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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胳膊已经折断的话，把一个人背到医院真是够戗。是不是应该拦下他，另想办法送艾早去医院呢？ 我心里是这么想过的，可是我选择的是沉默。
沉默着赶路，沉默着忍受疼痛，沉默着流血。三个人把沉默一直保持到医院。
外科急诊室有里外两间房，中间用一道白色棉布帘子隔开。我陪着艾早在外间，接受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的治疗。陈清风被另一个老医生带到了里间。当时艾早腿上的布条已经被血染透，牢牢实实地粘在伤口上，医生试图剥离时，艾早疼得尖叫，死命抓住我的手。到医生用酒精棉花为她清洗伤口时，她的叫声已经让我浑身发抖。我斜着眼睛，又害怕往那处皮开肉绽的地方看，又忍不住不看，所以我当时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艾早这边，竟忘了里间还有另一个负伤的男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里屋突然传出“啊”地一声惨叫。那一声叫喊猝不及防，竟盖过艾早的呜咽。我们两个人吃惊地尖起耳朵，抬了眼睛，等着下面更多的续篇时，老医生把门帘嚓地拉开，陈清风低了头抱着胳膊从帘后出来。医生对外屋吃惊不小的三个人解释：“没事，脱臼，已经妥了。”
陈清风托着胳膊，转头朝我们一笑，就此作别。
他跨步出门时，我从眼角中瞥见他身上很显狼狈的衬衫。那衬衫被我沿下摆撕去了一条，因而穿在他身上短了一截，好像他的个头突然间变矮了一样。我很惭愧，觉得事情不应该这么结束，艾早撞了他，我又撕了他的衣服，可是他此时谦恭的神情，倒好像自己是个倒霉的肇事者，在小心地请求我们原谅。
我想对艾早提一下这事，看看我们要不要赔偿人家，钱啊什么的。我刚要张口时，实习医生却抢在前面对艾早说了一句什么话，艾早哈哈地笑起来。这一耽误的工夫，陈清风已经走远，机会就这样错了过去。
艾早从医院出来时，脚腕缠着纱布，踮着脚尖，半个身子挂在我胳膊上，一瘸一拐地走。
可是她神情很愉快，而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艾晚你发现了吗？ 那个医生的眼皮双了不止两层，有三层呢！ ”
说完这句话，艾早自己笑起来，全然忘了刚才的惨痛。
我发现艾早做事并不总是正确，有时候她会表现出粗心疏忽，比如说现在，她骑车撞了人家，人家又不顾伤痛背她到医院，可是她一转头就忘了自己的过错，反而注意上了实习医生的三层眼皮。
开春之前，国家总理去世的时候，胡妈把做好的黑袖套送到我家里来，站着说了一句话：“龙年怕是不得安分啊！ 龙腾虎跃嘛，你们看着好了，有得折腾呢。”
胡妈的话一语成谶。劳动人民身上总是有着朴素的真理。从那之后，清明节天安门运动，七月总司令去世，接下来唐山地震，毛主席撒手人寰，四人帮一夜之间成了罪犯，谁当领袖的事情弄得人心惶惶……
年底，北京的政局总算尘埃落定，人民心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明朗。胡妈帮我妈妈排队买了一个猪头，用篮子挎过来，沉甸甸地往地上一礅：“吃！ 今年这一年都不容易，过年得好好乐一乐，去去秽气。今年的年货太难买了……”
胡妈每年都抱怨年货难买。猪肉、带鱼、粉丝、豆腐、糖，每一个队伍都排出去几百米长。
凌晨三点起身，寒风里冻得鼻子吸溜吸溜，脸和手都没了知觉，脚趾头疼得像刀子割，弄不好还要为排队秩序打架，为猪肉的肥瘦、带鱼的大小骂个天翻地覆。
