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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拍摄女人。她不答应。她说她知道女人是什么货色，她自己当过妓女，说她一眼就能看穿那些姑娘。她们在诱惑她儿子，企图抢走他。因此他拍摄模特时，她会监视那些姑娘，事后一一残杀。达利安被捕以后，她去念了个法律学位，就是为了帮助儿子。这一点我核实过。审判期间他只有政府指定的公设辩护律师，五年后她才当上他的律师。把自己变成死刑专家，只是为了替儿子辩护。这个女人也确实了不起，虽说脑子用错了地方。”
“你相信她？以前那些女人也是她杀的？”
“当然不信。这是她救儿子的最后一招了。你相信吗？”
“不相信。”
“但问题是她不需要我们相信。她只需要一名法官认为她的供述足以怀疑原有判决，甚至能成为新的证据，据此签发令状，重启她儿子案件的庭审。然后呢？如果她在庭审时作证说那些女人都是她杀的，那么检察官可就有得忙了，必须同时证明克雷有罪而她无罪。陪审团到最后说不定就是无法达成一致，谁知道还会怎么样？当庭释放都有可能。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就是她的计划。”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瓶阿司匹林和一瓶胃药，摇出几粒，像吃薄荷糖似的慢慢吞下去。
“要水吗？”我问。
他摇摇头，吞了下去。“你认为她为什么想杀你？”他问。
“她知道我查到她了，或者很快就要查到了。克雷的寄养家庭屋后有一片树林，他在那儿拍什么艺术课的照片。我认出我在弗洛斯基的办公室见过那儿的照片。所有事情一下子就对上了。我知道了她是他的母亲。她肯定和杀人案有关系。”
汤斯精神了起来，说：“我派人去拿那张照片。”
“她肯定跟踪我去了那儿。特伦斯打电话提醒我，但我以为……”我犹豫了，“以为是另外一个人。总之，弗洛斯基看见我掌握了所有线索，知道我弄清真相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决定做掉我。她回到我家等我，却撞见了克莱尔。”
“有道理。”汤斯赞同道，“克莱尔不走运。弗洛斯基撬门进来时她正好在，所以她必须杀了克莱尔，把现场布置得和其他案件一样。但你提前回来了。”
“我叫了出租车。”我说，“我从不叫出租车。”我在心里怒骂自己。能救下克莱尔的性命，居然只是因为这么一个可怜的奇迹——在烂泥塘滑跤，吓唬自己，搭出租车——感觉像是被侮辱得更彻底了。可怜的克莱尔。
汤斯对厨台点点头，说：“咖啡好像好了。”
“哦，对。”我站起来，“加什么？牛奶？糖？”
“都要。”
我倒了两杯咖啡，取出牛奶和糖。汤斯加牛奶加糖，乐呵呵地喝了一大口。这是他第一次问我的看法，我意识到他就算还没有正眼看我，至少也不再鄙视我了。可是我比以前更鄙视自己了。汤斯站起身。
“休息一下，明天来我的办公室签你的证词。”
“我现在就可以去。”
“明天好了。上床睡一觉吧。谢谢你的咖啡。”
“好。”我说，坐在原处听着他离开，然后过去锁门，接受他的建议。我需要休息，但我没法上床睡。想到走进那个房间就足以让我再次看见克莱尔被堵住嘴捆在床上，咽喉淌下一缕鲜血。于是我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那天晚上我就是这么睡觉的，第二天、第三天和第四天也都一样。持续了很久。
我试着打给克莱尔，但手机和住宅电话都没人接，留言从来不回，短信和电子邮件也一样。我给达妮留言后倒是立刻就收到了回电。
我接起电话，听见她说：“嗨，一向可好？”
“还行吧，谢谢你。”
“说什么傻话。只是撞上了而已。”
“撞上了？你太强悍了。你在哪儿学的好枪法？”
她笑道：“在我姐姐死后学的。我做梦都想追查凶手，于是开始去靶场。我有一柜子枪械打算用在他身上，让他尝尝他对我姐姐做的事情。后来警察抓住克雷，但我的习惯留了下来。大概能让我感觉比较安全吧。有点发疯，这我知道。偏执狂。”
“呃，我没学过心理学，”我说，“但既然你的看法完全正确，那就恐怕不能算偏执狂和发疯。”我对她说了我发现的那封信，还有那封信如何指引我去找克雷的寄养家庭。
“对，信是我写的。”她说，“我开车经过那幢屋子。好多次。实话实说，他完全就是我学心理学的原因。我大概不希望你知道我有多么渴望复仇。哪怕他已经落网，但我心里还是在追杀他。我能说什么呢？我有很多包袱。只要他活着，我就不可能卸掉。”
我想到达妮抓住弗洛斯基导致的法律困境，但没有提起。也没提起我对她的那些阴暗疯狂的念头。我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吧，感谢你救了我的命。两次。所以甜点也包括在内。礼物不算豪华，我知道，但我这条命也值不了几个钱。乘以二也一样。”
