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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的父亲把肾结石的信息遗传给了儿子，使蒙田终身遭受腰腹剧痛之苦。
周末艾飞从寄宿学校回来，问了我一一个问题：“南非的首都为什么是比勒陀尼亚？ 我一直以为是约翰内斯堡。”
这段日子中国领导人出访南非，他一定从电视里看到了新闻。
我回答：“南非首都分别设在三个城市，没有一个是约翰内斯堡。”
“哪三个城市？ ”他把筷子头咬在嘴巴里。
“艾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筷子不能衔在嘴巴里，容易捅穿喉咙。”
他把筷子拔出来。“哪三个城市啊？ ”
“行政首都比勒陀尼亚。立法首都开普敦。
司法首都布隆方丹。”
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能够从容答出的。然后他离开饭桌，奔向他自己的书架，去查阅世界地图册。
艾飞不知道，当我跟他同一天看到了南非总统姆贝基在首都欢迎中国领导人的新闻时，我跟他有了同样的疑问。当晚我就上网查阅南非资料。我确信艾飞回家会问我有关问题。
热爱那些陌生的土地和国度，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充满好奇，这是艾飞从陈清风身上得到的遗传信息。父子两个对地图、地理、地质，对于行走和探险，一样的乐此不疲。
陈清风的另外两个子女没有得到，他只把密码给了艾飞。在他将近五十岁的那年，在北美尼亚加拉瀑布附近的一间旅馆，在巨大的、轰炸机一样的水流声中，他把这个密码植入我的身体，送给了他的儿子。
我曾经在电邮里对陈清风通报了艾飞的这一喜好，那时候艾飞八岁，上二年级。“他已经玩坏了两个地球仪。”我写道，“从前你不知道瓦努阿图、基里巴斯、西萨摩亚这些太平洋岛国的首都，他知道。毕竟这已经是英特网的时代，查阅资料非常方便。”
电邮发出去半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一个用航空快件发过来的纸箱，打开一看，是一台制造非常精美、看上去也比较牢固的地球仪。艾飞尖叫一声扑上去抱住，随即发现了问题：“妈妈，地球仪上的标识是英文。”
我摸摸他的圆溜溜的脑袋：“你如果记住了这些英文的国名，到你长大了游历世界时，不会在机场的航班屏幕F 迷失。”
他点头，老气横秋地：“那倒是。”
然后他又问我：“那个喜欢我的加拿大的伯伯，他是用这个方法鼓励我学英文吗？ ”
“大概是吧。”
“我知道加拿大的国徽是什么样子：一头狮子举着一片红枫叶。枫树是加拿大的国树吧？ 那么中国的国树是什么？ ”
我回答不出来。中国有“国树”这个说法吗？ 儿子越长越大，在他的很多问题面前我感到力不从心。我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胡乱地应付他几句，他能够判断出来我的回答中含了多少水分，他会尖锐地指出：“妈妈你并不确信。”
或者将信将疑地：“算了，还是我自己上网查一查吧。”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男孩，父亲的教导非常必要。
星期五，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在实验室里指导几个学生做他们的作业，来了两个穿夹克的外地男人。我之所以判断他们是外地人，因为他们都长了差不多的厚嘴唇，凹眼睛，突出的眉骨，和轮廓坚硬的下巴。他们的身上还散发出坐火车旅行的气味：烟、方便面、头发和衣领里的油腻、车厢里金属和塑料制品的陈垢敲门之后看到我的一瞬间，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转头，对视一眼，眼神里下意识地进出一种惊惶，一种很特别的不安。这样的眼神也使我判断出来：事情跟艾早有关。
我转身对几个学生：“今天就到这儿吧。”
学生们知道老师有事，一声不响地收拾起书本纸笔，鱼贯出门，留下一桌子的烧杯试管，还有试管里没有用完的五颜六色的粉末。
两人之中顶发稀疏的中年男人惊叹：“你和你的姐姐太像了！ 我简直……”
我打断他的话：“我们是双胞胎。”
他“哦”了一声。
另外一个，皮肤上留着很多紫红色青春痘的疤痕，眉眼却嫩生生的像个孩子，从胸袋里掏出警官证和一封介绍信：“艾晚女士，我们有一些关于艾早犯罪物证的问题需要调查，请你配合。”
