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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承认以任何理由离婚的问题是，它侵蚀了用以反对自愿解除婚姻而保护婚生子女的原则。一项解除婚姻的协议涉及的不仅是两个人；虽然存在双边垄断问题，但交易成本并不会过高。而且一旦双方当事人已就相互同意的条款达成协议，他们就只需要制造为离婚提供法律基础的违约证据就能达到规避禁止协议离婚（consensual divorce）的法律这一目的。证据的制造并不是无成本的，所以严格的离婚法律将会通过增加解除婚约成本而维持一些婚姻。如果社会比现在更有决心保持婚姻，那么它至少会防止当事人控制证据；它就只会在公诉人或其他第三人证明存在婚姻违约的情况下才允许离婚。“过错（fault）”制度相当于将实施惩罚这种“无受害人（victimless）”犯罪的法律看作是一种贿赂，并好像在向受贿官员和毒品购买者进行兜售。并且随着婚姻收益的下降，对离婚的压力就上升了。这就使反对协议离婚这种政策的实施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为更自由的离婚法律提供了另一个理由。
5．3婚姻解除的后果
当协议合伙被解除时，合伙财产就必须在合伙人间进行分配。如果撇开过错问题，那么婚姻也是这佯。但在分割婚姻存续期间家庭获得的财产时却是有困难的。如果妻子很少有市场收入，那么家庭的全部或大部分有形财产都将用丈夫的钱购置。但他的收入能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妻子的努力，她可能在他是一个法学院或医学院学生时就支持他，而自己却放弃了通过高级培训从而提高其收入能力的机会。由于资助他受教育，她自己在承受了机会成本的同时却提高了他的收入能力，所以她有权像任何债权人一样取得补偿。法院理解这一点，并在财产分割时依此作出裁决——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更困难的情况。夫妻双方在其男方完成了职业培训后才结婚。妻子专门从事家庭生产，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有形财产又全是由丈夫购置的。然而，将所有的财产归因于丈夫的生产性活动却是非常错误的。妻子的非货币贡献的价值可能等于或超过丈夫贡献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永远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丈夫不得不将大量时间用于家庭生产，那么他的市场收入就会减少，从而也使他积聚的财产下降。由此，可以说，有些财产是由妻子用其家务劳动购置的。虽然夫妻共同财产规则（the rule in munity property）规定在解除婚姻时应将婚姻存续期间积聚财产的50％归于妻子是武断的——这里不存在婚姻（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生产能力是相等的假设——而且也可能是过于慷慨的，但由于决定配偶对家庭财富所作出的相对贡献所需要的成本和将他们的经济收入比率作为其相对贡献替代品的明显不恰当性，也许使这一规则很难得到改进。
除了规定婚姻财产的分割外，离婚裁决可能还要求丈夫向其妻子支付（1）她再婚前定期定量的（扶养费）和（2）抚养婚生子女的一部分成本（子女抚养费），他通常会拥有对子女的监护权。扶养费（alimony）的分析是非常复杂的。它表现出三项独特的经济功能：
1．它是对违反婚姻契约的一种损害赔偿。但是，如果损害赔偿只限于扶养费，那么人们就希望它像其他损害赔偿那样一次付清，以使司法监督的成本最小化；而且永远不应该将它付给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就像损害赔偿的惯常情况一样。
2．扶养费是一种向妻子（在传统婚姻中）偿付其婚姻合伙财产份额的方式。通常而言，妻子通过其家务劳动或市场劳动——如我们例子中丈夫当研究生时妻子对他的资助——对主要财产作出的贡献就是丈夫收入能力的形成。由于这是一种很难用以借钱的财产（为什么？），丈夫也许不可能筹集钱款以用一次付清形式从妻子处买回她依其贡献所正当主张的财产；为此，他必须依财产产生的收入流量而逐渐向她支付。但这也不是对扶养费的一种完满解释，因为如果妻子再婚时法律也不会终止其扶养费。
3．扶养费的最后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向妻子提供一种离职金（severance pay）或失业补助（unemploymentbenefits）。在传统的家庭中，妻子只从事家庭生产，而她可能具备的市场生产技能却因此而下降了，以致原来的就业可能性——万一现在解除婚姻——萎缩到了只有希望再婚和形成新的家庭后才可能在那里努力从事她的家务劳动。虽然她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一些工作，但被迫当侍女和文书的熟练家庭生产者就像一个找不到法律工作可干而成为一名传票送达员的律师一样。
