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抓住小号,站起身,递给胖子。他和平时一样衣着浮华,三件套的正装,礼帽和毛皮大衣,双手和牙齿金光闪闪。但最惊人的还是指着我脑袋的一把点三五七马格南手枪。
“好吧,胖子,”我说,“不管你和我有什么过节,请你别碰雪莉。”
“雪莉?谁是雪莉?哦,你说的是这个小贱货?”他抓过雪莉,“她属于我,但她早就不是白雪公主了。对吧,亲爱的?”
胖子使劲捏她,她喜悦地大叫:“对极了,老爹。”
“不过你别担心,拉比,”他继续道,“雪莉安全得很。给他看看,亲爱的。”
女孩转动手电筒,在朱尼帕·“白皮”布雷泽的墓碑旁还有一块同款墓碑。上面写着“雪莉·布雷泽,我亲爱的女儿,1980—2008”。手电筒再次熄灭,铁铲击中我的头部。
一秒钟过后我醒来时平躺在棺材里。怎么会是这个结局?我问自己。背朝黄土面朝天,死得像个廉价婊子。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到最后不都是这个结局吗?聪明的,硬朗的,大人物,万人迷:都在这儿,就躺在我附近。玩家迟早被玩。这时候我开始大笑,疯子似的大笑,第一铲泥土填满我的嘴。
46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从仁慈的深度睡眠中惊醒,因为汤斯特别探员及其同党在没完没了地按我家门铃。我套上睡袍,看一眼确定达妮真的蜷缩在我的被单底下,然后我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从猫眼向外张望。
“谁啊?我在睡觉。”
“调查局,警察,开门。”一个戴蓝帽子的警察把证件举到猫眼前。
“我没穿衣服。我去分局找你们好了。”
“开门,先生。我们有搜查令,可以破门而入。”
“等一等。”我打开门锁。警察递给我文件,一群人蜂拥而入。最后进来的是汤斯。
“早上好。”他说。
“真有这个必要?你就不能告诉我你们要找什么吗?”
“搜查令上写着呢。”
“时间太早,不适合阅读。”
“与达利安·克雷有关的一切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笔记、誊稿、磁带、照片、记录册……”
达妮走出卧室,头发乱七八糟,穿着她的运动裤和我的“雷蒙斯”乐队T恤。她看上去吃了一惊。
“吉安卡洛女士。”汤斯对她微笑。她报以厌恶至极的眼神。
“过来,”她对我说,“咱们煮咖啡,等混球探员和他的朋友完事。”
汤斯哧哧地笑道:“混球特别探员。”
门铃又响了,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大家还没来得及反应,锁就自己转动打开了。克莱尔冲进房间,背后跟着一个头发花白、身穿深蓝色细条纹正装的男人。克莱尔穿制服,运动夹克和齐膝长袜一样不少,头发扎成马尾辫。她铁青着脸扫视全场,双手握拳叉在腰间。
“他妈的搞什么?”她喝问道,苛责的分量对汤斯、达妮和我似乎相同。
“这位是……你女儿?”达妮问。
“哈,”克莱尔吼道,“想得美。”
“调查局和警察在搜查我家,”我说,“他们要扣留我写书的所有材料。”
“放他妈的屁。谁管事儿?”
我指指汤斯。他对着愤怒的少女皱皱眉头,然后扭头看我。
“这位是谁?”
“我的商业伙伴。”我说。
“没错。”克莱尔走向他,“这是我们的律师。”
“早上好,各位,”律师说,带着身穿全房间最昂贵西装的自信上前,摸出名片,“我叫——”
“我知道你是谁。”汤斯说,没接递过来的名片。
“我不知道。”我说。
律师微微一笑,把名片递给我,说:“别担心,无偿服务。我是他们家的朋友。能让我看看搜查令吗?”我将捏在手里的文件递给他,他扫了一眼,说:“啊哈,富兰克林法官。我们明天要吃午饭来着。”
我看看名片。特纳·C。罗伯特逊,大律师,莫斯克、波特、罗伯特逊与林恩事务所。名片是鲜艳的米色,用的是浮雕墨水,摸起来像是弯一弯就会咔嚓一声折断。我把名片放进睡袍口袋。他和汤斯的脑袋凑到一起窃窃私语。克莱尔踱到我身旁。
“那是谁?”她咬牙道,视线射向达妮。
我告诉了她,她叹息道:“猜得出。脱衣舞娘。”她转身,甜甜地笑着说:“T恤穿在你身上很好看。”
“谢谢。”达妮平静地说。
“睡在这儿很舒服,对吧?我很喜欢的。”
达妮没有答话,她扫了克莱尔的柔嫩躯体一眼,然后望向我。
“克莱尔帮我处理各种事情。”我解释道。
“是事情不是韵事吗?”达妮问。克莱尔眯起眼睛,我看见她弓起了后背。
“你怎么称呼你的工作?跳舞?”