我沉下脸：“没什么可说的。我相信我姐姐不会犯罪。”
他孩子气地龇牙一笑：“所以我们需要调查确证。”
他们用不着我的招待，自己拉了两个鲜黄色的塑料椅子坐下来，那个顶发稀疏的，还自己到饮水机前接一纸杯的凉水，咕咚咕咚一顿牛饮。“你喝吗？ ”他握着空纸杯，问他的同事。
脸上有痘痕的摇一摇头。“那好，”顶发稀疏的说，“我们开始。”
于是，他们像是主人，我成了客人，我与他们隔开一段距离，戒备而拘谨地坐着。主客之间开始了艰难的对话。
“先问一句，你们这个化工实验室里的物品，有没有严格的保管措施？ ”
“你指什么？ ”
“某些化学药品，比如一种碳与氮的化合物，分子式叫做（CN）：的。”
“氰化物？ ”我吃惊地扬起眉毛。
两个人对视一下，仿佛抓到了什么，脸上有显而易见的兴奋。
我平静地看着他们：“很遗憾，我这里的所有实验都跟毒药无关。”
脸上长痘疤的那个站起来：“我可以看一看你这儿的东西吗？ ”
“请便。”
他走到靠墙的化学物品柜前，弯腰，凑近玻璃门，仔细地看那些瓶瓶罐罐，还拍照。
顶发稀疏的留在坐椅上，继续发问：“你的继父……”
“是养父。”我纠正他。 ．他自嘲地笑起来：“对，是养父。你们这一家子的关系够复杂的。你的养父张根本，知道他死后胃里残留的毒药是什么吗？ ”
我点头：“你们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玩弄着手里的数码录音笔。笔的造型很时尚，黑色，嵌着一些哑光的不锈钢部件，“索尼”牌。我注意到他从开始谈话就打开了机器。
如今警察的装备都这么先进了吗？ “一剑封喉，够狠的。”他觑起眼睛看我。
“那不是艾早干的。”
“她已经自首了，有供词在案。”
“肯定不是她干的。”
“那你提出不是的理由。”
“艾早怎么能弄到氰化物？ 她如果想要杀人，安眠药、过量毒品、大剂量的降压药……这些更符合常理。”
“你说的那些药品，自杀者使用得更多。如果杀人，容易发现。而且弄得不好会引起呕吐，功亏一篑。”他嘴角泛出笑，有点得意。
我觉得脊梁发冷，手背上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如同猝然间走进零下三十度的冰库。
脸上有痘痕的那个一无所获地回转来，对顶发稀疏的耸了耸肩，失望地坐回到椅子上。
一次模压成型的简便塑料椅被他压得晃了几晃。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艾早和张根本之间没有怨仇，他们从前是夫妻，离婚之后是合伙人，在生意场上他们珠联璧合。”
顶发稀疏的把右手插进发丛，用劲撸了一把，手指凑近鼻尖，闻了闻气味。大概他自己也不能容忍身上的肮脏。“艾晚女士，你知道的只是他们平常表现出来的一面，至于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恐怕还要等待我们的解密。”
“过于自负有时候会导致愚蠢。”我忍不住打击了他一下。
“那你等着，我们会有办法结案。”
“我要求见一见艾早。”
“绝对不行。”
“我想要知道真相！ ”
“我说过了，绝对不行！ ”
“我一定要见！ ”
我们剑拔弩张地看着。过了几分钟，大概是我眼里的悲伤和绝望压倒了他，他一声不响地移开眼睛。
晚饭前，我给贾铭打了个电话，问他还来不来。他说不能来了，公司里出了点事，一个橱柜设计师跳槽到别家，把他们的出样图纸都带走了。“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都成了喂不熟的狼呢？ 我给他的年薪不低啊！ 当年他大学毕业无处可去，是我收留了他啊！ ”贾铭在电话里对我感叹。我问他要不要紧，需不需要报案？ “报什么案？ ”他反问我。“盗窃啊！ ”我说，“他窃取了你的商业机密。”
贾铭无奈地笑一声：“这种事，我烦不了。
不就是图纸吗？ 他能画，别人也能画。算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温和绵软，跟他无论如何急不起来。我不知道他的橱柜生意是怎么做下来的。
艾飞刚回到家，作业没做，坐在电脑前上网看几张图片。他惊奇地告诉我：“妈妈，你知道宇宙大爆炸时最初几微秒的温度有多高吗？ 比太阳还高十万倍！ ”‘我招呼他：“洗手，吃饭。”
他离开电脑，到卫生间洗手，顺便撒了一泡尿。出来时他扎煞着两只没擦干的手，依然沉浸在刚才的话题中：“既然是那么高的温度，就应该毁灭一切，宇宙间不会再有生命。你想想，气温超过六十度，人和动物就要热死了呀。”