由于寻找一位合适的配偶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又由于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尤其对妇女而言）降低一个人组成可能给她带来比过去的婚姻更多实际收入的新婚姻，所以以下主张是有道理的：在婚姻契约中规定一项标准条款，其内容是，为了使离婚妇女在寻找新丈夫期间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水平，应当由其丈夫向她支付一笔离职金或失业补偿金。考虑一下它与法律业务的类似之处。由于一名律师同意为一家专门从事油轮抵押谈判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可能会在最后被解职时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份报酬相当的工作（为什么？）。但这也许更有理由说明他为什么要求——作为服务于那一律师事务所的条件——它同意，如果它解雇他，就得在他找到合适工作之前继续向他支付薪金，即使寻找工作的时间会很长、甚至拖延。
家庭妇女和律师这两种情况中，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是，用更高的薪金补偿万一解雇而造成的长时间失业风险。但在婚姻情况中，丈夫可能无法向其妻子作出必要的转移性支付，特别是在婚姻的最初几年，因为那时家庭还不可能有大量的流动资产。而且，预先计算难以定量的离婚风险合理补偿与预先计算离婚一样是成本很高的，特别是由于相关几率事实上是每年中离婚的几率表。当然，这是依阶段预付扶养费的一种理由，尽管判决的理由是损害赔偿。
正像不论雇主在解雇工作人员时是否有过错都应给予离职金一样——事实上，通常也不论雇员是自动退职还是被开除——扶养费也被看作离职金的一种形式，它并不依赖于过错概念。但正像一个雇员可能由于违反其雇佣契约退职而放弃取得离职金的权利一样，如果妻子在造成婚姻解除方面犯有严重过错，那么扶养金也应被拒绝或减少支付（有时是这样的）。进一步而言，如果妻子的婚姻财产份额不足以支付她离婚遗弃她丈夫对家庭所引起的损害时，就可以从扶养费中扣除。
扶养费作为所得，应向妻子征税，这与离职金的征税方法是一样的，但它与失业保险或其他附加福利的征税方法不同，而且它与损害赔偿的征税方法也不同（参见17．8）。
5。4对孩子的法律保护
在考虑国家对孩子的适当作用时，我们可以先从与经济分析相适应的假设开始：国家总试图使其全体公民的福利总量（the aggregate welfare）最大化，其中包括孩子。为了实现他们作为成年人时的潜能——用经济学术语说，为了取得其高水平的终身效用——需要对孩子进行大量的投资，其中既包括双亲的时间又包括市场投入（食物、衣物、学费等）。由于在任何投资决策中都要考虑成本和收益，所以对一个具体孩子的最佳投资是它能使孩子、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合福利最大化。最佳投资水平因孩子的颖悟和父母的财富等因素而在各家庭之间存有差异。它也主要取决于父母在多大程度上爱他；爱他的程度越高，投资的最佳水平也就越高，因为由此父母就会很少甚至没有感觉到投资的成本（你能明白为什么吗？）。正如将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住房的人们的生活状况不会比将同样收入的较小部分用于住房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差一样，为其孩子作出极大“牺牲”的父母的生活状况并不会比为其孩子作出很少或不作出贡献的父母（收入相同）的生活状况差。
即使当父母非常爱其子女时也存在着对子女投资不足的危险；这就是对义务公共教育的部分解释。假设一个儿童出生在一个父母非常贫穷的家庭。如果有适当的衣、食、住和教育条件，那孩子有着很大的潜在收益能力，但其父母没有能力向他提供这些东西。如果那孩子或其父母能依其未来的收益能力借钱，那倒也没关系。但依具有很高不确定性的未来收入流量借款的成本，和依某人收益能力附属担保一笔债务的困难性（假设宪法禁止自愿为奴，当他违约时你无法使之成为你的奴隶），使这样的借贷成为一种资助一个有希望的儿童行不通的方法。
