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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两个极其顽皮的孩子一样，趁老板转身不注意的时候，就鸡啄碎米似的你亲一下我、我亲一下你地闹着玩，老板一旦面对我们，我们马上又一本正经起来，装模作样地喝酒或吃菜，相互却还偷着挤眉弄眼，我们觉得这种小恋人似的游戏挺刺激挺有趣。
我们从“道拉基”小馆出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很沉，街上除了很多的霓虹灯，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很少。轻柔的和风吹拂在脸上令人感到清醒、爽快和动心。我们牵着手边走边唱，唱我们会唱的所有的歌，唱得高兴时，就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往天上抛，接住，再抛。
三
这个漫长的带着酵母气味的夏天就要过去了，白露那天，我和罗素赶到“大梦一场”歌厅，柳彬跟他的那些记者朋友们早就等在门口，简单地寒暄了一下，就勾肩搭背地开进KTV包间里。因为是柳彬做东，所以敬酒啦让水果啦什么的都是他，显得最忙碌。
看来，柳彬已经完全康复了，不辞辛劳地跑来跑去，一点儿瘸的感觉都没有了。我记起他曾说过的一句话：下了地又是一条好汉。
那些记者各就各位，接过柳彬递过去的黑啤，七嘴八舌地问他可以报什么料给他们。说实话，我不喜欢干新闻的这帮人，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跟我有什么过节，而是他们那种跟屁虫似的作风让我反感，有个词叫“势利眼”，好像就是专门给他们预备的。
“诸位，稍安勿躁，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柳彬一边张罗着，一边安慰大伙。
那些人总算消停了一点儿，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喝起啤酒来。罗素扯了扯我的衣襟，咬着我的耳朵说：“喂，你注意到没有，柳彬把胡子又留起来了。”我一看，还真是。这时候，我才发现柳彬似乎有点儿不对劲儿，至于怎么个不对劲儿，我一时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不大对劲儿就是了。
“诸位，”柳彬使劲儿拍拍巴掌，把所有的视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然后，精神抖擞地说道：“现在，我向你们宣布一个重大新闻，听好——”
“快说吧，别卖关子了。”有人催他。我突然意识到他要说什么了，一种受骗的感觉，一种经受至爱亲朋欺骗的感觉，自我心头油然而起。
“我决定两周之后，一个人徒步考察罗布泊。”柳彬慷慨激昂地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提问，都是好哥们，我跟你们没什么可隐瞒的，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记者问，“预计多长时间完成？”
“一个来月吧。”他回答道，“我能带的饮用水非常有限，也只够维持一个月的。”柳彬说话的时候，表情特丰富，我觉得，他挺有表演才能的，去当个土匪恶霸什么的正合适，没准成个腕儿也说不定。
“此次考察的目的是什么？”有人问。他耸耸肩说，“无非是挑战极限，同时也为锻炼个人的意志和斗志。我喜欢挑战也喜欢接受挑战，这就是我的个性。”
“请问，这次行动的冒险指数是多少？”记者问。柳彬用手画了个十字，两臂交叉在胸前说，“坦率地告诉你，冒险指数达百分之百。在别人看来，也许只有疯子才肯去做这么冒险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记者又问。
“在我看来，这次行动是每个热血男儿都该去做的，而我只是首当其冲，不过是做第一个尝尝梨子滋味的人而已。”柳彬一边说，一边还做了一个吃梨的动作。
“你不怕吗？”
柳彬仰天大笑一阵子，调侃地说：“在柳彬的词典里，有勇气有温柔有善解人意，就是没有害怕两个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害什么怕，丢不起那人！”
“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哟，我们给你接风。”一个电台女记者说，似乎有点儿难舍难分。那个电台女记者两只乳房好似两座小山头，用哥伦比亚作家贝赛拉的话来说，那样的乳房已经不属于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对象，而属于山岳形态学的范畴。
“我敢打赌，她绝对做过隆胸。”罗素压低声音，小声地对我说。
“看她那酸劲儿，准是跟柳彬有一腿。”我用揶揄的口吻说。只见柳彬极尽缠绵之能事，轻柔地拍了拍那个隆过胸的电台女记者的手，暧昧地贴着她的耳朵说着什么，那个隆过胸的电台女记者这才露出笑容，居然笑得那么羞涩——我差一点儿当场晕过去，操，太恶心了！
“太过分了，别当众演偶像剧好不好。”有人起哄，把柳彬弄得很不好意思，唇边挂着微笑，对大家说，“侠骨柔情懂不懂，我就是一个典型。”
喝酒。
接下来，记者和柳彬说的就都是废话了。我记得一本回忆录上写过，乔冠华曾提议组织一个世界废话协会，简称“废协”。我跟前的这些人都够加入的资格。
“喜良，别愣着呀，我们聊我们的，你跟罗素唱歌去吧。”柳彬说着，把歌单丢给我。
“我没兴趣唱。”我说。