胡妈舍不得让艾早吃苦，她总是提前半个月过来，从李素清手里要去全部的副食品票，分配给她的大虎二虎三虎和大丫二、r 细、r ，责成他们各负其责，最后由她将买到手的东西汇总，大筐小筐送进艾家的厨房。
李艳华每次从敞开的院门里看到胡妈像一头负重的骆驼一样蹒跚而来，心里就不服气：“艾家的人都懒成精了！ 男的全是老爷少爷，女的全是太太小姐。文化大革命都革成这样，还是恶习不改，可见得革命没有彻底。”
李艳华说这样的风凉话，是因为她自己用不着排队买肉。我也不用。每年到腊月里，会有一拨又一拨的人川流不息地往艾家酱园里送东西：一麻袋芋头，半片猪肉，一挂香肠，一纸箱冻得结结实实的带鱼，大捆的粉丝，用麻绳缠了脚的咯咯乱叫的母鸡，过半天才把脑袋伸出来张望一下的王八……这些风尘仆仆的乡下人憨头憨脑进得门来，放下东西，说一声：“张主任让送的。”慌慌张张拔腿就走，仿佛多呆一刻便会让院里的青石板冻住脚底。我每次听他们把张根本唤成“主任”就想笑。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主任”这个词就是个尊称，安在谁的身上都会合适。
李艳华穿着一件墨绿色细灯心绒的立领小袄，脖子上围着米白色毛线领圈，两只手拢在袖管里，指挥我把麻袋里的芋头倒出来晒一晒，把香肠挂到屋檐下，母鸡拿绳子拴上腿，系到院子角落里，猪肉和带鱼搬进厨房的阴墙下，防止天暖化了冻，会发臭。
一切安置妥当，她像个将军似的四下里巡视一番，意味深长地点拨我：“张小晚，你能够过来给我们当女儿，是你的福气呢。”
隔三差五的，李艳华感觉张根本派人送回家的东西太多了，多得会腐烂，发臭，生虫，她就会拣出来装上一篮子，让我拎着，跟在她后面，送到前面小院里。那时候，她脸上微微地笑着，轻描淡写地对我妈说一句：“家里都有，你还让胡妈排什么队呀？ ”
就这么一句话，好像什么都没说到，又什么都在其中。
我很希望李素清会抓起篮子，不客气地扔出门去。她应该这么做。不吃这几条带鱼几块豆腐又怎么样？ 春秋时候的齐国，饥民不吃“嗟来之食”，宁可饿死。
可是李素清同样微微地笑着，很客气地对李艳华道谢：“难为你费心。”
我转过脸，不想看她们假模假式的表情。
我心里对我妈妈很失望。那时候，我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失望。什么都是混乱和颠覆的：国家，政局，真理和前途。我才十五岁，可我觉得自己已经活得太久，看得太多了。
胡妈一向不当自己是艾家的外人，她把那只排队买来的猪头拎过来之后，马上就在狭小的厨房里摆开战场，挽袖子烧开水，烫猪毛，用尖刀把猪的耳朵、眼窝、鼻孔、脖颈一些地方刮得干干净净。她的眼睛那时候已经开始老花，为了修理猪头，特地戴上了一副玳瑁色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她的面孔扁平，鼻子肥满，嘴角处堆着一道又一道皱纹，当她用力时，嘴角会撮起来，上嘴唇与鼻孔间的距离骤然缩短，加上那副不无滑稽的眼镜，看上去就像一只表情古怪的猫。
把那么大一只猪头洗净煮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肯定是一件鼓舞人心的大事，因此我找了个借口从艾家酱园里溜出来，挤在艾早和艾好当中看热闹。艾好只看了不到五分钟，大概觉得终究不如他刚刚借到手里的一本《数学原理》有意思，很快撤退，蜷缩到走廊角落里他的那把破藤椅上，沉迷进了公式。艾早回头看了看他，撇撇嘴，对我抱怨说：“这人没劲。”她的意思，似乎有点替艾好的将来发愁：人难道可以一辈子吃书本上的字词为生吗？ 胡妈收拾好猪头，放进一口大锅，添水，煮开之后将水撇干，猪头捞出来又洗一遍，将鼻子贴上去闻一闻，确信没有猪腥味了，才往锅中放酒、葱、姜、花椒和八角，大火烧开，小火焖煮。
