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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现实自我的控制，我向站房走去。但可能是怏怏不睬、脚跟不稳，也可能是后面的来人太急太猛，我一下被撞倒在台阶上，脚脖子还拧了一下。我试图站起来，但试了几下都没成功。我被一个好心的顾客搀扶着，好不容易走了几步路，坐在了旁边的石凳上。这时火车再一次发出长鸣，并有节奏地向远方驶去。
我有点怅惘，亦有点解脱。我可以再去住院，细细掂量今后的对策。我不是装，我的左脚千真万确是支病脚，它疼得钻心，疼得我直冒虚汗。我管我这支病脚叫阿喀琉斯之踵。它两次受伤，一次是骨折，一次是烧伤；全都在脚后跟。因为治愈不彻底，每穿高底儿鞋、硬底儿鞋走路长了，它都生疼。上山伐木和往下拽木时，它不知疼过多少回。
我永远忘不了它第一次是怎么变成阿喀琉斯之踵的。那是一九六0年，弟弟饿死不久，父亲站在屋地上捧着满碗的高梁糠往肚子里咽。他要以身示范，叫我们每顿少吃点粮食，把它们更多地分给绵绵无期的未来岁月。我想像着怎样吞食高梁糠，简直难以下咽。而且听说，高梁糠不消化，容易造成长期的便秘、死人。我实在看不下去父亲被噎住的情景，抢下碗，答应他去偷糖疙瘩渣子——那是经过硫酸腐蚀榨出糖后剩下的丝条，平时用来喂猪喂牛。但把它和苞米面掺在一起做菜团子，比较好咽，能够壮肚。糖疙瘩渣子在城外七八里远的地方，因为要往运往南方，救济灾民，所以有人荷枪实弹地在那里把守。我的行为是偷，是摸共产党的哨，还准备搭上性命。那时我刚刚读完《共产党宣言》，刚刚在全县的演讲大会上获奖不久。那时我还想写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这个巨大的反差把耻辱送给我咀嚼，它无情地粉碎了我青春时期纯洁的梦，革命英雄的梦。我还有生命死亡的悲剧感，一枪过来，我完全可能在毫无价值的行为中把可爱的青春交给死神。我拉着耙犁，踏着积雪，奔向目的地。皎洁的月光和皑皑的白雪交相辉应，把宇宙、天空、大地照得分外鲜明，亮同白昼。我越益分明地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我像走向刑场那样，心底都在流泪。我感到，我脚踏积雪的声音也像是一种呜咽，它传达着我的心境。越接近目标，我离青春的理想越远。到最后，我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意念，就是怎么把疙瘩渣子偷到手。目标出现时我看到，在它和站在大道边的我之间横亘着一片覆盖着白雪的沼泽地，越过沼泽地围着三层铁丝网。铁丝网里堆着高高的糖疙瘩渣坨子。它像及金字塔那样矗立在空中，想来也有三十多米高。在大约一半高的坨子上一个护渣使者穿着大衣、背着枪，转圈地巡逻。上，是死；不上，也是亡（饿死）。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来了，幸运的话还能保住全家的命。于是我慢慢爬到目标跟前。当护渣使者转过身去时，我一下钻过铁丝网，当他转过来身时，我趴伏到两道铁丝网的沟间。以此跃了三跃，我接触了目标。坨子摞的不严实，搬起来不困难。我趁巡逻转身之间一个箭步冲上去，背起一块就往回跑。越过第一道铁丝网，喘息间回望，巡逻刚刚转过身来。我如法炮制，一共弄了三块。再准备弄第四块时，巡逻突然在天空放了一枪。我明白这是警告，自己也应适可而止。我把坨子绑严，这时才发现，它竟是那么大一块：长近一米，宽多半米，厚度也有四十厘米。我惊奇我怎么把它们扛出来的。但是我没想到，就在我快拉到家门口，越过一个残破的土城墙时，我连人带爬犁摔到了一丈多深的壕沟里，爬犁重重地砸在我的脚上。我已记不清，我是怎么爬着、推着把疙瘩渣子运到家的。父亲和哥哥迅速把我背到接骨名医张胡那里。但由于我的心脏有点问题，医生怕我昏死过去，只给我脚后跟接到九成。此后的一个星期疼痛漫无节制地持续。有时你觉着好像脚里埋着无数根细线，它们被牵着、拽着，搅得你钻心的疼。有时又好像脚里安着几十根针，间歇地、冷不丁扎下来，让你感到尖锐、激烈的疼。还有时好像一把刀子搅起，让你觉着一剜一跳的疼。待到结尾，则升起闷、胀似的疼。整整一个星期我没合上一次眼。疼痛让我恨这个草菅人命的世界，更恨它制造天堂的谎言和欺骗。正是从那时起我同这个世界彻底决裂了。
