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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主义行动已形成
“国际惯例”，且从此便可在大西洋至欧洲范围，让北约组织取代安理会的作用；至于美英两国，则可在全球范围代理安理会的职责。由是， 2001年与2003年，便公然否决定安理会的作用，堂而皇之地对阿富汗、伊拉克发动攻击，甚至对阿、伊两国最具关键性的民用设施肆意破坏。
1999年，安南眼看着北约组织未经安理会授权、对南斯拉夫进行长达78天的狂轰乱炸，意识到联合国的存在危机已迫在眉睫。于是把美英拉回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便成为联合国的“解套”之方。但是，“《宪章》充分授权安全理事会使用军事力量，包括为预防目的使用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仅仅是解决了法律上的权限问题，为了防止安理会及其成员本身滥用武力，还必须建立一套周详的游戏规则。因此，他接受了“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与“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建议，要求安理会在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时，就以下问题取得共同看法：如何衡量威胁的严重性；拟议的军事行动的适当目的；不使用武力的手段有无可能遏制威胁；军事办法与面临的威胁是否相称；是否有合理的成功可能性。
为了对美国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主张做出反制，为了把美、英和北约组织拉回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为了让“国际集体责任”成为“国家失责”的补救办法，并形成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同时为了使国际干预的实施更具合理性和不违背人道主义的初衷，安南有关“游戏规则”的建议，毫无疑问的是其改革报告的最大亮点。
接着，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安南报告”做出了删除《联合国宪章》有关“军事参谋团”的所有内容的建议。就上文所援引的《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有关“军事参谋团”的条文里，不难发现它只是泛泛地指出安理会是个决定军事行动的最高机关。至于实际统率、部署军事行动的当局，则是“将有待安理会建立的军事参谋团”。60年来，由于美国一向以“本国军队不接受他人领导”为由加以反对，同时联合国本身又不具备自己的军事力量，该参谋团便始终无法建立。出于此缘故，安理会过去所有的授权军事行动均必须仰仗外界的“雇佣军”，而受委托的联合军队也经常为了“谁来统率”的问题争执不休。如今安南显然接受了“建立参谋团无望”的现实，干脆建议把这个“过时”的章程规定给永远取消。姑且接受安南的建议，不再做建立参谋团的打算，那么今后究竟由谁来统率国际联合部队呢？这点，他的报告颇像个潘多拉盒子，一旦开启，释放出来的便很可能是个主张
“谁的拳头大谁领导！”的妖魔。
其实，《联合国宪章》作出“建立军事参谋团”的安排，正是因为早年起草时期无法预见将来需要借助的军事力量来自何方，因此认为军事力量不论如何组合，必须首先由常任理事国代表建立军事参谋团，以解决军事行动的实际“领导”问题。冷战时期，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建立参谋团的计划的确不易实现。然而，如今两极对立既然已基本消除，实现该理想的条件应当远较过去为佳。如果单单为了美国的暂时性单边主义政策，便否定联合国的远大理想，则其客观意义不啻为对美国作永远的低头。
笔者以为，与其更改《宪章》，不如促进军事参谋团的早日实现。一个或可参考的办法，便是鼓励所有常任理事国，甚至非常任理事国各自改编一支能够向安理会提供的快速反应部队。只要中、法、俄、欧洲联盟，甚至北约组织和英国愿意合作，一方面，断定“不干预原则的例外”
事件必须从严；一方面，在即便得不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互相间预先成立一个“准参谋团”，则至少能够“与美国平行”地执行安理会的“军事干预”决定。只要该“准参谋团”恪守上文提及的“游戏规则”，并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与支持，相信迟早会把美国拉进一个正式的“军事参谋团”框架。