我险些呛住,说:“好了,现在还是先想想怎么不让我进监狱吧。”
一名年轻的探员,就是昨天哭过的那一位,走出我的办公室,看上去又很恼火。
“什么也没有。”他说。
汤斯扭头看他,说:“什么意思?”
“对,什么意思?”我附和道。
“这儿没有任何相关的东西。没有笔记,没有访谈记录,什么也没有。只有很多有关其他书籍的资料。吸血鬼、外星球,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一大堆旧色情杂志。”
“怎么回事?”汤斯扭头看我,我也惊恐起来。
“你在玩什么花招?”我问他,“我的资料呢?”
“你告诉我。要是不交出所有资料就是蔑视法庭,你明白吧?”
“我不知道资料在哪儿,”我坚持道,“肯定被你们藏起来了。搜他们的身。”我发狂般地命令道,仿佛我是带头的警探。
“别担心,”克莱尔自豪地走上前,“都在我这儿。我一听说你被捕,就过来把资料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汤斯叹息道:“听我说,小姑娘,我不在乎你的朋友都有谁。持有和隐匿谋杀案的证据是犯法的。”
“不好意思,特别探员,”罗伯特逊走了上来,“但这份搜查令只授权你搜查这个地方,并强制布洛赫先生交出所谓的证据,仅限他一个人。纳什小姐不受约束,我想请你不要再威胁或诱迫一名未成年人。”
汤斯耸耸肩道:“律师先生,你很清楚你在浪费时间。我可以再去申请一份令状。”
“可以,但这次我必须在场辩论。出版自由关乎第一修正案,我的当事人准备维护他们的权利。”
“他们准备进监狱吗?”汤斯问。
克莱尔上前一甩马尾辫,大声说:“我们准备好了。”
“我没有。”我说。
“安静,”克莱尔说,“我们哪儿都不会去。我的律师能处理好。”
“对,哈利,安静。”达妮赞同道。
我扎好睡袍,坐进沙发。达妮和克莱尔坐在我身旁。罗伯特逊和汤斯开始第二轮咬耳朵,很快达成共识:复制一套所有资料,包括昨天已经扣留的那些;调查结束后,我仍旧独家持有出版和发行的权利。
两个男人走过来解释一番,克莱尔说:“听起来不错。”
“对,很好。”达妮也说。
我抬起手掌说:“那我看也挺好。”
“但这是有条件的,”汤斯说,“前提是哈利没有因谋杀被捕或受到指控,否则他将失去所有权利。”
“当然。”克莱尔说。
“很公平。”达妮说。
“什么?”我壮着胆子说,“哪儿公平了?”
“天哪,别担心,”克莱尔说,“高兴点儿,你又没杀人。”她被这个念头逗乐了。
“你该看看他后脑勺的肿包。”达妮说。
克莱尔站起身。“好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吧。”(8○○ΤxΤ ˋc○Μ她说。她和汤斯握手,亲吻罗伯特逊的面颊,朝我晃晃钥匙。“我去检查信件,然后就得闪人了。要去学校。”
门刚关上,达妮就问:“她有钥匙?”
“她去什么学校?”汤斯插嘴道,“都十点多了。”
“别担心,”罗伯特逊说,“她是全A生。好了?”他问我。我点点头,他对其他人解释道:“他是家庭教师。”
达妮皱起眉头。“我们回头再讨论。”她对我说。汤斯和罗伯特逊走过去监督工作收尾。
“没什么可讨论的,”我尽量斩钉截铁道,“纯粹是业务关系。”
“那就更离奇了。你如果只是普通的变态,那我能够理解。但这个样子,我实在搞不懂。”
“我们是搭档。”我解释道。
达妮皱起鼻子说:“换个说法。”
“同事?”
门开了,克莱尔闯进来。她抓着信件,冲进我的卧室,关上门。
“出什么事了?”达妮问。
“不清楚。”我对她说,“你等着。”
我敲敲门。没有回答。我慢慢打开门,走进房间,随手关门。克莱尔面朝下趴在没有整理的床上,信件扔在她身旁的地板上。
“嘿,”我低声说,“出什么事了?”
