬人的，你可千万别碰。”
他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衬衫下摆束在蓝色的裤子里，一条褐色的皮带有我的手心那么宽。自从住进艾家之后，他变得讲究卫生了，衣服从来都穿得一丝不苟。在李艳华的督促下，他还习惯了回家洗手，习惯了把头发梳成三七分，再抹上一点点头油，不让那些发丝翘起来乱成喜鹊窝的模样。
我不能确信枪支是否真能咬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艾早。艾早的表情非常紧张，告诫我说：“枪不会咬人，可是那里面有子弹，会打死人的！ ”她说，电影里就是这样，坏人一放枪，“砰”地一响，好人就倒下，流出很多黑黑的血，牺牲了。
那时候我们看的都是黑白电影，血在银幕上是黑色的。
问题是，艾早能看到坏人开枪打死好人的情节，我看不到。我总是在电影放到一半时歪在椅子里呼呼地睡成一只傻猪。
知道张根本的枪能把人打死之后，由枪及人，我对张根本有了一种畏惧。在我的眼睛里，张根本是掌握了别人性命的人，他让我们生就能生，让我们死就会死。这种神秘的力量藏在他的身体中，离我很近，时时刻刻窒息着我。
也可以这么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与恐惧同在。
有一天，我和艾早在院子里疯，追一只俗名叫做“梁山伯”的黑底红纹大蝴蝶。我妈妈坐在婴儿艾好的木头推车旁，抓住他的小胖手，给他剪指甲。艾好的另一只手里捏着一块小饼干，笨拙地往嘴里送，有一下没一下地啃着，流了一下巴涎水。
李艳华来借我妈妈的一本织毛衣的书，顺便在走廊上站了站。她的头发有一点自来卷，蓬松着用一根发针别在脑后，看上去慵懒而俏丽，比我妈妈洋气得多。她个头小，皮肤白，眼梢是微微吊上去的，鼻头饱满，嘴唇也丰润，眼神里总有一种似醒非醒的倦怠，偶尔凝神看人时，却又有精光显露，变得凶狠和蛮横。那天她穿着一件蛋青色的开领毛线衣，脚上是一双方口带襻的布鞋，身上散发出一股医护人员特有的针剂和消毒水的味。这种怪怪的味让靠近她的艾好先是不断地皱着小鼻子，而后哇地一声哭起来。他大概是想起了不久前生病去医院打针的经历。这个刚满一岁的婴儿，对事物的记忆总是好得出奇。
我妈妈赶紧放下剪刀，把艾好抱在怀里哄。这家伙人小脾气倔，要么不哭，一哭能哭得嘴唇乌紫，背过气去，让大人慌作一团。
李艳华手握着那本《毛线织法一百种》，若有所思地看着院子里的这幅母子行乐图，羡慕不已：“姐呀，你有儿有女，真是好福气呀。”
李艳华结婚三年，没有生养。医院妇产科的同事给她做了检查，说她子宫的构造有点问题，怀孕可能性不大。
我妈妈怕她伤感，故意抱怨：“福气什么！ 一天到晚大的叫，小的闹，烦都要烦死了。”
李艳华笑眯眯地：“你要真嫌烦，给我一个算了，我替你养着。”
我妈妈顺嘴答：“好啊，艾早艾晚艾好，你看上谁，领过去就是。”
她当时认为是姐妹之间开开玩笑，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妈妈这个人，工作上的事情死要强，除此之外的大事小事都粗疏，无可无不可。
李艳华眯缝起眼睛，看着草丛中满头大汗追赶蝴蝶的我和艾早。
那年是一九六六年，季节是仲春。文化革命已经在北京悄悄酝酿，天下大乱已经有了预兆，但是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对此还没有丝毫察觉。青阳城平静地沐浴在扬子江边雾气蒙蒙的阳光中，桃花杏花把大街小巷点染出一派世俗的繁华。我妈妈刚给我们一人做了一条背带式的围兜，白色府绸的，有漂亮的皱褶和荷叶边，带子系在背后，胸前空出来的地方绣着我们的名字，用的是桃红色丝线。我们穿着它上街，手拉手，一般高矮，相同的眉眼和笑容，每一个看见我们走过去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凝视，脸上浮出一丝惊讶的笑。
李艳华自言自语着：“艾好是男孩，我不能断了你们艾家的后。艾早最大，长女，也不该送人。我就领艾晚吧，艾晚比艾早随和，跟我有缘分。”
我妈妈一下子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李艳华的目光此刻正盯在我的身上，那目光好像变成了两把长长的钩子，从走廊一直延伸到花丛中，灼热而且坚利。
我妈手一软，艾好的身子从她怀中滑出去，又从她的两腿间哧溜到脚背上，头撞上了木推车的一只轮子，瞬间大哭。
一个阳光灼人的午后，我妈妈把我和艾早并排夹在腿裆里，替我们梳头。我妈妈手很巧，她能够用一根塑料的扎辫绳在我们头上扎出十来种不同的花样，那些发式有的像花儿绽放，有的像蝴蝶翻飞，有的像弯弯的牛角，有的像画片里的古代丫环。她这回又换了一种花式：先在额前挑出少少的一绺，编成麻花，一路下去不停地把头发挑起来，加进去，麻花越编越粗，紧紧地贴着头皮，脑袋上像趴着两条黑色的蜈蚣。最后在蜈蚣的尾巴处扎起两条宽宽的发带，打结，用指尖理成玫瑰花结。艾早的是两朵黄玫瑰，我辫梢上的玫瑰是血红。