厨房里水汽氤氲。木制锅盖在蒸气的作用下噗噗响着，好像锅里的猪头活了过来，拼命地要想突围而出。葱姜的香味，花椒和八角的香味，浓烈而尖锐，把我们三个人挤得无处容身。
胡妈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艾早，忽然说出一句话：“四人帮都垮台了，张根本还不该把艾家的房子还回来呀？ ”
我脸上腾地一热，迅速地把眼睛转向门外，装做被鞭炮声吸引。我知道胡妈没有恶意，她肯当我的面说这句话，是因为她心里从没有把我当外人。我是艾晚，不是张小晚，我跟张根本、跟李艳华都没有关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是难过。我真切地感觉到自己非常分裂，既不属于此，也不属于彼，既是艾家的罪人，又是张家的叛徒。
我一直飘浮在深渊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做什么。
当天晚上艾家出了一桩叫人哭笑不得的奇案：我妈妈李素清将煮烂的猪头从锅里捞出，准备在案板上分拆切割时，惊讶地发现猪舌头不见了。割开的猪嘴巴里空空荡荡，那条最美味的猪舌被人从根部切走，不见了踪影。
我妈妈百思不得其解。她拿出考据历史的劲儿考证这只猪头，最后确认猪头买来时就缺失了这个部位。她感叹人心不古，又为了胡妈买这只猪头时受人欺骗而愤愤不平。她并且好心好意吩咐艾早和艾好：“谁也不许告诉胡妈啊，别让她难过啊。”
我是第二天中午从李艳华嘴巴里听说这事的，她在饭桌上当笑话一样讲给张根本听。
她的本意，是嘲笑艾家做什么都倒霉，买只猪头居然还会缺了舌头。“不是我瞧不起艾家的人，运气这东西，它就是个天数。”
张根本飞快地扒饭，呼啦呼啦喝汤，然后放下碗筷，瞪一眼李艳华：“你能不能把你的思想水平弄得高一点，不要再散布这种唯心论？ ”
李艳华愣在饭桌上的工夫，张根本已经出门，发动了停在大门外的警用摩托，轰然而去。
李艳华脸色通红，鼻孔张开着，使劲地出气。我奇怪地在她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仇恨。长大以后回想这种眼神，才明白那是一个女人的幽怨，是她长期被张根本冷落之后，积在心里的毒素。那是有毒的眼神，能够烧毁一切销蚀一切的眼神。
我走过艾早房间的窗口，在贴满了白色窗花的玻璃上敲了一下。我发现其中的一张窗花构思怪异——冷不丁看上去它像一朵饱满绽放的绣球花，定睛细看，才发现花蕊中躺着一个岔开双腿生孩子的女人，一个婴儿正从女人的两腿中鱼一样地游出。那女人嘴咧得很大，双目低垂，无比欣喜地看着腿间正在诞生的婴儿，手里还拿了一个半圆形的正在冒出一股水流的球体。我惊骇地认出来，这个半圆形球体是女人的乳房，冒出来的水流就是乳汁。
惨白的阳光这时候从巷子对面的屋檐下钻出来，闪烁着照在窗玻璃上，其中的一个光点恰好圈住了那个鱼一样的婴儿，女人腿间随即长出一一个白花花的火球，颤抖着晃来晃去，迷住我的眼睛。我转头躲开光线，艾早已经笑嘻嘻地从屋里出来了。
“好玩吗？ ”她歪头看着自己剪出来的窗花。“我在纸上打了好几遍底稿。那个生孩子的女人，她在产房里就是这样的姿势，对不对？ ”
那还是在两个月前，天气不太寒冷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艾早在校门口截住我，说要带我去医院产房，看女人怎么生孩子。
