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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画过一副卫婕的画像，是不是就是当初卫婕为了装拼图而撤掉的那副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据说他为卫婕保研的事情帮了不少忙，后来又听说现在在筹划着结婚。不过总之我再也没见过卫婕了，不过我可以肯定，她现在一定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幸福。
时间很快就这样过去，大四上学期很快就过去，寒假里，老妈问我卫婕这女孩现在怎么样了，我说还行，就这样吧。老妈一再叮嘱我好女孩子一定要珍惜。每次听到心里都在疼，却又不敢说。
在家的时候，星空无比灿烂，比起在徐琴楼下那一夜看到的更加灿烂，它们每一颗都比太阳更火热，却因为离我们太远，难道距离真的让我们不知道所以吗？时间又何尝不会改变，军博里的那些威武的破烂，还有小唐的墓前无人清扫的杂草。
我年三十给唐波上灯时，墓地里沸腾着各式的鞭炮声，只有唐波的墓前冷冷清清，他们家已经被迫搬到了外地，而当初的那群兄弟据说坐牢的坐牢，跑反的跑反，更听说黑道放出话来，要让唐波死了都没人送饭。总之年三十小唐的坟前，一个人都没有来。我倒宁愿相信这不是所谓的情势所逼，而是时间让人情变得冷漠。那天我安全的回到家里吃年夜饭，什么也没说，整个年过得都不开心。
第37节 THE SOUND OF SILENCE
大四下学期开学，正如我所想到的，寝室空了很多，不少人已经去上班了，等着拿毕业证，与二三类学校相比，莫大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用去愁饭碗，但是苍凉的寝室却让我们又一次感到了冷，我一开学就去找苏琳，张艳告诉我，苏琳这个学期没有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苏琳家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出国的事，学校的手续他家里人已经给她办妥了。我又问苏琳怎么没告诉我，她笑了笑说：“告诉你又能怎样？你留得住她吗？”我无言以对，只是对张艳的尖刻有些不快，摇摇头就走了。
苏琳去了哪里，我一直都不知道，问张艳，张艳也说不知道，打她的手机早就停机了，打她家里的电话，那头却告诉我她家已经搬家了，我曾经试图靠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找她，甚至在网上用人民币悬赏关于她下落的消息。各种不同的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来，有的说她去了美国，有的说在法国的地铁里看到过她，有的说在尼日利亚采风的时候见到她跟一群黑人小孩做游戏，又有人说她没有出成国，现在在武汉的某家公司里上班，还有人说在北京看到她和东交民巷换外汇的家伙在一起。她到底在哪里，她过得好不好，我都无从知道，我只是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至于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没有想过。
情人节那天我又是一个人过的，指望苏琳给我发短信，也没收到，倒是徐琴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看是她打的，想了一下还是挂掉了，我接着收到她的短信，她说没什么事，只是祝你节日快乐，希望看到短信的时候我能开心。我苦笑了一下，想说也祝她快乐，但是字打到一半，还是删了。
那段日子肖斯文依旧每天在寝室里闲逛，也没急着去找工作什么的，老二的重修还有最后有一门要忙，老大告诉我们，他保研的事情已经下来了，要请我们吃饭，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寝室的兄弟一起聚餐，半斤大曲下肚，肖斯文又一次目露精光，口里呢喃称自己为朕，还不忘记叫周围的食客“众爱卿平升。”老大给我们讲着导师的女儿如何漂亮，对她如何体贴。说得如痴如醉，却也没去管肖斯文的酒疯。
那天肖斯文在厕所里吐了五次之后终于老实下来，被老大一人抬回了寝室，老大一放下肖斯文，轻松了很多：“都快走了，以后想喝醉都难了啊。”我很奇怪的问老大为什么总是这么多离愁别绪，老大只是笑，什么也没说。
武汉的天气总是这样让人难以琢磨，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那一年的二月的武汉却忽然热得令人焦躁，而等着毕业的心情比这天气更焦躁，新闻学院里所有还留在学校的人都这样，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等着毕业，日子就这样过去，整个二月，整个大四下学期，日子象一个巨大的磨盘，在每个人身上碾过。