她耸耸肩,没有起来,脸埋在枕头里。我知道那枕头肯定散发着达妮的气味。整个房间都散发着性爱的气味。“说吧,你可以告诉我。”我在床边坐下,想拍拍她的后背,告诉她别担心达妮,感谢她为我撑腰,这么理直气壮地处理所有事情,但这时我看见了照片。
照片从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掉出来,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但没有邮票和回信地址。克莱尔顺着边缘撕开信封。那些是八英寸乘十英寸的白边彩色照片。最顶上一张是桑德拉·道森。我知道是因为我认出了背景里的房间,她的床、白色梳妆台、墙上穿衬裙戴面纱的女人照片;她被切掉头部倒挂着,底下是一摊亮红色的鲜血,仿佛地上的一朵花。
我伸手去捡照片,但随即想到也许有指纹。“信箱里拿到的?”我问。克莱尔点点头。我从口袋里取出律师的名片,用硬挺的边缘分开照片。一共有三张,一名受害者一张,全彩特写,正是我目睹过的犯罪现场,构图和边框的设置都很仔细。和在桑德拉家一样,我感觉我背后有人。无论我去过哪儿,他都曾经去过,无论我见过谁,他都紧接着去见。现在他要我知道,他来过我家。
我拍拍克莱尔的肩膀,说:“我马上就回来,好吗?”她对着枕头点点头。我用名片将照片推回信封里,用衣袖包着手捡起信封。我穿过客厅,走进厨房,达妮、汤斯和罗伯特逊正坐在早餐角,用我母亲的棕色黄花图案杯子喝咖啡。我把照片放在汤斯面前。
“信箱里拿到的。”我捏了捏达妮的肩膀,“你还是别看了。”我返回卧室,克莱尔还趴在那儿。
“我能抱抱你吗?”我在她身旁跪下,她点点头,我抱住了她。
47
谁?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吃饭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穿衣服、散步、谈论各种完全无关的话题的时候。谁?无论为什么杀害克雷的女朋友,凶手必定与他有接触,或者能看到他的信件或进出他的牢房,知道这几个女人的身份和她们与克雷的幻想生活。那么,会是谁呢?当然有可能是同谋。也可能是模仿犯:警察,监狱警卫,不知怎的接触到了这些档案的疯子,司法体系内的变态办事员。还有可能是跟踪狂:也许是另一个嫉妒的情人,或者是羡慕克雷的名声和女性俱乐部的什么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凶手一直在跟踪我,踏着我的足迹,我一离开就进去残杀姑娘。每次我的思绪转回这个原点,就有一股新的恐惧灼烧我的胸腹,扼住我的喉咙,我看见桑德拉的倒悬尸体在转动,紧接着感觉脑袋挨了一下。然后我会问自己:谁?
还有,这个谁对我有什么企图?我是被变态佬玩弄的受害者吗,就像吉姆·汤普森地摊小说里的角色?是被陷害的替罪羊,就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主角?还是就像所有惊悚小说的情节(包括我自己的),我只是不知情的目击者,即将被凶手除掉,我太愚蠢,意识不到真相,再次露面是下一章里被冲上海滩的尸体?还有一个念头我不敢允许自己去思考,更别说大声说出来了,换了昨天这个念头还非常荒谬:克雷难道真是无辜的?真凶回到了这座城市?
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不能指望汤斯保护我。他临走时就差没朝我鞋子吐痰了,连我的律师罗伯特逊在握手告别时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现在应该做好准备,因为你随时有可能被捕。”
“别担心,”克莱尔当时说,“我会保释你的。逮捕他只是走个过场,对吧?”罗伯特逊耸耸肩。
说起来,克莱尔倒是挺好。她刚擦干眼泪,就摆脱了胸中的恐惧,仿佛那只是看完电影后做的噩梦,以年轻人的弹性恢复正常。我们这些人通过各种媒体灌输的肮脏东西早就磨灭了这一代人的敏感性。第二天她就回来工作了,躺在我的沙发上吃扭扭糖。她直接从曲棍球训练场过来,身穿天蓝色的碎片图案运动鞋、红色齐膝长袜、褶裥学生裙和帽衫。只看她的脚,还有梳得紧贴头皮挽成高马尾的头发,她仿佛动画片里戴着金色头盔的战斗少女。
“我知道这是一场大悲剧,”她嚼着甘草糖,对我吐了吐染成红色的舌头,“但这本书的市场价值翻了两倍。我知道以前的事情让它本来就会得到关注,但咱们得面对现实:新出现的尸体使得它有了才下头版就上书架的感觉。”
“唉,我知道那种感觉。”我说,“我吃了两天胃药,想摆脱的就是那种感觉。我要改名换姓搬去堪萨斯。沙发就送给你了。”
“别那么夸张。你已经有了六个名字。学学水门事件那两位老兄,伍德斯坦和伯恩斯4。尼克松想做掉他们,他们逃跑了吗?”