这一问题再加上有些父母不太爱或索性不爱他们的孩子和对孩子的普遍利他主义的存在（即不仅爱他自己的孩子）这些事实，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律对父母规定了关心和资助孩子（包括教育）的义务。除了义务教育法，童工法和向穷人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都是对儿童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这一问题的其他一些社会反应。但这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富人的孩子也有权享受免费的公共教育。对这种补贴的一种理由是，受教育的人是外在收益的资源。他们降低了交流成本，生产了有益但却无法为他们自己全部占有的思想。例如，专利法就不允许发明者获取其发明的全部社会收益（解释为什么），所以他和他的家庭就会对其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当然，即使对教育补贴有适当的理由，这些理由依然不是其原因所在。提供免费公共教育和出勤率的要求还有益于教师和否则将不得不与孩子和青少年竞争的工人。
禁止父母失职的法律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实际问题是，如果罚金和监禁的威胁不能阻止父母不管孩子，那么对孩子怎么办？法律的回答是将无人照管的孩子交给养父母或将之送到照顾孤儿的家庭。这两种方法都不会令人满意，因为要监督监护人的履行情况是很困难的。国家可以向养父母支付足够的资助使他们能在关心和培养孩子方面进行最佳的投资，但谁会知道他们是否已作出这样的投资呢？国家不可能信赖养父母：因为他们对孩子的终年收入没有财产权，所以他们也不会作出能使这些收入最大化的投资。
解决无人照管和被抛弃的孩子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当然是允许父母（或母亲，如果没有找到父亲或父亲对此不关心）将孩子送给他人收养，而且最好应该在无人照管开始之前就如此做。收养能将孩子从不想对其培养进行最佳投资的监护人处转到很愿意对其培养进行最佳投资的人那里。但避孕的普遍有效以及不能怀孕的妇女羞耻心理的下降（你能想出其经济原因吗？）和宪法收养权的创设已减少了收养儿童的供给量，因为大量这样的孩子是作为性交的非故意副产品而生产的。最近生育医疗的进展（也许在部分原因上为收养婴儿供应量的下降所推动）已减少或至少控制了收养婴儿的需求量，但需求仍然很高，并在很大程度上高于供给。从收养机构取得一名婴儿的等候期已延长到几年，有时甚至连收养机构也没有婴儿。如果商品是电话而不是婴儿，那么婴儿短缺也会被看作是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一个极端例子。
事实上，这种短缺好像是政府管制（government regulation）的产物，特别是在法律禁止婴儿买卖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了建立婴儿市场的可能性：许多人能怀孕但不想抚养孩子，而另外有些人不能生产自己的孩子但却想抚养孩子；生身父母的生产成本远远低于许多无子女人喜欢孩子的价值。而且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婴儿黑市，每个婴儿的普通价格高达2。5万美元。其必然的秘密运行方式对市场参预者产生了很高的信息成本（information ost），也对经纪人（典型的是律师和产科医生）产生了很高的预期制裁成本（expected Punishment cost）。其结果是它的价格比可能的合法市场中的高，它的销量比可能的合法市场中的小。
如图5。1所示，po是自由市场上的婴儿市价，qo是自由市场的婴儿数量，而政府管制将最高价定在Pr，远远低于Po（在此没有将Pr标为零，这一方面是由于收养机构和其他合法供应者确实向养父母收费，另一方面是由于扶养孩子的成本是很高的）。最高限价的结果是使供给量减至qrs，从而产生了（qrd－qrs）的超额需求。黑市也由此而出现了，但这种市场的运行成本要比自由市场高得多（由于制裁成本、信息匮乏和缺乏实施保证），从而使价格上升到ph（D和Sb在此交叉，Sb是较高的黑市供给曲线），这一价格要比自由市场的价格高。所以与自由市场价格下的qo相比，它只供给qb数量的婴儿。
当然，不是所有的婴儿者都是通过黑市收养的，而只有qb－qrs是如此。事实也不完全如此。收养机构——国家许可的私人非营利组织——用排队和各种不同的非市场准则（nonmarketcritieria，有的具有很大干涉性并在宪法上有问题，如要求养父母与生产父母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来将它们控制的供给量不足的婴儿配给他人。但是，对这种机构提出的主要反对意见并不是它们用以配给现存婴儿供给量的准则，而是它们对收养的垄断，因为这使得（假设这是它们的利润函数）供给依然不足。
有许多国家也允许（受制于各种限制）独立收养，在那里，生父母（通常是母亲）可以在不借助收养机构帮助的情况下安排其孩子的收养。这避免了收养机构所规定的有时是不相关的和使人降低身份的准则，但由于不允许母亲出售其孩子，独立收养也并没有创立真正的婴儿市场。但是，安排收养的律师却可在母亲住院费和相应的怀孕成本之上收取一笔服务费，但由于这些收费很难控制，所以实际上它们隐瞒了对婴儿本身的支付。而且如果母亲违约而放弃将孩子为人收养，那么养父母就可能取得一笔以他向她预先支付的分娩费用为标准的损害赔偿。同样，亲属间的无保留婴儿销售也是一种“家庭契约”。在那里，母亲同意将孩子让与一位近亲以换取扶养孩子足够的补偿。这样的契约在法院认为协议有利于孩子的地方已得到了实施。