言及断定“不干预原则的例外”，值得一提的是“安南报告”还建议让联合国所附属的“人权委员会”提升为“规模较小”、但却属联合国三大理事会之一的“常设人权理事会”。其成员将不再由各区域选派自己的代表（人权委员会现有53名成员），而是由联合国大会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三分之二多数直接选举产生（将有24成员，见“安南报告”第183段）。此项改革，固然可能提升该组织的效率和“维护人权标准的最高规范”，但也摆脱不了蓄意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的嫌疑。于是乎，这个可能蜕变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人权理事会”，甚可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而做出一些对落后国家缺乏同情心、容忍性的断定与建议。
从第三世界的观点看来，无论是资源分配问题，或国界的划定与边界纠纷，或经济的落后，许许多多均是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甚至直到今日，仍然受到霸权主义、种族歧视与不平等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一个真正的普世规律是，任何社会为求发展、改革或振兴，既需要和平国际环境、公平经贸条件，更关键的是当前缺乏的人文关怀与机遇。
2005/11/27
谈欧盟境内的黑狱与两种价值观
一个月前，当美国在欧洲私设黑狱一事遭媒体揭发之后，美国当局先有布什总统出面声称：“为了使恐怖分子伏法，我们得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尔后，各个媒体相继指出波兰及罗马尼亚即为非法羁留嫌犯的国家，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涉嫌对嫌犯施加酷刑。数天前，美国国务卿利用欧洲之行，一方面设法“辟谣”，一方面与罗马尼亚签订使用该国若干空军基地的协议。赖斯除了再三赞扬罗马尼亚为“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坚强盟友”之外，还强调美国政府“一向尊重盟国的主权，绝不会为了动用酷刑目的，利用任何欧洲国家的领空，把任何人带到某处去”。
实际上，自9。11事件發生以来，美国即在全世界缉拿恐怖分子嫌犯，其中非法绑架者有之；通过友邦当局、私下将嫌犯交由美国处置的情况也有之。以瑞典政府为例，2001年底便曾不经任何正规法律程序（如引渡），让美国情报人员将两名埃及人嫌犯押解到埃及。最近则由于传闻该两人在埃及受到酷刑，因此在瑞典引起极大风波。
另一个较具戏剧性的例子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米兰市的埃及人奥马（Abu Omar），原本就受到意大利情报当局的注意，且正在进行调查中。不意奥马于2003年2月17日突然不见人影。后经意大利当局向美国情报人员追问，美方人员却谎称“亲眼看到他曾从阳台逃逸”。实际上，美方人员已秘密将他押送空军基地，并趁机偷运到埃及。。。。嗣后，当真相大白，意大利检察官便毫不客气地向涉案的11名美国情报人员发出通缉令。该事件究竟如何善后，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当赖斯会晤德国新任总理莫克尔时，也曾谈及“误抓”黎巴嫩裔德国公民马斯里（Masri）一事。话说2003年底，马斯里正在马其顿度假时，为美国情报人员误认为恐怖分子而绑架至阿富汗某黑狱。次年5月，马斯里获释回德，对外宣称曾在拘留过程中受到酷刑，目前则正透过美国某人权组织向美国政府提出法律追究。本月6日，当赖斯离德前往罗马尼亚时，德国总理莫克尔对外宣称赖斯提及马斯里事件时，承认那是个“失误”。不料数小时后，赖斯身边随从便特地召唤德国记者，矢口否认赖斯曾承认错误。不论如何，美国人权组织表示将援引莫克尔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为何欧洲舆论界对此问题紧追不舍呢？回答此问题不妨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就欧洲联盟的立场而言，他们颇引以为豪的是，欧洲人拥有全球唯一的一部能够对所有签字国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欧洲人权公约”，其中，最重要的规定便是成员国有义务保障境内人民的人身自由。