柳彬张张嘴，想说什么，可是看看我的脸色，又打住了。
“你生他的气了是不是？”罗素说，一会儿瞅瞅我，一会儿又瞧瞧柳彬，她的眼睛似乎比X光更有穿透力，什么都瞒不了她，整个一蓝精灵。
“跟他生气，他也配！”我愤愤地说。
“嘴硬吧你，瞎子也看得出来。”罗素用胳膊肘顶了顶我的腰眼，嘻嘻笑着说。
几个男记者已经开始可着嗓子“迪克牛仔”了。我跟罗素一直坐在沙发的一角窃窃私语，故意不去理睬柳彬和他的那些记者朋友。曲子换成《把根留住》的时候，大伙都招呼柳彬，这是他的代表曲目，走到哪唱到哪儿，说实话，唱得确实不错，不过，就这么一首歌，别的全不会。
“把根留住”之后，柳彬示意我跟他出去，到大厅拐角坐下来，他说：“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也承认我违背了我的诺言，可是你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过没有，一个闯荡江湖惯了的人，突然把他关在一间书店里像关禁闭一样，他受得了吗？也许他会疯掉的！”
“我不反对你有多种选择，我反对的是你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事先你为什么不给我透露个信息！”我说。我们太大声了，引起了吧台小姐和服务生的注意，一个个跷着脚尖往我们这里窥视。
“还不是怕你不高兴？所以，造成木已成舟的既定事实，让你无话可说。”他这样的一番话，倒真的让我无话可说了。我只能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塞万提斯说过的一句话似乎比你说的更有道理。”不等他再言语，我就回KTV包间去了。
我和罗素合唱了一首《浪漫的事》。罗素跑调跑得太厉害了，要是让赵咏华听见，非跟她打官司不可。可是，她不管这个，只要自己唱得尽兴就行。
一曲终了，居然还有人鼓掌表示赞赏，罗素越发的兴趣盎然，接着点歌，接着抒情，因为都是些老歌，好多人都会，就都随着一起唱。我发现柳彬一直在旁边转悠，似乎有话要跟我说，我装着看不见，只盯着MTV画面，跟着费翔王菲和张清芳一路高歌。
直到声带开始痉挛，实在无法把哆来咪区分开来为止。
演出到此结束，我们陆续走出歌厅，柳彬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道：“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塞万提斯，他说的是什么？”我说你真想知道，他说真想，我告诉他塞万提斯的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危险超过希望的时候，鲁莽并非勇敢，撤退也不算逃跑。
以往的北京国际书展都是我和许佩祈一起去，一老一小，早早上路，下了火车先奔“馄饨侯”，喂饱肚子才去国展中心，参观结束，再去全聚德对付一只烤鸭，吃饱喝足之后通常还要到琉璃厂转上一遭，翻翻旧书堆，拾个便宜拣个漏儿什么的，然后就打道回府了。这一天过得逍遥又自在，对我来说，这样的一天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小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一天更有意思。
可是，这一次，老头儿居然说他不能去，也许是他不想去，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太太不让去，总之，他是不能去。好在有罗素愿意陪我去，虽然还是有一点儿失望，但是这种失望情绪毕竟打了些折扣。
“小伙子，我怕是去不成了，”老头儿笑着说，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遗憾，“我很忙，根本分不出身来，你只好自己去了。”我把他的话复述给罗素听的时候，她却说，“老头儿跟过去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个有家庭的人了。”我实在想象不出，有家庭的人跟看书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难道脚上长鸡眼会妨碍戴帽子吗？“你要理解他。”罗素说。
是的，我当然要理解他，就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个女人。但愿罗素不是这样的女人。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眯缝着眼睛动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罗素问我是不是要睡觉，我说要睡，她咯咯笑着说，“你不是在睡觉，你只是在尽睡觉的义务——我每次失眠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人就这么说我。”
我惊讶地问她，她也会失眠吗？她翻翻眼皮说当然会。我又问她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失眠？她说在失恋的时候。我不再说什么了，我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喇叭里在广播早新闻，掩盖了火车在行驶中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
按照我跟许佩祈的习惯做法，我也先带罗素去了“馄饨侯”，吃完早点出来，罗素不解地问：“我们起这么早跑到北京来，就是为吃这碗馄饨吗？”