她笑道：“我得想想。”
“要带枪来也行，但你要记住我只有一条胳膊，你那是占我的便宜。”
她又轻声笑笑，我隔着电话似乎都能看见她的笑容，但她说：“可是，我不确定我们应不应该见面。”
“哦，我明白了。”我听懂了她的意思，“为什么不呢？”
“只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变成一对普通男女，面对面坐着分食无淀粉巧克力蛋糕。不是你的错，你是好人。但就像我说的，我有许许多多包袱。”
“每个人都有包袱。至少咱俩的包袱能配对。”我说，这次她真的笑了，“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能帮你减轻负担。”
“不。”她静静地说，“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人们必须背负自己的包袱。”
我说我明白，她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们又热情但尴尬得绝望地寒暄了几句，然后说再见。我知道她说得都对。我们走得太远了，不可能回头重新越过那条线。我的问题——或者换其他的名词也行：情感障碍、不信任、怀疑——比她知道的更加绊脚。尽管我在电话上那么说，但她仍旧有可能是个疯婆娘。可是，我忍不住觉得我搞砸了一段好情缘，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段情缘。
然后，反正我也睡不着，便坐起来继续写那本佐格小说。我需要钱。
68
摘自《无论你去向何方，荡妇飞船指挥官》第二十四章：
“看见了。”复调指着远处绿色山坡上的白色石塔喊道。我用最后一点推力调整飞船的前进方向，尽量对准下方的一片空地。
“抓住了，复调！”我喊道，我们坠入森林。可怜的老阴茎撞开树木滑行，伤痕累累的机首顶着一块巨石停下。前舷窗碎了，导航系统的灯光熄灭，控制台上的所有读数同时消失。复调被撞得半昏迷。我用力推开舱门，害得细胞损毁。我抱着复调，披着褴褛的制服，踉踉跄跄走出阴茎号的冒烟残骸。
这是一条溪谷。阳光穿透层层松针落下来。能听见的只有风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长胡子老头坐在一块石头上，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他笑嘻嘻地抽着烟斗。
“欢迎，朋友们，”他说，“欢迎来到血海研究所。我是春风博士。”
春风博士为我们治疗伤口，给我们吃东西，我们向他讲述我们的故事：如何来地球寻找能接纳主人与性爱机器奴隶之爱的落脚地，随意选择了导航图上最近的进入点——二〇五八年（犹太历的五八一九年）。这个时间真是糟糕透顶。全球变暖导致的大灾变正在肆虐：洪水、干旱、饥荒、瘟疫，战争已经不远。我们逃离被淹没的纽约，击败了当时统治纽约的异能嗜血海豚，艰难穿过中部各州的宗教狂部落，前往美洲原住民自由区这个安全的避难所，在曾经是科罗拉多州的地方寻找血海研究所，我们听说那里的科学家在努力研究解决手段。
“很抱歉，朋友们，你们听错了。”春风博士悲哀地笑着说。研究所已被遗弃，他是最后一名坚守此地的科学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世界气候指挥中心，位于名字有点冗余的落基山高处，但指挥中心的显示屏上只有恐怖的景象，大难临头的人类争夺日益短缺的资源，只是为了稍微多活几天，直到人类从这颗星球上彻底消失。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博士看着显示屏一块接一块熄灭。
“真是有趣，你们从外太空来寻找未来。”他说，“群星曾是我唯一的慰藉。明白吗？随着地球越来越暗，夜空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美丽。”
“春风博士，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复调问。
春风博士吸着烟斗，捋着长胡子说：“亲爱的，请允许我这个气象学家引用智者卡夫卡的话回答你：希望当然存在，无穷无尽的希望，”他耸耸肩，“但不一定属于我们。”
“也不属于我们，博士。”我说，“我们的飞船严重损坏，逃不出地球重力场。我们和你一起陷在这儿了。”
“真是对不起，”春风博士说，“人类的愚蠢也要害死你们。地球曾经是个美丽的地方。可惜你们选错了年代。”
尽忠职守的春风博士去检查读数。复调和我站在观景台上，眺望美丽但致命的太阳西沉。那天晚上气温六十五度，但感觉像六十三度。她在哭泣。
