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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布拉格的上流社会里，人们把咖啡馆看成是高尚的，小酒馆是低俗的，那么对于赫拉巴尔来讲，他毋宁选择小酒馆，因为这里更加热气腾腾。人们可以相互碰杯，拥抱。赫拉巴尔这个出身其实还不赖的摩拉维亚人，乐于混迹在小市民中间，跟他们碰杯。他的心中，“有一个小市民和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在争吵不休。”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在一个“一分为二”、不是高倘就是低俗、不是爱就是恨、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上帝就是撒旦的世界里，赫拉巴尔把它们都装在一起，然后像调鸡尾酒一样摇一摇，混合在一起。赫拉巴尔可不喜欢把世界这么一刀劈开，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对待，在他的心目中，这个世界可以一视同仁。赫拉巴尔是胆怯的，所以他更加宽容和赞美世界。有着这样心灵的小孩子，他跟那种既定的教育模式当然无法融合在一起。赫拉巴尔“不喜欢上学”，“在学校里只是熬日子”，他的生活“从六岁起我关心的，就只是水、小溪、小河和水塘，主要是流动的水。”从热爱水过渡到热爱啤酒，赫拉巴尔选择了一种混沌的方式。
操行的低下，使得赫拉巴尔跟啤酒走到了一起。不是说赫拉巴尔因为嗜酒而被判有罪，而是他天然地跟酒关系密切。我们从文明史里，看不到一个酒圣徒。圣徒都是节欲的典范，而酒鬼恰恰相反。酒不是贞节的象征，而是堕落的符号。而对于一名小说家来说，“堕落”恰恰是升华。赫拉巴尔的继父拥有一个酒厂，他在离家出走来到布拉格平民区生活之前，生活还不错。也就是说，他拥有跟贩夫走卒相互隔离开来的条件，他完全可以步入布拉格二楼的咖啡馆，而不是底楼的小酒店。然而，赫拉巴尔选择了后者，他因此感到自己生活得如鱼得水。他满足得好像自己是一个国王。
我们都知道，酒能让一个闷罐打开拉环，倒出身体里面滔滔不绝的豆子。在每个人都喝上两杯啤酒之后，小酒馆里所有的人都平等了。这里只有急促或者缓慢的倾诉者，这里只有耐心或者焦急的倾听者，这里或许会出现像《好兵帅克》里的“杯杯满”酒家里的密探布雷特施耐德那样的人，然而人们照样会把他看成一个同类——除非他不喝酒，只是支起耳朵在捕捉话语的音符。既然像“杯杯满”酒家的掌柜巴里维茨先生说话那么小心谨慎都会被布雷特施耐德密探投入监狱，那么还不如开怀畅饮，纵情倾谈呢。
尼采对“酒神”与“酒神艺术”的描述揭示了生存的真谛：“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
酒意味着狂欢与和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酒馆对于赫拉巴尔来说，就是一个和谐的、狂欢的世界。从文学的意义来说，我们也可以雅化地把这表述为“文学的狂欢话语”。
赫拉巴尔不仅在小说里一次次地提到啤酒，而且在文章和访谈里，也反复提起。
赫拉巴尔说他“更多地像个酒馆轶事的记录员而不是个作家”，还说，“我像孩子般地盼着上啤酒馆，我爱边聊天边喝啤酒，啤酒能帮你加速思考，发现一些你早巳塞到哪个角落里的故事和想法，在喝啤酒的时候甚至还能编造一些故事出来。”赫拉巴尔对小酒馆充满了感情，他说，“小酒馆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喧嚣的孤寂，不仅是我喝啤酒的地方，而且是由啤酒带动舌头进入创作的地方。小酒馆是发展语言、产生隐语和新的习惯语的地方，在小酒馆也经常产生出一些类似集体创作的匿名趣闻。”
因为热爱喝啤酒和上小酒馆，赫拉巴尔甚至还产生出一种狂想：“我想要一个女儿，一个诞生在啤酒泡沫中的女儿……头一年我只用啤酒给她洗澡……”
上帝创造出人类之后，就撒手不管了；人类自己创造了酒，让自己变成了上帝。手里端着一杯啤酒的人，他的心里涌现了上帝般的情感。赫拉巴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啤酒教狂人。他要用啤酒给自己的女儿施洗，这是他的魔法之一。一个人既然能够因为酒而变成自己的上帝，那么他就无所畏惧了。同时，他也就宽容了。事实上，赫拉巴尔就常常赞美所有的事物：美和丑、高尚和卑鄙、伟大与渺小、贵族和平民、敌人和朋友。
在《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里，蒂迪尔因为伺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而看淡了人与事，赫拉巴尔相反，他因为自己的丰富生存经历，而变得单纯。他把自己的生存，简单地蒸馏成啤酒。