唯一想慢点毕业的是老二，他每天复习着高数，但是显然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去研究那些歪歪扭扭的公式，倒适合去找个机会好好的发泄一番，的确，这是一个荒唐的季节，在这个荒唐的城市里，每天都有无数荒唐的事情发生，或许在今天，又或许在明天。
我点上一枝烟发呆，肖斯文出去不知道干什么了，老二埋着头在看高数，但是显然没看进去，最轻松的还是老大，他躺在床上无奈的翻着本英文原著，寝室里一派祥和安宁，我想找人说话都找不到。
第38节 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
楼下响起了一片嘈杂，我应声望下去，发现围了不少人，也不知道什么事，人群中忽然有人喊起来：“我操，小日本打人了？”寝室里三人同时来了精神，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老大的眼力最好：“我靠，那不是肖斯文？”我想问老大出了什么事，老大什么都没说，头也不回，就朝楼下冲，我和老二也跟着出去，心里知道没好事，但是还是跟着下去了。
这一幕估计是在场所有人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壮观的一幕了，即使二战期间也不会有这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打架。老大一上来就放倒了一个要上来打肖斯文的韩国人，把他压在地上不能动弹。
此刻的肖斯文则无力的摊在地上，好不容易才支起身子，我看见敏郎被人架住，还挣扎着想上去打肖斯文，尽管前面认识，我还是给了他一脚。他惊讶的看着我，我回了一句：“他是我兄弟。”
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美洲帅哥马杜罗，他显得特别激动。用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骂着脏话“禽兽！你这个王八蛋！”显然是指着肖斯文的。他看见肖斯文从地上爬起来，不知道哪里来了股牛劲，挣脱出来，朝肖斯文肚子又是一脚，我冲上去想揍这家伙，肖斯文却有气无力的叫住了我：“别打了，兄弟，我对不起你。”
“兄弟？你们中国人是这么做兄弟的吗？”敏郎在一边捂着肚子放肆的笑道。一个家伙上去给了他一巴掌，他的嘴角上渗着血，但是还在笑。我白了一眼敏郎，没去理他，而是走到肖斯文跟前扶起他，他却挣脱我的手，耷拉着脑袋晃悠着站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拍拍肖斯文身上的尘土问他。肖斯文还是耷拉着脑袋什么都不说。
马杜罗拼命的挣扎着，但是后面那两个家伙却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了，似乎根本没有挣脱的余地，他声嘶力竭的继续用那口不大纯熟的中文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对苏琳做了什么？”
“告诉我，你对苏琳做了什么？”我还是这样问着肖斯文。肖斯文耷拉着头，半晌才说话：“苏琳，是我害她的。”“你说什么？”我皱着眉头问，连连摇着头，我心里已经明白，但是却还抱着希望，希望这只是肖斯文随口说说的。
“苏琳那事，是我下药干的。”肖斯文无力蹲在地上，头埋得很底，好象生怕看见我的眼睛。
我记得当时一边看着肖斯文，嘴巴张得大大的，全身无力，差点滩倒在地上，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马杜罗咆哮着，象一只被激怒的狮子，从两个膀大腰圆的体育生的束缚下冲除开，那两个一米八几的体育生推得老远，上来给了他一脚。这一脚似乎完全没有方向感，那一脚不偏一倚踢在他的档部，他当时就倒在地上抽搐起来，眼睛里似乎看到了天堂，还有他老爸那双穿着老人头皮鞋，套着梦特娇西裤的腿，还能看到他的爷爷在向他招手，肖斯文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他爷爷，当年是河南省的大地主，土改前期伪装进步，部队撤走之后组织红枪会作乱，杀害大量干部和贫农，等到后来部队带着机枪来镇压，春风得意的少东家赶走妻妾，绝望地在大屋子里做了一整天，拿一把马牌小橹子自杀了。肖斯文的老爸没见过他的地主爹，是遗腹子，但是私下却常用祖父当年的故事教育幼年的小肖斯文，肖斯文从来就没见过爷爷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他那天一定看清楚了爷爷的慈祥的样貌。
