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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举动和同情，点燃了庄先生爱情的火焰，他对女人冷却了的那颗心，像春天的竹笋一样，哪怕有巨石压着，也要破冻土钻出地皮，迎接着春天明媚的阳光、滋润的雨水。他暗暗地开始向我传递信息，那时我还不知道恋爱已在身边发生，只是有一种感觉，庄先生在我面前出现时，我心情格外开朗，时间也过得格外快，而且下次还想见到他。
再说赵丽是个热心的年轻姑娘，她发现我是个老姑娘没有结婚，也知道庄先生离婚了没再结婚，我们年岁相当，而且见面之后谈得很投机。她是旁观者清，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我和庄先生是合适的一对。因此，赵丽无形中在做红娘，热心地为我俩牵线搭桥，她问我：“要不要约庄先生出来玩玩？”
我说：“行，今天晚上到丽都饭店打保龄球吧！”
赵丽笑笑，她就给庄先生拨电话。我们第三次的约会又开始了。
八 我总是惦记着他
那天傍晚，凉风徐徐，我叫来一辆出租车，带着赵丽小姐，去庄先生的家接他。
庄先生住在东城一条繁华大街路西的胡同内。这里属于北京古老的四合院的保护区，一排排槐树、榆树，一座座略显斑驳的院门，很有古城特色，胡同口还堆满西瓜、西红柿。
我们的车子停在胡同口。赵丽带着我，去找庄先生的门牌号码，谁知一下车庄先生就迎了上来，他早就在那里等我俩了。庄先生有礼貌地跟我们握手之后，就主动邀请说：“既然来到我家门口，就认认门吧！”
我们推开房门，赵丽惊讶地说：“啊！这屋子真大，有多少平方米？”“这是间客厅，有四十平方米。我的客人多，有地方坐嘛。”赵丽和庄先生走到另一个门，看到里面还有房子，我站在那里没有去看，有些不好意思，我问赵丽：“里面还有几间房？”
“两间卧室，一间洗手间。”庄先生没有主动让我们进去看，大概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对我说：“敦子小姐，等房子建好了，你们再来看好吗？”
庄先生讲此话时，他的目光传递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在这瞬间，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房子是我住的，这里的女主人是我！”这念头闪过后，我又暗暗骂自己“瞎想！真不害羞！”脸也感到一阵灼热。
“建好房子，孩子住哪里？”赵丽问他。
“他们不在这里住，和鲍蕙荞住在一起。”
我怕司机等得不耐烦，赶紧对庄先生和赵丽说；“司机还要送我们去打保龄球，咱们走吧！”
丽都饭店坐落在北京的东北郊，是座新建的合资豪华饭店，供外国人食宿和娱乐，价格昂贵，只收外汇券。那时我是单身，工资也算丰厚，每月都要来玩上几次。当时我听赵丽小姐说过，庄先生每月工资只有七十五元，玩一次保龄球合人民币二百多元，他是不敢问津这种高消费场所的。在门口我付钱买好票，请他们进去。庄先生一看要花那么多钱，又是我掏钱，他的表情很不自在，心中一定不是滋味。我心里也明白，这种场合女士出钱，男子汉心中总是内疚的。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
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过去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打保龄球，现在总算真的要打了。”
庄先生毕竟是运动员出身，对球性的适应比一般人要快，第一个球就碰倒六个瓶子。他越打越好，满堂红越来越多。我心里佩服他的聪明。每当他打出好球，我就为他鼓掌。我看他玩得很开心，心里格外高兴。每当我打出好球时，庄先生也为我喝彩鼓掌。
打完球后，我又请他们到球场旁边的休息室喝咖啡。
我们在这几次交往中，相互的心靠得更近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在播种爱情，同情心中萌芽着爱情。而且我也奇怪地发现，在庄先生面前，我变得年轻了似的，话格外多，心情也很愉悦，而且离开庄先生之后，总是惦记着他。
爱情啊，你真的就这样不期而至了吗？
到皇家公园去
由赵丽约我们几次相聚后，敦子这把圣火，使我的心在燃烧，我总是在思念着她。老实说，我也想过，她是个日本姑娘，我是政治上跌了跟头的名人，这样的感情发展下去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在此之前，我也曾在杂志上读过这类报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个别勇敢的同胞，突破过去的禁令与外国人恋爱，虽然受到许多挫折、磨难，但最后还是成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真羡慕他们。现在我已经是无官一身轻的平民百姓了，跟一个普通日本姑娘恋爱，有何不可呢？
虽然几次约会赵丽小姐都在场，但我感觉她是在有意地撮合我和敦子。敦子是稳重的姑娘，由赵丽陪着显得多么自然，多么亲切！我想这一切都是敦子精心安排的，使我对她又增添几分敬重，对赵丽的话也格外注意。
第一次赵丽对我悄悄说：“敦子是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您的。”