“虽然都是馄饨，但这里的馄饨更多些沧桑，味道可能跟别家的差不多，意趣却迥然不同。”我给她解释说。其实，我知道我说服不了她，有些事原本就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清楚的，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那意趣，许佩祈懂，我懂，而罗素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懂。
今年的国际书展跟往年一样的热闹，进入大厅，我和罗素约定了会合地点，就分头活动了。她喜欢西方的惊悚悬疑小说和时尚类杂志，而我偏爱哈韩的文学书，特艺术特纯的那种文学书，这两类书的展台不在一层楼上。
我找到了韩国馆的展台，这里陈列的大都是韩国小说家和随笔家的选集，我也曾学过鲜语和日语，不过，没学会，但并不妨我对哈韩文学的偏爱。在韩国小说家当中，我最欣赏的是金东仁，读过他的小说的中译本。那个韩国出版商见我知道金东仁，显然喜出望外，就超热情地跟我攀谈起来，他说汉语有点儿口吃，好在能听懂。
我希望展览结束之后，能把展品中的金东仁和与金东仁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转让给我，韩国出版商说没问题，即使这些展品举办方另有安排的话，他也会从国内给我寄的，然后，就通报姓名交换通讯地址什么的。
转一圈，在筑摩书房的展台，我又跟日本人订了一套《太宰治全集》，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一套书。我觉得我不虚此行，我也很为许佩祈没来而惋惜，我甚至赌气地想：回去以后我要添油加醋跟老头儿吹嘘一番，好好气气他，谁让他不跟我来的！
我在楼梯口碰见几张熟悉的面孔，几张我常在我的书店里遇到的面孔，都是六十来岁的样子，胡子和头发都还很黑，反衬得脸色异乎寻常的苍白。我们停下来聊了几句，他们从事什么行当的都有，近两年迷上了藏书，大都以收藏抗战时期的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文学作品为主。
越聊越投机，他们提议去吸烟室坐一坐，我们各自点上一支烟，他们说他藏书纯粹从兴趣出发，不像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和鲁迅研究家那样，就吃的是这碗饭。他们都说他们看不起那些人——那是一群寄生虫。
我说，“我也看不起那些人，我觉得您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挺恰当的。”其中一个谦逊地说，“信口开河，信口开河而已。”我从他们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许佩祈的影子，他们有点儿相像，而且不仅仅是年龄。
他们说他是“油纸伞书坊”的常客，遗憾的是，那里的解放区文学实在少得可怜，京派海派的作品却很完备。我承认，情况确实如此。
只顾聊天了，我差一点儿把罗素忘掉，赶紧告别他们，跑出吸烟室。我们约定坐同一趟车回去，路上还可以继续聊。
“你跑哪里去了，到处找不见你？”罗素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脸的焦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准备一个人上路了！”她跺着脚说道。看到她跺着脚的样子，一种怜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我搂了搂罗素的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问她。她说她得到了几张乔治·西默农的推理小说的英文电子版光盘，“都是可以开心解闷的玩意儿。”
我放弃了去琉璃厂和全聚德的计划，这两样罗素都不感冒，况且和那些老书友还有约定，约定结伴返程的。我和罗素一人拎着一个矿泉水瓶子，一边喝着，一边晃晃悠悠地往火车站方向走。“我饿了，我要吃肯德基。”中途，罗素突然说。她提要求的时候，两只圆眼珠就像两条张着嘴的小鱼在眼眶里游动，令人不忍拒绝。
快到火车站入口处，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接的时候，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却不说话，“谁，说话呀！”我嚷了几句，对方仿佛像是跟我比赛耐力似的，就是不吱声，沉默着，我只好把电话关了。
罗素问我是哪个来的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模仿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台词说：“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一定是打错了。”罗素说。
“也许吧。”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不过，挺奇怪的。”
“奇怪什么，打错个电话有什么奇怪的，接到个打错了的电话就犯嘀咕才叫奇怪呢。”罗素冲我做了个鬼脸，表示她的轻蔑。
最后，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了过去，响了两声，对方接了，“您找哪位？”他低声问道，有气无力地。
