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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怎样才能达到他指示给我的新高度、既不伤害连长又能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呢？我一边抡着斧头一边思索，真是比登天还难。有时我停下来仰望着湛蓝的天空想要寻求一种答案。天空是那样高远，还好像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问号。而脚下，十几根桦树横七竖八地躺着。我的斧头几度抡空、险些砍伤我的腿。我一筹莫展。有时我真想收回刹那间的机灵，让走空的斧头落到脚面上，让自己躺到医院里，结束一切考验。可是害怕致命的危险，害怕知识分子不会干活的流言，又总是让我把抡空的斧头拉到一边。我昏头昏脑地熬过了这一天，身体累得筋疲力尽。
吃完晚饭，我准备到西山坡密林的草地上静养一会儿。忽然下面传来一阵惊悸的呼喊：“严化成跳河了！严化成跳河了！”随着喊声，许多人直往东山跑。我迅速冲到坡底，跟着人群追去。当我到达东山根下的小河旁时，李雪华已从冰冷的水中把严化成救出。闻讯赶来的营部医生连忙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给他做人工呼吸。因为溺水时间不长，抢救及时，严化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大家轮流着把他背回营房、整夜用两个人轮流看守他。
严化成的跳河激起沸沸扬扬的议论，从干部到战士普遍流露出不满情绪。对于干部来说，他这是连队没问题给你找问题，让你评先进连队的一切努力全都泡了汤；对于战士来说，他把追究原因的威胁引到了身边。
我注意事态的发展。令我惊异的是，在短斩的非议之后，大家都在尽力地淡化它、遗忘它。第二天，当部队决定把严化成送回老家之后，再也没有提及他的声音了。
我却以为这里有许多需要总结的教训。要加强连队的建设，认真总结这些教训，是最好的突破口。
严化成在饭前和人争吵，只是他自寻短见的引火点。其实他的投河有着比这更深更远的原因。
我和严化成接触不多，但对他一直抱有较好的印象和较多的同情。他是个四川兵，个子不高，脸白白的，眼睛很小。可能因为营养不良，他的脸相跟他实际的年令相差很大的距离：他显得很老，深而多的抬头纹和眼角边蛛网般的皱褶把他的脸抟塑得像一块洗得十分苍白的芥菜疙瘩，在他憨笑的时候又酷似一个老太婆。可能是没有文化，一直生活在山区、很少见到世面的缘故，他的头脑迟钝些，不善于与人交往。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但他很能干，从不像柴广森那样藏奸偷懒。连队的干部除连长外大都是山东人。连长对谁都一样，一个马上就要复员的人，也没那么多心思去管事。另外几个山东干部比较抱团，他们偏袒山东兵，厌烦东北兵。但连队的东北兵多，尤其是黑龙江兵基本都来自一个县，一个公社，平时好聚堆，干好干坏都是一股力量；还有他们整体上都具备小学或初中文化，不像山东兵和四川兵连一个大字都不识、纯系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所以讨厌归讨厌，对他们的使用并不差到哪里。生不逢时的是四川兵。他们稍嫌木讷，不会说不会表达，缺乏培养价值。干部对他们不咸不淡、不冷不热。但严化成不管他们表扬不表扬、看到看不到，始终一个劲儿地干。他从没装病休息过，从没耽误过一班岗。几个东北兵把他当傻子、当低能儿，讽刺挖苦常像冰雹一般撒向他。严化成口拙，有话说不出，气得只会翻白眼。
严化成有一个坏毛病，大概是天府之国的饥饿把他吓坏了，部队缺乏给养的状况让他心悸，他对吃饭持续一种病态的追求。每吃细粮，饭筐刚一落地，他便挤到前面。大果子，他拿的够吃两顿；大米饭，他盛的一碗顶两碗。抢到菜瓢或菜勺，他便捞满碗干的。抢菜抢饭并非他一人，大部分战士都如此。我也渴慕成为第一个最先盛饭盛菜的人。但身分和尊严常常使我成为最后一个，不是喝汤吃锅底，就是吞咽不生不熟的米饭或大果子。我奇怪连队怎么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后来才明白，每逢吃好的，通讯员必得给干部们先打出来。没做出个样子来，他们自然觉得理短，说话不灵。因此也就装作没看见。
抢菜抢饭尽管相习成风，可是嫉妒又总是相伴而来。你吃着我就吃不着，你吃好我就吃不好。当落入到后一种情况时，他们自然憎恨饱食者的愉悦。黑龙江兵似乎没挨过那么严重的饥饿，所以虽也抢，但抢的不那么多。他们看不惯老是抢饭的人，觉得这太没出息。严化成顿顿抢。他本来就不讨人喜欢，天天饭后露出得意的笑容，更使人对他充满敌意。除了指责他“没出息”“下作”，有人还觉得他是自不量力的僭越者，正像王母娘娘摆的蟠桃会，弼马温参加不得。越过这个界线，就要遭到天谴。而踩咕严化成，惹不了天怒人怨，所以连最不及的小兵都要啖他一口。