“对不起，主人。”她说，“都怪我。我太自私，想和你在真实时间内共同生活，现在我们要一起死了。”
“不，复调，你没有错。”我说，“我并不后悔。和你共度一晚比什么都珍贵。你是我拥有过的最好的荡妇。”
她紧紧抱住我，我俯身亲吻她，但她的眼泪突然变成笑声。
“但我有一点后悔的，”她说，“我们没有选其他的年份，比方说二〇〇九。”
“复调，”我喊道，再次抱紧她，“了不起的机器人，我想到了！”
我们找到春风博士，带他去阴茎号的残骸。我解释我的计划，他兴奋地抽着烟斗，挑起毛茸茸的眉毛。
“时间旅行救地球？老天在上，也许真的能行。”
“不幸的是睡眠舱只装得下两个人，而且引擎已经没多少能量了。”我说。复调在检查系统。
“但短距离跳跃没问题，”她说，“比方说五十年，返回你们的二〇〇九。”
“哎呀，亲爱的二〇〇九年，”春风博士说，“当时要是知道以后会这样就好了。”
“但你会知道的，”我说，“我们会去你说你念书的地方找你。哈佛大学？我们会告诉年轻的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会得到第二次机会。我们都会。”
“但你们两个呢？”他问。
“失去离开的能量，我们会留在二〇〇九年。”我说。
“但你们会被困住，”春风博士说，“在现实中生活并死去。”
“和你一样，”我说，“和所有人一样。”我悄悄捏了一下复调的小手。
“现实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她说，望向夜空，望向我们跨越的美丽而广袤的空间，望向我们所属时代的死亡星辰，“肯定会有。只会有。”
第四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
69
假如这是一本古典侦探小说，或者警方程序小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凶手落网，罪案有了解释，受害者人数得到清点。可我不是古典侦探，我的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实话实说，我更喜欢传统的侦探故事，杀人犯在最后一页死去，不需要黏黏糊糊地描写主角的个人生活。我认为后者是一个系列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也是作者陷入绝望的表现：侦探突然长了肿瘤，恐怖分子绑架了他老婆。非常不专业。我想说的是：别拿你的个人问题烦我们。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达希尔·哈米特，老派侦探的真正大佬，他在最初几部小说里甚至懒得给侦探起名字。叙事者只是个带枪的矮胖男人，戴着帽子，没完没了地抽法蒂玛香烟。他身穿皱巴巴的西装进城，解决案件，搭下一班火车离开。
可是，与我在故事里读到和创造的人物不同，命运让我活在了另一种故事里，每次我想合上书晃晃悠悠去睡觉，命运就会又塞给我一个惊吓。也许你比我聪明，早就猜到了谜底。毕竟线索都在你的眼前，问题只在于你看不看得见——我反正没看见。
言归正传，第二天早晨，我去下城的调查局办公室，签字确认我的证词。上次路过联邦大楼还是天知道多久以前，这次的感觉非常……呃……后后“9·11”：一方面能看见水泥路障和加强的警力，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一切很正常，就仿佛新恐惧已经融入旧有的其他恐惧，成了新的正常状态，恐惧被抑制和遗忘（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举例来说，如今我经常路过归零地，只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工地。话也说回来，不久以前有一次我经过小意大利——现在好像应该叫北小意——看见工人正在清扫圣热内罗街头狂欢节的垃圾。不知为何，神秘的哀伤情绪突然袭击了我，我哽咽得没法呼吸。我在市区长大，节日里走在遍地垃圾的街道中央始终是一种特别的乐趣。现在不再是了。自从九月的那个晴朗早晨开始，充满飞扬废纸的空旷街道总是让我心情低落。
我走过金属探测器，到前台领了个访客证，等特伦斯探员来陪我乘电梯。我和他亲切握手，我再次感谢他。他脸红了。我们见到对方都挺开心，算我运气不错，因为我刚走出电梯，就遭遇了约翰·通纳的炮火突袭。
“你！”他从沙发上起身，沙发对面是前台和墙板上的调查局徽标。一个苗条的大胸金发女郎抓住他的胳膊，要他冷静，但他甩开女人的手。第二任通纳夫人。
“你他妈干了什么？”他吼道，“我没提醒过你吗？”对着耳麦说话的接待员停了下来，拿着文件经过的探员转身观看。
“通纳先生。”我平静地说。