就其本质特性来说，啤酒就是单纯的物质，越单纯越甘美。
舌头的舞蹈
在《好兵帅克》里，密探布雷特施耐德选择在“杯杯满”酒家里探听消息，套帅克的话，显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在酒家里，两杯猫尿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布雷特施耐德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你说话，就不会没有把柄。像酒家老板巴里维茨那么谨慎，谨慎得好像密不透风一样的人，照样让布雷特施耐德抓住了把柄。
赫拉巴尔在喝啤酒时，感到官已是自由的，是一个国王，他甚至边喝啤酒边构思小说。从啤酒到小说，赫拉巴尔的写作类似一种发酵的过程，而且是加速发酵的过程。啤酒功能和小酒馆的气氛，让赫拉巴尔对人物和世界产生的不是爱憎分明的情感，而是一股脑的赞美。正如刚才所说的，连最糟糕的事情，也让人惊叹。喝醉了的人，有时候就像着了魔一样，小酒馆的气氛，则类似“瓦卜吉司之夜”，是一个“群魔乱舞”的场所。在这里，人们的舌头仿佛被装上了弹簧一样，在啤酒的催动下跳舞。、
一个喝醉了的人，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他的脚步是踉跄的，他的情感是丰沛的，他对什么事物都充满了惊奇感。
在《中魔的人们》那里，“中魔的人”就是这种醉酒的状态。因此，酒醉的状态，有些类似“中魔”。水泥厂的粉尘布满了大地，让人喘不过气来。然而，“有一个叫做马雷切克的退休工人搬到克拉托维那边，的林子里去住了……过了两星期人家用救护车把他送了回来。那儿的新鲜空气使他得了哮喘病。回来后才两天就又是一条硬朗汉子了。”
实际上，在《中魔的人们》里的那些快活的主人公们，他们都是一些滔滔不绝的人。水泥厂边的退休老工人对“我”喋喋不休，我要拜访的民间画家布尔卡非常饶舌，而布尔卡的父亲布尔甘先生，更是一位“口水多过茶”的活宝。该同志不仅用镰刀砍自己的脑袋，开摩托车冲进荆棘丛，自制炸药结果把自己连同四百公斤大粪一起炸飞到六米的高空。他的伴侣，画家布尔卡的妈妈布尔甘太太，则对附近营地的战士们的手榴弹爆炸声着迷，星期天听不到爆炸声，竟然睡不着觉。在《中魔的人们》这里，那些“不合情理”之处，才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好的坏的，新鲜的和腐败的，全部都混淆乃至颠倒了，这是中魔的人的征兆之一。对于一个所谓的正常人来说，啤酒能够让他产生类似的混淆状态。这种混淆，或许可以跟“幽默”加以类比。实际上，“幽默”就是一种混沌的物质。
昆德拉引用了诗人奥塔维欧·帕兹的解释来阐述“幽默”：“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在其本质的意义上来说，“幽默”不需要判断，它只需要效果，一种降格或者升格的效果，一种巨大的反差带来的令人喷饭的效果。对于道德家来说，幽默却是有毒的，致命的。
赫拉巴尔对于“幽默”有自己的解释：“幽默和笑是最高的认识，痛苦的事件变成怪诞场面，成为一件轶事的影射和暗喻。令我恐惧的种种事情从怪诞的角度看就都变成了幽默。”
由此类推，“幽默”不仅是文学的修辞，实际上是弱小者的生存哲学。在捷克，哈谢克、赫拉巴尔把这种微妙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的状态。在“幽默”中，帅克让整个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幢纸糊的大厦。所有那些帅克一本正经地严肃遵守的条令法规，都显得极其荒唐可笑。就像捷克的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一样，帅克在贩狗之余，也去小酒馆喝上两盅。然而，就在“杯杯满”酒家，他碰上了一个密探布雷特施耐德。这个密探恰恰是“幽默”的敌人，他按照一种既定的逻辑来阅读帅克和其他人，因此就显得无趣了。
对于小酒馆里的人来说，喝了啤酒并且讲述，这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意义。假设我们像密探布雷特施耐德那样倾听和阅读哈谢克或者赫拉巴尔，那将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小说经不起逻辑的严密拷问，在小说这里，道德被延缓了。不是说小说没有道德，而是小说不给出既定的、明确的道德范畴。小说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一种讲述。在我们中国，小说的历史是类似“说书”的历史，而在欧洲，小说是一种冒险——刚才我们引用过赫拉巴尔的说法，话多是危险的。因而，作为一种讲述与倾吐，小说也是危险的。小说总是话多。在赫拉巴尔最为看重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里，汉嘉的独白就显得很“唠叨”。