我听出对方是谁了，我一下子就听出对方是谁了，“嘿，汉奸，你他妈的神经搭错线了，通了电话又不接，逗我玩呢！”我说。这家伙喜欢恶作剧，作案工具以电话为主，有一回，我收到一条短信——我的宣言：我决定打破老公终身制，实行小白脸股份制，引进丈夫竞争制，推广情人合作制，试行红杏出墙制……我还以为是哪个半老徐娘发的呢，查来查去，原来是他。
“我刚才是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想一想又没什么事，就挂了。”汉奸的喉咙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粗糙。
“我靠，你是吃饱了撑的，拿我来找乐子？”我习惯于用这样的口气跟汉奸说话了，大概汉奸也习惯于我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了。
挂断电话以后，我仍然有一点儿怀疑，当然是怀疑汉奸了，他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我同罗素一走进站台，就见那几位老主顾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正在东张西望地找我们，脸上是极讲诚信的业务员那样的表情。
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我跟几个老主顾可以旁若无人地交谈，而这时候罗素则坐在对面座位上，一个人玩纸牌打通关，显然她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
“现在的鲁迅研究居然庸俗到了只关注脐下三寸的地步拐弯抹角地去考证鲁迅和许广平究竟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发生的性关系，你觉得无聊不无聊？”其中一个愤愤不平地说，“奇怪的是，这样的文章不但有人写，而且有人发，更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鲁迅先生有那么伟大的作品，鲁迅研究家顾不上去研究，偏削尖脑袋去打探些犄角旮旯的小道消息，敷衍成篇，然后公之于众，声称是‘最新发现’。”他们用胳膊肘支撑在车窗边的小桌上，望了一阵窗外的风景，“许多鲁迅研究家就是这样起家的，你说荒唐不荒唐？”
“还有更为荒唐的呢，”我说，“这些家伙一旦成名，就可以享受鲁迅从未享受过的优惠待遇，鲁迅享受过专家津贴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专用轿车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公费旅游吗，没有吧，他们也有！”
“整个一本末倒置，”他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研究曹雪芹的人比曹雪芹风光，研究鲁迅和胡适的人也比鲁迅和胡适招摇得多，俨然一个大人物。”
“听说，‘张迷’们都比张爱玲更讲究穿戴。”
“其实，不过是一群拉大旗做虎皮的小丑而已。”
“虽然是小丑，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
“我宁愿做一个兴趣盎然的文学爱好者，从过往岁月的字里行间去亲近历史，也不想成为既得利益者，省得挨骂。”他们当中的一个说，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侧面上，他的皮肤像块海绵一样将阳光吸附进去。
“我跟你一样，我更想做一个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清。”我说。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们都是个读书很多的老头儿，并不仅仅局限于解放区文学，他们也跟其他的藏书人有所不同，别的藏书人重在收藏，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时候不多，而他们凡收藏过的书都读过，而且还写读书笔记。
“我喜欢鲁迅，所以最讨厌那些所谓的鲁迅研究家，打着鲁迅的旗号骗吃骗喝也就罢了，甚至还随意玷污鲁迅，这就太过分了。”他们中的一个愤懑的态度特愤青。
“鲁迅活着会如何呢，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诸位有何见教？”我问他们。
“一道上，你们就没完没了地纠缠鲁迅，累不累呀。”罗素大概是玩牌玩腻了，也坐到我们这边来，“我的导师就是研究鲁迅的，可是最怕人家跟他谈鲁迅，他说一听见谁要与他谈鲁迅，他就想拔枪；我逗他说一见他拔枪，我就谈鲁迅，没办法，他只好求饶，让我们放他一马。”
我们都笑了，而几个老主顾几乎是纵声大笑，他们说，还是钱钟书说得透彻，有了蛋，何必非得要去看一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是啊，有《呐喊》、《彷徨》和《且介亭杂文》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说。
火车到站了，我跟几位老主顾相约在书店再见，就分手了。我们坐出租，他们则要赶一班公车回家。天阴了，起风了，他们几个的面影酷似一棵被风吹乱了缨须的玉米穗——一个西班牙作家戈伊蒂索洛曾用过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正好适用于来形容现在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