第二次赵丽又对我暗示：“这是我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见她那么健谈。”
第三次赵丽在敦子打保龄球时又对我说：“庄老师您虽然第一次打保龄球，敦子称赞您打得好，比她技术还好。今后她有了对手，还要再约您打保龄球呢！”
赵丽的话的确很重要，敦子对我的感情在升温，我对敦子的爱恋也天天在增长。我一边在家抓紧修房工作，一边盼望着十月初我们说好的郊游。
十月二日的早晨，秋高气爽，日丽风清，我们三人乘车来到了颐和园。
我边走边给她们介绍说：“这里原是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清朝末期，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经费挪用了，修建了供她享乐的园林。”
“为什么叫颐和园呢？”敦子好奇地问。
“这里原名叫清漪园。慈禧太后挪用了建海军的经费进行了重建、扩建。太监李莲英为了迎合慈禧渴望长寿的心意，特此把园名改成颐和园。意思是让慈禧在这里保全元气、长命百岁。慈禧高兴极了。”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赵丽不禁问道。
“过去，我常陪外宾来这里游览，讲解员给外宾介绍时，我很留意地听，所以还记得一些。”
我们边走边谈来到了观赏颐和园全景的最佳地点之一的“知春亭”。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什么典故？”赵丽问我。
“知春亭小岛位于昆明湖的东岸，遍植桃柳，每当春季来临，这里桃花绽红，柳丝吐绿，最早向人们报告春讯。我国有‘见柳而知春’之说，故该亭以此意而命名。”
我们站在亭中驰目纵览，宽阔的昆明湖，壮丽的万寿山，挺秀的玉泉山宝塔和西山的群峰等，尽收眼帘。近、中、远景层次分明，宛如在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
“拍几张照片好吗？”我提议道。
“赞成！庄老师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拍照，要多拍几张好的。”
“我来给你们拍摄。”敦子热情地说。
“咱们轮流。”我补充道。
赵丽为我和敦子拍的照片，由于我们情绪很高，玩兴正浓，表情显得很自然。
不少朋友看过这张照片后称赞说，庄先生丰采不减当年，敦子小姐在你身旁，笑的那么甜蜜，又有腼腆之感，真是可爱、真有缘分。这张照片是我家照片中的上乘，至今挂在我的书房中，永远激励我向往美好的生活，并永远记住我们美好、真挚的初恋。
九 我与前妻鲍蕙荞平和地分手（上）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东走，不久来到了园中之园的谐趣园。这里回廊曲折，藕荷绕湖，景色清幽。
我和敦子被一个像门似的景物所吸引，走到近前往里看。赵丽小姐偷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按快门道：
“这张照片洗出来，好像你们俩人外出归来回家似的。”
敦子小姐听后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在想，什么时候我能有个家，天天能回家多好啊！
“庄老师，这一时期有些杂志、小报刊登您与妻子离婚的事，我们也不知情，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这话说来就长了……”
敦子小姐可能感到在愉快的气氛中提这样的问题不谐调，对赵丽说：“这使庄先生多为难啊！”
“这倒没什么，今天咱们痛快地玩，以后和你们谈好吗？”
“庄老师，您的经历、经验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借鉴，我喜欢听您谈话。但今天不谈，您不介意吧！”
“让庄先生谈这件事，心里是不好受的，以后这事也别谈为好。”敦子劝慰道。
“没关系，人生总是苦乐并行，闪光的人生只有九个字就能概括：跌倒了，爬起来，走下去。和你们谈也是我人生的一次小结。”
“好！庄老师，听您谈话并不是听新闻，您能从困境与低谷中走出来，比从坦途中走过来的人，体会更深刻，脚板更结实，意志更坚强。我们更佩服您。敦子，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同意！下一周的晚上，在我屋里，咱们尽情地谈，请庄先生主讲！”
我跟鲍蕙荞也有过初恋的美好时光。一九五九年秋，我俩是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认识的。那时我们都住在奥共党校里，每天吃饭时总是听到有人弹钢琴，旋律优美动听，后来我发现是中国代表团中的一位姑娘在弹奏，她和殷承宗一起来维也纳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当时，我还弄不清她叫什么名字，见面时只是微笑而过。在回国的途中，我才知道她姓鲍，钢琴弹得好。后来，她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这是一九六一年夏秋的事，我也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和单打的冠军。