胡妈在厨房里把抹布摔得啪啪响，黄巴巴的瘦脸皱得像苦瓜。“没见过这样当爹妈的，”
她恨恨地说，“一朵花儿样的小把戏，平白无故送给别人家养。”她又弯腰从水缸里舀水到木盆里，把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浸饱水，涂上肥皂，在搓衣板上哗哗地用劲擦。“算她聪明，没打我们艾早的主意，否则我甩她个嘴巴子。”
我妈妈可怜巴巴地朝她抬起脸：“胡妈，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哪里想到她会当真呢？ ”
胡妈依旧愤怒：“那你说什么说？ 你装什么大方？ 大方也不能大方到拿孩子送人！ ”
我妈妈辩解：“不是送人，是让她领过去养着。自己的妹妹，想要个孩子，也怪可怜。再说，都在一个院里住着，早晚还能够看得见，没有什么的。”
“怎么没什么？ 艾晚一过去就不姓艾了。她要改姓张！ ”胡妈咄咄逼人，不依不饶。
我妈妈愣了一会儿，松开手里的头发，哭起来。大人的眼泪不像孩子那样成串成串地流，而是好半天流一颗，好半天又流一颗，每一颗都很大，沉甸甸地，浑浊得像米汤。
妈妈一哭，胡妈就不说话了，埋头嚓嚓地搓衣服，胸前挂着的乳房把衣襟顶得直晃荡。
我和艾早趁机互相扯对方小辫上的玫瑰结，把扎好的辫子又扯开了，头发散开披了满脸，像两个小疯子。
妈妈叹息一声，擦了眼泪，捡起梳子，重新替我们梳头发。她没有责怪我们一句。这要是在平时，我们的脑勺上肯定要一人挨一个毛栗子了。
之后，她走进厨房找了一块木炭，把我们的眉毛描了描，又拿出一片红纸，在手心里洇湿，把淡淡的红颜色涂在我们脸颊上，还让我们舔湿嘴唇，轮流在红纸上抿一抿。
我们奔进房间，挤在衣橱的镜子前。镜子里是两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妖精，娥眉弯弯，面如鲜桃，唇色艳红。我们撅起嘴巴，彼此做着鬼脸，摆出各种怪异的姿态。
艾早说：“我是最漂亮的仙女。”
我说：“我是狐狸精。”
艾早指着我：“狐狸精是坏蛋。”
我不服气：“那你是坏仙女。”
艾早得意地摇头晃脑：“仙女不坏，王母娘娘才坏。”
我憋住一口气，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好了。自从我们两个人学会说话，开始斗嘴，我从来都没有赢过艾早。但是很奇怪，除了胡妈之外，所有的大人都喜欢我，对艾早却有一种本能的、小心翼翼的提防，仿佛一个人跨进雷区之前，身子会先感到发麻一样。这也正是李艳华选择了领养我而不是艾早的原因。即便艾早不是长女，她没有胡妈步步为营的护卫，李艳华还是会选择我，降服我，把我训练成她的小侍女，小跟班，小克格勃，或者是一块小甜饼，小饵食。
可是那一年我才五岁，快乐，单纯，娇憨，模仿着艾早的一言一行，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我完全不知道从一个家辗转到另外一个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改变。
一支小小的、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春日融融中往城中照相馆行进。
花蝴蝶一样的两个小女孩儿是我和艾早。
这也是整支队伍中最亮的风景。我们的小辫子梳得别出心裁，辫梢上扎着漂亮的玫瑰花结，我的是红色，艾早的是黄色。与之相配，我穿着一件红白交色的毛衣，艾早的毛衣浅绿中夹着鹅黄。毛衣的质量很差，几乎有一半都是纱线，其余也是旧毛线染色而成。那时候毛线是紧俏物品，要凭票购买，再说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奢侈到可以有闲钱购买新毛线。但是，在很多时候，品位和情调不一定要靠铺张完成。
我妈妈抱着一周岁的艾好紧跟在我们身后。她高挑，严肃，嘴唇紧抿，目光中看不出是喜是忧。她穿着淡米色凡立丁裤子，裤边翻上去，熨得非常挺括。上身是一件灰蓝两色格子的两用衫，小方领，贴袋，衣扣有螺旋形的花纹。这两件衣服是她衣柜里最好的行头，逢到出门做客才会穿上。她手中的艾好穿着我们小时候穿旧了的花衣服，加上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软软地垂在额前的头发，看不出是个男孩儿。他对出门游玩很有兴趣，眼睛瞪得像一对铃铛，东张西望，看什么都觉得惊奇。他的嘴巴还傻乎乎地张着，口水不断地流下来，把我妈妈的肩头洇湿了一片。