四川山区的闭塞养成严化成孤僻倔犟的性格。对于来自各方面的凌辱，他从不屈服。然而他的嘴太笨，每每只是蠕动，却说不清楚。“气郁于胸，不得通其道”，病必然随发。我早就观察出他有点异样，他的举动反常：或痴呆、或失神、或颠三倒四。严化成和我碰面，总是友善地搭话，露出憨憨的笑。我一方面觉得有些可怖，一方面想帮他一把，可不知怎么帮。“你别抢饭了”，这话怎么说得出口。但不直接说，拐弯抹角地，又怕他不明白。他的两个四川老乡都不愿靠近他，我靠近了，不会遭到东北兵白眼吗？严化成的病一天天加重。一次夜里他在梦中大叫：“我是陈老总的儿子！”许多被吵醒的战士哏哏叫骂。到了白天，他们指着严化成的鼻子，讪笑他狂妄，恬不知耻，他像犯罪一般苦笑。我暗暗为他担心，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一个人当他无力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时，他往往乞灵于幻觉中的神力，当他把幻觉当现实时，他离神经分裂便不远了。严化成呼喊自己是陈老总的儿子，绝不是狂妄，而是对自己受辱身分和地位的臆想性反抗。这种臆想意味着他的精神已经陷入恍惚状态，临近崩溃的边缘。他的呼喊在我心里激起了感应。在大学、在农场、在这深山狭谷、在遭受困围的时候，我经常产生臆想。我幻想天上突然落下炸弹，将我连同这个世界全部炸平。我也幻想过出身“高干”门第，它能伸出神奇的手，把我从苦海中救出。只是我理性尚存，我能分析自己，预感到危险后我能控制自己。而严化成不明白自己，不能把握自己。我为他担忧，我可怜这个远离家乡、无亲无故、无处诉苦的小战士。我特别为他惋惜，假如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得到友好的启蒙，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必须挽救他！”“一定要让他学会理性地控制自己！”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主动接触了他，劝一些战士不要戏耍他。然而我的身份和地位决定我的劝解如同痴人说梦。不久严化成的病情加重，他坐火车跑了。把他找回来后，连队依然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结果发生了他的跳河自杀。
追忆严化成的跳河经过，我突然悟到，这就是做文章的好题目。我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或早或晚，每当饭时都念上一篇。我联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又无具体所指，强调友爱，强调对人的尊重，强调自我尊严的确立，强调互相帮助。我的语气和缓，立足于说明道理，既无攻伐的意思，又无揭短的嫌疑。干部战士听后都表示好感。远离家乡和亲人，人们的内心其实都是孤独的。他们需要他人的温暖，借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们同样憎恶狼一样的抢食的行为，愿意建立一种文明礼让、和谐友好的关系。因而许多人以敬佩的表情和口吻对我表示支持。连长在我念完第二篇之后，撂下饭碗，走到饭桌中间，高声讲道：
“老施讲得好！谁他妈不是父母生的、父母养的？谁没有兄弟姐妹？在家有了矛盾总得躲着让着。这里同样是革命大家庭，需要我们都把这分感情拿到部队来。大家远离爹娘乡亲，没人照顾，那就得互相照顾。这才能体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当兵的时候，部队没这个样子。”说到这里，他好像忽然觉得言出有失，于是马上改口道：“现在全军革命化的程度一天比一天高，我们能当尾巴吗？当然，我们干部要先带头，首先是我没做好。现在不说哪个人的事，今后你们班长要注意，再发现有不团结的现象、欺负人的现象、抢饭抢菜的现象，我先拿你们是问。干部先做好。通讯员！”“有！”“以后吃好的，你不要先给连部打好。各排长注意，以后按班的顺序打饭。今天一班二班三班四班侦察班报务班，明天再倒过来，报务班侦察班四班……最后是一班。好了！”
说完他大摇大摆地回到连部的餐桌边。
连长的表态令我微熏。一个人的苦心劳作最需要的就是肯定性的回声。可是连长的表态同时也让我感到窘迫。我是奉指导员之名命批评连队的不良现象的，这种批评要或明或暗地“上挂”到连长。我连续宣读的七篇文章并不能让指导员如愿以偿。连长的表态更会使指导员觉得我的批评与连长无关，甚至相反，以为我在暴露政治工作的的缺席。连长最好默不作声，“肯定”应由指导员出面表示。然而我无法把局面转过来，我无法指定谁说谁不说。我清楚现在不能再征求指导员的看法了。我观察到，连长讲话时他的脸色铁青，连长讲完后他一言没发。等连长回到座位不久，他便起身走回连部。我的心“咯噔”一下沉重起来。