六个月后，学校奉旨办化工厂，高中学生停课参加勤工俭学。在人道的国家里，学生打工收入归自己。在被说成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勤工俭学创收的钱却永远归公。
那一天，我们到拉哈尔市运氢氟酸。下了火车，我们在麻脸老师倪友的引领下消耗了一个上午，转了大半个香房区，依然没有买到。我们饿着肚子跟他走到道外区，终于买到了。时间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们的肚子里有近乎十二个小时没进食物了。可是这个不横不说话的麻子老师歪着脖子，冲着一个胆大要饭吃的同学怒斥：“吃什么吃？学校没拿这笔钱，要吃回家吃去。节约闹革命！”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捧着一瓶氢氟酸等侯火车的到来。
上了火车，大家又累又饿，早已筋疲力尽了。几个同学把氢氟酸瓶子放在车窗前的扶桌上，叫我看着，他们自己则找空凳子睡觉去了。我那时刚刚任学习班委。班主任老师是为了让我帮助同学提高成绩、增加高考升学率才临时任命我的。这个一只眼睛半睁半闭的老师是从香港回来支援祖国内地建设的，他教数学，可对政治的兴趣比内地的土著还高。他马上就入党了，因此近期特别突出抓政治活动，抓学生的思想提高工作。在提我当学习班委时，他严肃批评了我骄傲自大、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等缺点，并让我加强与同学的联系、为大家多做好事。几天来我的情绪一直低落。我十分恐惧那些同学的背地汇报，恐惧这个班主任将来给我写的鉴定。弄不好，它会否决我考大学的录取。所以尽管我十分不情愿看着这些氢氟酸瓶子，可又不能不看。火车飞快地行驶，我的支撑力也达到了极限，不知不觉之间，我靠着椅背睡着了。忽然，朦胧中我听到一阵呼喊。有人还摇晃我的肩头。我猛然醒来，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定睛看时，青烟升腾，对面的年青夫妇正拿手帕擦着衣服。他们边擦边说，你的瓶子掉地打了。那里装的什么东西，这么呛人。那个女长得非常漂亮，酸液崩到了她的脸上，但她并没责怪我，还让我看看自己的脚下。我连忙看自己的脚，左鞋里灌进了酸溶液。列车员先还要惩戒我们，说氢氟酸是禁运品。但看见我鞋里灌进了酸液，没再多说。氢氟酸是酸中最有腐蚀性的。我和同学刚学过，知道它的厉害。我在同学的搀扶下，赶忙找水去洗。可是列车上没水。由于刚烧伤，我还没觉疼痛，加之不知它的腐蚀究竟怎样严重，我没太在意。更重要的是麻脸老师来前的话让我惊惧，他说一瓶酸二十多元，谁打碎谁赔，还要受处分。我想起父亲暴怒的脸。二十元钱，他半个月也挣不来。我与其受处分，挨父亲的骂，不如自己受伤，这能把一切化解。可是下车后，我只走了一半路，剜骨剜心的疼痛使我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坐在小河边上直想着跳河。可是由于对年青生命的珍惜，我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去死。我一走一蹦地回到了家，躺到炕上便疼的打滚嚎哭。我的嚎哭撕裂人心，连最不疼爱子女的父亲也慌了手脚，想帮忙但又不知如何帮。母亲陪我一宿，一边擦泪，一边叨念：“天哪，我的孩子，怎么办哪。”第二天，我被送进医院。医生用钳子夹出我被烧伤的肉，它们全是黑的，一碰就碎。我看了一眼，再也不敢看了。“三度烧伤，比邱财康还严重。整个脚后跟的肉全烧烂了，眼看就要烧坏骨头了。”医生处理完后说。三个月后这次的烧伤处长满了肉痂，不通血脉。每当秋季、冬季、春凉时节它都一片冰凉，给周身带来阵阵寒冷。此次烧伤还给我带来了后遗症——抽筋。养伤的中途我抽死过去四、五十分钟，最后被抢救过来。以后，抽筋成了日常功课，预防死亡也成了我必做的课题。