她家住在王府井附近，上下班路过王府井南口的中国照像馆时，她总有意无意地看见橱窗中摆放着我放大的微笑的彩色半身照片。照片上的我微笑着面对着她。
一九六二年的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彭真同志及市委领导要观看国家乒乓球队名将的表演，结果我与鲍蕙荞邂逅。她看完我们的表演后，就跟朋友们跳舞去了。我不会跳舞，就去玩游戏，得了一辆玩具小汽车。晚会快要结束时，我见到鲍蕙荞，就把玩具小汽车送给了她。那时我是无意的，万万没有想到，爱神就把我俩拴到了一起。不久，她给我写来一封信，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有了感情，开始了恋爱。
我俩都是业务上的尖子，那个年代对我们尖子来说，信仰是动力，道德是准绳，价值是进取，奋斗是颂歌。我一心扑在乒乓球事业上，每届比赛要拿更多的冠军，为国争光，为亲手打碎“东亚病夫”耻辱的招牌而努力。她非常理解我事业上的艰难，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劳动，要耗去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我也理解她在钢琴事业上若取得出色的成绩，也要和我一样，做出许多牺牲。因此我俩极少有花前月下的美好时光，总是互相鼓励，以事业为重，相爱三四年连结婚的事都不曾想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保皇派”，讲了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被说成是黑尖子、修正主义苗子，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世界比赛也不让参加了，整天写检查，有时去农村参加劳动，根本不能去练习乒乓球。这时，我的心情很灰暗，为国争光的想法已经枯萎，年纪已经二十七岁，是否能结婚呢？
在一次我们去农村参加劳动回来后，我见到了鲍蕙荞，她的心情和我一样，钢琴被批判成大、洋、古，许多国外名曲、作品不能练习，更不能演出，又怎能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呢？她同情地瞅着我，我走到她跟前，悄悄地对她郑重地说：
“蕙荞，过去咱们不结婚是为了事业，现在咱们的事业在哪里，全让革命！给冲了，再这样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你还比我大十几天，快二十八岁了，咱们就结婚吧！”
她泪花闪闪地点点头，“嗯”了一声。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人人都在提心吊胆、审时度势、规行矩步地安排自己的清贫生活，小有平静就是很好的天时了，事情都要选择这种时刻来急办。路漫漫、黑茫茫，谁也保不住一夜之间又会降临什么样的灾和祸。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正是北京最阴冷的三九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我们结了婚。按理说，世界冠军和女钢琴家的金玉良缘应该是美满、幸福和欢庆的。但那个时候却是阴森和恐怖洒满人间，每个人就像落地的一片枯叶，被大风扬起，又被抛到汹涌的海浪中沉浮着，哪有真正的欢乐？
新婚不久，五月十二日“中央”来了个“通知”，内容是：
“国家体委是叛徒刘少奇，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人，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
当天晚上，体委来了一些人，把我抓走，还抄了我的家。他们让我交待的“罪行”是，如何反对党的三面红旗的，骨子里是如何反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我被剃成阴阳头，被殴打和游斗。甚至有的人竟扬言，要打断我的右手，看我还怎么拿世界冠军！
没过几日，鲍蕙荞也被她们学校的“革命派”抓了起来，要她与我划清界限，揭发、交待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时，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可她始终对审查的人说：“我了解他，他可能说错话，但他绝不反对毛主席、共产党！”
……
在敦子小姐的房间里，我开始回忆起和鲍蕙荞的往事。敦子小姐入神地听着，却突然打断我的话：
“鲍蕙荞是正直的人，她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能维护你，真不容易，她的命也够苦的。”
“听你介绍，鲍蕙荞真是好人，真是值得同情的人，为什么后来你们又分手了呢？”赵丽迫不及待地问道，“如果您愿意继续说，我们特别愿意听，这里面不光有故事，更有做人的学问。”
“是啊！我常在回首往事，尽管往事不堪回首。我觉得孔夫子说了不少有道理的话，温故而知新，正确和错误、成功与失败，表面上看是故事的现象，透过现象能悟出一些道理，增长一些知识。我就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在极关键的时刻走错了路，而这一步几乎毁灭了我的一生。后来，我才悟到：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有着千步万步，而在紧要关头却只有一两步，也许一步登天，也许一失足成千古恨。天下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因而人的一生时时事事要谨慎、珍重。”