经济学家们对黑市的标准反应是，建议取消使之存在的价格管制。将之适用于此的话，就是允许怀孕妇女订立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将其孩子供他人收养，并不应对契约中的价格作出任何限制。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多半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反对意见。例如，反对意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愿意支付最高价格收养孩子的养父母能为之提供一个最合适的家。但我们认为，最看重孩子的父母就有可能给予其最佳的关心，付出大量金钱以取得一个孩子至少能证明购买人有要一个孩子的强烈欲望。对此的回答是，肯支付高价的养父母可能由于不正当的理由而重视孩子：为了性虐待或其他目的。但禁止父母失职和虐待儿童的法律完全可以适用于养父母（当然，正如他们确实受制于现行法律一样）。自然，人们会非常谨慎地识别养父母可能的犯罪倾向－－正像现在所做的那样。
但是，用于购买父母权的大额支付可能会耗尽养父母供养其被收养孩子的经济能力吗？或者更现实地说，会减少其对孩子的抚养投资吗？但是，这里假设自由市场会产生高价格。这是一种反对自由市场的独特观点，在此出现是不适当的。市场价格不会超过养父母自己生产孩子而不是购买父母权对养父母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母亲的时间和医疗费用）。因为这是一种竞争价格。养父母的净成本由此会接近于零，除了生父母没有而养父母会有的寻找和确定孩子的一些成本。由于黑市的价格必须要包括卖方违法的预期处罚成本并且禁止使用最有效率的买卖方结合的手段，所以其价格就会很高。
市场方法的反对者们还认为，富人可能会买下所有的孩子，或至少买下所有优秀的孩子。（回忆一下反对允许出售广播和电视频道的相同观点。）这样的结果可能对孩子是最有利的，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有高收入的人们的时间机会成本也高，富人通常比穷人的家庭成员少。允许婴儿销售并不会改变这种境况。而且，富裕而无子女的夫妇对孩子的总需求肯定比孩子的供给小，即使对高质量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上积极鼓励人们为了无子女夫妇购买而生产孩子的制度中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现行收养法律制度下的穷人比婴儿自由市场中的穷人更糟。现行法律下的大量收养是通过收养机构进行的，它在审查未来养父母时将重点放在申请人的收入和就业状况上。由于经济理由而可能没有达到收养机构标准的人们，在价格较低的自由市场上可能会收养到孩子，就像穷人也能买得到彩色电视机一样。
虽然婴儿收养市场的条件之一是长期超额需求，但不再是婴儿的儿童收养市场的条件之一却是长期供给过度（为什么？）。阻碍收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养父母会因照顾孤儿成不良少年而得到报酬。但当他们收养养子女时却得不到，所以当他们确实收养其养子女时就会承受比其他养父母更高的成本，因为放弃收入是一种成本。你能设想出任何克服这一问题的措施吗？（参见16。5。）
5．5代理母亲身份
父母权（Parental right）买卖在所有州都是非法的，但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种做法（代理母亲身份，surrogate motherhood）却不是这样。假设H能生育而W不能生育。H和W雇佣了能生育的妇女S，以一个双方同意的价格为他们夫妇怀孕一个孩子。S就用H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当孩子出生时，S依据契约将其父母权交给W。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代理母亲身份的做法。对于这一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在M婴儿案中，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代理母亲身份契约的实施有悖于该州的公共政策。
法院为这一表明其缺乏经济学知识和需要一本这样的书的结论提出了许多理由。法院说：“一个孩子不是在尽可能的和平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