“我们进不去的。”我告诉她。“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产房。家属都不行。”
因为李艳华在医院工作，对医院里的事情我比艾早有权威。
“我们当然有办法。相信我好了。”她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手。
我们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那个曾经为艾早处理腿伤的实习医生突然从一个水果摊后面闪出来。原来他早已经等候在此。他穿着一件米灰色的圆领毛线衣，深灰色衬衫的领口皱巴巴地翻在外面，上班必须穿着的白大褂此刻卷成很小的一团，夹在他肘弯处。我是第一次在室外的光线里看到他，他显得非常年轻，大概也就是二十来岁的样子，眼睛圆乎乎的，眼皮重重叠叠双着，华丽得有点花哨，嘴唇四周刚刚长出了一些淡黄色的茸毛，头发有点长，后面的发梢擦着了衣领，不知道是故意留出来的还是没有时间修剪。看见我们之后，他迅速地点了点下巴，扭头就往旁边的一个小巷子走去。我和艾早一声不响在他后面跟着。我们三个人满脸严肃又脚步匆匆的样子，很像战争时期地下党接头的场景。
巷子的院墙不高，墙头上爬了一些蔷薇和牵牛花之类的植物。因为是秋天，花期已过，植物的叶片也开始零落萎黄，显出颓势。鲜红的瓢虫在叶片上很迅速地爬动，忽然振翅飞舞，也不过是从一张叶片飞上另一张叶片。更高处，有淡黄色的粉蝶在轻盈盘旋。花儿谢了，花粉没有了，粉蝶还指望着得到什么呢？ 搞不清楚。从院墙的里面，飘出来医院里特有的消毒药水的气味，当中也夹了腐烂食物的潲水味，用过的废旧针头的金属味，纱布绷带的血腥味，旧棉花垫子的尿臊味。院墙里面是医院的后场，空地上堆着成筐的等待运出去焚烧的垃圾，这我知道。小时候李艳华偶尔带我去医院值班，曾经严厉地禁止我往后场探险，她说这地方脏，细菌太多，会传染病毒。
顺着院墙走了不到一百米的样子，有一个简陋的医院后门。显而易见，这是为方便垃圾运送而开的。实习医生带着我们昂然而人。看门的老头儿正在听收音机，看见我们进门，抬了抬屁股，似乎想要起身询问，终究又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大概觉得是实习医生带进来的人，没必要多管闲事。
进门往右拐，大堆的建筑材料中，突然看见一架靠在院墙上的梯子。因为有那些零乱砖瓦和木料的遮拦，梯子靠在院墙上并不显眼。
实习医生在梯子下面站住，一手扶住梯身，示意我们爬上去。上去之后才发现，院墙上已经预先搭好一块破旧的棉垫，垫子上临时覆了一大块雪白的药水纱布，显而易见这是他特意为我们准备好的“座位”。
我端坐上院墙，紧靠了艾早，两腿惬意地搭拉着，正为着这神秘的一切惊讶不止时，猛一抬头，发现正对我们的二楼窗户里，有一团白花花的肉体在挣扎滚动。那一瞬间我吃惊不止，牙齿差点儿把自己的舌尖咬破：原来我们坐着的墙头正对着医院产房，直线距离不过两丈开外之处，一个年轻肥白的产妇正在产床上痛苦煎熬，岔开的双腿刚巧朝着窗外，小山一样的肚子遮住了她的脸庞，因此她看不见窗外的我们，我们也看不见她的模样。至于那两个戴白帽子的医生和护士，她们是背对我们在为产妇忙碌的，同样不可能而且也顾不上注意窗外的偷窥者。
艾早坐稳当之后，确信视线中没有任何障碍，就低下头，笑眯眯地对实习医生踢了踢脚。
她表达的意思是：“你可以走了，我们会慢慢欣赏。”