讲到这里，她俩似乎不那么明白，因为她们没有完全经历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没有那种感受。我想，应当用更易接受的语言，让她俩了解我的沉浮。
十 我与鲍蕙荞平和地分手（下）
在我被抓和挨批斗的三个多月中，受尽了污辱，背上背了个“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从香港归来的，我的教练傅其芳和战友容国团，由于受不了政治上的污辱，相继自杀身亡。我之所以没有走上绝路，是因为始终不忘鲍蕙荞悄悄对我说过的话：“你一定要顶住，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你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
我苦挨苦熬，到了九六八年秋，国家体委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后，我才被放了出来，但整天学习政治，早上向毛主席像请示，晚上向毛主席像汇报，仍然不许打球。
一九六九年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似乎有段平静时期。周恩来总理过问我的事情，并亲自安排我来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一进入宴会厅，炯炯有神的目光就在搜寻，一眼看见了我，快步向我走来。我激动地快步向周总理迎去，当我和周总理的手握到一起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的感情向外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掉。这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总理很理解我和其他些尖子运动员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亲切地对我和围上来的体委其他同志们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周总理机智的关怀，从此使我们各个项目恢复了训练。在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观看了乒乓球、体操、跳高等项目的汇报表演，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刻苦训练，为祖国体育事业立新功。在周总理直接的亲切关怀下，我们这些尖子的日子才愈来愈好过，训练的劲头也愈来愈足。
一九七一年春，将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主席、周总理从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支持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性体育比赛。我荣幸地做为主力队员参加了比赛，并与战友们一起夺得了团体世界冠军。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我遇上了柬埔寨朗诺集团的球员柯武，为了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我弃权了。
在日期间，我遵循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主动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来往，搞了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这些政治活动，都是与小小的乒乓球紧密相连的。一九七三年以后，我身不由己地逐渐脱离了几十年所熟悉的乒乓业务，步入了我极不擅长的、陌生而复杂的仕途，当上了中共十大的代表、中央委员、国家体委党组的副组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体委主任、党组组长。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也要拉起他们的队伍，对我格外关心。我是官大能力低，见江青能在政治上“帮助”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的妻子鲍蕙荞虽然在一九七○年被江青从农场调到中央乐团，开始也感激她，后来渐渐看到了一些人对江青不满的情绪，便再提醒我，要跟江青一伙保持距离，靠得太近是危险的。她要我去找周总理，我告诉她，总理身体不大好，不要过多麻烦他。即使这样，当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