因此，无论是私设黑狱，或非法绑架行为，不止是公然抵触“欧洲人权公约”，藐视欧盟国家的司法管辖权，滥用使用军用机场的双边协议，甚至还打乱欧盟国家本身的反恐部署。另一方面，欧洲联盟十分恼火的是，2003年初尽管欧盟所属的大陆“核心”国家多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但是美国却争取到若干新加入欧盟的前华沙国家的支持，因此欧盟内部发生了所谓“新欧洲”（支持美国）对抗“老欧洲”（反对美国）的摩擦事件。如今，即便波兰与罗马尼亚矢口否认向美国提供黑狱，舆论界却认为这“辩解”仅仅能理解为“波、罗政府对美国情报人员滥用特权的做法故作不知情状”，至于欧盟，则正在考虑是否将展开调查，直到水落石出。不言而喻，该事件给“老欧洲”提供了一个修理“新欧洲”的大好机会。毕竟，中西欧有着自己的法治传统与价值观，任何成员出墙与外人分享“私设刑堂、绑架走私的恐怖价值观”，则只存在要么使其趋同归队、要么任其另谋出路两种选择。
2005…12…8
谈伊朗总统的惊人之语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上任后，惊人之语不断。最初，主张将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继而，声称屠杀犹太人是“西方国家为了在伊斯兰世界心脏地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而编造的神话”，除此，“果真有屠杀一事存在，为何西方国家不分一块土地给犹太人，而要拿巴勒斯坦人的家园作牺牲品？”。对于这种言论，国际上谴责之声不绝于耳，大有引起公愤之势。
如仔细推敲内贾德的话语，他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推理，即：一。 如果屠杀犹太人一事纯为虚构，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便缺乏合理性；二。
果真历史上发生了屠杀犹太人事件，肇事国或同情国理当自己设法补救，慷他人之慨把巴勒斯坦提供给犹太人也缺乏合理性。就他看来，是否发生屠杀事件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立国，横竖均不合理。
西方国家的反应，多集中在强调屠杀犹太人证据确凿、不容置疑。据客观史料，也的确能够证明二战期间相当60％的欧洲犹太人口惨遭毒手，幸存者也多数流亡到欧洲以外地区。以笔者寄居的奥地利为例，原有的20万犹太人口中，
6万死亡，逃亡人数高达13万，目前仅存5千左右。尽管大屠杀一事无可争辩，但是，内贾德追究的却是责任问题，而恰好，这一步踩到了西方国家脚上的鸡眼。
从1938年德国纳粹政权开始排犹算起，到1945年德国战败，7年间在各个集中营惨遭杀害的犹太人共来自18个欧洲国家。一些漏网的犹太人设法逃出纳粹分子的魔掌之时，所迎接的绝不是基督世界伸出的慈悲援手，而是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的无情堵截。即便部分犹太人于二战期间已下定决心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园，西方国家却担心过度支持犹太人会逼迫阿拉伯人与纳粹德国结盟而加以反对。最后，直到纳粹德国战败，一向具有排犹传统的西方国家才顺水推舟地支持四下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有鉴于此，内贾德对西方国家的“慷他人之慨”的指控并非毫无道理，而唯一显得有点无理取闹的是，如今事隔60年，以色列的存在非但已是生米煮成的熟饭，甚至还是个不容忽视的核武力量。因此当内贾德“口出狂言”后，以色列领导人便直率表示“不妨以军事手段见真章”。
伊朗既然并不具备“抹杀”以色列的实力，如此频频刺激对方又意欲为何呢？显然，内
贾德看准了以色列的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不消再过十年，犹太人便可成为耶路撒冷的少数民族；一是，60年来以色列的存在起着削弱阿拉伯国家的作用。往后，中东石油资源终将有耗尽之日（40年？）。届时，西方国家对此地区兴趣索然，孤立无援的以色列又如何自保？核子武器又如何用来对付境内的敌人？显然，以色列的前景并非乐观。可以预见的是，与阿拉伯人和睦相处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相反，境况只会更遭。
2005…12…15
黑狱事件欲盖弥彰
去年12月8日，笔者曾以“欧盟境内的黑狱与两种价值观”为题，评析911事件以来美国情报人员在欧洲的不法活动。次日，德国媒体又揭露另一件令人感到吃惊的事体，即德国公民（Masri）于2003年底在马其顿遭美国情报人员绑架、刑逼并在阿富汗非法关押长达5个月期间，曾经有德国方面的情报人员介入审讯，并与马斯里有过数次的直接接触。