就这样，在医院后场各种各样复杂气味的包裹中，在身前身后黄色粉蝶和红色瓢虫的飞舞缭绕中，我们肩靠着肩，大瞪着眼睛，屏息静气又惊心动魄地看到了一个婴儿出生的全部过程。期间艾早一直在嚼着什么东西，从嘴巴里一阵一阵冒出难闻的胶皮味。我问她嚼的是什么？ 她张开嘴巴给我看：原来是一根扎辫子的牛皮筋。她是用嚼牛皮筋的方法掩盖她的紧张激动。她的眉梢处有几根细细的筋脉鼓突着，口腔开合时，筋脉像虫子一样在皮肤下滑动，神情越是紧张，虫子滑动得越欢。当那个婴儿鱼泡一样带着血水从女人的两腿间滑出来，被产科医生准确地接在手中时，艾早全身往前探出，嘴巴里嘎嘣地一声脆响，如果不是我眼快手疾抓住她的衣肩，她就会从墙头上出溜下去。她伸手从口中扯出那根牛皮筋，皮筋已经被她咬成两段，湿淋淋地、死蛇一样瘫软地躺在她的手心。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小孩子是从女人身体的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生的了。艾早激动异常。她把两只手圈起来比画着：“那个洞……”她惊喜莫名地对我赞叹，“它自己会张开！ 有这么大！ 多么奇妙啊。”
然后我们都不说话了，彼此的目光都盯在对方两腿之间。我甚至想到，如果此刻我们不是摇摇欲坠地坐在医院墙头上，而是在公共厕所或者艾早的房间里，她一定会逼着我把双腿打开，让她仔仔细细观察到位。
此后的好几天中，艾早抓住点滴时间，在我面前陶醉般地回想和复述那个女人生产的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声嚎叫，每一股血水进出来的恐怖。她对这种生命诞生的奇迹迷恋不止。她复述着，享受着，也许还憧憬着。从小到大她就是好奇心重的人，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不愿意放过。
我抬起一只手，覆在那张构图怪异的窗花上。玻璃上的热量通过手心传递给了我。有一刹那我甚至误以为这是那个女人子宫和羊水的温热。
我说：“艾早，我知道你把猪舌头偷出去给了谁。”
艾早一点儿都没有惊讶，她撮起嘴唇，愉快地吹出一声不成调的口哨，把她的手抬起来压在我手背上，笑眼花花地：“艾晚，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点头承诺。成长是要有秘密需要互守的，既然我们不能互相代替，我们就要互相帮助。
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提醒我们这是．一年中重要的日子。阳光白莹莹的，把艾早脸上的皮肤照出花瓣样的柔嫩，一层浅黄色的细细茸毛像飘在花上的粉。空气中有烹煮腊肉腊鱼的香味，它们过于浓烈也过于凶猛，盖过了艾家酱园里那一树腊梅的芬芳。
我们必须抬腿，微笑，迈进十六岁的大门。
清明节那天，艾早神情肃穆地把我叫出大门。“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说。”她发布完这个外交照会，扭头就往我们碰头的老地方走，完全不必操心我会不会跟上。
巷子里的厕所刚刚被人打扫过，地面有泼过水的痕迹，沿墙角撒了一圈灰白色的“六六六”粉，水的洁净气味和药粉的刺鼻异香奇怪地融合着，使得厕所这个污浊之地突然间变得庄严神圣。
艾早等着我进门之后，探身往外面看了一眼，确信无人走过，便迅速地关上门，身子往门上一靠，一声不响解她的裤带。她身上的这条藏青色薄呢裤子是我妈妈李紊清发胖之后下放给她的，屁股后面已经用缝纫机打了两块半圆形补丁。我记得李素清曾经为了如何让两块补丁看上去整洁体面而煞费苦心，考虑再三之后，拆下了两只裤口袋的布料，才算完成缝补工程。艾早的裤带也比较讲究，她从街上买来不同颜色的粗棉纱，一股一股地搓紧，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