周围的人见到这个情景全呆了，老大也呆了，没有人去扶他，甚至没有人正眼看他一眼，有的人白了他一眼走了，隔壁的马老二朝肖斯文身上吐了口唾沫，招呼着王阳：“走，上楼去，这王八羔子犯贱，是自作自受。”
我当时想上去给肖斯文几个嘴巴，老大却在后面牢牢的箍住了我：“够了，打他脏你的手。” 保卫科的胖科长带着一帮校警匆忙的赶来，招呼着人扶他，拉了半天才有两个站在后面的家伙懒散的把一摊烂泥般肖斯文半扶半拖，送到学校医院。
张艳走的时候告诉我，肖斯文那天是约苏琳到他租的房子拿一些资料，却把那瓶迷药倒进了果汁里，这瓶药其实是当初买了给老二用的，想不到却用到了苏琳身上，而那一晚，我正从北京坐火车回来，正做着那个虚妄的梦，只有真正到了那个时刻，我才知道梦是如此的真实。
张艳是在肖斯文被打以后的一个星期走的，她走的时候甚至没有告诉肖斯文，只是约我出来说会话，她说其实苏琳早就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只是不敢告诉我而已，我问是不是她把这事情告诉马杜罗的，她笑而不答，只是说反正有报应就行了，还管这么多干什么。她去了广州，我问她去干什么，不要毕业证了吗？她说算了吧，这鬼地方太让人失望了。
保卫科的灯火彻夜未熄，胖科长在那天在办公室踯躅了一整夜，面对着足可以组织一次联合国会议的“国际纠纷”，哆嗦着等着上头的指示，而我和老大，也在保卫科冰冷的地板上，和几个带头动手的一起蹲了一整夜，留学生们则围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喝着茶聊着天，我感觉犯困，找一个认识的校警要烟，他犹豫了半天，给了我一枝红河，叫我到外面去抽。
二月的武汉，星空有些模糊，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北极星，只得作罢，我开始感到害怕，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或许会被开除，也或许拿不到毕业证，更有可能是在档案上记上一笔，但是最心痛的，还是被肖斯文欺骗的日子。
后来老大在电话里说，其实肖斯文并不是指望着苏琳，他几次私下都愤愤不平，因为他去找卫婕，卫婕从来没有给他过好脸色，“肖斯文大概是后来一时忍不住，看苏琳好骗吧。其实他一直想泡到卫婕。”老大说到这里笑了：“卫婕除了跟你的时候有点傻，其他的时候聪明着呢。”
学校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压下来，因为几个留学生不仅没有什么意见，敏郎还尽力为我说情，我们没背上处分，报纸上也没有报导，除了肖斯文的医药费学校一咬牙全额报销外，其余一切都不了了之，好象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但是敏朗和马杜罗在一个月后，先后回国了。
肖斯文在医院躺了两天就自己主动要求出院了，刚回来想给我说点什么，我却把欠他的２０００块钱夹着几张零钞砸上他脸上，说是要连本带利，他一个人颓然收拾着地上的钱，嘴里还在喃喃着：“活该，都是我活该。”
第二天，他把要把钱还给我，我没理他，他强塞给我，却被我一把推得老远，喊他滚。他后来趁我不在，托老大把钱还给我，老大则说，一笔帐归一笔帐，还是算清楚比较好，他无奈之下把钱塞在我的枕头下面走了，回来了老大告诉我钱的事，我想再一次把钱砸在他脸上，老大却说算了，人不能太绝了，拿了钱也让他好过一点，记得以后再还他好了。我一直没给他好脸色，整星期整月的不跟他说话。
肖斯文不断的向我道歉，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几乎向我下跪，我最终心还是软了下来，接受他的道歉，但是关系却冷了好多，后来肖斯文去了上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时常在我哈欠连天的时候说怀念在武汉的日子，而我总会在这样的时刻挂掉电话。
毕业的散伙饭我和肖斯文都没来，我怕肖斯文来了我会喝了酒揍他人，肖斯文也怕在吃饭的时候见到我，总之这也算不谋而和吧，据说老二那天喝得尿了裤子，和老大抱在一起哭。
老二在最后一次清考高数的前一个星期，忍不住又去了一次虎泉，在当年给我做按摩的那个女人身上疯狂的发泄了一夜，回来时却发现下身奇痒难忍，没几天居然从裤衩上拉下了一个阴虱，１毫米左右，仔细瞅还晃着二颗大板牙，张牙舞爪的，老二当时就吓得跳起来，泼的一下把它捏碎了。赶紧买了剃刀他按着肖斯文教的方法刮掉了所有的毛，折腾了几天，还在凉台上架起了酒精炉子把内裤一条条放在水里煮，他考高数的前夜煮了一夜的内裤，结果在高数的考场上打着呼噜睡着了，所以拖到现在毕业证还没拿到，老大说他应该在电脑城打着工，但是现在联系不到了，我惋惜的摇摇头说，有缘总会相逢的。
王阳最终没有能拿到毕业证，据说回乡做了老师，娶了个村姑，日子过得还算安逸，马老二在后来也到了广州，在一间报社跑社会新闻，据说有一次嫖娼不给钱，警察来了还跟警察装牛逼，扬言要见报，警察同志无奈之下只有通知报社端了他的饭碗。他从报社出来现在还在找工作，听说一直没饭吃，却没来找过我，大概是不好意思吧。