捷克的两种文学传统
在欧洲的小说先驱拉伯雷的《巨人传》那里，小说首先地而且是首要地被赋予了戏谑的功能。
“卡冈杜埃”是个巨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以作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情还望各位看官见谅。这哥们从乡下来到首都，不仅不老老实实地呆着，反而一泡巨尿把巴黎淹了个水漫金山，连巴黎圣母院也差点遭了没顶。至于巴黎，财因为他这一泡尿而死了三十七万人口。
不真实吧，不要紧，拉伯雷本来就不是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的。
昆德拉对此心知肚明：“格朗古歇太太有孕，吃太多的大肠，多到了别人只好给她吃收敛药的地步：胎儿实在太壮实，使胎盘叶松弛，卡冈杜埃滑进一条动脉，爬上去，从他妈妈的耳朵里出来了。从前几句开始，这本书就把它的牌打了出来：这里讲的不是什么正经事；也就是说，在这里，人们并不声明什么真理。……小说家与读者间的契约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这本来很清楚：我们在这里的讲述不是认真的，即使它涉及到再可怕没有的事情。”
昆德拉一直非常担心读者没有幽默感，担心读者坐实他的小说主人公，他还一再强调，他的小说不过是“爱情小说”而已。因为如此紧张，昆德拉自己反而失去了他一直强调的那种“幽默”感。昆德拉是那种对读者疑神疑鬼的人，对翻译家疑神疑鬼的人，对误读满怀仇恨的人，所以他是一个无法完全释放自己的人。他的文学前辈卡夫卡似乎也一样——他甚至连自己都不相信。他在遗嘱里，吩咐好友兼遗嘱执行人布洛德把自己的小说稿子付诸一炬。然而，布洛德违背了他的意愿。一个不相信读者的人，往往对世界持怀疑态度，对自身也缺乏信心。卡夫卡的“变形”和昆德拉的“轻”，都是一种怀疑论的结果——因为缺乏什么，肉体反而浮沉在空中，无法落实。昆德拉常常被世界的“偶然性”所惊吓。在《为了告别的聚会》那里，一罐偶然的毒药，结束了整部小说。而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里，托马斯和特丽莎更是一种偶然。特丽莎就像一个篮子里的婴儿，顺水飘到了托马斯的床前。可是，这个篮子，为什么不会飘到别人的床前呢？托马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无法对偶然性释然。相反，人家女画家萨宾娜却能在这种偶然性中，全身而退。相比之下，萨宾娜是一个幽默的人，她具有巴努什般搞笑的特质。跟她相比，托马斯只不过是表面的潇洒。用托马斯来暗喻昆德拉本人，其实也一样。和赫拉巴尔比较起来，昆德拉一直无法寻找到一个稳固的视角。他对知识分子态度暧昧，对他们的立场怀疑，同时，他又无法站到像赫拉巴尔的“第，四种人”那种角度上去。昆德拉讨厌庸众，他说过，“媚俗”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敌人。昆德拉用媚俗和赫拉巴尔区分开来，后者恰恰是“爱俗”的，他乐在其中。
在这里，卡夫卡和昆德拉都拥有一种俯视的角度。他们俯视芸芸众生，充满怜悯和同情。
跟卡夫卡和昆德拉相反，赫拉巴尔和哈谢克的精神来源却是啤酒和小酒馆，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听众、读者，而且对自己充满信心小卡夫卡和…昆德拉是自上而下的，哈谢克和赫拉巴尔是自下而土的。自上而下有布道的色彩，自下而上则充满赞美，对一切事物的赞美，对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赞美。
哈谢克是赫拉巴尔的直接精神导师。《好兵帅克》里的“帅克”是一个——按照赫拉巴尔的说法——极其纯洁的人物。他总是用一种类似天真的表情，从容不迫地应对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罪行。帅克非常体谅和理解各位辛苦操劳国家大事的大人们，他听完提审官的宣读，立即就签名画押了，他说：“以上对我的控告，均属事实。”控告本身是事实，然后并无内容。提审官和帅克都需要这种形式，他们配合得天农无缝。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人们对当权者不是操家伙去拼命，而仅仅是讽刺和幽默。也正是在这点上，政治家哈维尔粗暴地介入了小说家昆德拉的艺术当中，便有了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一点都不“幽默”了。