他的头发有点长，软软地垂在额前，已经快要遮住眼睛了，该找个时间带他去剪发。他身上的牛仔裤和毛衣也有点短。衣服是陈清风去年寄过来的，黑白交织的毛衣上绣了一只金黄色的北极熊，艾飞很喜欢。主要是他的同学都没有北极熊图案的衣服。从艾飞出生之后，陈清风每年都给他寄一套衣服，同样的款式，同样的商标和图案，不同的尺寸。从两岁到十岁，这些穿旧的衣服能排出一条长长的队列。
父亲用这样的办法，维系了对儿子的思念。
今年的衣服没有来得及寄过来。以后不会再有人寄了，永远不会了。
我抓过一条干毛巾，给艾飞擦手，顺便嗅了嗅他脖子里带奶香的气味，说：“生命是在宇宙冷却之后诞生出来的。”
“可是，高温已经杀死了一切，最初的细胞从哪儿来呢？ ”
“这个问题可以等你将来去研究，现在请你赶快吃饭。”
他看了看我的脸色，坐下来往嘴里扒饭，眼神却仍然是恍惚的。
我跟他商量：“妈妈如果决定跟贾铭叔叔结婚，你觉得怎么样？ ”
“我无所谓。”他心不在焉。
“不，你是我们家的重要成员，你得表态。”
“那就结吧。”
“可能这事很快。春节之前行吗？ ”
他在心里默数一下。“离春节还有八十二天。结了婚我们就要搬到贾铭叔叔家住吗？ ”
“必须。”
“为什么？ ”
“这房子我要卖掉。”
“为什么？ ”
“我可能需要用钱。很多的钱。”
“为什么？ ”他仰起脸，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被我脸上斩钉截铁的神气吓坏了。
我叹口气。“吃饭吧。”我说，“有一些事，如果妈妈不告诉你，你最好不要问。”
他可怜巴巴地：“我会自己考上重点中学。”
他以为我在为他上学筹款。我心里一酸，差点儿落泪。艾飞才十岁，可是在很多方面他过于成熟。
下课的时候，我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电话”，号码相当陌生。我把电话打过去。“对不起，刚刚我是在上课。请问哪位？ ”
“是艾晚吗？ 我李东。”
深圳的李东。开陆虎车的人。
“你到南京了？ ”我问他。
“不，我想请你来一趟深圳。艾晚你一定要来，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他说的是“我们”。“我们”指谁？ “我们”发现了什么？ 他显得着急，又非常兴奋：“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总之你一定来一趟。大学里时间自由，你把该上的课调整一下，明天就可以上飞机。”
又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除了贾铭和我爸爸艾忠义，我生活中的那些男人：张根本、陈清风……他们一律地我行我素，把世界划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圆。这些骄傲的人，果敢的人，浪漫甚至是孩子气的人，他们总喜欢掌握生活中的主动，不去理会周围的天塌地陷。
可是我为什么总避不开他们的支配？ 不久之前李东来过一次南京，还带了他的两个朋友，星期六飞来，星期天再飞走，就为了看看他念念不忘的“南京白局”。我弄不清楚，这些走在生活前面的时尚人士，为什么偏偏对民俗土风的东西发生兴趣？ 他们登上时代飞奔的列车，玩儿命地工作和赚钱，然后再回过头，往从前走，往历史的深处走，用昂贵的代价，去体验古老纯朴的一切。
我记得我在深圳没有给李东留过电话，但是这点小事难不倒他，他把电话打到我们学校，通过校办公室转接到我就职的学院，要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我陪他们去了甘家大院，还有夫子庙，寻访南京的民俗表演。结果未能如愿，两处地方的表演场所都是铁将军把门。人家告诉我们，要逢年过节才组织几场演出“意思意思”，平时这些地方是不会有人的。观众寥寥，赚不到钱，组织者和表演者都兴意阑珊。
听不到南京白局，那就品尝南京小吃吧。
在夫子庙“秦淮人家”饭馆，我们点了每人一百块钱的套餐。上来的无非是茴香豆、五香蛋、回卤干、炸臭干、小笼包、煎馄饨、糖芋艿、酒酿赤豆元宵。老面孔，老口味，昂贵的价格，低劣的材料，加上粗陋的烹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跟民俗表演的场所相反，生意红火得频频翻台。
我们一致感叹，中华民族是一个味觉崇拜的民族。
晚上我把他们送到了用“携程卡”预订的宾馆。李东说天太晚了，又反过来要送我回家。
走在路上，他说，他感觉我有心事，那一次在“五月花”酒吧里看到我孤单单坐着，就有这种猜测。“希望我能够帮上忙。我在深圳有很多朋友。”他诚恳地看着我的眼睛。