“尼克松可没有用切肉刀剁掉他们的脑袋。你去租个电影看看吧。”
“你是作家,该死的!”她用扭扭糖指着我说,像是丑闻版拿着雪茄的老编辑,“遇到这种事情,你应该投入工作。追寻线索之类的。做你最擅长做的。”
“饶了我吧。”
她耸耸肩说:“至少明天还是要去采访克雷。在监狱里,你安全得很。”
她说得有道理。明天我确实约好了要见克雷。按照惯例,我应该先访问桑德拉,然后写个故事交给克雷,换取一次访谈。但现实野蛮地插手,我当然一个字也没有写。比起报纸上的新闻,最极端最令人不安的幻想也只是儿童故事了。克雷的那本书怎么办?还是现实吗?目前我可以说我遇到了写作瓶颈: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要变成书里的角色。可是,约见的时间还写在日历上,谁也没有声明取消;在铁栏杆和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和一个肯定没有袭击我但有可能知道凶手是谁的人谈话,我觉得这不是个坏主意。于是我收拾行李,搭夜班火车过去,住进同一家倒霉的汽车旅馆。我给达妮打过电话,但没人接听。她也许在工作,赤身裸体悬在一根钢管上。
然而,监狱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温暖和舒适。尽管穿过一道道铁门不比出家门走到餐厅更可怕,但我还是缺少安全感。就仿佛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我就是“那个人”,所有人都盯着我看,我感觉受到眷顾又羞愧万分。我感染了“克雷病”,过安全门的时候,似乎连搜身的狱警都不想碰我。我就像夜总会里声名狼藉的贵客,被一阵风似的送进了会见室——特蕾莎·特雷奥已经到了,坐在破旧的售货机旁用脚尖打着拍子。看见我,她站起身。
“很好,你来了,他们在等你。”
“他们?”
“卡罗尔想见你。弗洛斯基女士。”她心里憋着什么话,使得她喜气洋洋的,像个小女孩。她两眼发亮。“我们——她见过了法官和州长的首席法律顾问。情况现在很乐观了。”
“很高兴三个女人被开膛破肚让你这么开心。”
她被我挖苦得扭过头去,捏起桌上的薯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为她们感到抱歉。但现在警察也许能抓到真凶了。”她说。
“警察?拜托。知道他们的首要嫌疑犯是谁吗?我。”
特蕾莎挑起眉毛,我哈哈大笑。
“更吓人的是真凶了解这三个姑娘,知道我什么时候见她们,知道她们的地址,什么都知道。”我凑近她,看着她的眼睛,“谁知道这些情况?克雷。你可怜的无辜受害者。”
特蕾莎和我对视,说:“很多人有可能知道。包括我。”
包括你。我想起我在她衣服底下瞥见的文身,想起我与血族T3的在线聊天,我觉得她有那么诱人的一丝变态,她有不为人所知的内心活动。我的粉丝。喜爱吸血鬼的怪人。我问自己:她会不会知道我究竟是谁?我回答自己:那又怎样?我感到眩晕,又尝到了苦涩的胆汁味道、恐惧的可怕味道:反胃、肾上腺素和铁路热狗的混合物。警卫出现在门口,叫出我的名字。
“回头见。”我说。她似乎对我露出诡秘的笑容,然后从包里取出我的小说。
48
“哈利。”克雷微笑着摇摇头。弗洛斯基坐在他对面。另一把塑料椅留给我。“哇,你脸色好难看。不过考虑到你经历的事情,大概已经算还好了吧。”
弗洛斯基抽着香烟,透过烟气打量我,像是在研究我的个性,也可能是在给我算命。我坐进椅子,烟雾擦过我的面颊。我想打喷嚏。
“是啊,”我说,“这几天过得很苦。”
“不奇怪。”克雷说,“我们一直在关注新闻,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他笑得愈加灿烂。弗洛斯基冷漠地看着我。我看看克雷,看看弗洛斯基。
“我不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弗洛斯基扔下烟头,用鞋跟在伤痕累累的油毡地毯上蹍熄。“他的意思是说这下你知道被媒体围捕是什么感受了,知道遭到警察的暴力虐待、无辜成为可怕罪案的嫌犯是什么感受了。”
“希望你有个好律师。”克雷哧哧地笑道,但弗洛斯基的一个眼神让他住了嘴,“对不起。”他拿起手指慢慢啃。他露出微笑,白色大牙像是切进了牙龈。“因为紧张而笑,”他说,“绞刑架笑话,明白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有见过这几个姑娘,但通过信件和照片似乎已经认识了她们。这种认识有其亲密感,你明白吗?父母、朋友和家人都在哀悼她们,但我知道她们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她们只把这一面托付给我。人们不明白这种联系有多深,但你当然明白,因为你全都知道。”他坐起来。我能看见他刮脸时割伤的小口子,位于喉咙根部。我能看见他假牙缝里的食物。“你不会凑巧带了那个故事吧?桑德拉的故事?”
我猛地后退,像是他企图吻我。“我他妈没写。”我说。
“好了,好了,”弗洛斯基开口道,“够了。我没时间听你们扯这些。你当然不可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