赫拉巴尔也不战斗——他是一个怯懦的人——但是他在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布拉格之春”发生的1968年，小酒馆的常客、常常是因为喝了几杯啤酒就滔滔不绝地开讲或者听别人神侃的赫拉巴尔，也遭到了小说带来的惩罚，他被禁止了写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树林里，赫拉巴尔坐在屋顶上，带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对着自己诉说，像他自己定义的“巴别代尔（中魔的人们）”那样，滔滔不绝，耳出了不朽的长篇小说《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我相信，在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只要有可能，赫拉巴尔一定端着啤酒，跟自己干杯。阅读《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时，我看到的是一个酒到酣时的老先生，正倚在桌子的一角上，滔滔不绝。说老实话，“讲故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小说叙述模式之一，《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好兵帅克》、《拉伯雷》和《堂·吉诃德》也是这种模式。
在另外一部赫拉巴尔非常看重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里，那个被时代和人类社会抛弃的垃圾打包工汉嘉，除了打包的必要劳役之外，他的最大乐趣就是读书和喝酒。这是两种性质类似的行为，读书和喝酒，都能让汉嘉飞升，使得他的庸常的、苦难的生活，变成一种审美的活动。汉嘉喜欢在每一个垃圾包里，放进一本类似康德的《天国论》的名著，在垃圾包外面，细心地打上一张名画的印刷品，比如凡商的《向日葵》。由此，汉嘉让自己脱离了地下室乃至整个捷克的世俗社会，进入了审美的领域。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酒”甚至比镜子还重要。镜子让人们认识自我，酒则恰恰相反，酒让人迷失；更多状况下，迷失是令人愉快的事情。我们看到，高雅人士都酷爱镜子。在巴黎的凡尔赛宫里，有一个镜子的长廊，让每个游客来到这里都原形毕露。镜子是自恋者的宝物，相反，酒则是一种。真正的迷失。“第四种人”不需要自我，他们扔掉自我，就像扔掉一只破鞋一样。
博尔赫斯说，镜子和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都使得人口增加。
博尔赫斯是一个严肃的人，从照片上看起来不苟官笑，内心充满了智性的思考，说话非常有趣。在哈谢克的时代，布拉格的另外一名文学大师卡夫卡有如博尔赫斯，他们都非常严肃，严肃到了忧郁的程度。他们都见解独特，偶尔在严肃的场合下说出了令人喷饭的事情。
在捷克的后来作家中，昆德拉是卡夫卡的智性传人，赫拉巴尔则继承了哈谢克的衣钵。卡夫卡和哈谢克代表了捷克文学传统的两个极端。卡夫卡是优雅的，智性的，哈谢克是粗俗的，戏谑的。哈谢克和卡夫卡出生在同一年，又同在四十岁那年死去。但是，他们虽然都在布拉格生活，却从未谋面。对此，赫拉巴尔评论道：“因为无产者哈谢克总是出入于楼下他的那些小酒馆里，而卡夫卡跟他的朋友们则常去二层楼上的咖啡馆。”
跟卡夫卡和哈谢克的关系类似，赫拉巴尔和昆德拉这两位当代最有名的捷克作家，同样避免碰面。在赫拉巴尔的文章里，似乎没有提起过昆德拉，而昆德拉的文章里，也没有赫拉巴尔的名字。
小酒馆和咖啡馆的对应非常有意思。小酒馆里弥漫的是一种随意的气氛，而咖啡馆里，则充满了严肃。正像赫拉巴尔暗示的那样，一幢楼如果有自己的身躯的话，那么二楼就是头颅，底层即为躯体。躯体总是充满欲望的。在《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里，主人公、小矮人蒂迪尔就充满了成为“百万富翁”的欲望。他盼望着自已有朝一日能够发大财，好用一百克朗的钞票在地板上铺着玩。
是的，在地板上铺钞票玩的确不太严肃。但是蒂迪尔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成为百万富翁。同样，虽然赫拉巴尔喜欢出没于布拉格的小酒馆里，但是我们也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赫拉巴尔的理想更为远大，他要成为整个时代的见证人，就像他“作为列车调度员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赫拉巴尔虽然漫步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貌似一个邮递员，然而他却