“我他妈没提醒过你吗？”他朝我挥拳，我向后一跳，不过这一拳打得不太认真，特伦斯干净利落地挡住，抓住他的胳膊，轻轻推着他后退。
“先生，别这样，谢谢。”他说，用年轻的嗓音诚心诚意地恳求道。通纳夫人连忙跑过来拉开丈夫。
“你就不在乎吗？”他扭头问我，“你就不在乎你做的事会影响别人吗？吸血鬼。你靠别人的痛苦挣钱。”泪水滚下他的面颊。他吸吸鼻子，摸摸脸，像是突然注意到面颊是湿的。他陷入沉默，妻子领着他回去坐下。特伦斯连忙带着我走进通向办公室的玻璃门。
“吸血鬼，”他说，领着我穿过走廊，“詹姆斯·甘多菲尼也这么说过，我在访谈里读到过。”
“谁？”
“托尼·索普拉诺。扮演他的演员？”
“哦，对。”
“他说作家是吸血鬼，吸取读者的生命。他说的是那部剧的作者。”
“真的？”我说，“有意思。”
“到了。”特伦斯说，敲敲门，然后推开。
“哈利，很好，”汤斯说，他站在办公桌前，正在整理几大堆文件，“请坐。胳膊如何？”
“挺好。”我说，“谢谢。”我坐下。
“很好。”他说，没有抬起头，随便朝办公桌打个手势，“这是你在医院说的证词的副本。读完签个字。”
我开始读证词，汤斯翻阅文件，特伦斯站在旁边。
“通纳还在外面，”特伦斯说，“朝布洛赫先生挥了一拳。”
汤斯抬头看我。
“小意思。”我说，“我见过风浪。”
汤斯没有笑。他低头看着那些档案，一页一页翻动。“可怜的家伙，”他说，“他逼着律师想尽办法起诉。就目前而言，他这么做只能添乱，但实在没法怪他。要是弗洛斯基让克雷的案件重新开庭，他老婆的事只怕又要被挖出来了。”
我在证词上签字，交给汤斯，汤斯交给特伦斯，特伦斯离开房间，随手轻轻关上了门。汤斯终于坐下了。他摘掉眼镜，向后一靠，按摩鼻梁。
“你睡了吗？”他问我。我们必须调整头部的位置，才能在几摞文件之间看见彼此。
我耸耸肩说：“一会儿吧。”
“做噩梦？”
“不记得了。”我撒谎道。
“开着灯？”
“电视。”
“总是能看见，对吧？”他伸着脖子探身道。
“对。”
他朝我眨了几次眼睛，点点头，说：“唉，不会消失的。我也希望能消失。你会慢慢习惯的。”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旧，磨得起毛，有几圈咖啡污渍，接缝贴着胶带。
“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但我希望你知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我打开信封，才看见相纸的白色边缘，我就知道了：这些是克雷拍摄寄给警方的原始照片。
汤斯说：“十二年前，我看见了这些姑娘——我指的是在现实中，看见她们的尸体。然后是那个王八蛋寄的照片。我到现在还会看见，每天至少一秒钟，哦，现在大概每隔一天一秒钟了。要是我不去想它，甚至能几个星期看不见，然后见到什么东西——公告牌，街上的女人——就一下子全都回来了。有时候在地铁上或者经过花店，我还会闻到那股气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死亡。”我说。
“死亡和腐肉。甜得恶心的刺鼻气味。这会儿就在我的鼻子里，我的脑袋里。我想这就是我保留这些照片的原因。放在办公室，免得被家里人看见。我把照片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因为别人不可能理解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必须看一眼。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吧。”他停止说话，看着我，眼神哀伤，甚至算是恳切。我意识到，他在求我。
“我理解，”我说，“能理解。”我开始看照片。厚厚的一沓照片。最顶上那些很正常，是他在工作室拍摄的传统艺术照，案件调查期间被当局查扣。大部分是样张，相纸分隔成许多个小方块，美丽的姑娘摆出标准姿势，唯一的缺憾来自事后灵光，因为我知道她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我在看的是受害者，而且是通过凶手的眼睛。底下是他寄给警方的照片。第一眼看过去，照片很美，苍白的形状宛如巨型花朵；但你随即意识到，那些塑像的原材料是女人。
70
我离开联邦大楼时大雾弥漫。我走出旋转门，穿过广场，努力回忆地铁站的位置，一辆出租车贴着人行道在我身旁停下。特蕾莎·特雷奥抱着一个纸板箱和一摞文件下车。她看见我，吃了一惊，扔下手里的东西。
“天哪，怎么是你。”
“你好。”我尽量说得无忧无虑，弯腰帮她捡东西，“不好意思，吓到你了。”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