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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１１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８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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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１、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２、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４月１９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有点像划船的浆声，心中晃荡了一下。我再一次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那好吧，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好了，我、正、站、在、你、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说完她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一起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去了我家乡的小城，已经去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看过，打电话的时候正坐在一条渔船上。我胸中立刻给一种莫名的情绪涨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小河，汹涌，混浊，退得也快。
许可佳回北京后，来看过我一次。我跟她绕了半天圈子，想把话题绕到我和她的事情上去，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让她不要为了我空耗青春和感情。话题刚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支支唔唔地对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清楚。”许可佳打断了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又像上次那样说不是好消息就不要告诉她，让她自己慢慢弄明白。我以为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没有说下去。这次她刚从我的家乡小城回来，我母亲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些表亲告诉她有个讲普通话的女孩到处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马上联想到了许可佳。我觉得许可佳可能打听到了玲姐不是我的表姐，许可佳也就明白了自己和我没有共同的未来。她不让我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也好。我和她的关系本来就没有用语言固定过，到了最后，也不一定非得亮出那些残忍的话不可。许可佳在我家里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匆忙离去。好像我父母不在这里了，她坐着站着都不自然了。送走她后，我在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在发酵，像美酒一样醉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呼出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逆流而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是坏事还是好事），把我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没有风，没有月亮。星阵密集，清晰，却又像命运的语言一样神秘。我忽然觉得我的大脑跟星空联在了一起，准确地说，深邃的星空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我的大脑里。我真想马上打电话把这种感受告诉玲姐，双手挤了挤脑袋，忍住了。又挤了挤脑袋，冒出了一个主意。我决定在玲姐生日那天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能给她星星，不能给她月亮，但我可以用她的名字给星星命名。
我马上打开电脑，上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网站，填了一份申请表，从帐上划过去了８６０美元。
我选择的是白羊座的第二颗亮星，第一颗已经被一位法国人命名过了。白羊座在黄道星座中虽然不起眼，像芸芸众生一样普遍，但玲姐是白羊座的。在希腊神话中，白羊座还跟我喜欢的金羊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网页上介绍，每年12月中旬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白羊座正位于北京上空。那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但愿到时候我能跟玲姐一起去紫金山天文台，或者河南登封观星台看看它。至少，我们应该一起上楼顶去看它，并排坐着，脑袋挨着脑袋。
没几天，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确认信。确认信告诉我，申请和批复已进入网站数据库，一周内还将有一份漂亮的证书通过快递公司送到我手里，上面有我所命名的星星的座标、星图和观星信息。确认信后面，附有一位主管的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份申请，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发布。最后他祝我和玲姐福星高照。我毫不犹豫地敲出了两个字：同意。然后祝他星运当头。
４月１９日很快就到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空气里照例有柳絮飘荡，花朵照例在开放，大街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要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玲姐的答复悬在心里，这一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美好得让人只想到处闲逛。
早上一起床，我就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没把命名星星的事告诉她，打算见面的时候突然亮出证书，让她惊喜一下。她在电话里情绪好像不太好，她说一个女人４１岁的生日有什么好祝贺的，过一次生日，就老掉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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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跟她辩论。关于岁数的看法，我们一直不一样，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快递公司，让他们给玲姐送一束鲜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感谢４１年前的这一天，让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进了公司大门，我又给玲姐打了个电话，忍不住提了一下她应该答复我的事。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小天，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说：“你不能什么呀？”
玲姐说：“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事。”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上外面吃饭，你想吃什么？”
玲姐说：“吃什么都好，只是，我也不能当着面跟你说这事。”
我笑了，说：“那你要怎么说呢？”
玲姐停了停，说：“你等我的信好不好？”
我说：“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还是只能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前。”
玲姐说：“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我说：“你愿意多想就多想吧。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多想其实是多余的，无论什么事，一多想，就复杂了。还不如靠直觉，脑子一热，腰板一挺，就定下了。”
玲姐笑了，说：“那是你。我做不到的。”
“嗯，好吧。”
刚挂断电话，就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给星星命名的事，要求详细采访。我推到了明天。接下来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的事，我都推到了第二天。
下午，我知道不能准时下班后，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先去餐厅点菜。玲姐反对，还说了好几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总去外面吃饭不像是过日子的样子。这条理由让我觉得有些温暖，多少抵消了一些上午她在电话里带给我的不安。差不多整个上午，我都有些不安。她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几个“我不能”，她不能什么？事到如今，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多半不是什么好话。或者，她要答应嫁给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有些乱。
在去玲姐家的路上，我摸着国际星座登记局寄来的证书，在心里发着狠，这次要是她真的不答应嫁给我，我也真可以豁出去接受记者的采访。把我们两个人的单位地址都公布出来，让世人知道有个她，让世人知道有个我。可是，要是她不明说不答应呢？我思考了一下玲姐可能采取的拒绝的策略。拖，应该是首选。但这次决不能再拖了，越拖问题越多。求也不行。除了答应，怎么样都不行。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公开挑战世俗，大张旗鼓地追求她，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同时也让媒体做一回好事，推她一把。
门打开了，我举着星光闪闪的证书走进去时，发现玲姐刚刚哭过一样，脸上湿湿的，眼睛红红的。
“咦，怎么啦？”
玲姐又要哭了，说：“你尽干傻事，这回要害死我了。”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玲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你自己看看吧，这可怎么得了？”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版面左中位置有一条新闻。标题是《以星星的名义，见证浪漫爱情》，副标题是《中国大陆第一例用恋人的名字为星星命名》。内容不用多说了，提到玲姐时，报纸上有一句：“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玲小姐”。一玲就是玲姐的名字，在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申请表上，我没有填玲姐的姓。
“啊，这个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这个又怎么啦？”
“你还有心情装傻，呜呜呜，我都要被你害死了，呜呜呜，你干脆窝心一刀，让我死个痛快得了，呜呜呜。”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玲姐走到卧室里去躺下了，只是哭，不理我。我哄了她一会儿，进厨房里看了看，冷锅冷灶的。打电话叫了送餐，然后又坐到床上去哄玲姐。她还是哭，不理我。
我觉得在路上硬起来的心肠一点一点泡软了。我用手揩干她的脸，说：“不要呜呜嘛，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去收拾。”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怎么收拾？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上午有几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详细采访，我现在还想着要不要答应呢。”
（）
玲姐马上坐起来了，“你答应吧你答应吧，你就想着顺自己的意，全不管别人死活。”
我有点生气了，说：“过了晚上十二点，我就给报社热线打电话。”
玲姐又躺下了，背冲着我，不时抽泣一下。餐厅送餐来了，我叫她起来吃饭，她也不理。我怕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