坐在站前的石凳上，我想起我的阿喀琉斯之踵的由来，心头的怒火熊熊燃烧。我站起来痛骂那些爬虫，痛骂那个制造爬虫的时代。我来回踱步，气愤自己为什么那么傻，竟然没让他们花一分医疗费。我恨不能现在去揪住那些爬虫，让他们给我以巨大的补偿。我更恨那个时代的罪恶。人类的任何罪恶都可以宽恕，只有它不把人当人的罪恶永不得宽恕。它早就该在地球上灭绝。所有正义的人们都应致力于它的灭绝。
我愤恨地走着。忽然，我意识到我的脚不再那么疼痛了。我莫名其妙。我猜想，方才的疼痛可能是精神作用，也许是心里的怯懦传导给了肉体，使它没有了任何抵抗力。是的，我应该承认，在我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怯懦。我曾无数次地批评过中国当代名人的怯懦，我不相信他们为自己开脱的说法即所谓的愚忠，更不相信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托词即不明真相。在高中时代、在大学时代我就能认透这个世界的邪恶，难道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儒，他们的视力还会比我一个未出茅庐的学生差？扒开他们的灵魂和心肝，原来那里的天良已经丧尽，只剩下了对既得利益的卑怯守护。他们全是些利欲熏天的市侩。可是看看现在的我自己：又如何？我并不比他们好到哪里。我和他们一样是个庸人。这个庸人要求于别人时，什么都不许怕。可是回到自身时，什么都怕，怕流血，怕死亡。所有英雄的事业，反叛者的事业，他都鼓动别人去做，他自己却绝不做第一个无名的挑战者。只要现存秩序还存在哪怕一点儿容纳他、升迁他的希望，他都不会站着做人。而这种希望还常常是他自己制造的幻觉，未必真的会发生。因此面对强权他总是妥协、下跪，宁可做奴隶，也绝不会为真理和正义大义凛然地献出自身。在走近车站的前一刹那，我所以慢腾腾地，就是希望强劲的人流把我挤到后面，让我赶不上车。这样我似乎就有了理由来掩盖自己的卑怯。但是伟大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伟大的精神。没有英雄的性格就不要去向往英雄的事业。反叛者的足迹，从来都是从“一”开始，随后是两个、三个，以至无穷。英雄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出击，他不企盼别人做第一个，等到别人起来后、安全后，自己才起来。那是小人和奸雄的行径，永远为英雄所不耻。我想起马雅克夫斯基的一句诗：伟大和渺小只差一步远。我把站房的门坎当成一条界限，走过去就走向伟大，退回来就倒向渺小。我考量自己的选择，我没辜负对自我的信任。我冲进屋，买了票，过了剪票口，上了车箱。火车驶向了家乡，我彻底地告别了那个渺小的庸人。
二十一、 这就是爱
我于当晚七时到达家乡的火车站。火车站离城五里地。那时的小城交通还很不方便，没有公共汽车，到城里全靠步量。瑞珊的家在小城的西南部位，走到她家需要四十分钟左右。是先回家，还是先到她家？这个问题刚刚在我的脑袋里一闪，随即便消失了。原谅在热恋中的人们吧，此时在他们心中，恋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对我这个恋人来说还多了一层偏向于她的理由，就是必须尽快拨开笼罩在我们中间的云雾。否则即使先回到家里，我一夜也不会安宁。如果让老人看到我心事重重、无精打采的样子，反而叫他们揪心。