该消息说明，此事件德国政府虽知情，非但不向美国提出交涉与抗议，甚至还给予某种程度的协助。照常理，德国的反对派与媒体定会紧追不舍，趁机让执政党下不了台。然而出人意表的是，一个月下来，德国舆论界却出奇的风平浪静。其原因当然不在于时逢年终，大家欢欢喜喜好过年。而是，此事一旦追究下去，不但当时主事的总理、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即现任外交部长）、情报局长均难咎其责，即便现任女总理莫克尔，也会因为其一贯的“无保留支持美国”的态度，而无地自容。不言而喻，此不体面事件牵扯到所有大党，因此相互间取得“低调处理”或“灭音处理”的共识，绝非难事。
就在此丑闻趋向平息之际，本年初瑞士《星期日了望报》编辑部突然“获人传递”一份瑞士情报单位截获的传真，由是该报于1月8日报道了一折爆炸性消息：即此传真于2005年11月10日由埃及外交部发出，受件方为埃及驻英国大使馆，其内容具体指出，美国情报人员在罗马尼亚某机场设立黑狱、非法关押23名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公民。传真还指出，除罗马尼亚外，乌克兰、马其顿、科索沃、波兰、保加利亚均可能存在类似黑狱。
最为离奇的是，3天后（11日）德国《全景》杂志也报道了一折美国国防部某高级官员向该报记者透露的消息，即2003年4月7日，当美国正在向伊拉克进行攻击时，有两位德国情报人员继续留守巴格达市。在美国军事当局要求之下，他们向美方提供了现场侦探情报，导致美方向该目标进行导弹袭击，结果并没有击中萨达姆，但却炸死12民以上的伊拉克平民。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即利用普遍的国际同情，绕过司法管道，在全球各地对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士进行非法拘留和用刑。许多欧洲国家当局尽管始终掌握情况，非但不加以制止，甚至还透过本身的情报机构向美方提供协助。嗣后，当美国情报组织在某些东欧国家私设黑狱的活动经媒体揭发时，欧盟成员还忸怩作态谴责那些“前共产国家”违背“欧盟的文化价值”。如今，经情报走漏，说明即便反对攻打伊拉克的德国政府，也在暗地里协助美方的军事活动。至于其他欧盟国家，如瑞典、意大利，也都有牵扯不清的类似违法活动（详情见笔者“欧盟境内的黑狱与两种价值观”一文）。
不论此事件今后如何发展，不论德国涉案官员（如现任外长）是否将为此事付出代价，欧洲民众终于明白：即便是中西欧，在民主法制之外，还存在着见不得人的黑箱作业。至于欧洲的情报机构，也可能终于恍然大悟：即便是出于好意的非法活动，也可成为操在别人手里的把柄。总而言之，法律框架外的勾当，性质绝对与黑手党无异，嘴上一套“精诚合作、肝胆相照”，一出事就互相倾轧、背后插刀。2006/1/15
诡异的原子能机构紧急会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35个成员在2月4日的紧急会议結束前，以27票支持（包括中国与俄罗斯）、3票反对（委内瑞拉、古巴与叙利亚）和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欧盟方面提出的一项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该决议达成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瓦伊迪随即表示，该决议是个“历史性错误”；伊朗将“全面恢复铀浓缩活动”。伊朗的态度，已于近日多次表明，而决议的必然通过，也早于1月30日的6国会议结束时即已明朗。
此次会议结果，与其说是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不如说是通过俄罗斯与中国立场的改变，而加强了对伊朗的压力；同时从伊朗的强硬反应看来，作个“冲突升级”的结论，似乎也不为过。究竟此次会议或通过的决议为何令伊朗感到如此无以忍受呢？伊朗核问题激化后又可能导致什么结果呢？
首先，查阅1月30日通过的“决议草案”，可清楚看到具有3个要点：一是表明对伊朗的不信任，并要求伊朗与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同时中止核能研发活动；一是决定就伊朗的核问题向安理会提出报告；三是言明今年3月份安理会再度听取原子能机构的正式报告。就条文而言，其中完全不涉及将“伊朗问题移交安理会”，更没有任何提及“制裁”的措辞或含义。
然而，诡异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