以后几天里，我发现指导员总是有意躲着我，并且忙着找战士谈话。这些战士多数是常和我聊天的。指导员和他们谈的时间较长，有的一个小时，有的小半天。谈话回来后，他们个个像挨了霜打，情绪低沉，而且不大再敢靠近我。我郁闷，我明白我的服务被当成了熊的服务，指导员要对我下手了。
星期天的上午，连队干部都到团部开会。我独自跑到东山坡的桦树林里静息。蹩脚的表演令我懊恼，瑞珊的沉默重又把我推到了热锅上。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信了。此时此刻她在干什么？是否还想我？是否像我靠着甜蜜的回忆来填充寂寞？倘佯在山坡上，我想起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同样是一个沟谷、一个山坡，我和瑞珊依偎在一起。天气是那么美好，阳光照在脸上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远处影影绰绰地有一群农民忙着播种。从地面上氤氲升起的淡蓝气流波浪似的滚动。那时我的心充盈着爱，同时也不缺少理智。我知道我和瑞珊相聚的时间不会很多，我要争取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和瑞珊的关系固定下来：吻，拥抱，睡在一起。瑞珊太漂亮，传说中她又很风情。我怕她熬不住半年乃至一年的等待、移情别恋。那时的姑娘对性还很传统，要想把握住她，只有占有她。如果占有了她，她再发生变化，她也就不值得我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系在一起了。前一天晚上，当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谋划着把瑞珊带到这里，做完最后的事情。此地离城较远，是我儿时抓蝈蝈的地方。它有土坡，也有壕沟，躺在里面只见蓝天，不会被人发现。可是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笨拙。我不是事先制造情意绵绵的氛围，然后轻轻地抚摸她，让一切来得自然、和谐。而是坐下来就喘着粗气，生硬地要求摸她的下体。当时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咕咚咕咚”跳的声音。遭到拒绝是必然的结果。在那一瞬间我羞辱得无地自容，心里一片冰凉。瑞珊真是好姑娘，她见我羞得满脸通红、万念俱灰的样子，主动握起我的手，把自己的脸贴到我的脸上。可能是我的自尊心太强了，受挫之后神经调整不过来，对她的亲昵竟然失去了知觉。记得那时我的心里还升起憎恨她的敌意，以为她作假，一个谈过那么多恋爱的人，不曾被人抚摸过？我悻悻然。我相信，此时我再抚摸她的下体，不会遭到拒绝。但或许是一个性格过分强硬的人感到怜悯给与的东西没劲，也或许是害怕再一次地感受羞辱，我的热情已经完全消失。只是为了表示一分礼貌，我亲了亲她的脸。趁着种地的农民走近，我拉起她返回了街里。
想起我的小诡计、我的笨拙、野合的失败，我不免露出会心的微笑。
正当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我的耳边突然飘过一个声音：
“老施，你在这儿呐。叫我好找。问了好几个人。”
听声音就知道是李雪华。
“有事吗？”
“恩。”
“什么事？”
“老施，你以后别写文章了。”
“怎么？你听说什么了？”
“没有。”他显然撒谎了，粉白的脸蛋上泛起了红晕。
“那又为什么？”我故做不解地问。
“唉……”他显然着急了。
我等着他的下文。他带着可怜的表情低声说：
“再写，人家会说你瞧不起战士了。”
事情的结局不妙，是我原就预料到的，但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却始料末及。我想李雪华转述的还不全，按照这种思路推下去，污蔑工农兵、拒绝向工农兵学习、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等等罪名都可以扣到我的头上。惊悸和愤怒使我失去了常态，我直接问李雪华：
“是指导员亲自和你说的？”
“不，老施，你别问了。我听见两个山东兵议论的。”
他没说实话，可能是害怕增加我的精神负担。
“放心吧，小李，我不写了。那几篇还是被人硬逼着写出来的。”
“还有这事？那怎么还……”小李没把话说完。
我望着他那双天真困惑的眼睛，不知怎样解释才能把事情说明白。