排在第四位的是李艳华。她那天把蓬松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在肩头，显得时髦而华丽。我觉得她那副模样不像护士，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穿着一件非常柔软的开司米的毛衣，浅蓝色，织着镂空的花纹，胸前的纽扣也同样是蓝色，闪着贝母样的光泽。我曾经听她告诉妈妈说，这毛衣是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花了她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这件毛衣之外，她家里还有一些漂亮时髦的玩意儿：有一个带拉链的拎包，一个月亮形的发夹，甚至还有一对珍珠色耳环。但是耳环她从来没有戴过。她说，如果戴出去，就会被批评，还要写出书面检查，弄不好被扣工资，不合算。她不戴，但是不妨碍她经常拿出来，给我和艾早看看，摸一摸。她许诺说，我和艾早，谁先结婚，她就把耳环送给谁。
为了这副漂亮的耳环，我希望我比艾早先结婚。
最后一个人，队伍的尾巴．是胡妈。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为艾好准备的尿布。
本来是不需要她跟过来的，可是她担心我妈妈把艾早打扮得太漂亮了，一不留神被街上的“抹花儿”掳走。“抹花儿”就是专门拐骗小孩子的人。其实，有我妈妈和李艳华两个大人跟着，哪里有这么胆大包天的“抹花儿”呢？ 胡妈一路跟着，不过是为了欣赏艾早漂漂亮亮走在街上的样子罢了。我妈妈对胡妈的心思完全心知肚明，她尽量地满足胡妈，交给她保管两块尿布的任务，实际上也就是给她一个跟着出门的理由。
仲春四月，天已经有点热了。我们尽量地走在梧桐树荫里。半个月没有下雨，碎石子的路面干得发白，一脚踩下去，扬起低低的灰尘，黑布鞋面靠近鞋底的一圈变成了土黄色，像是鞋子外面又套了一层薄薄的鞋套一样。我和艾早一路跳跃着，专拣树叶投下来的阴影走，谁要是踩出影子就算是输。有时候树叶稀薄，影子突然断掉了，必须跨一大步才不至于出局。
还有的时候行道树突然缺了一棵，好几米宽的路面对天空亮出了肚皮，我们不可能伸直双臂优雅地飞过这段空当，只好踮了脚尖，麻雀一样地蹦过去。逢到这种情况，输赢就不计。
我们走过了一个果品食杂店，店堂的竹匾中堆了约摸十几个干巴巴的苹果，一捧长了虫子的红枣，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泥巴捏出来的土黄色的核桃。一个裁缝店，店门口横着拉起一根绳子，挂着已经完工的长长短短的裤子和清一色浅蓝或深蓝的上衣。一个卖包子和面条的小饭馆，此刻不在饭时，灶火封着，店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苍蝇围着他嗡嗡地转。一个橱窗里陈列着热水瓶、手电筒和雨靴的百货用品店。我不知道布置橱窗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换成洋娃娃和小汽车，那样会漂亮得多，最起码小孩子会愿意看。我们还走过邮局。邮局的门窗漆成绿色，街边上竖着一个邮筒，橱窗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玻璃上贴着红色蜡光纸剪出来的字，五个，排成圆弧形。我在城里的很多地方都见到过这五个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写法，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仪式上的庄严。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终于把这五个字认出来了，它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在邮局门口停了一会儿。等妈妈从后面赶上来，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不要走进邮局，走到最后面的一间办公室，把爸爸叫出来。但是妈妈赶上我们后。轻轻摇一摇头。于是我们又回到路边上，找地上的树影。
我们最终推开“宏光”照相馆的锃亮的玻璃门，兴奋而又胆怯地走进去。一股廉价地毯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味把我裹住了。里面的空气很闷，人们走来走去时全都是小声地说话，仿佛怕惊着了那个黑箱子里的镜头。我妈妈去交钱，开票，然后让我和艾早坐在一张绿色长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