冬天晚上的七点已经入夜。那一天没有月亮，路灯被淘气的孩子们打得稀稀落落，戴着眼镜、看不清路的我，巴不能有超火箭的速度，所以几次险些滑倒。可是当我急匆匆地来到她家敲门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难道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一问才知道，她家已经搬到火车站附近的电表厂家属房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气又急。搬家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不告诉我她的去处是否有意叫我找不到她的踪迹、以此终结我们的关系？但不管有多大的怨气，我心里更急想找到她。我返身踏上来时的路，脚步格外峻急。八点半左右，我的身影重新出现在火车站居民区。但冬天的此时，外面的行人寥寥。好不容易碰到几个过路的，他们也都表示摇头。也许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吧，我终于碰到了一个此处的老地面，按照他指引的，我找到了电表厂的家属房，找到了瑞珊的家。天色如此之晚，瑞珊家已经熄灯。我是硬敲门才把他们叫起来的。可是万万不巧的是瑞珊上夜班。既然如此，我就没有任何理由打搅他们了。我放下从部队医院买的特殊供应的两条大前门烟，匆匆迈出了她家的门坎。这步步的不顺在我心头笼起了暗影，我预感到可能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我的预感能力极强，次次预感都能被应验，但我十分恐惧即刻的预感。
我走到自己的家已经十点多了。父亲母亲欣喜异常。在一片问寒问暖之后，母亲下地做饭炒菜。从吃完到收拾完，把母亲折腾到半夜。我觉得愧对二老，我对他们的挂念不及他们对我慈爱的百万分之一。但父亲仍无倦意，他不顾明早需要早起干活，不断地打听部队的情况，询问我“文革”何时能结束。他秘密地跟我说，根据袁天罡《推背图》推测的，要乱十年。江青是卯日兔，***是星日马。他还问我***是不是没长胡子，我不曾注意，也不曾听人说过，无言以对。心里一方面觉得老人家有点旁门左道，一方面我又佩服他的观察力。他说：“男人不长胡子还是好人？嘴巴子没毛，说话不牢。”这句话还是准的，从给农民土地到收回土地，从鼓励鸣放到抓右派，从宣布“大规摸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止熄了”到扯起“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大旗，桩桩件件的轮回都是“嘴巴子没毛，说话不牢”的铁证。但对 “兔”和“马” ，我只知他们的大体意思，不明白它们的具体内含，对世道的运转更无法预测，不过他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新鲜，记忆深刻。文革结束后，回想起他说的话，我无限惊奇，不多不少，正好十年。我深悔当时为什么不向他问个明白，他怎么知道的，听什么人说的，让一些可敬的预言家成了失踪者。
第二天早晨，我起的很早。我既不好催促母亲做饭，但又无法安然地呆在家里。我假作出去散步，不知不觉间来到不远处哥哥家的房前。在门口，我和正要上班的哥哥撞了个满怀。哥哥十分高兴。因为着急上班，他拉着我一起走了一段路。哥哥好像十分知道我的心事，告诉我，他没忘记我的嘱托，不时地打听过瑞珊的情况。据说，在我走后她没跟什么人再处，安心地等着我。我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感谢哥哥，这种关注只有在骨肉亲情中间才会出现。把哥哥送上通勤车后，我独自一人往回走。我的心中敞开了一片明朗的天空，它阔大无比，比头上的天空还要高远，比冬日的冷风还令人清爽。我到家匆匆吃过母亲早已准备好的饭菜，出门走向瑞珊的家。
不到八点，我来到电表厂家属区的大杂院，正对着瑞珊家的门口。当我正张望时，瑞珊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她身穿着蓝色的短大衣，手拎着饭盒，直向我所在的方位走来。看样子她毫无任何精神准备，所以并没注意我的出现。只有相距不到两米远时，她才发现我立在那里。她先是惊愕，之后不由自主地丢下饭盒，飞跑着扑到我的怀里。她一边贴着我的脸，一边叫着“老哥”。在七十年代，在公开的场合下拥抱是伤风败俗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