指导员对我使用的手段一点也不稀奇。把人当工具、利用别人去打人是时代的流行病。几年来的政治表演已经让人充分领略了它的奥妙。今天我把你当亲密的战友，明天我把他当作知己，后天我又宣布第三种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同志。 当我把你、把他、把第三种力量当作真正的支持者时，内心里不作任何许诺和保证。他们都是在某一个阶段里的同路人，谁也别想跟我走的太久。而做我的战友、知己和同志，那就必需执行我的意志、去打击我的敌人。事情办好了，我给你点荣耀。不过我始终保持戒心，等我发现你的声望对我形成了潜在的威胁，我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叫你消失。事情要是办坏了，别怪我残酷，我就拿你当替罪羊，由大家对你进行公审。谁也别想逃过被利用的厄运，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其中包括真心崇拜红太阳的小将。他们在协助太阳摧毁了各层黑司令部之后，纷纷被发配到荒山野岭。据说原来对他们的期望值太高，而实践证明，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因素，他们把运动拖得无尽无期，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为了恢复稳定的正常秩序，只有把他们打发到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而一个时代的治人方略一旦形成，它就必然被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者所领悟和践行。因之对于指导员的所作所为，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诧。目前的结果我早有所料，只不过这些话我闷在心里，不能对李雪华说。动辄荆棘、触辄得咎，注定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只能在时代的缝隙中游动。至于最终到底如何，我茫然无知。
沉默片刻，我建议小李和我爬山。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四面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峰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不知何时升起的云雾溢满了山峦和沟豁。我的心就像缀上了铅块一般沉重。
我完全失去了游兴，拉着小李迅速下了山。
十、 重 锤
中午，灼热的阳光把山石烤得滚烫。整个山谷像一个大火盆，从帐篷外面涌进来的热浪迫压着喉咙，窒息的感觉一阵紧似一阵。山中的石耗子也出来赶场，“吱嘎吱嘎”地叫个不停。尖利的叫声像玻璃碴子划玻璃那样刺耳，让人抓心猱肝般地难以忍受。想要午睡，简直是做梦。忽然，我的肩像被粗大的针头猛扎了一下似的一阵巨痛。我莫名其妙。天没塌，地也没陷，我怎么会遭到如此重创？转眼看时，一只拇指般大小的瞎氓“嗡”的一声在帐蓬里飞了一圈，随后像子弹一般冲出帐篷。再看被它钉过的地方，迅速隆起一个雀蛋似的大包。我感到十分晦气和懊恼。想不到山中有如此大的瞎氓，它怎么偏偏钉我而不钉别人？难道就我不招人喜欢，连小动物也要咬上几口？我爬下铺，赶忙走出帐篷、找卫生员上药。
上完药，我有意驱散不愉快的念头，靠着帐篷的背阴处望着眼前的景致。五月末，家乡的土地已经绿波荡漾。雪白的樱花、粉红的丁香花在空气中播散着清新醉人的芳香。各色各样美丽的鸟雀飞窜在田野里、树林中，时而喁喁私语，时而传出欢快悦耳的鸣啼。想像着故乡的春天，眼望着这与世隔绝、依然不透露一点绿意的灰黄山谷，我不免惆怅起来。何时我能离开这囚禁奴隶似的土地，同瑞珊生活在一起？
我缓步走向下面的炮场。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我还没打过一次炮，甚至连放都不知怎么放。繁忙的营建取代了军事训练。虽说每星期六下午都要过“车炮场日”，但负责管理此日的副连长从没下炮场认真指挥过，上级也从没查问过。久而久之车炮场日变成了擦拭枪支的日子。战士们高兴了，解开炮衣，用汽油洗洗炮栓，涂点黄油；不高兴了，只是擦拭一下炮身。一个车炮场日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体格魁伟的大炮周围转了一圈儿。大炮仰首对天，两只撑在大地上的粗大炮腿使它显得格外威武。连队的四门大炮全是“喀秋沙”。据说，它们是在苏联卫国战争后退役的，在抗美援朝时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辗转服役至今。它们的杀伤力很大，曾立过不少战功。看到它们被冷落到这里，我不由得物伤其类的拍了拍底部的炮筒。“秃噜”“秃噜”，忽然两只麻雀从炮口飞出，随后又旋回来，在不远的地方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