２００４年的７月，我终于离开了莫大，当我走的时候，才觉得莫大原来如此美丽，七月的武汉，每天都能看到离别的情侣和弟兄，我们却好象一点也无缘。好象要把人烤熟，到了广州才发现，原来这里也很热。
第39节．Everything will gone，Everything will go on
直到２００４年的７月１５号，我走过纷繁嘈杂的广州火车站，在宿舍放下行囊，看着窗外昏黄的天空，怔怔地坐了三个小时——身旁另一张床上，我的广西室友睡得正香。我一直到踏上广州，还像在云雾里飘着——我的运气好得可以说是传奇，我们上届扩招，单位，特别是媒体人都满了，系里的同学在疯狂地找工作，骑驴找马，有去乡办企业的，有去小城市当狱警的，还有几个四眼竟然当了兵。我那５０块钱一份的简历在被若干家报社无声无息地吞掉后，竟然收到了某求职网站转发来的一份通知——我被广州一家日化企业的综合管理部门录取了！
根据公司给我的Ｅ…ＭＡＩＬ，我是公司人事部直接录用的，没有试用期，在公司前台报道后，我还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供我熟悉这个城市——这段时间寂静的教我害怕，我每天匆匆地下楼，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和唯一的熟人（广西室友）招呼一声，吃上一份５块钱的盒饭，然后上楼，捧着一本企业管理的书诚惶诚恐地看着，等待着正式上班那一天人事经理的考核。当时的我，完全隔绝于这个花哨的城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三个月后，我就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城市醉生梦死的夜生活——每天下班和同事消夜，泡吧，和各色小姐调笑，借助酒精和人民币的威力，在他们麻木的身体上发泄着空虚。
２００４年９月中旬，我来到这个城市整整两个月。这天夜里，我和几个同事在芳村酒吧街喝酒玩闹，凌晨两点，我们放肆的醉梦被五六十条手持长棍、消防斧、铁管大汉惊醒。同事中有人喝高了，多了句嘴引来泼天大货。我们在一片打砸和喊叫中踉踉跄跄地跑出来，两个同事头被打破了，一个耳朵查点被削下来，广西同事的鞋子跑掉了，我的头在酒精的作用下不断地炸疼。
我们几个人狼狈地站在街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个城市黑夜的寒冷和残酷——鲜血和死亡随时就可能发生在我眼前。广州，２００４年９月的某个凌晨，我把一把鼻涕擦在西服袖子上，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哭完了，仅仅是五个小时。四个小时后，我又穿着整齐地出现在了公司，黑着眼圈和同事们一一招呼问好，中午吃饭时，甚至绘声绘色地指着报纸向女同事描述起昨夜我是如何在暴徒的刀棍下鹞子翻身踏雪无痕。
“人生就是如此啊”，我忘不了张艳说的那句话“世上男男女女，无非买Ｘ卖Ｘ，你娃娃现在没钱买，就得夹起尾巴做人”。说这话时候的张艳已经变得十分淫荡了，毫不避讳地和我比较起他的香港“老公”和肖斯文的床上工夫。
２００４年的８月份，在广州炎热的街头，我看见了世界上穿着最性感的孕妇——我的同学张艳，那个曾经胖乎乎的纯洁女孩。
我和她的见面实在是偶然，但是她却一点也不惊讶，慵懒的脸上似乎还要昨夜牌桌上的残妆——却掩不住久经世事的沧桑——我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她比我晚半年出生，然后早半年来到广州。
张艳和我说，她现在和一个香港人交往，那人给她房子住，给她零花钱，她在为这个男人生孩子——我沉默了，心里憋屈地想哭，找不到话头，支支吾吾的指着她的肚子问肖斯文。
张艳听我才说到这个名字，就夸张地笑了——她笑弯了眼睛笑弯了腰，骄傲地抚摸着肚子对我说：“你见过煮熟的豆子还能发芽吗？”
至此，我才知道马杜罗那一脚彻底地废掉了肖斯文——在放假前的三个月里，肖斯文脸色铁青，彻夜彻夜地不回宿舍。有一回，老二还在厕所惊奇地发现了“月经”——现在想来，那是肖斯文的血尿。
人生其实就是有那么多巧合啊，轮不到你不信就招呼到你头上来了。我常常想，要是肖斯文的老爸不凑巧碰到他统治下的暴民一起坐牢，他也许不会那么难过那么糊涂；老二如果不是凑巧提出要药，苏琳也许就能逃过一劫；马杜罗那一脚要是稍微偏一点，肖斯文现在还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是生活就是这么凑巧。那次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很久，肖斯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