也许是秋风宜人的缘故，也许是夜色温柔的缘故，也许是他眼睛里的诚挚认真打动了我，那天晚上我把堵在心里的疑虑一泻千里。
我说了艾早和张根本创业的故事，说了他们结婚离婚的波折，说了他们之间奇特又牢不可分的关系。我说，我不相信艾早会杀了张根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不合常理，也不符逻辑。
结果就是李东刚刚打来的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要我立即飞过去。
晚上贾铭过来，我对他说了要去深圳的事。他很警觉：“你不能轻信，外面骗子很多。”
这个心软面善的好好人，遭遇了年轻设计师的背叛后，也开始变得草木皆兵了。我说我没事，我一没有钱，二没有色，骗子能骗走什么？ “对别人也许没什么，对于我，你就是我的全部。”贾铭热辣辣地望着我。
我们匆匆忙忙亲热了一回。贾铭一如既往地笨拙。他不善言词，只知道闷着头做事，还总是怕我抗拒，怕我不舒服、不高兴，小心翼翼，进二退一的，弄得我们彼此都不放松。
过后，我拥着被子坐在床头，看贾铭起床，一件一件地穿着衣服。先是那件“海螺”牌的灰蓝色全棉衬衣，然后套上米色的休闲长裤，衬衣下摆扎到裤腰里，鳄鱼皮带的金属带扣套进第三个洞眼，弯腰穿袜子，最后拎一拎裤脚，从沙发上拿起“华伦天奴”的外套，胳膊伸进袖子。
“贾铭，这套房子你来不了几回了。”我幽幽地看着他。
他猛然转身，吃惊地用眼神询问我。
卧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台灯的光圈照亮了他的下部：袜子和半截裤腿，上部是幽暗不清的，眉眼尤其模糊，倒衬得眼神有了几分锐利。
“我想把房子卖了。”
“真的？ 卖了也好。可是，你是急需钱花吗？ ”
我感觉他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窃喜，如果卖了房子，说明我是死心塌地要跟他结婚过日子。我连退路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我可能会需要一大笔钱。不，你不用开口，我不会拿你的，你是你，我是我。”
他有点尴尬地站着，好一会儿，说：“行，我尊重你的意思。不过我要让你知道，我随时都愿意帮你，我会为你做一切。”
“我明白。周末记得接艾飞。”
他又上前，俯下身，在我额前笨拙地印了一个吻。“路上当心。到了深圳就来电话。”
我勉强地笑着，朝他摆一摆手。相处几年，我们还没有在一起过夜的情况。我不习惯听到身边有陌生人的呼吸。半夜醒来，如果摸到旁边陌生的躯体，我也会惊惧。
刚出机场，就看到了停在出站口的漂亮的“陆虎”。李东把半个身体探出车窗，拼命对我挥手：“快上车，这儿不能久停！ ”
我几乎是奔跑过去，上了车，把提包扔到后座。李东立即启动车钥，发动机轻快地轰鸣，眨眼驶进了机场高速。
“你在电话里说，发现了什么？ ”
李东得意地笑：“我猜你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 我跟自己打了赌。”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型套头衫，肩部和胸围紧绷绷的，块状的肌肉鼓突分明。他的车子里有一股剃须水和高级皮革混合的气味，暖烘烘的，让我感觉到安逸，还有说不清缘由的轻松。
“首先要告诉你，我为你姐姐的事请了一个私人侦探。”
“什么？ ”我差点儿要从坐椅上弹跳起来，胸口被安全带猛地一拉，闷闷地疼。
他腾出一只手，安慰性地在我腿上一拍：“你别紧张，在深圳请私人侦探办事很正常。”
可我还是紧张。我一辈子也没有想到会跟“侦探”这个职业的人打交道。
“你不必见他。”他一边开车，一边回头观察我的脸色。“我们是单线联系，他只对我一个人负责。”
天哪，还用上了“单线联系”这样的术语。
我简直哭笑不得。
然后李东告诉我一件令我吃惊的事：张根本在被杀之前实际上已经病人膏肓。他患的是一种不治之症：重症肌无力。从诊断出病情到现在，时间超过两年。
“这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你明白吗？”
我说不出话，只是拼命摇头。我不明白，什么都不明白。
李东把车驶进了深圳人民医院的停车场。
他先下车，然后绕到左侧，看着我下来，差点儿要伸手扶我。我那时候的状态确实不好，腿发软，脑子里飘浮着一层什么东西，平衡感几乎丧失。李东担心地问我：“你没事吧？ ”
“我没事。”我勉强地做出一个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